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把關定向、規劃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性指導功能的優勢體現。今年這個會處于一個非常關鍵的歷史節點上，國內外格外關注。我們認識和把握中國經濟發展前景，要與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形勢判斷和決策部署對應起來，特別是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戰略思想，既積極貫徹落實，又注意防范問題。

　　一、不是在傳統思維下求發展，而是科學定位發展階段，把握新常態的發展規律

　　習總書記一年五提“經濟發展新常態”，絕非隨意之舉。5月他在河南考察時第一次提及新常態：“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7月底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重申：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11月在APEC峰會演講中，首次闡述三特征：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12月5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2015年經濟工作，強調：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同時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出現的一些趨勢性變化，使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要高度重視、妥善應對。9日至11日召開的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新常態做出了系統闡述，概括起來是：

　　——“九大趨勢”。即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九大趨勢性變化，如“消費需求”由過去“模仿型排浪式特征”變為“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由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變為“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等。

　　——“三更階段”。即“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三轉特征”。即“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兩不變兩變”的判斷。即“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

　　——“八個更加”的基本導向。即“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

　　這是一整套闡述，把這些年“轉方式、調結構”的提法上升到規律性認識的高度，說明黨對現階段國家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更加清晰和系統化了。當然，新常態思想的提出和實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并在實踐中完善。然而，可預測和估量的前景意義看，新常態思想為中國提供了由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重大戰略指導理論，不僅要管明年，而且要管今后很長一個時期。

　　　　善于理論思維和理論創新，歷來是我們黨的傳統優長，關鍵是要符合實際，切實管用。習總書記引導全黨理性、客觀地認識和把握新常態，就是為了統一全黨思想，在中國經濟發展歷史變化的重大轉換關口，精神上保持平常心態，工作上打破慣性思維，增強自覺，主動作為，走出新路子。我們要謹防社會上乃至國內外一些輿論誤導，把“新常態”曲解為“經濟衰退”，制造“中國經濟崩潰論”。在恐慌心理的驅使下，不僅容易喪失信心，而且容易重走老路，打亂新常態戰略部署。

　　二、不是速度慢了就擴張，而是堅持穩中求進的宏觀政策，力求“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

　　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調整陣痛期、經濟增速換擋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磨難中，舊有發展模式注定難以為繼，完成涅槃重生必須堅定不移。以往的毛病是，一看速度放慢就心里發慌，“政府比企業著急”，逼著各地保速度、搞擴張，結果轉變發展方式年年虛談、步步落空，依然如故地維系落后結構，一次次助長泡沫經濟，累積的負面效應越來越重。以增長速度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實在是已經走到盡頭，現在“緩增長”正是“調結構”的發展轉機，絕對不能再舊病復發，重走老路。

　　從11月經濟數據看，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0.5%，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下降2.7%，已經連續33個月負增長，反映出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而這次會議，仍強調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在把握“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平衡關系中，有一句重要的話：“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也就是說速度有個底線，“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為了保證速度控制在這個“合理區間”內。速度底線在哪里會上沒定，但明確“調速不減勢”,即表明中央降低經濟增速目標已成定局。媒體披露預計降至7%甚至更低，也有說6.5%就夠了。中央判斷我國經濟總體運行目前還在合理區間內，所以關鍵是精心謀劃用好“我國經濟的巨大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更扎實地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發展提質增效升級。

　　明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排在“穩增長”后的第二大任務就是“發現培育新的增長點”，體現了明年經濟工作是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需求，要發掘經濟新常態下的新需求，派生出新機遇，雖不容易實現，但也看出我國經濟增長未來取向是從傳統的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且形成更為多元的動力機制。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動力機制的轉換?新動力、新增長點在哪里?

　　經濟增長總是要靠需求拉動的，新的需求就是新的增長點，也就是創新動力的來源。最根本的，就是“八個更加”基本導向中的第一條“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目的的體現。我們不能總是從中外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擴張期望來發現需求（如房地產開發等），真正的內需是老百姓的消費需求。

　　要研究中國進入信息化社會、老齡化社會、生態化社會，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會帶來的居民新消費需求，把網絡信息產業建設、新技術裝備產業建設、節能產業和環保工程建設、老年社會化保障建設、城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多震地區抗震房建設、城市綜合服務保障現代化建設、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擺上突出位置。比如，隨著人口老齡化,若干年后國民儲蓄率會出現明顯下降,“老無所養”日愈成為社會突出矛盾，只有抓住目前有利的時間窗口,把早晚要做的民生建設多做、做好，才能避免將來釀發大問題。再如，我國西南地震多發地區，由于居民住房簡陋，遇有中小地震也會造成人員死傷嚴重災情，往往讓國外不可理解。改革發展那么多年，為什么連群眾住宅防震安全問題都不能解決呢?能不能進行統一規劃、全面改造建設?很多帶有公共工程性質的建設項目由于近期資本效益不高，對私資外資吸引力不強，但對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意義重大，對相關產業發展的連帶效應也是巨大的，就應當發揮政府投資和國有、集體經濟的主體作用，以帶動和引領整個國民經濟轉型升級和穩步發展。如果嘴上說的滿足人民需要，實際上首先考慮的是滿足資本獲利需要，而不是讓人民群眾受益、讓社會協調健康發展，這樣的動力機制永遠是扭曲的。

　　再一個問題，是要高度關注金融風險。我們總體上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大對結構調整和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

　　但現在面臨兩難選擇，因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因素對我國產生一系列影響，美元明顯走強,給人民幣造成被動升值，無形中給我國實體經濟雪上加霜。美元加息，按理我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都該考慮加息，以防止國際資本大量外流。但從國內看，滿足企業信貸需求，又需要降息。最近的降息，已引起不少議論和擔憂，現在進一步降準的呼聲也很高。然而，真降得太低，眼下中國股市狂漲的浪潮可能就是國際投機資本又一輪掏空中國經濟、洗劫中國國民財產的前兆。 中央提出明年“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大”，“要趨利避害、順勢而為，防范各類風險”。需要重點關注的，是美國量化寬松退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現在不可樂觀，前景難測。

　　三、不是盲目推進城鎮化搞大開發，而是將城鎮化納入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大戰略，要有歷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

　　明年五大任務中，一些市場化人士特別期待的城鎮化意外落榜。對此，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鵬傳話：“大家不要有過多擔心，也不要產生誤解，并透露近期會發城鎮化的公告，會有比較詳細的城鎮化思路闡述，所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間沒有談城鎮化”。或許有這個情況，但肯定不是原先想象的城鎮化。因為會議公報明確指出：“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是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重要內容，要有歷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一個是要“健康發展”;一個是作為“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重要內容”，而不是獨立戰略;一個是“要有歷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講的非常明白。

　　我以為，這是最精彩的一筆，用“收編”的辦法，巧妙地完成了對原先中國大地可能發生的大面積大規模搶奪城鎮化開發紅利的危險傾向的根本糾偏，對農業土地也是一個保護，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相比較在“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這項大任務中，要繼續實施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要力爭明年開局的“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要推進節能減排和保護生態環境治理等，城鎮化顯然不是一個獨立實施的大戰略，也不能靠“大躍進”式的人為推動，而應該把它看成一個融于中國經濟區域結構發展演進大趨勢中的自然歷史過程。

　　四、不是增長放緩則傷民生，而是重點保障和改善民生，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

　　“六個更加”導向，第一個就是“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仍然把解決“三農”問題當作中之重，完善強農惠農政策。特別是在“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任務中，提出“守住底線、突出重點”。我理解，“底線”應該是最低保障線，是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衣食住行、醫療、教育等保障要保證達到一定的水平線之上，而且還應該動態提高。

　　“重點”一個是要做好明年就業工作。經濟增速下降會導致就業崗位減少，這是一般規律。會議強調：“要精準發力，確保完成就業目標。要更好發揮市場在促進就業中的作用，鼓勵創業帶動就業，提高職業培訓質量，加強政府公共就業服務能力。”今年前9個月，經濟增速下降為7.4%，新增就業1082萬人，并沒有減少就業機會，這表明轉方式、調結構也可以促進就業增加。

　　但就業危險不可忽視。目前在新增就業領域,出現了更多新增勞動力流入第三產業的趨勢,這在短時期內緩解了就業壓力,但若長期持續,也會帶來整體勞動生產率降低的結果。據資料分析，第三產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只有第二產業的50%。如果更多勞動力進入低端服務業,整體勞動率降低,是走向拉美化的一個信號。所以,就業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說，不能靠低工資、高就業的勞動力市場彈性容納，還是要靠新的需求拉動新的增長點來吸納，使勞動力質量提高與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相適應。

　　“重點”還有一個是扶貧工作。會議提出“要讓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質量的教育，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條做到是很不容易的。還有一條“實現精準脫貧，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這更不容易，而且有全局性意義。

　　應當看到，“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說出了廣大民眾的訴聲。如果只解讀為對扶貧工作而言，顯然是不夠的。目前我國貧富差距懸殊，已進入世界最高國家之列。在整個國家經濟總量邁上世界第二的高臺上，廣大勞動群眾何以忍受長期以超低于世界人均的微薄收入水平為代價，去承受“被中國富豪平均”的屈辱?這與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是極不相稱的。鄧小平當年做出的“考慮在20世紀末突出解決共富問題”的戰略安排，已經被耽擱了十多年，還要耽擱多少年?

　　有一種論調認為，在經濟增速減慢的情況下，只能考慮發展增效，保護和刺激資本的積極性，不能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如果按這種理論，只要有一天新常態，就一天談不上縮差共富，那還是人民希望的經濟常態嗎？

　　其實，即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戰后調整累進稅制和征收遺產稅，實行高工資、高福利政策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也并不是處于經濟高速發展之時，相反，是在危機蕭條資產者日子不好過的情況下，國家出面緩和勞資矛盾、恢復經濟發展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而我國事實也證明，越是經濟擴張高速發展時期，貧富差距擴大越厲害。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資產者對雇傭勞動者放松“金鎖鏈”，從來都不是資產者發財時的良心發現，而是社會兩極分化加劇后勞資矛盾斗爭的結果，而且每一次社會收入公平化調節，都為下一輪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動力。

　　對我國來說，整個社會經濟結構調整，必然也是分配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沒有分配結構的調整，就沒有真正的經濟結構調整。因為，過去那些年經濟結構的惡化是與社會分配結構的失衡直接相關的，從而導致資本的盲目擴張生產與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嚴重脫節;今天轉方式、調結構，只有首先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改變社會貧富懸殊的失衡狀況，讓大多數勞動群眾的收入多起來，支付能力提高了，市場消費需求才能真正提高，投資和生產才能在有效的消費需求引導下良性增長。否則，資本所有者口袋里的錢再多，沒有勞動群眾的購買力，市場也不會有出路。就像老板們靠房地產泡沫發財，掏空了老百姓腰包，養肥了自己，市場也就走到盡頭了。馬克思揭示的資本運動及其經濟危機的一般規律，沒有過時。財富分配不公平，經濟發展就沒有可持續的效率。到2020年我國要實現全面小康，如果不走縮差共富道路，還是用“平均數掩蓋大多數”，那就是地球人的大笑話！

　　五、不是為改革而改革，而是奔著問題去改革，讓群眾來評價改革成效

　　不講改革目的，不問改革是非，為改革而改革，是以往改革的誤區所在，也是深化改革的危險所在。這次會議明確提出了一條方向性原則：“要圍繞解決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推進改革”。那就是說，改革必須從問題出發，堅持問題導向，要針對阻礙自己發展的突出問題去改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更好發展開辟通路，而不能脫離自己的經濟發展實際要求，為改革而改革，為混合而混合，甚至不惜自毀黨和國家的經濟“命門”。

　　會議特別強調，“推進國企改革要奔著問題去，以增強企業活力、提高效率為中心，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就是說，國企改革應當奔著為解決影響國企更好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問題去。國企不是沒有問題，改革就是為了解決問題。但今天國企面臨的問題是什么？不是什么國資多了、地盤大了，要給私資外資讓權讓利；不是國企只要存在就不合理，私企外企天然合理，要為私企外企的發展掃除國企障礙；也不是拿國資當“癌細胞”，靠私資外資救國資，把“混合”當成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要把國資稀釋掉、消化掉。國企改革，應當解決為國企進一步發展排除障礙、開辟更好前景的問題，一切改革措施都應為此服務，而不能回避實質，“種他人的田，荒自己的地”。

　　從影響國企健康發展的深層次障礙看，主要有三個層面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在宏觀調控層面上，國家法律規范和政策導向應當分清主輔、公平對待，不能讓公有經濟受冷遇，私資外資經濟受優待;二是在所有權制度層面上，全民所有權的實現形式應當與真正的所有者對接，不能被政府包辦替代，造成政資不分、政企不分;三是在企業經營管理層面上，國企法人治理制度應當把適應市場運行和發揮社會主義優勢結合起來，不能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為腐敗和低效提供制度性漏洞。著眼解決這三個層次的問題，構建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治理體系，才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煥發生機活力和長遠發展壯大提供制度保證。

　　會議指出，“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過深水區，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這不能誤解為改革可以不顧一切。深層次改革既艱難、又有風險，要積極探索前進，又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現在有一種輿論，鼓吹2015年是改革落實年，改革越深化，政策和體制越開放，市場越具有活力，經濟發展就自然韌性十足，什么風浪都可以經得起，發展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這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論調。市場不是萬能的，中國經濟發展不能全靠市場化，改革也不能完全為市場化所左右，還要有利于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有利于實現中國經濟戰略跨越自立自強于世界，有利于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和長遠福祉。

　　至于習總書記講我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絕不能被孤立地解讀為就是靠市場化改革才能帶來的效應，它是在我國既有的經濟基礎性條件和新常態下，增長速度降低、市場需求與供給調節、中西部發展縮差，以及“一帶一路”和“自貿區”戰略推進等，對消化過剩產能、發展新興產業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綜合效能。

　　應當注意，不能把市場化改革當作解決中國經濟新常態發展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生產力發展是第一性的，發展有發展的辦法，生產關系的改革由生產力發展推動，為生產力發展服務，但不能代替發展本身。新常態下的發展，要走國民經濟高素質協調健康發展的新路子，改革要為走發展新路子服務，那就不能落入完全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陷阱。不僅是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也都存在著巨大風險。明年改革是重頭戲，但必須特別警惕和防范那種用“新常態”名義綁架改革走邪路的錯誤傾向。

　　另外，會議還強調“要尊重和發揮地方、基層、群眾首創精神，從實踐中尋找最佳方案”。“要強化督促評估，落實督辦責任制和評估機制，讓群眾來評價改革成效”。人民群眾是改革的主人，是改革的探索者、監督者和評判者，離開人民意愿、人民檢驗的改革是站不住的。

　　　　(作者是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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