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美國摩根大通銀行擔任過副總裁、高級資產經理、金融分析師的華人黃樹東寫了一本《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的書(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介紹了新自由主義是怎樣在美國興起的。他在前言中闡明，“本書所表達的內容和觀點，純屬作者個人的觀察和思考，與作者所任職的機構無關，不代表所在機構的觀點。”

　　為什么現在我國的大部分經濟學家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推銷者，成為蹩腳的“經濟學鸚鵡”，而少數堅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陣地的經濟學家卻被邊緣化?為什么新自由主義也能在中國流行，并經過打扮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些改革的理論依據?為什么我們大學的人文社科教育內容幾乎全部西化，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學內容卻邊緣化甚至被取消?看過此書后能找到一些根源，就是我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和平演變，出現了大量“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人”;也能看到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是怎樣推行他們的意識形態的。

　　意識形態領域是必須打進攻戰的，現在到了該打掃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時候了。這是關系黨和國家不改旗易制的大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知己知彼，方能打勝仗;了解對手才能戰勝對手。我們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打贏這場意識形態領域之仗。下面將新自由主義是怎樣在美國興起的有關內容摘錄如下，作為清算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影響的參考。

　　一份改變歷史的備忘錄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其興起的背后是大國利益的影子。

　　美國精英集團深刻認識到凱恩斯共識和貨幣學派的論戰、自由巿場和政府干預的論戰、平等公正和資本效益的論戰不只是涉及具體的經濟政策、經濟管理方法、經濟結構等局部性問題的論戰，而是對美國所代表的整個經濟倫理和道義的根本論戰，進而是涉及美國霸權地位的歷史論戰。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包括信奉市場萬能的貨幣學派最初不過是少數人信奉的信條。60—70年代初期是美國面臨嚴重戰略挑戰的時期，在那個時期，美國精英集團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體制面臨嚴重的挑戰。這種體制性挑戰是全方位的：在美蘇對抗中，蘇聯居于攻勢而美國則處于守勢，美國在兩霸對抗中開始力不從心，從而面臨戰略調整，出現了尼克松主義;發展中國家普遍將政府干預和社會公正作為經濟發展的模型，素稱美國后院的拉美各國紛紛選擇國有制和政府干預;在美國自己的陣營中，西歐國家社會民主黨在歐洲紛紛執政，帶有社會主義特點的體制和政策特征在歐洲進一步涌現，實現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和政府干預;而日本則更是以一種不同的經濟模型對美國體制提出了挑戰。就世界范圍而言，人類的經濟實踐明顯地向公平的一面偏移。就美國國內而言，自羅斯福實施“新政”到20世紀70年代，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政府干預、社會福利、工會力量、政府管制已經深入經濟的各個方面。市場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在當時的情況下，傳統的自由市場受人病垢，那些提倡削減公共產品、私有化、大力降稅、降低社會福利的思潮沒有多少市場。不僅如此，進入60、70年代以后，美國問題重重。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工會力量不斷壯大，越戰泥坑越陷越深，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失業率不斷上升。1970年通脹超過6%，1971年高于4%。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內出現了對美國傳統體制的批評聲音，一種強大的、廣泛的批評聲音。這種批評挑戰美國體現的傳統資本主義的合理性，美國的體系和美國的霸權都是建立在這種合理性上的。這是美國繼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后面臨的又一個巨大的挑戰，是一次價值體系的挑戰。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價值體系上的。一旦這種價值體系崩潰，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也會隨之崩潰，導致國家利益的大量喪失。所以這種價值體系的挑戰不僅是經濟理論、經濟政策的挑戰，它同時也是國家根本利益的挑戰，是對美國霸權及其存在的道義基礎的挑戰。無法成功地回答這種挑戰，將導致美國霸權的全面崩潰。這種挑戰的嚴重性，頗類似于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臨的挑戰，那種挑戰的實質是對蘇聯體制的道義基礎的挑戰。蘇聯沒有成功地回答這種挑戰，其經濟體制喪失了合理的基礎。隨著世界范圍內對蘇聯體制的放棄，蘇聯霸權迅速崩潰;隨著蘇聯國內對原有體制信心的喪失，蘇聯的整個經濟體系迅速崩潰。

　　美國保守的精英集團，對這種挑戰所帶來的歷史危機感的洞察比后來的蘇聯要深刻得多，而且態度也要堅決得多(當然，也許是蘇聯精英們基于理想的喪失而選擇了放棄和投降)。他們敏銳地看到，任何針對道義基礎的挑戰都是一種戰略性挑戰，一種存亡的挑戰。他們對內開始尋求取代羅斯福“新政”以來建立的許多機構和觀念，取消“新政”以來的許多社會經濟政策，實施自由市場經濟;對外開始尋求輸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信條，甚至為別的國家培養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和推銷者。

　　一句話，他們要重建美國體制在道義上的優越性，要使美國體制成為世界上唯一有道義基礎的體制，要在世界范圍內推廣美國體制。

　　但是，在當時那種歷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間扭轉公眾的認識，回到自由市場時代顯然不可能。要使新自由主義從少數人的信條轉化為多數人的共識，從理論轉變為實踐，要扭轉已經形成的歷史慣性，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義者們協同作戰，全面出擊，長期努力。怎樣才能把零星四散、單兵作戰的新自由主義者組織起來?怎樣才能在全國范圍內，在各個領域里，形成一個協同作戰的新自由主義的自覺聯盟?怎樣才能將各種新自由主義者聯合在一個簡單的共同旗枳下?怎樣找到這面簡潔明快有強烈號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幟?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缺乏的。

　　影響歷史的大事件，往往發生于偶然。

　　1971年，美國就發生了這樣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劉易斯• F•鮑威爾(LewfeF. Powell)給他的朋友，美國商會主任，小尤金•西德諾(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個備忘錄。這就是著名的鮑威爾宣言,一篇新自由主義的動員令。鮑威爾是美國著名律師，1964—1971年是某一大煙草公司及其他好幾家的董事會成員，曾經為美國煙草行業的法律代理。

　　在備忘錄提出的2個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國會批準而任職于最高法院。

　　對新自由主義而言，這篇備忘錄的題目就非常振聾發聵：《對美國自由企業制度的攻擊》。這是一個捍衛美國傳統經濟體制，捍衛代表美國經濟體制的意識形態的動員令;一個代表美國企業利益，尤其是大企業利益的宣言;一個推動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迅速發展并在短時間內取得驚人的成功的標志性事件。這篇備忘錄為新自由主義者們，尤其是大企業，提供了一個大膽而全面的綱領性行動計劃。這篇宣言有三大要點：(1)美國自由企業制度受到了可怕的進—攻;(2)要對付這種進攻，任何簡單和零星的辦法都無效;(3)美國企業界必須采取聯合行動。美國前民主黨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曾這樣指出：“但共和黨在1964年選舉中失敗后……他們開始考慮怎樣才能使他們的觀念對選民更有吸引力。作為這個努力的一部分，他們轉向了劉易斯•鮑威爾……1971年， 鮑威爾為美國商會寫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備忘錄。在這篇備忘錄里他倡導一種全面的、協同的和長期的努力，在校園學術刊物和新聞媒體中傳播(新自由主義)觀念(New York Times ，2005)”。有人稱其為改變歷史的備忘錄。

　　在這篇備忘錄里，他開宗明義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會否認美國的自由企業體制正受廣泛的進攻”。“我們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進攻”，“而是一種廣泛的和持續的進攻”，而且這種進攻“獲得了強大的態勢”。

　　這些進攻來自何方呢?除了美國一般認為的傳統“左傾”勢力外，他認為對自由企業制度的這種進攻來自于“社會上那些備受尊敬的要素”，大學校園、教會講壇、新聞媒體、知識分子、人文雜志、藝術和科學，以及政治家們。也就是說，這種進攻來自于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責美國媒體，認為許多媒體出于多種動機在不同程度上，要么與這些“進攻者”協同一致，要么默許這些人充分利用媒體;他指出美國企業沒有對這種進攻實施有效反擊，實際上容忍了這種對自己的“毀滅”;他指責美國大學年復一年地培養出批判現有體制的畢業生，他認為這一批人為數不多，但能量和影響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種來自于制度內全面的攻擊。

　　他認為企業主管不能單純地追求利潤，而且要捍衛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他甚至提議企業至少要有一位執行副總裁級別的主管專職反擊這種攻擊。也就是說，企業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講政治。

　　他認為單獨的沒有協同的企業努力是不夠的。他提倡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尤其是企業界要聯合起來，協同努力，長時間不懈努力。他提出“力量來自于組織結構，來自于仔細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于年復一年不間斷的努力，來自于通過聯合行動而獲得的經濟能力，來自于通過聯合行動和全國性組織而獲得的政治力量。”

　　他認為，大學校園是這種反對自由企業制度思潮的“最活躍的單個來源”。許多大學教授對美國自由企業體制不復同情，這些人對現行體制傾向于批判而不是評論。“他們具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是引人思考的教授，他們的爭議吸引學生追隨;他們是多產作家和講授者;他們出版了許多教科書，在同事和學術界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們的人數。”他認為，這種對美國企業制度的批評是不公正的，這些人的影響在校園里沒有得到應有的平衡。他們影響了數以百萬計的學生，而這些不相信美國企業體制的學生畢業后進入了媒體、政府、政治和教育界，乃至企業。言下之意，大學校園為美國企業體制培養了毀滅者。

　　他認為，為了解決這種校園根源，必須強力介入校園，采取“建設性行為”，以達到在學術界重建“公正，平衡”的目的。所謂“公正，平衡”就是要以強力介入的方式使自由企業體制得到“公正”的對待;而使那些批評的因素得到制約。為此他提議，大力推出一批相信現有體制的高質量的社會科學人士，包括那些具有全國聲譽的學者;檢查教科書以確保現行體制得到公正的對待;制衡教師，清洗那些不利因素。

　　他還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監督和批評公眾、媒體、學術刊物、報刊書籍、小手冊、付費廣告的建議，以及涉及政治、法庭、股東的建議。這些建議的目的是如何影響公眾，使之相信美國企業體制

　　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變個人和社會對企業、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顯然，這是一個捍衛體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戰略。

　　這是一個美國精英集團要控制話語權，要通過話語權來制造輿論，來重塑公眾思維取向的戰略。

　　這份備忘錄對美國新自由主義復興有巨大影響。新自由主義者遵循他的建議，在這份備忘錄的直接影響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的機構組織，包括美國著名的思想庫——傳統基金會。這些機構旨在通過幾年甚幾十年的時間來改變和重塑美國公眾的價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場體制深入人心，從而使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推行成為可能。在后來的10多年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從零星的“游擊”，迅速發展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可謂不是一種奇跡。如果說在這份備忘錄出現以前，新自由主義還處于“自在”的時期，那這份備忘錄的出現使之進人了“自為”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新自由主義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礎設施”，大企業大實業家為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捐款，這些捐款被用來建立和資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庫、壓力集團、代表特別利益的基金會、法律服務中心、學術研究和學術基金、出版和電視機構、傾向性媒體、政治咨詢機構、民意測驗機構和公共關系機構，等等。并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國知名的“權威人士”為新自由主義鳴鑼開道。

　　正是新自由主義的這種長期不懈的協同努力，加上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以及這種失敗給美國帶來的各種困境，逐漸改變了美國公眾的價值觀，使自由市場萬能的觀念從一小群人的、幾乎不具影響力、不為多數人接受的觀念，逐漸變為一種人們普遍接受的價值，從美國的保守主義非主流思潮變為世界范圍內的流行價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為是普世價值。

　　這份備忘錄出現于1971年。從1971年開始，到1982年里根上臺大幅度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其間花了 11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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