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京華時報》十月二十日消息稱:武漢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十月十九日發出通報:“日前一環衛女工在制止車窗拋物時,被一坐在寶馬車里的男子連扇兩耳光。環衛女工面部紅腫并向警方報案。隨后武漢市城管委向這名女工頒發了一千元的‘委屈獎’”。
在以解決當今中國的法治問題為主要內容之一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即將召開之前的十月十八日,武漢市女環衛工劉福香在制止一個坐在寶馬牌轎車里的年輕男子向車窗外拋灑垃圾的不道德行為時,年輕男子不但不聽從制止,反而下車抓住劉福香的衣領,接連搧了劉福香兩個耳光。在毆打完劉福香之后,“寶馬男”又囂張地說:“你只管記下我的車牌號,我不怕你報警。”然后便上車瀟灑而去。
在接受調查時,劉福香說:“我從頭到尾還手,也不敢攔他,他比我高一個頭。”
“寶馬男”之所以敢如此的囂張,蓋因為其肯定是一個先富起來的人或者讓是富二代。而政府之所以要為劉福香頒發“委屈獎”,就在于她還是一個待富者。
待富者,為改革教長老級的人物厲以寧所創的一個當代中國的經濟學名詞,意思就是指那些有別于已經富裕起來的少數人之外的、至今仍然還處于窮困之中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而目前的待富者,絕大多數都是象劉福香這樣的工人與農民以及還不如她們的那些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等必須要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才能生存下去的勞力者。
慕尚虛榮的我們中國人,從來都是極其講究面子的。因此在我國民間也就很早就形成了“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這樣的習俗。由于打別人的臉是極具侮辱性的行為,因此往往也會招致被打者的激烈反抗。劉福香被人連打了兩個耳光沒有反抗,不是不能,而是不敢。而也正是由于劉福香遭受到了如此嚴重的侮辱而沒有敢反抗,所以武漢市城管委才為劉福香頒發了高達一千元錢賞格的“委屈獎”。光天化日之下,劉福香遭受到了如此嚴重的侮辱之所以不敢反抗,不可能是出于體力上的差異,而只能是攝于法律的威嚴,或者更可能是已經泯滅了反抗的意識。
在毛澤東的時代,黨和政府號召中國人、尤其是號召中國婦女的是“造反有理”和“婦女能頂半邊天”、不愛紅裝愛武裝”等。如今,政府卻為受辱的中國人、特別是為那些受辱的中國婦女去頒發什么“委屈獎”。然而如此高賞格的“委屈獎”究竟能獎勵出什么?恐怕獎勵出的只能是中國人慣常的那種逆來順受的性格,獎勵出的只能是中國人一貫懦弱的那種國民劣根性。
國民性在每一個人身上所反映出來的,就是人的性格。而在整個民族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共性,就是民族的性格。英國的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經說過,性格決定命運。其實性格不僅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而且更能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就在我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代表、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和美國的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共同主持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時所傾訴的“我們兩家不能走離婚的路,象鄧文迪和默多克,代價太大了”這樣的柔情蜜語言猶在耳的時候,針對我國在南海維護國家主權的合情與合理做法,出席第十二屆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卻惡狠狠地進行了如此嚴厲的威脅:“如果中國試圖限制本區域的航行自由或忽視國際規則,美國將不會尋求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爭議危害了地區和平,中國沒有處理好與這些國家的爭議,對東亞的繁榮構成威脅。對那些妄圖挑起世界恐慌的,我們將打敗你。”
南海問題對于我們中華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失去了南海,中華民族也將失去未來。而面對在國際公開場合所遭受到的如此嚴重的威脅與侮辱,讓人感到驚訝與不解、甚至是感到恐懼的是,除了率團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在對話會上面帶微笑地說了幾句維護我國面子的不痛不癢的場面話之外,我國政府對此卻竟然沒有進行任何的回應。特別是我國國內的所有官方媒體在報道此事的時候,更是連哈格爾全部的威脅話語,都沒有敢向自己的人民公布。以至于十三億多中國人中的大多數,其中包括那些下崗失業失地的工人和農民,盡管至今仍然還逃脫不了朝不保夕這般的生活窘迫,甚至還要遭受靠妻女賣淫才能生存下去的這樣侮辱和折磨,卻也依舊沉浸在公知們所意淫出來的“崛起”、“盛世”和“中國夢”這樣的夢境之中。
在當今的這個時代,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外交理念,最能反映出這個國家的國民性。一個國家的國民性,在自己國家的內部,不會有什么突出的表現。而只有在對外交往、交流、對比、碰撞的過程中,才能夠充分地展示出來。
三十多年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這個私有化改革的號召和為了鼓勵、縱容、保護先富起來的少數人的法律及政策,不僅撕裂了中國社會,而且更使少數先富起來的勞心者以及他們的后代,都變成了吃人的野獸。把多數淪落下去的勞力者和他們的子孫,都變成了不僅要遭受奴役,而且如有必要,還會被野獸吃掉的牲口。而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幾千萬的工人被趕出了工廠的大門,幾千萬的農民失去了土地,從而使他們都和劉福香一樣,成為了受人歧視、剝削、壓迫、甚至是侮辱的勞力者。正是由于看到了改革開放后勞力者們的悲慘命運,因此當私有化改革進一步深化的時候,才遭到了通鋼工人的大規模激烈反抗。而通鋼工人大規模的激烈反抗,也使勞心者們意識到了就象俗話所說的“再好的刀傷藥,也不如不拉口”那樣。任何迫使人民不敢反抗的手段,也終究不如徹底泯滅人民的反抗意識。而要徹底泯滅人民的反抗意識,那就只有恢復孔孟之道的統治思想的地位。而只要恢復了孔孟之道的統治思想地位,那就在喝干了人民的血之后,還能實現社會的和諧。只要意識到這一點,那就不難理解在準備徹底摧毀我國公有制經濟基礎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即將啟動的關鍵時刻,為什么要高調地紀念孔子的誕辰了。
改革開放后我國所采取的這種民族內部的競爭機制,盡管方便了把中國十幾億的勞力者都變成人口紅利,把十幾億的中國人民都變成了任人奴役、宰割的牲口,但這卻嚴重損害了中華民族在國際上競爭能力。因此同樣也就方便了帝國主義這頭國際野獸吞噬整個中華民族,所以美國這才敢越來越猖狂地威脅、侮辱和遏制我們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的國際競爭能力越來越弱,而美國卻又越來越暴露出它要吞噬我們中華民族的野心的時候,拋棄毛澤東思想而恢復孔孟之道的統治思想的地位,那純粹就是在自尋死路。
野獸在任何的時候,終歸都是要吃人的。但由于時代畢竟是進步了,于是就連野獸在吃人的時候,也變得“文明”了起來。因此吃完人之后,也往往會給被吃的人頒發一項“委屈獎”。三十多年來,為了少數人的先富起來,中國的工農大眾因為性格懦弱盡管受盡了委屈和侮辱。然而只要中華民族在,那么中國的工農大眾遲早或許還能得到政府頒發的一項“委屈獎”。可是如果由于民族性格變得越來越懦弱,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這頭國際野獸整體吞噬了,那么中國的工農大眾恐怕就沒有劉福香那么“幸運”了。而只能是在中華民族象印第安人那樣被整體滅絕之后,隨著中華民族的整體而獲得一項由美國政府頒發的象“美國人最佳朋友獎”那樣的國際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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