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國戰略對決窗口逼近

　　全球央行為何“性無能”：得貧富分化“癌癥”

　　張庭賓

　　全球市場上演了戲劇性的一幕。

　　正像筆者9月16日預計的那樣，美股大跌。上周三(10月15日)，標準普爾指數最低跌到1820.66，距離前期高點2019.26點已經跌去了近10%，市場出現恐慌性拋盤。美聯儲官員坐不住了，紛紛發言安撫市場，有委員表示將最后一個每月100億美元的QE退出延遲到12月，甚至有委員聲稱要推出新一輪的QE。在美聯儲重新寬松的安撫下，美股報復性反彈，標準普爾指數從低點大漲3.63%，17日至1886.76點收盤。

　　美股此輪下跌，從技術面上看，是過度上漲，各項主要技術均已經超漲，特別是阿里巴巴的超級上市，透支了市場主力多頭的能量，回調勢在難免;從基本面上看，與埃博拉疫情傳播至美國有關;從地緣政治來看，是與烏克蘭民眾需要俄羅斯石油天然氣過冬，烏克蘭沖突將進入暫時緩沖期，歐洲局面相對穩定，國際熱錢流入美國減緩有關;從貨幣面看，是美國退出QE接近尾聲，美聯儲加息預期提前，市場流動性趨近有關。

　　在上述因素中，貨幣因素是相對主要，即美聯儲恢復正常貨幣政策，而美國經濟和股市已經對QE吸“毒”上癮，一旦戒毒當然會難受。

　　如今，全球央行已經對QE上癮，除了美國QE1-4之外。英國、日本也非常嚴重。中國也高度依賴QE，過去一直通過外匯占款增加而進行大規模QE，在今年7月以來外匯占款減少乃至負增長的情況下，不得不直接進行QE，已經分別對國開行、四大行和股份制銀行注資1萬億、5000億和2000億元人民幣。最新加入QE行列的則是歐洲央行，它從10月17日開始購買抵押債券;并將從四季度開始購買資產支持證券(ABS)，購買計劃將持續兩年。

　　對于全球央行吸毒上癮的程度，花旗債券產品策略師Matt King認為，一年來全球央行如果零刺激，特別是美聯儲減少流動性支持，投資級債券利率增擴50個基點，股票的季度跌幅約10%。全球央行每季度要投入約2000億美元才能保證市場不會出現拋售。

　　按照最基本的貨幣規律，央行印鈔將帶來通貨膨脹。然而，現實中通脹仍然很低，甚至向通縮的方向發展。最新的中國通脹率僅1.6%，美國1.5%，英國1.2%，日本1.1%，歐元區僅0.3%。更有學者稱，統計名義通脹常比真實通脹高0.6%。顯然央行印鈔努力是事倍功半的，即便吃了“壯陽藥”也依然“性無能“。

　　這是各國央行的失敗嗎?不僅僅是，更根本的講是全球資本主義生了“癌癥”。美聯儲新任主席耶倫女士雖尚未證明她控制市場的水平，但她已表現出比前任更大的政治勇氣。17日，她在波士頓的公開演講中譴責美國的貧富差距。她指出美國貧富差距在大蕭條時代之后的40多年間持續縮減。而過去幾十年貧富差距卻在持續擴大。因此，她“極其擔憂”持續擴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她還質問這是否與美國價值觀相兼容。

　　美國貧富差距在大蕭條后的40年的持續縮減的動力來自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它們讓西方國家備受威脅，并成為增加社會福利縮小貧富分化的動力。然而，前蘇聯解體以來，據瑞信的財富調查報告，俄羅斯已經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最富有的10%的人擁有的財富占比84.8%;自2000年以來，中國已經成為貧富差距擴大最迅速的國家——10%最富有者擁有的財富擴大了15.4%的份額，使得他們擁有的財富達到了全民的64%。美國等西方國家也無所顧忌，貧富分化也在加劇，美國和德國這一比例分別增高到74.6%和61.7%。而那些在這個排行榜上較低的國家，比如，51.5%的意大利和55.6%的西班牙，它們正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自由競爭中被淘汰，發生了債務危機，并不得不消減國民福利和公共開支，貧富差距正被迫拉大。”

　　貧富差距會導致西方經濟學家最頭痛的“通縮”，因為富人消費率低，而窮人無錢消費，必然導致消費的萎縮，如果這種萎縮速度超過了央行印鈔速度，則是名義“通縮”。其實，如果央行不印鈔，早就通縮了。貧富分化會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社會沖突，這已經表現為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和香港的“占領中環”——按照瑞信的調查，香港10%最富有人擁有77.5%的社會財富，在全球經濟體中排行第三。

　　誰都知道貧富分化不是好事，但沒有力量能夠阻止這個糟糕趨勢，更別說阻擋了。奧巴馬曾試圖在首屆任期中增加美國醫療保障支出，然而他遭到了共和黨和國會的強力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廢。這意味著資本主義正在喪失其對于貧富分化的自我糾正能力。

　　在19世紀中后期資本主義第一輪全球化競爭高峰期，資本大國也都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它們自己沒辦法自我糾正，結果在1929年爆發經濟危機，其后相互轉嫁危機，先以經濟金融和平方式轉嫁，直到最后發生慘烈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其間培養了其后數十年的對手——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

　　當1991年前蘇聯解體，美國歷史學家福山歡呼的“歷史的終結”到來之后。人類再也沒有力量能夠遏制資本的貪婪擴展，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如今，當資本強國內部無法自我糾正，那只能向外轉嫁危機，歷史的循環正在再次發生。即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和戰爭正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逼近。

　　比一個世紀前更糟糕的是，那時地球只有十幾億人口，人類社會并不擔心能源與資源的供給，但現在不同了，地球人口已經超過了70億人，而且每十幾年就會再增加10億人，但地球很多資源供給已經達到極限。即各文明、各大國、各階層為爭奪地球有限生存資源的競爭空前激烈。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因為核武器同歸于盡的威懾，使各國不得不考慮世界大戰的后果，使得在劫難無可挽救前尚有妥協解決問題的可能。

　　與20世紀早期不同的是，那時是德國挑戰英國的霸主地位，美國乘勢而起;這一輪是美國擔心綜合國力上被中國挑戰、貨幣上被歐盟挑戰、政治聲譽上被俄羅斯普京挑戰，因此，美國的理想策略是“一石三鳥”地打擊中、歐、俄。而最佳的手段是石油危機+糧食危機+地緣政治危機(伊朗戰爭、烏克蘭動亂和東亞戰爭)。即讓歐亞大陸大動亂，美國再次利用其遠居北美的地理優勢，坐收漁翁之利。

　　簡言之，中國未來1-2年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將十分嚴峻，我們再也不能抱有幻想了。但對于中國長期國運我并不悲觀，中國遭遇大的經濟金融危機，乃至爆發戰爭、瘟疫和饑荒，更可能是“鳳凰涅槃”前的欲火之痛。因為中國的集權政體是全球唯一能夠擺脫資本主義貧富分化惡性下滑軌道的可能突破口，再加上我們終于迎來了湯因比在1971年出版《展望21世紀》所期待的那種偉大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危難反而會成為中國真正變革的動力，成為人類文明突圍升級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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