德布拉西奧(deBlasio)市長若真想結束紐約的“雙城記”格局，那么他面臨著艱巨的任務。紐約市已然成為美國大都市中，體現出收入不平等加劇和社會流動性減少這一全美乃至國際趨勢的最佳范例。

　　這位新任市長仍能采取一些舉措來改善狀況，至于他是否能夠扭轉這座城市曾經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在近30年來日漸空洞化的趨勢，初步跡象就沒那么樂觀了。

　　由于生活成本猛增而薪酬停滯不前(那些社會最頂層的人士除外)，紐約已經從每個人都可以獲得成功的地方，轉變成了功成名就人士及其家族的地盤。

　　在這座城市中，富人的確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其它居民只能勉強維持生計。

　　曼哈頓現在是美國最不平等的縣（1980年時還排名第17位），基尼系數——衡量最富有和最貧窮居民之間差距的系數——比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還要高。

　　根據紐約市立大學(CityUniversity)最近的意向研究顯示，1990年至2010年，紐約市1%最富有居民的收入中位數從452,415美元直線上升到716,625美元(按照2010年的美元計算)，而底層60%居民的收入根本沒有任何變化。這種趨勢在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Bloomberg)出任市長前就已出現，這位億萬富豪市長把紐約設想為“奢華城市”，德布拉西奧來要想扭轉形勢并沒有那么容易——尤其是考慮到他推出了費用高昂的公共雇員合同和項目，比如免費學前班，進一步加強了這座城市對其最富有居民的依賴。

　　2009年，收入在100萬美元或以上的紐約居民比例為0.5%，而他們的收入之和占全市收入的27%(是全美比例的近三倍)，他們占納稅總額比例還要更高。但是，盡管這些經常參與奧巴馬總統籌款晚宴的時髦人士都發了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幫助了大銀行而不是勞工階層的低息政策——但就在哈萊姆河(Harlem River)的對岸，布朗克斯區三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貧困中——使這里成為全美最貧窮的都市縣。

　　在布隆伯格擔任市長的多年里，紐約在豪華住宅和無家可歸方面都是全美領先的城市——這座城市無家可歸的家庭數量增加了73%。今年1月，每晚都有21,000名兒童置身于紐約市的收容體系，這是史無前例的數字。今年，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

　　隨著這座城市的經濟變得越來越不平等，種族隔離情況也越來越嚴重。人口學家丹尼爾·赫茨（Daniel Herz）的調查分析顯示，紐約現在是美國種族隔離第二大嚴重的城市，僅次于密爾沃基。紐約的非洲裔美國人收入都不到白人的一半，相比之下，鳳凰城和休斯頓的非洲裔美國人收入則將近白人的70%。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民權項目一份駭人的報告顯示，紐約市公立學校體系的種族隔離情況目前是全美最嚴重的。

　　正如這份2014年報告中所述：“2009年，紐約州的黑人和拉美裔學生在高度隔離的公立學校中的集中程度是最高的(只有不到10%的白人學生就讀)，接觸到的白人學生是最少的，在學校與白人學生的比例最不均衡。”

　　再沒有比新興時尚和日益昂貴的布魯克林區更能明顯體現這些差距的地方了。在我父母出生的那個區，1999年到2011年間居民收入不升反降，盡管在更靠近曼哈頓的地區，財富出現了大幅增長。

　　大約四分之一的布魯克林居民——其中大多數人是黑人或拉美裔人——生活在貧困中。

　　布隆伯格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吸引世界各地的億萬富豪移居本地，使他們的財富逐步向下滲透，這將是天賜良機。但這個設想并沒有實現——至少對大多數紐約人來說。億萬富豪紛紛涌入紐約，購買資產，帶來了經濟繁榮，但是紐約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層卻沒有受益。

　　使用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數據，分析師亞倫·雷恩(Aaron Renn)預計，2010年以來紐約市的人均GDP僅增長了2.3%，比全美3.8%的平緩增速還要低，也落后于布法羅、克利夫蘭和巴爾的摩等歷來運氣不佳的城市。

　　2010年以來，生活在貧困中的紐約居民比例不降反生，增長了1.1%，雖然家庭收入基本持平。

　　紐約并沒有打造一個向上流動的社會，而是成為“富人經濟學”（plutonomy）的縮影，這一概念由花旗集團（Citigroup）研究人員提出，指主要由富人的投資行為和消費推動的經濟和社會。這造成了對低端服務員工的大量需求——遛狗人、咖啡師和服務員——但是沒有為紐約的中產階級或有抱負的人士帶來多少工作機會。

　　經生活成本調整后看，紐約的平均薪酬處于所有主要都市區中的最低水平。換個說法，為了生活在這五個行政區，在紐約工作的居民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這讓那些不強求住在這里的中產階級個人和家庭退避三舍。

　　中產階級的外流已經持續了30年，根據一項指標衡量，在美國最大的100座城市中，紐約現在是中等收入社區比例排名倒數第二的城市。隨著中產階級的式微，就連這個創造力階層的典范們——音樂家、藝術家、作家——都日益感到步履維艱，且付出得不到應有的回報。搖滾偶像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哀嘆道：“紐約已經對年輕人和奮斗者關上了大門。當初的紐約市已經不復存在。”

　　而這正是充滿活力的紐約人選舉德布拉西奧并希望他加以解決的問題。而他也清楚，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性，以及更重要的，日漸減少的機會，是必須著手解決的問題。

　　至關重要的是(而且德布拉西奧比他的前任更加明白)，紐約更需要把發展重點放在外圍的幾個區。即使曼哈頓依然是典型的豪華都市，紐約市的其它地區仍可以改造為中產階級就業和發展機會的動力來源。

　　一種方法是專注于多元化的經濟增長，正已經為休斯頓、達拉斯-沃斯堡、納什維爾和匹茲堡等城市的員工帶來益處。

　　當然，可以通過港口和物流等行業創造部分中產階級的就業崗位，重新復蘇食品加工和專業家居產品等行業，推出政策來鼓勵而不是過度監管商業服務行業的小型企業。

　　但是，德布拉西奧致力于增加更多稅收，為雄心勃勃的新計劃、更慷慨的社會服務和城市雇員的新合約支付費用，這可能重蹈布隆伯格押注富有人士的覆轍。

　　他積極推行的綠色能源政策可能是壓垮紐約僅存的物流和制造行業的最后一根稻草，加利福尼亞已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他屈服于教師工會和針對特許學校的未遂攻擊，可能進一步削弱公立教育的作用，而公立教育對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居民來說至關重要。

　　實際上，德布拉西奧政策的效果最終可能變得更像是一場新維多利亞運動，而不是一種進步的舉措。這座城市中依賴于政府慷慨舉措的居民可能會越來越多。

　　下層階級的少數幸運成員在為富人建造的大廈里獲得了補貼住房，但是他們有獨立的入口，不能使用豪華設施，這就是所謂的“寒門”(poor-door)現象，重現了沒有社會民主的維多利亞式樓上樓下社會。

　　關鍵點在于：紐約正在失去“機會之城”的地位，而德布拉西奧的政策不可能把已經抽離的階梯放回原處。

　　一座偉大的城市不能只為富人服務，而把其它居民改造成富人的仆人或貴族責任受益者。正如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對紐約的創始城市、17世紀阿姆斯特丹的描述那樣，紐約需要成為“一座存在無限可能的城市”。

　　這條準則必須適用于大多數紐約人，而不僅適用于超級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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