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周新城

      文章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作為政治用語，什么叫左、什么叫右，什么叫“左”，我們應該怎么對待，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但現在，這個問題被搞得混亂不堪。經常有人把左、右、“左”當作棍子使，如果不同意某種觀點，就扣上一頂右或“左”的帽子，似乎這樣就搞定了。這種簡單化的做法，屢見不鮮。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2年以來，由于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說過一句話：“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對這句話該怎么理解，我們下面再談)，理論界曾經出現一種傾向：不怕右，只怕“左”，甚至怕被說成是左派。討論問題時扣上“左”的帽子，就鴉雀無聲，沒有反駁余地了。常常有人不害怕右的帽子，講起右的觀點理直氣壯，對右傾的理論、思想不以為錯，反而為自己持有右的思想而感到光榮，以致有的人自豪地稱自己為右派。這種情況是極不正常的。因此，在政治課的教學中，有必要分辨一下左、右、“左”這些概念。

　　左意味著革命、進步。我們要反對的是“左”，而不是左

　　在政治活動中，左和右這兩個詞匯，是在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候產生的。當時的國民議會，革命派坐在左邊，保皇派坐在右邊，自此以后，政治上、思想上追求進步、要求革命的，一般稱之為左派、左翼;反對革命、主張保守現狀甚至倒退的，一般稱之為右派、右翼。

　　對于判斷左與右的標準，各人說法不一。在當代的西方思想界，往往把反對現有政權的思想和人物稱之為左派，把維護現有政權的思想和人物稱之謂右派，而不管這個政權的性質是什么，也不管反對它、維護它是不是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就拿對葉利欽這個人的判斷來說吧，在蘇聯劇變過程中，西方往往把以葉利欽為首的主張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民主派”說成是左派，而把捍衛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所謂“傳統派”稱之為右派。而在葉利欽掌權以后，西方又把支持葉利欽的人叫做右派，把反對葉利欽的人(例如俄羅斯共產黨)叫做左派了。這就把事情搞亂了。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說，判斷左、右的標準，應該是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根據社會發展規律，順應歷史必然趨勢，積極追求進步、要求進行革命和改革的思想和實踐，政治上就叫做左派;違反社會發展規律，不思進取，保守僵化，甚至逆歷史潮流而動，要求保持或恢復已經過時了的社會制度，政治上就叫做右派。

　　所以，應該理直氣壯地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左派的思想，共產黨就是左派的政黨。毛澤東是左派，鄧小平也是左派。決不能說鄧小平是中派，甚至說他是右派，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他以及他的后任者一直領導我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直堅決反對實質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左派是正確的、高尚的，他們推動社會進步、發展，是值得尊敬的;而告別革命、避免崇高的右派，不僅不思進取，而且主張歷史倒退，退到資本主義那兒去，應該遭到譴責和唾棄。贊揚左、批評右，崇尚進步、反對倒退，應該成為社會共同的認識和風氣。共產黨要明確自己是左派政黨，這一點需要旗幟鮮明，否則就會迷失方向。如果連左都要反，連革命、進步都不贊成，那還要什么共產黨的領導、還要什么社會主義?我國輿論界一度出現的見左就避之猶恐不及，像躲避瘟疫一樣，甚至稱之為“左禍”，誰也不敢說自己是左派，而對右則安之若素，甚至十分欣賞。這種不怕右、只怕左的傾向，在實踐上是會導致嚴重后果的。

　　打引號的左即“左”(有時也叫極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專有詞(例如列寧就寫過《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這是指革命隊伍中出現的超越歷史階段的思想和實踐的錯誤傾向，這種傾向是需要注意防止和糾正的。在我國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都曾受到“左”傾路線的干擾，損失很大，痛定思痛，不能不反。鄧小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堅決反對和批判“左”，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正常進行，但他從來沒有反對過不帶引號的左。所以，我們要反的是“左”即極左，而不是左(不帶引號的左)。

　　必須正確地確定判斷“左”和右的標準

　　“左”和右是黨內兩種錯誤的傾向。我們黨的歷史表明，黨的正確路線是在不斷同“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進行斗爭中形成和發展的。必須從理論上搞清楚，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判斷“左”和右的標準是什么?這是開展反傾向斗爭的前提。

　　毛澤東曾經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做過精辟的分析。早在1939年他在同張聞天討論孔子的哲學思想時，就從哲學上界定了“左”傾、右傾的含義，他說：“‘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留在原來狀態并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1)1955年他又再次指出：“有人問，什么叫‘左’右傾?過去我們講過，事物在空間、時間中運動。這里主要講時間，人們對事物的運動觀察得不合實際狀況，時間還沒到，他看過頭了，就叫‘左’傾，不及，就叫右傾。……總而言之，事物在時間中運動，到那個時候該辦了，就要辦，你不準辦，就叫右傾;還沒到時候，你要勉強辦，就叫‘左’傾。”(2)

　　“什么叫‘左’?超越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斗爭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斗，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后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后面，缺乏斗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3)

　　由于事物是不斷發展的，因此，“左”和右的表現在不同歷史時期是不一樣的。但概括起來說，都是以時代發展的要求為標準的：超越時代發展要求的理論和政策，就是“左”傾;落后于時代發展要求的理論和政策，就是右傾。兩者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從方法論上講都是理論脫離實際，主觀脫離客觀。

　　所以，反對“左”的和右的傾向，首先要搞清楚當前的國情和面臨的任務。共產黨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共產主義，但這一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黨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前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準確地判斷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制定出當前工作的基本路線，這種路線應該既符合當前歷史階段的實際情況，又是朝著最終奮斗目標前進的一步。鑒別正確和錯誤，鑒別錯誤中的“左”和右，應以此為判斷標準。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制訂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如果只看到我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承認還處于社會主義的不發達階段，完全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所提出的一些設想來制定方針政策，那就是超越階段的“左”的錯誤;如果只看到我國經濟、科技、文化還比較落后，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而不承認我國社會的性質已經是社會主義，不承認將來我們是要走向共產主義的，主張全盤西化，退回到資本主義去，那就是落后于時代的右傾錯誤。

　　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實踐證明，這一路線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因此，鑒別正確和錯誤，鑒別錯誤中的“左”和右，也可以以此作為準繩。堅持并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那是正確的;懷疑和反對黨的基本路線的，都是錯誤的。后者又要分兩種情況：反對改革開放的，在一定時期里就是“左”，因為改革開放在一定意義上是對過去超越了不發達階段這一具體國情而制定的“左”的方針、政策的糾正;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就是右，因為四項基本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必然導致否定社會主義、實現資本主義化，這是與我國社會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倒退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左”和右都是指黨內的錯誤傾向，都是指政治問題。“左”或右，一般是指不符合基本國情、違背基本路線的原則錯誤而言的。不要輕易地把具體學術觀點扣上“左”或右的帽子。在學術問題上，我們的一貫方針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倡自由討論，在爭論中明辨是非。動輒說某種學術觀點是“左”，某種學術觀點是右，那是不利于學術討論的，會影響學術的繁榮和發展。然而這種情況在學術界卻是經常可以看到的，需要防止和糾正。

　　開展反傾向斗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黨內的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每當黨內出現“左”的或右的傾向，妨礙了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他都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同錯誤傾向進行斗爭，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在開展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時，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1981年3月，他在同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同志講話時強調要從實際出發，有什么錯誤傾向，就反對什么，他說：“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是要做具體分析。” “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4)這就要求我們深入實際，認真調查研究，抓住主要的錯誤傾向，及時予以批評和糾正。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的人群出現的錯誤傾向是不一樣的，我們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并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公式可以到處搬用。試圖用一個永恒的、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場合的反傾向斗爭模式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必然陷入盲目性，貽害黨的事業。

　　不同時期黨內會出現不同的錯誤傾向，不能說任何時候主要危險都是一樣的。鄧小平同志總是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提出反“左”或反右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推行的“左”的路線危害全國，影響深遠，而“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當時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又提出“兩個凡是”，使“左”的錯誤得不到糾正，因此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著重反對“左”的傾向。但是在1979年初出現否定毛澤東同志、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右的思潮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在理論務虛會上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著重批判右。正如后來鄧小平同志指出的：“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后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5)上世紀80年代中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濫，發生了學潮，這時鄧小平同志指出：“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得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么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6)1989年那場幾乎顛覆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風波爆發，鄧小平同志嚴肅地指出，這場政治風波遲早要來的，這是由西方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這一國際大氣候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這一國內小氣候決定的。他親自部署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在此后一段時間內，顯然是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右傾思潮為主的。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會出現不同的錯誤傾向，需要加以糾正。

　　在不同領域，主要的錯誤傾向也會有所差別，不能說所有領域的主要危險都是一樣的。鄧小平同志在講到改革開放的時候，多次提到“最大的危險是‘左’。”但是，他并沒有認為一切領域都是如此。例如，他在分析思想理論戰線的形勢時，曾一針見血地說：“對于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批評和糾正。但是，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7)直到1992年初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他再次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性，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為嚴重……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的啊。”(8)兩任總書記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斗。這就不能讓了。”(9)從我國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看，也不能說所有工作領域都是“左”的問題。例如，當前社會治安情況不好，犯罪行為沒有得到應有的遏制，政法戰線存在的問題是打擊不力，因而中央提出“嚴打”的方針，這是正確的。如果說在這一領域主要是防止‘左’，那就不符合實際情況了，這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見的。很明顯，不同領域存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應該區別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針，而不應該“一刀切”，把某一領域存在的錯誤傾向套到情況不同的其他領域中去。

　　不同的人群，主要的錯誤傾向也是有區別的，需要作具體分析。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經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很大差異，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也不同，因而需要注意防止的錯誤傾向也不一樣。一般地說，老同志需要注意防止“左”，因為在他們的一生經歷中受“左”的影響比較大。“建國后，從1957年到1978年，我們吃虧都在‘左’……因此好多習慣勢力不能低估。”(10)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在制訂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11)但是，這個問題年輕人是不存在的，或者影響不大。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青年人容易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需要注意防止的是右的思想。正如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特別是他們不知道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12)所以，不能籠統地說對所有的人都主要是防止“左”。反傾向斗爭，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不能把某一群體存在的錯誤傾向不加分析地扣到其他群體身上。在主要危險是盲目崇拜資本主義的部分青年中去進行反“左”的教育，那是南轅北轍的。

　　要正確理解“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

　　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3)在宣傳鄧小平理論的時候，人們經常引用這句話。有人從這句話引伸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一百年時間里，任何時候、任何領域、任何人群，主要危險都是“左”，甚至有人認為，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一直在犯“左”的錯誤，因而必須集中力量批“左”。一時間，反“左”成為一種時髦，有人甚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也當做“左”加以批判。不怕右、只怕“左”，一度成了理論工作和實際工作中的一種動向。這是值得分析的。

　　必須完整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同志針對林彪、“四人幫”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提出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一原則也完全適用于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同志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14) “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 (15)同樣，對待鄧小平同志的每一個論斷也應該采取這樣的態度，即必須聯系作出這一論斷的背景及其所針對的問題來理解其精神實質，切忌離開具體時間、地點、條件把它泛化。同時，還應該把鄧小平對有關問題的各種論述(例如關于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的各種論述)作為一個理論體系統一起來理解，不能只強調某一論斷，而忽視其它論斷，更不能把不同論斷對立起來，用一個否定另一個。

　　如果仔細閱讀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講話，聯系上下文而不是斷章取義，那么可以看到，鄧小平同志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論斷，是針對當時改革開放的思想障礙提出來的。從邏輯上來講，如果這一論斷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具有普遍意義的話，換句話說，如果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任何時候、任何領域、任何人群都主要是反“左”的話，那么，這一論斷應該是在論述黨的基本路線時，即在講話的第一部分中作出。然而他是在講話的第二部分，即闡述改革開放的那一部分里，提出這一論斷的，而且他所舉的“左”的事例，也是改革開放中經常遇到的思想障礙(“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是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16)改革開放過程中主要是防止“左”，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例如，他在1987年講到我們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時，明確指出：“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17)很明顯，鄧小平同志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論斷是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性的，即在時間上是針對80年代和90年代、在空間上是針對改革開放而言的。不能離開他講話的背景，離開他所針對的問題，離開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濫用這一論斷。把這一論斷擴大到一切時間、一切領域、一切人群，并不符合鄧小平同志的思想。

　　黨的歷史表明，我們必須既反“左”又反右。黨內的錯誤傾向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變化的，主要危險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根據當時具體情況來判斷。斯大林對什么是主要危險，曾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如果想提出一種對任何時間和條件都使用的辨別主要危險和非主要危險的現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上根本沒有這種方法。主要危險就是人們停止和它作斗爭因而讓它發展到危害國家的那種傾向。”(18)反傾向斗爭是關系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否得到正確貫徹的大事，必須慎重對待，不顧條件從某個公式出發是會造成嚴重后果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們記憶猶新。那時有一個公式：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右的危險是主要的，任何時候、任何領域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是主要任務。結果客觀上已經是“左”的東西在泛濫，“懷疑一切，打到一切”，但仍然認為右是主要危險，“左”了還嫌右，其后果是大家知道的。這種不從客觀實際出發，根據某個既定公式來進行反傾向斗爭的事情不應該再重復了。鄧小平同志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19)

　　應該看到，當前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泛濫，經濟上主張私有化、自由化、非調控化，反對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政治上主張多黨制、議會民主，反對共產黨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思想上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各種思想平等競爭，反對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如此等等的議論甚囂塵上。在社會主義制度遭到懷疑、否定和攻擊，而且又如此猖獗并有成為輿論主流之勢的情況下，難道還能說主要危險是“左”嗎?

　　中央領導同志針對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實際情況，明確指出要防止和反對兩種教條主義、兩種迷信。一種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即空談馬克思主義，把經典作家針對當時具體情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分析得出的具體結論，當作固定不變的教條，搬到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的今天的中國來，它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超越階段的“左”傾錯誤。經過多年的斗爭，尤其是經過鄧小平同志反復進行艱苦的思想工作，這種教條主義在理論戰線和經濟改革實踐中的影響已經日漸式微，這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也是黨和人民創新精神的偉大勝利。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以及西方國家的政策奉為圭臬，甚至主張“不應該有中國特色的基礎理論”。這種教條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右傾錯誤。這種迷信西方學說、妄圖用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洋教條主義，雖然理論工作者中早有質疑，黨的領導人也有所告誡，但是至今未曾引起思想理論界應有的反響。對西方學說不僅缺少應有的抵制和批判，正相反，洋迷信盛行一時，在理論界、尤其是在改革的實踐中的影響力還不斷上升。破除洋迷信，對西方學說進行認真的鑒別，在學習和借鑒其中對我們有用的東西的同時，認清其為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服務的本質，同西方學說的基本理論劃清界限，把我們的思想從西方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已是當務之急。

　　可見，在反對錯誤傾向的問題上，不分具體的時間、領域和條件，簡單地重復“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那是于事無補的。重要的是要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把握斗爭的動向，實事求是地對待所出現的錯誤傾向。有什么錯誤傾向就反對什么，這是我們學習鄧小平同志有關反傾向斗爭的論述應該得出的結論。

　　(作者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注釋】：

　　(1)《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6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第193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3)《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03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8、22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4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8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8、2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斯大林選集》下卷第340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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