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大家都在議論改革，各種說法都有。這是正常的，言論自由嘛!老實說，我國言論的自由程度，遠遠超過世界上別的國家，什么樣的言論都可以發(fā)表，而且有地方發(fā)表。但是，應該指出，任何自由都不是絕對的，都是有限度的。自由，只有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才能夠存在。如果只講自由而不遵守法律，社會就亂了套，無法正常運轉，什么事情也辦不成。觸犯法律、尤其是觸犯根本法——《憲法》的言論，那是沒有自由的，不僅不能公開發(fā)表，而且應該受到制裁。這是常識。然而在談論改革的時候，往往出現(xiàn)違反《憲法》的言論，仿佛只要講改革，怎么講都可以，就可以不理《憲法》了。明明是違反《憲法》的言論，卻堂而皇之出現(xiàn)在報刊（包括中央黨報）上，甚至出自某些領導人之口，而得不到批判，更談不上制裁，豈非咄咄怪事！搞得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了。例如，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載入《憲法》的。《憲法》第十四條規(guī)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公開反對公有制為主體、公開反對國有經濟為主導、公開主張私有化的言論，在我們的報刊上比比皆是，甚至一度成為輿論的主流。連篇累牘、肆無忌憚地發(fā)表違反《憲法》的言論，這是任何法治國家都不能允許的。而發(fā)表反對公有制為主體、主張私有化言論的人，往往也是嚷嚷“憲政民主”最兇的人，這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既然《憲法》規(guī)定，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這是基本的經濟制度，那么，就應該旗幟鮮明地指出，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批判和抵制私有化，是《憲法》賦予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改革的任何措施都應該有利于鞏固和發(fā)展基本經濟制度。如果改革的具體措施削弱以至破壞基本經濟制度，那就是犯了顛覆性錯誤，就是走上了改旗易幟的邪路。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張私有化，是一種違憲行為。這一點，應該明確地提出來，再也不能含糊其事了。

　　現(xiàn)在，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兩張皮”的現(xiàn)象：法律上、文件上講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講公有制為主體，講國有經濟為主導，講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一到實際工作，一講到改革，就把基本經濟制度置諸腦后了。例如，有人談到改革，就只講發(fā)展私營經濟，要求“國退民進”，從來不提維護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的領導機關接連發(fā)出幾個文件，要求為發(fā)展私營經濟創(chuàng)造條件，規(guī)定各種優(yōu)惠措施，卻從來不研究如何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如何發(fā)展國有經濟，對私有制、公有制的態(tài)度，親疏分明，令人難以理解。又如，有的領導干部強調，對公有制和私有制不必區(qū)分主體與補充，“不分老大老二”，有的人甚至公開要求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在競爭性領域實行私有化。難道基本經濟制度只是嘴上說說，糊弄老百姓的，不要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類似的違反《憲法》的現(xiàn)象，不能再繼續(xù)出現(xiàn)了。

　　當然，鞏固和加強基本經濟制度，不能光靠法律來強制推行。不要迷信法律，仿佛一寫進《憲法》，就萬事大吉。事情并不是這樣的，因為法律是要靠人去貫徹、執(zhí)行的。一定意義上說，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從理論上講清楚道理：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是什么，我們?yōu)槭裁匆?guī)定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進而統(tǒng)一思想，自覺地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理論工作者的任務。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含義

　　仔細說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至少應該包含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它明確規(guī)定了各種所有制經濟（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等公有制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應該得到發(fā)展，這叫做“共同發(fā)展”。這是因為，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在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都是有利于經濟發(fā)展、有利于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只發(fā)展某一種所有制經濟，排斥另一種所有制經濟。從原則上說，沒有什么“國退民進”、“國進民退”這一類問題，“國”與“民”都要“進”。前一陣輿論界熱炒“國進民退”，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它不僅不符合黨的政策，而且也不符合客觀實際。近年來私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不僅沒有“退”，而且發(fā)展速度還快于國有經濟，根本就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然而,“國進民退”的話說多了，而且是由一些頭面人物出面說的，眾口爍金，仿佛我們真的犯了什么大錯了，給人們一個印象：國有經濟不能發(fā)展，只要一發(fā)展，就是“國進民退”，就是錯的。毫無根據地炒作這個問題，目的是為迫使國有企業(yè)退出競爭性領域、甚至退出壟斷性領域，以便使私營經濟能夠進而占據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制造輿論。這一點，其實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第二，更重要的是，它還明確規(guī)定了不同所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起輔助作用，處于補充地位。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哪種所有制處于補充地位，這個問題不能忽視，更不能顛倒，因為它涉及我國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

　　鄧小平多次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重要性。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fā)，提出我國還需要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他始終堅持，我國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例如他在另一個地方講：“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他明確指出：我們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再一次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決定了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他說，特區(qū)姓“社”不姓“資”，因為“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

　　鄧小平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看作是我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原則問題，這是有道理的。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一直是幾種經濟成分并存的，都不是單一所有制的社會。那么，怎么判斷一種社會的性質呢?當社會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時候，社會的性質就取決于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質，也就是看哪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復雜的事物的發(fā)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fā)展規(guī)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fā)展。”(《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事物的性質也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僅有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還有大量的小農經濟以及少量的地主經濟，之所以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私有制占主體地位，它規(guī)定著、制約著其他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fā)展。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僅有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fā)展都受到公有制的制約和規(guī)定，所以，盡管還有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還相當大，這個社會從根本性質上說，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個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還“不大合格”。

　　有人提出，公有制與私有制應該平起平坐，“不要分老大老二”，且不說這在客觀上是做不到的，從政治上講，這種要求等于說要放棄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這種話出自經濟工作領導機關的負責干部之口，豈不荒唐！可以說，越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越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這是關乎我國社會性質的大問題。

　　應該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同它們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區(qū)分開來。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業(yè)，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市場規(guī)則適用于一切企業(yè)，一視同仁。競爭沒有例外，不能對某種所有制實行一種規(guī)則，對另一種所有制實行另一種規(guī)則。但是，談到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地位總是不一樣的，總是有一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則處于補充地位，不可能“不分老大老二”。在所有制結構中區(qū)分“主體”與“補充”是十分重要的，誰是“老大”，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

　　第三，它還規(guī)定了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關系：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它應該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

　　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它對整個國民經濟保持控制力和影響力，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決定性標志之一。黨的十五大提出，所謂公有制為主體，不僅要保證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yōu)勢，而且要保證國有經濟能夠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概括起來，就是量上要占優(yōu)勢，質上要有控制力。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就成為一句空話，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就難以存在。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恰恰在國有經濟的作用問題上學術界存在激烈的爭論，要不要發(fā)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成為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的核心。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集中力量攻擊國有經濟，竭力把它妖魔化，把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非要把它消滅了不可。吳敬璉就是一個典型，他對國有經濟是最反感的了，只要還有一點點國有經濟，他就認為改革不徹底。他的本事還在于，公然造謠說鄧小平就不贊成要國有經濟。他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鳳凰網記者采訪時說，“社會主義與否跟國有不國有沒什么關系。為此我去查過《鄧小平文選》，《鄧小平文選》里就沒有國有這個詞。” 然而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就可以知道他是在信口開河。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某個經濟領導機關根據外國人的建議擬定的改革方案，居然提出要仿照美國的樣子，把國有經濟降低到10%以下，而只字不提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類似的輿論一度沸沸揚揚，鬧得人們不知所措。他們是通過想否定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來架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而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類似的種種言論，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進行批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國有經濟為主導，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是會垮塌的。

　　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關系還有另一個方面，即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必須全面理解如何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現(xiàn)在有一種傾向，對非公有制經濟只講鼓勵、支持，而不講引導。這是不全面的。問題在于，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fā)展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必須鼓勵和支持它們發(fā)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它的主要組成部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存在雇傭和剝削關系，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這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須加以引導，以便使它的發(fā)展能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這就是我們對待非公有制經濟不僅要鼓勵、支持，更要注意引導的道理。如果只講鼓勵、支持，忽視引導，會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同社會主義的矛盾激化，從而不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

　　進一步的問題是，誰來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呢？除了政治上黨和人民政府進行有效的工作外，從經濟上說，就要靠國有經濟來執(zhí)行這一職能了。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無法實現(xiàn)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再一次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全會明確規(guī)定“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fā)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從多個層面提出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激發(fā)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改革措施。”(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見《人民日報》2013年11月6日[下同])這就全面地規(guī)定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以及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措施。

　　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怎么確定的？

　　我們?yōu)槭裁匆压兄茷橹黧w、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確定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呢?簡單說來，這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原理，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具體國情確定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正確地分析國情，作出了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我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偉大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有制。

　　我們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并不是出于主觀的臆想，也不是像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出于某種善良的愿望，而是反映了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客觀要求。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根本規(guī)律。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在生產力的影響下形成和改變的，它必須與生產力的性質相適應。一定的生產力總是要求有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而一定的生產關系只有依賴一定的生產力的狀況才能建立起來。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發(fā)展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fā)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fā)展而改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3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人們在物質生產中采用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并不是人們主觀的選擇，而是由生產力的性質客觀地決定。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lián)系、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jié)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fā)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趨勢的，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正是依據這一規(guī)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tǒng)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tǒng)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所以，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

　　我們既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那就必須堅持公有制，決不能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那就挖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好比一顆大樹，你把樹根子刨掉了，那樹不就死了嗎！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常常忘記這個簡單的道理，以為沒有公有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私有化浪潮。按照這個思路搞下去，社會主義事業(yè)是會被是葬送掉的。

　　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fā)，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我們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初級階段，去實現(xiàn)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xiàn)的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我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很不平衡，社會化的、依靠機械和科學技術進行的生產，同廣大農村的、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的自給半自給生產，同時存在;一部分現(xiàn)代化工業(yè)，同大量的落后于現(xiàn)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yè)，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水平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同廣大不發(fā)達地區(qū)和貧困地區(qū)，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同時存在。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還需要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企業(yè)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于求成，盲目求純，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超越了生產力水平，造成了一定的損失。這是個教訓。此外，某些生產部門的特殊性，消費結構的復雜性，特別是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勞動就業(yè)的壓力大等因素，也使得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難以包攬一切。只有發(fā)展多種經濟成分，才能適應多層次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開就業(yè)門路，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fā)展。

　　從我國上述實際情況出發(fā)，鄧小平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但不可能搞得那么純，只要公有制占主體就可以了。他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fā)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yè)發(fā)展”，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

　　1987年，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發(fā)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思想，同時總結了改革以來的新鮮經驗，進一步提出了發(fā)展私營經濟問題。十三大報告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fā)展得太多了，而是還不夠。對于城鄉(xiāng)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xù)鼓勵它們發(fā)展。”“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fā)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yè)，更好地滿足了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因而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1、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樣，我國的所有制格局，除了作為主體的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以外，還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經濟和外資獨營經濟等等，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20多年所有制形式過于單一的局面。

　　可見，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fā)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并不是人們拍腦袋主觀想出來的，而是具有客觀的規(guī)律性，也許在經濟落后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這種所有制結構都是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

　　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都應該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這種基本經濟制度。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發(fā)生變化，我們就不能改變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搞私有化。

　　必須指出，我們之所以還需要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外資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并不是因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因而是永恒的（這種“經濟人假設”是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私營經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而是最好的經濟成分（在當前條件下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而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后，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我們最終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我們是在生產力不夠發(fā)達的條件下，利用私有制，發(fā)展生產力，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chuàng)造物質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那時是沒有私有制的(“共產”說的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忘記了這一點，就是忘記了根本，而忘記了根本，就不能說是合格的共產黨員。應該看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我們不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凝固化、永恒化，仿佛永遠要有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似的，仿佛沒有私有制就不行似的。將來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社會主義進入更高級的階段，我們是要逐步消滅私有制的，這一點無須隱諱。當然這是未來的事。

　　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xiàn)形式

　　堅持、鞏固和發(fā)展基本經濟制度應該成為我國改革的基本出發(fā)點。進一步的問題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怎么實現(xiàn)?也就是說，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通過什么樣的形式、途徑來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實現(xiàn)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經濟的發(fā)展?經過多年探索，十八屆三中全會得出結論：發(fā)展由國有經濟控制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實現(xiàn)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徑。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上對《決定》做的《說明》強調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他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所有制格局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當前，“如何更好地體現(xiàn)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xiàn)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fā)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全會決定堅持和發(fā)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的論述，提出要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xiàn)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對十五大以來有關論述的繼承和發(fā)展。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的時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形成，那時中央就提出要探索這種基本經濟制度的具體實現(xiàn)形式。十五大報告指出：“股份制是現(xiàn)代企業(yè)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yè)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tǒng)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要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1、22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當然,股份制不等于混合所有制經濟，股份制可以是純公有制經濟（例如，由國有企業(yè)聯(lián)合組成的股份制企業(yè)），也可以是純私有制經濟（例如，由私營企業(yè)聯(lián)合組成的股份制企業(yè)），但在我國，大量的股份制企業(yè)是混合所有制經濟，即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私營資本以及其他個人資本（有時還有外國資本）交叉持股的企業(yè)。所以，十五大對股份制所做的論斷基本上可以運用到混合所有制經濟上來。

　　在混合所有制問題上，十八屆三中全會繼承、發(fā)展了十五大哪些思想呢?

　　第一，是混合所有制的性質。股份制企業(yè)（混合所有制企業(yè)）的性質，取決于哪種所有制經濟控股。國家和集體控股的股份制企業(yè)，雖然不能說就是公有制（因為其中有私股的一塊），但它“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我們應該按照這種性質來考慮如何發(fā)展混合所有制以及安排混合所有制企業(yè)的管理制度。

　　第二，是混合所有制的作用。作用是兩個方面：就國有企業(yè)本身的管理來說，“有利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yè)和資本的運作效率”；就不同所有制的關系來說，“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從而也有利于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這就是我們積極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違背了這些目的，發(fā)展混合所有制就沒有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十五大以來，我國國有經濟在利用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擴大國有資本支配范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發(fā)揮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作用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績，創(chuàng)造了豐富經驗。中國建材集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我們應該認真總結這些經驗，把發(fā)展混合所有制這項工作做得更好。

　　我們要牢牢把握，我國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xiàn)形式，發(fā)展混合所有制是為了實現(xiàn)基本經濟制度。離開基本經濟制度來抽象地談論混合所有制，就會走上邪路。

　　(作者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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