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人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群中，數拉狄克對中國左派史學影響較大。他的《中國革命運動史》最早運用商業資本概念來解釋中國歷史，認為秦朝是商業資本階級的政權，提出“農民政權”理論，在中國左派學人中間響應者眾，批判者亦復不少。拉狄克由于被斯大林列為“托派”分子，中共對這位“叛徒”的政治和學術隨之亦持否定態度，但他對中國歷史有系統且深刻的認識，尤其《中國革命運動史》，為中國左派史家建構以“侵略—革命”模式書寫中國近代史提供了最早范本，不僅對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產生積極影響，而且對延安史學也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關鍵詞：左派史學 唯物史觀 商業資本

　　中國左派史學大體可分為兩部分①：一為1930年代社會史論戰，二為中共史學，所論限于中國史，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撰寫的世界史，那是很晚出的事情。眾所周知，左派史家的思想淵源，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密不可分，但經典作家所論歷史，大多是歐洲史，論述中國史并不多，直接借鑒并非易事。左派史家雖然也經常引經據典，但并不意味著他們都認真研讀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即便充分理解，但若用之于解釋中國歷史，達到方法與史料的圓融無礙，實踐要比宣稱難做得多，“闡理則易為言，責事則難為力”②，所以早期左派史家討論偏重一般法則，而用唯物史觀撰寫中國史之成績寥寥。比較而言，蘇聯、日本左派的中國研究，如馬札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沙發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森谷克己《中國社會經濟史》、佐野袈裟美《中國歷史讀本》等，頗受中國左派重視，積極加以譯介，“給我國青年學者，以很大的刺戟”③。國內左派熱衷討論的課題，如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奴隸制、中國封建社會諸問題，大多以蘇俄、日本左派的中國研究作為出發點，深刻影響他們對中國歷史的論述。

　　一　其人與其書

　　外國人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群中，數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在中國學界知名度最高④，影響所及，不限于左派學者，主流學界、新聞界對他也很注意⑤，他的文字被譯成中文，發表在各大報刊，數量亦最多。1925年第三國際為紀念孫中山，在莫斯科特設中山大學，訓練中國革命青年。拉狄克是西方革命史的權威，同時又是中國問題的專家，故被任命為中大校長。他在中大任職的時間自1925年冬季至1927年夏季，講授的課程有“中國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史”、“西方職工運動史”等。“中國革命運動史”講義，1927年由莫斯科中大出版社出版;“西方革命史”有十講，中國留學生認為這是拉氏最精彩的著作;“西方職工運動史”則僅作過一次公開演講⑥。

　　拉狄克之所以加入托洛茨基反對派，主要是由于對中國問題抱有一種不同于斯大林為首的干部派的見解，起先是一種暗斗，后來則公開分裂。兩派關于中國革命，理論的分歧點在于對中國社會構造認識的不同，政策的分歧點則在對中國革命現階段見解之相異。反對派認為中國社會的指導勢力是資產階級，所以中國革命應該是無產階級革命;干部派認為中國現在的封建制度殘余還是支配的勢力，所以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反對派認為中國現在是革命退潮時期，不應以蘇維埃為口號，而應主張普遍直接不記名投票選舉所產生的國民立憲會議;干部派認為中國現在還是直接革命局勢，現在是在“兩個浪潮之間”，而“新的浪潮”已經開始，所以主張暴動政策，凡遇有暴動之可能，即組織蘇維埃武裝暴動⑦。莫斯科中大學生由此也分為兩派，因為拉氏在中大聲望極高，影響了不少中國留學生，布哈林的出場也未嘗懾服中國學生，直到最后斯大林親自蒞校，向中國學生演講“中國革命的問題”以后，中大學生躁動之勢才消沉下去。此后不久，拉氏離開了中大。

　　拉狄克在中大時間不算太長，但給中國留學生印象頗佳，尤其“中國革命運動史”這門課，廣泛運用沙皇時期的檔案，講述沙俄對中國領土的野心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吸引了眾多中國學生。有人回憶說：“他會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他每周給我們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課，主要以‘太平天國’來探討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拉狄克同志才華橫溢，精通數國文字，演講風趣而富于表情，同學們喜歡聽他的課。”⑧或謂：“第一任校長拉狄克，是波蘭的老革命家，又是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專家。他主講的‘中國革命史’，幾乎征服了所有中國學生。拉狄克講課時大教室里總是座無虛席，不同班級的學員和一部分感興趣的教師，甚至校外如東方大學的學員和教師以及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等，都來聽他講課。拉狄克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樣子有點古怪，不修邊幅且高度近視，但講課生動有趣，言辭幽默，表情豐富，能緊緊抓住聽眾，課堂里會不時發出哄堂大笑。拉狄克既是老布爾什維克，又是著名學者，學識淵博，能說好幾國語言，待人熱情沒有架子。他的學識和為人，使他在全校師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⑨中國學生對這位“口里銜著煙斗，雙手插在胸前兩個小袋，在講壇上不住地雄辯滔滔”的校長充滿敬意，“他是一個堅強的國際革命的斗士，他沒有對革命發生過動搖，縱使在革命的策略路線上，不免發生錯誤，但錯誤對于他終是在不斷的糾正與克服中;他是一個有超人修養與知識的學術家，他的學問是多方面的，但卻沒有一門不表現其天才的見解與豐富的修養，尤其是關于政治及歷史方面。總而言之，他是才器煥發，博識多聞，通曉世界大勢，清晰國際關系的學者。他的新聞式的筆鋒，又是那樣犀利、尖銳、明快，所以他所發的議論是能那樣的深刻、有力、動人、周詳、細密。他又是有數的雄辯家，不只在講壇上，就是在平常的座談里，他那富于幽默的言論，也是異常受人歡迎的”⑩。中國留學生對他后來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斯大林的迫害，頗有些鳴不平。

　　1937年拉狄克被冠以反革命罪，判處十年徒刑。國內左派徐懋庸完全信從蘇聯官方說法，“推翻蘇聯政權，恢復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之統治，應用破壞、顛覆、間諜及恐怖活動，以期摧毀蘇聯的經濟、軍事力量，促進武力進攻蘇聯，援助外國侵略者，使蘇聯戰敗”(11)。有位曾經在拉氏那里受過一年多歷史教育的中國留學生，對斯大林向拉狄克等反對派所扣的帽子，深深質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12)。國內評論者對此亦有同感：“史大林派之可以認為反對者，是幾于一網打盡了。‘卿不死，孤不安’，史大林于殺戮異己殆盡之今日，應該放心說一聲‘孤可安’了!同志，主義，政治，原來是這么一回事!”(13)1939年拉氏死在獄中。

　　《中國革命運動史》是拉狄克有關中國問題的著作，最初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演講，據作者的計劃，分上下兩卷，上卷探討中國的經濟、政治，下卷分析義和團以后的革命運動。遺憾的是，演講自1926年春天開始，到1927年夏天就停止了，只完成了上卷，正是蘇俄對中國問題辯論得最激烈的時候，也是中國革命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上卷內容分為兩部分，前半討論西方入侵之前的中國社會發展史，后半論述外資侵入至1911年社會發展的情形(14)。拉氏把中國社會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農村公社時期。周以前為農村公社時期，處于自然經濟，土地尚未私有，農民生產自給自足，直到井田制度實行之后才告結束。井田制度表示舊的農村公社屈服于封建制。(二)封建時期。周系封建時期，封建諸侯占有許多土地，農民專事耕種，武士負責戰爭。官吏多為貴族子弟所占據。諸侯、武士、官吏等皆以剝削農民為生。其剝削的形式，一是利用農民無報酬的勞動，即以井田制度來剝削;二是征收農民的自然物品或金錢的形式。直至井田制度的結束，商業資本主義的發達與秦始皇的統一，封建制度才告終結。(三)商業資本——過渡時期。封建社會末期，產生一種新的商業資本階級，秦始皇的統一，即代表這種階級。此時，貨幣經濟取替了自然經濟。工藝之發展，生產工具及交通方法的改良，農民一部分的生產品，不僅是為自己的消費，同時為市場，換錢作為納稅之用，購買農民經濟上所必須的物品，如鐵器、肥料之類。中國貨幣經濟之發展，至元朝為最盛，中國手工產品亦隨元之武力推銷至國外市場，但不久元人統治亞洲勢力衰落，中國失去國外市場，而商業資本亦永遠停滯于手工業生產狀態。中國手工業何以不能往前發展到近代工業，絕不是由于中國沒有強力的政權與缺乏自然科學，而主要原因是中國商業資本范圍太狹窄，不能有殖民地的擴大，因此在19世紀中葉尚找不到一個工業資產階級。一切手工業都在小經濟主手中，商人階級就是中國資產者的代表，他們發展至此亦不能前進了。所以，中國未能形成消滅專制主義的資本主義，因而資本主義性質國家的發展亦停滯，中國國家發展終徘徊于專制與資本主義統治之過渡中，直至外資的侵入，開始組織現代式的工業，如修建鐵路、開采礦產、設立工廠等，乃發展到資本主義(15)。

　　拉狄克提出“商業資本”和“農民政權”理論，對國內左派影響既深且遠。從自然經濟發展到貨幣經濟，乃形成集中政權的基礎。秦始皇實行改革，即企圖依靠貨幣經濟來組織完全中央集權國家。秦始皇用貨幣來付官吏的薪俸，任命官吏用非封建階級的分子，由此可知他是代表貨幣經濟的貴族階級及商人而與封建諸侯戰爭。在秦朝統治時期，已表現出集中政權的企圖，為這種政治形式的斗爭，經若干世紀，至元朝方形鞏固。元朝乃地主與商業資本階級聯合的國家。至明清兩朝，因貨幣經濟的普遍發展，商業及工藝之地位不能消滅，而純粹的封建亦不能恢復，故此兩朝政治乃與商業資本發生關系之地主政局，而非封建地主政局。

　　漢朝、明朝之所以興，即是代表農民的利益，靠著農民的勝利，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特殊的農民政權。農民雖然勝利，但勝利之后卻不能用經濟與行政的手段，直接利用政權的力量以指揮偉大的國家，終被貨幣經濟打破，轉變為地主與商業資本的一種政權。因此，地主階級的發展成為歷史的主干，而農民政權雖時常表現，但不過是歷史中的插話。農民政權不能成為長久存在的事實，因為農民戰勝不了屬于商業資本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生于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生存于此種經濟中的農民，即為資本主義之奴隸。資本主義把農民分化了，窮的變為無產階級，富的變為資本家，還有介于窮富之間的大批群眾。中國是手工業、小作坊，不能容納許多無產化農民，于是發生暴動，漢明兩朝皆因此而破產。

　　《中國革命運動史》講義由莫斯科中大學生帶回國內，他們組織了“新宇宙書店”翻譯出版，1929年11月4日初版2000冊，1931年4月15日再版1000冊。1932年6月20日又在辛墾書店再版，1933年8月30日三版，印5500冊。短時間里反復再版，足見受歡迎之程度。這是一本未完之作，下卷中國革命運動部分殘缺(16)，辛墾書店再版易名為《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二十世紀》為此書刊登廣告云：

　　中國歷史真可說是黑漆一團，近來雖也有對它作理論分析的，但少成就。然而世界有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卻已作了一個正確的分析。方法很科學。對于各朝代底變革行程，都有優異的新穎的解釋。這是研究歷史、社會史，和政治經濟底人所必買之書(17)。

　　據說拉氏之作是西方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歷史的第一本書(18)。譯者認為是書用科學方法分析中國歷史，處處表現出有新的光輝，整個系統不必說，單以分析秦始皇和元朝的政制、劉邦和朱元璋的興起、王莽和王安石的變法、康有為派的維新而論，都超出一般中外歷史家、社會史研究家之上;摒棄庸俗的道德觀點，一律從經濟背景和社會成分著眼，這完全是一本科學的著作;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描寫得很好;對于中國向來只是從中文著作中研究中國的歷史家、社會史家、政治經濟家，則指出了一個方法：研究中國應該讀外國人關于中國的著作。本書對這些人來說卻又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事實(19)。

　　中國閱讀界對拉狄克這本書充滿興趣。評論者指出，外國人著中國書，對于中國社會實際情形不免有體驗上的不正確，如對中國資本主義勢力稍有過量的估評，忽視中國社會中的封建勢力的基礎，因此拉氏討論農民土地革命之需要時，反映出他整個結論上的矛盾。然而，“這本書有價值的分析和說明很多。從中國國家的產生一直說到現在。一切的最近革命事件，從戊戌政變以至辛亥革命后的轉向，都有客觀的說明。雖然不免有前面我們所說的那種不正確的估量，但大體算是具體而指示得切要。我們參照他的見解和精神再自己努力吧”(20)。或謂：“這本書不但使讀者明了以往中國革命歷史的真象，它更啟發了我們如何認識人與物的密訣，指示我們解脫腐惡制度與勢力的精神而走向新時代思想的途徑上去。他的看法也許有人會認為過激，然而他的確為我們解答了許多不能自解的問題。這實在是針對著這陳腐破爛的中國社會一本極不可少的書。”(21)

　　二　接受與批判

　　《中國革命運動史》在中國風行之時，正值中國社會性質以及社會史論戰，拉狄克對此問題的看法是：“自秦始皇帝統治時代起，中國國家的政權已不是地主單獨統治的形式了，而同時卻還沒有走到資本主義統治的時期……中國貨幣經濟發達之時，便是商業階級與地主階級所統治，他們的利益便是各種變化的原動力，在中國的歷史，從秦始皇起，所有中世紀時代的官僚，都是代表這個階級。”(22)拉氏又謂：“中國商業資本主義已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的封建主完全沒有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而集中到商業資產階級手里，他們剝削的目的，與封建地主不同，因為后者不知道貨幣經濟，他們的目的，不過是為得黃金、裝飾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只有商業資本家。”(23)拉狄克最早運用商業資本概念來解釋中國歷史，在中國十分流行，信奉者甚多。李立三曾指出：“中國取消派思想否認封建勢力的一個主要的來源，就是對商業資本的作用的錯誤觀念。認為商業資本的發展，足以消滅封建剝削關系，甚至認為商業資本可以形成一種社會制度來代替封建制度，因此現在中國是商業資本占統治的時期，所以現在中國社會制度就建筑在這種商業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上……這一錯誤的觀點種源于臘狄克的‘中國革命史’的演講，現在已成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中心思想。”(24)然而，批判此說者亦復不少，朱新繁認為拉狄克不了解商業資本的性質，因而否認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拉狄克的錯誤，在于他不從剝削方法(生產方法)上立論而從剝削者的出身及其剝削的目的上立論，所以耍著‘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的奇妙的結論”(25)。批評者大多只是不同意拉氏的結論，而事實上都在分享他的理論資源，諸如商業資本或貨幣經濟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幾千年來朝代治亂循環的解釋、中國手工業為什么不能進步到近代工業等，批評者從拉氏那里獲得不少暗示和啟發，這恐怕是不能否認的。

　　《中國革命運動史》被視為“觀點正確”的革命史(26)，在中國左派史學界具有廣泛的影響，尤其那些與莫斯科中大有關聯的“托派”學人，幾奉若經典。“托派”分子杜畏之對拉狄克給予崇高的評價：

　　在談中國社會史時還不應當忘記一個天才的波蘭猶太人。這位猶太人運用冰雪一樣的聰明，使用熟練的唯物史觀，根據少許翻譯的材料，大膽地，像猜謎一樣地，闖進了渺茫的中國之古代，居然得到了頗不壞的結果，猜破了許多謎，摸得了他的邊際，畫出了他的輪廓;雖然也鑄造了不少偏見，而拿一個不懂中國文的人居然能達到這步田地，總算是難能可貴了。馬克思主義者方法論之鋒利于此證明了。拉狄克是我們所知道的歐人中之最能正確地描畫中國歷史者。

　　在方法論上，杜氏認為拉著無所指摘，然而他有幾條弱點，使他只能對古代中國作一個大致不差的白描，而不能把古代中國之圖畫詳盡真確地復現于世人之前。第一條弱點是不懂中國文字。這是一切研究中國歷史的歐人共有的弱點，因不懂中國文字，所以不能廣泛利用豐富的史料而只能很褊狹地局限于西文譯成的材料，往往陷于粗略偏謬不自知。這一弱點限制了拉氏的研究工作進一步挺進，離開莫斯科中大之后，就沒有再發表關于中國歷史的文字了。第二弱點在于他不是一位深思的學者而是個天資卓越、儀表輝煌的新聞記者。他并不藏身于研究室中，亦不埋頭于故紙堆里，他只是在煙余酒后，或演講之前，聽一聽那一群秘書的陳述與報告，看一看別人代他搜集到或整理好的材料，略加思索便登臺發揮，如云出岫，如瓶瀉水，一部中國革命運動史就是如此產生的。這里面自然夾雜著很多疏忽，免不了偏見與謬誤。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情形禁絕了他繼續研究的可能。自從在政治上失勢以后再也沒有成群的助手，于是這位天才的記者便拋棄了中國歷史的研究工作。第三弱點是他站在派別斗爭的立場上來研究中國史。這使他有時不自覺地為某種主張或成見而犧牲歷史的真理。例如，為要證明現代中國社會為資本主義社會而強逼秦始皇來作商業資本的代表，為要糟蹋瓦爾加(Varga)的荒唐而自己根本忽視水的作用。這種立場使他在脫離派別斗爭時放棄了中國史研究，使他從這一派轉入另一派時根本推翻了自己的意見。拉狄克的著作已經不屬于他自己了。杜畏之以為，雖然如此，這曇花一現的中國史講演總還是一本研究中國歷史發展之名貴的文獻，還是每個中國史研究者之必讀的作品，不過要提防他的偏見與謬誤(27)。1925年10月，杜畏之與王明、張聞天、王稼祥、俞秀松、烏蘭夫、伍修權等同行，從上海坐船前往莫斯科中大。他對拉狄克校長當頗為了解，所披露的成書細節應可信，對拉著的評價亦公允。

　　1933年在上海文壇發生了一起“余趙剪竊問題之爭”，論爭的焦點在于余慕陶《世界文學史》(樂華圖書公司，1932)是否抄襲趙景深、鄭振鐸等人的著作。余著抄襲問題，文學界似已有公論，在此不細究。余慕陶是一位左派學人，1929年加入中共，因系“托派”，于1931年被中共開除。他嘗試用唯物史觀編著的《世界文學史》，是依著“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影”及“有了十月革命才有俄國現代文學”兩句名言寫成的，所以凡寫到某一時代文學，他都先談該時代的社會情形。余著上卷關于中國文學史內容論及社會的，有“敘言”、第一章第九節“春秋戰國迄魏晉時的社會情形”、第五章第一節“由齊到明的中國社會”。余氏采納拉狄克觀點，認為“秦是中國商業資本的集權國家”，點名引用拉氏，接受所謂“農民政權”理論(28)。

　　“托派”陳邦國《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一文大體依據拉氏理論，略廣其意而已。商業資本的發展沒有向工業上走，而向著另一條道路走，即土地投資，發展高利貸，于是工業的農業基礎沒有建立起來。同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殘酷地破壞了農民生產，土地不斷地從農民手中失掉。商業資本的發展與社會矛盾成正比，結果漢朝走了秦的覆轍。拉狄克稱中國這一歷史過程為“循環”(29)，陳氏謂之“有特別見解”。郭沫若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能轉到商業資本時代，是因為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關于這一個問題，拉狄克說的很好……我們無用重復拉狄克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已解決了的問題，因為這一個解決是比較很正確的”(30)。王伯平《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發軔》一文亦完全接受拉氏之說。關于中國社會的發展秦以后走入循環圈中的問題，認為拉氏這一發現，“確乎是極有價值的，完全道破了中國數千年來歷史的秘密”，漢初政權代表農民利益，但很快便在性質上轉變，“這一點拉狄克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中解釋得異常之卓越”(31)。薛農山《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一書認同拉狄克的理論，秦朝代表中國的商業資本第一次走上統治地位。在農民反對商業資本和爭取土地的解放戰爭中，又形成了漢朝的農民政府——由農民暴動中所產生的政府，但是在商業資本占優勢的社會中，農民在經濟上沒有獨立的前途，加之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農民政權便形成內部的轉變而過渡到另一個階級，并且還和農民的利益對立起來(32)。

　　《中國革命運動史》“其主張頗為國人所依據”(33)，然批判拉氏理論者亦復不少。1930年中共人士丘旭(邱祥霞)批評拉氏，秦朝是商業資本階級的政權，并且還是從戰爭的形式推翻封建貴族而建立其階級的專政，“這簡直是歷史上的神話”(34)。錢亦石《中國政治史講話》引用波克洛夫斯基(Pokrovsky)的觀點，商業資本階級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權，不與封建勢力對立，以批判拉氏謂秦朝政權建筑在商業資本階級之上，“這是一種似是而非之論”。而拉氏的農民政權理論，在錢氏看來，“真是一種‘海外奇談’”(35)。李季的《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長文，對拉狄克很多觀點持批判態度，如“農民政權”，譏諷他是來中國找奇跡，謂秦乃商業資本階級政治更是笑話。不過，李季以局中人的眼光，無意中也說明了拉氏理論被接受的情形。拉狄克認為農民企圖建設政權是中國史上的特點，漢朝和明朝初時政權本為農民政權性質，“于是引起陶君和許多人的盲從”;反秦始皇者，不僅有過去失勢者，還有農民群眾，“這個‘中國通’認秦的政權建筑在商業資本階級上面，固然十分荒謬，但對于亡秦的勢力卻認識了一部分”;“梅君盲從拉狄克秦為商業資本階級政權的說法，摭拾《史記》描寫秦通商的一段話，指秦在戰國末年為‘一個最大的商業國’，殊不知以秦的商業和農業較，他將知道秦是一個‘渺乎其小’的商業國”;當春秋戰國時代，因農工生產力的發展而有商業的勃興，因農工商業的興盛而促成封建制度的崩潰，引起秦代的轉變，這是每個研究史實的人都能知道的。“不意葉青君中了郭沫若君和拉狄克的毒……統一以后的秦朝，也本質地是代表商工經濟底君主政治。”(36)“陶君”指陶希圣，“梅君”指梅思平。陶氏有些觀點，如商業資本破壞了自然經濟，促進了土地私有制及土地買賣，破壞了封建制度，中國在帝國主義侵入之前是先資本主義的社會或命名為商業資本社會，與拉狄克意見相類，至少到了1930年他已公開承認熟悉拉氏的理論。批評者亦常將陶、拉二氏相提并論，如丘旭《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與中國革命目前階段性——拉狄克及陶希圣錯誤意見之批評》、張橫《評陶希圣的歷史方法論》(37)，似暗示兩者思想存在一定的聯系;1928年梅思平《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一文(38)，認為秦并吞六國，完全是商業資本階級政治的成績，與拉氏觀點更接近。不過，尚未發現證據顯示《中國革命運動史》中譯本出版之前，陶、梅二氏即已接觸到拉氏的理論(39);葉青曾在莫斯科中大學習，聽過拉狄克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他的觀點與拉氏相近并不意外。

　　拉狄克提出漢、明兩朝初時政權性質為農民政權，引起“許多人的盲從”，然而中共學者向省吾則批判拉氏說：“中國從來也沒有發生過農民的政權，而且也沒有發生過商業資本的單獨的政權。拉狄克因為看見了中國歷代新登寶殿的皇帝對于農民稍須給以恩惠，便說這是農民政府。其實封建大地主的這種做作，只是為自身做計，只是企圖恢復單純的再生產以再建立起榨取的基礎。拉狄克之所謂由農民政府轉化為地主政府，純粹是他頭腦中的想象。他實忘卻了馬克思主義的ABC，而認為農民是可以單獨建立起來政權的……其次，拉狄克過于重視中國商業資本之局部的集積，而沒有看到整個的地主經濟的占據優勢的事實，所以他竟誤認秦朝為代表商業資本的政權。而他在他整篇論文中，都好像是認為商業資本是次于封建制度而先于資本主義的一種獨立的制度似的。這種理論，無論如何，是不能成立的。”(40)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對于拉狄克視漢初政權為農民政權，亦不贊同，認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41)。

　　中國手工業為什么不能發展到近代工業?換言之，中國為什么沒有發明機器?拉狄克給了一個很有趣的答案：中國沒有海外殖民地。他認為近代產業革命之所以首先發生在英國，是因為英國有廣大的國外市場，所以它發明了蒸汽機，完成產業革命而走上資本主義制度的坦途。中國自元朝以后與國外市場斷絕，所以沒有發明蒸汽機的刺激力，即是手工業生產也停頓起來(42)。也就是說，國外市場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決定要素。拉狄克的見解或來源于他的老師女革命家盧森堡(Rosa Luxemberg)在《資本積累論》中所持的觀點，她認為假若沒有非資本主義的國外市場，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資本積累)就不可能進行。把這一觀點邏輯地發展下去，必然要得出結論：沒有國外市場就不會有資本主義(43)。陳邦國、余慕陶接受拉氏之說，但很多學者并不茍同此說，陳嘯江指出中國完全沒有外國市場并非屬實，沒有海外市場的解釋，只看到真相之一部(44);錢亦石批評拉氏分不清楚雞和蛋的關系，國外市場誠然有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但這種條件屬于外部(45)。總之，不論贊譽或批判，拉氏對中國歷史的觀點，有的被中國學者所承襲發揮，有的則被批判，成為繼續探討的起點。

　　據莫斯科中大學生回憶，拉狄克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主要以太平天國運動來探討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46)，那么他對這場運動應當有較全面的見解。今人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一書，論及試圖從階級關系和社會經濟內容等方面對太平天國運動進行分析的史書，如李一塵《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等，認為太平天國是一場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或稱為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或稱為市民性的農民革命、農民性的市民革命，這些觀點似乎都淵源于拉狄克的著作《太平天國革命運動》(47)。拉氏《中國革命運動史》中譯本幾乎沒有涉及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或為他在莫斯科中大“中國革命運動史”講義之一。從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大段大段地引用拉氏《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的材料和觀點，以及朱謙之的評論來推斷，拉氏這本書疑有中譯本，在中國學術界有所流傳。

　　據朱謙之介紹，關于太平天國史的解釋書籍，有拉狄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李一塵《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李群杰《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均理論多而事實少，只知有史料之解釋，而不知從事史料之搜集，只知馬克思主義而不知有孫中山主義，即在馬克思主義中，也不免隔靴搔癢之感，所以缺點很多……在這樣貧乏的史料基礎之上，試問怎樣能夠建立科學的理論解釋，結果還不是遷就事實，來完成他們空洞的理論，尤其是拉狄克的理論來解釋太平天國運動，已經錯了。張氏的《太平天國革命史》，又以拉狄克的理論為依據，前后引用不知若干次”(48)。在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成書過程中，不論在材料或論點，拉著發揮的作用最大，如“在拉狄克所著《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我今錄出后一段來，這段對于本節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義”(49)，引文竟有四頁的篇幅。其中有關評論太平天國運動性質的文字，經常被左派史家所引征，而正統派則批評之，即：

　　中國當時需要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熟了。所以太平天國的暴動，它里面藏著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革命的成分(就是消滅封建的土地關系，取消農奴，推翻舊的官僚，造成德謨克納西的政治制度等等)，它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暴風雷雨的先聲，有力的開端。如果太平天國的農民軍，當時得到中國資產階級的幫助，如果他們的運動終途沒有停頓(這樣一停頓，使四分之三的中國，仍舊在舊的制度統治之下，同時也就造成自己滅亡之根源)，如果當時的列強沒有援助中國的反動勢力來撲滅革命，那么中國到現在早已成為世界上極大的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了(50)。

　　張霄鳴承襲拉氏之說，認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51)左派學者李一塵《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亦有相同的表述(52)。1856年太平天國內訌，是階級矛盾的表現：洪秀全是小資產階級，即破產的下層知識分子，接觸商業資本后趨于腐化;楊秀清是煤炭工人，代表工人意識的急進派;韋昌輝是被迫加入革命的地主富商的代表。張霄鳴引用并接受拉氏特異的見解：“工人的意見欲推進革命向前發展，小資產階級就動搖了，而地主就手舞足蹈的屠殺工人。一九二七年的歷史，更重演這出悲劇，太平天國的野史，即是一九二七年北伐中階級利益沖突的開場白。”(53)張霄鳴不僅采納拉狄克對太平天國的評論，而且認為用商業資本解釋中國歷史，如秦代的政權建筑在商業資本階段之上，“這個意見是非常正確的”(54)。張霄鳴生平不詳，他的思想受拉狄克影響甚深，疑與莫斯科中大有淵源關系。

　　拉狄克有關太平天國革命的評論，頗受體制內學者的批判。朱謙之批評：“然而不幸地許多托洛茨基派的歷史理論家，竟歪曲了這種事實，如拉狄克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書中，曾經說過在太平天國時代，中國當時需要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熟了……隨聲附和以拉狄克的理論為依據的不知許多，而最明顯的，就是從前托派的葉青。”(55)簡又文則批評拉狄克及同調者錯誤地用馬克思主義解釋太平天國史，認為這是絕無確鑿的和充足的事實為根據的空論，唯物史觀實為不健全的學理，尤其不能施用于解釋太平天國史，這是一種演繹的非科學的做法，旨在宣傳主義(56)。

　　三　拉狄克與中共史學

　　拉狄克由于被斯大林列為“托派”分子，中共對這位“叛徒”的政治和學術隨之亦持否定態度，但他對中國歷史有系統且深刻的認識，尤其《中國革命運動史》，為中國左派史家建構以“侵略—革命”模式書寫中國近代史提供了最早范本，不僅對李鼎聲《中國近代史》有積極影響，而且對延安史學也有潛移默化的作用。盡管承襲者大多直接移用，不愿說明出處，可謂“明批暗襲”。

　　由于拉狄克認為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沒有封建主義，1928年12月尚在莫斯科中大學習的吳玉章和林伯渠決定撰文駁斥，“每天一齊到列寧圖書館去看書，然后反復討論，執筆為文”，合作完成一篇三萬言的論文，題為《太平革命以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分析》。若將之與拉氏《中國革命運動史》相比照，前者承襲后者之處極多，甚至有些文字明顯帶有編譯的痕跡。吳玉章后來回憶該文旨在批判拉狄克“胡說”(57)，但事實上他們接受拉氏學說遠比拒絕的多。且看以下一段比對文字，便可一目了然。

　　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

　　……秦始皇實行的改革，實際是預言中國歷史有更進步的發展。這種改革，確是想依賴貨幣經濟來組織完全中央集權國家的企圖。這是經濟統一過程中政治的表現，也是隨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秦始皇首倡皇帝意志超于古代經典的主張，落后的封建階級卻企圖以古代的經典來反對中央集權國家組織。但秦始皇回答的是皇帝與其命令超一切古典的，且君主不僅頒發命令，并據有實力，所以毫無遲疑的坑埋擁護舊制度的儒者四百六十人。但是假如規定封建系統的孔子書籍仍然存在，也大是妨礙新制度的發展，因此秦始皇不僅要消滅道統思想孔子之徒，并且還要燒毀他們的書籍。

　　吳玉章、林伯渠之文：

　　……秦始皇實行改革封建制度，實際上是預言中國歷史有更進步的發展。這種改革確是企圖依賴貨幣經濟來組織完全中央集權的國家，因為集權的國家只有建筑在集中經濟的階級上才有實現的可能。而周末春秋戰國時，一般唯心論的腐儒全然不知進化的原理，總是拿所謂“古圣先王”的舊制來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秦始皇首倡皇帝意志超于古代經典的主張。落后的封建階級企圖以古代經典來反對中央集權國家的組織，秦始皇就毫不遲疑地坑儒者四百六十人。由于擁護封建系統的孔子書籍仍然存在，終是妨礙新制度的發展。因此，始皇不僅要消滅孔子之徒，并且還要燒毀他們的書籍。

　　吳、林二氏接受拉狄克的商業資本觀點，認為秦朝是代表商業資產階級的政權，也認同所謂“農民政權”的理論，甚至推而廣之，“自漢以來，各朝建國之初，政權都須代表農民……迨天下一定，轉瞬間即變為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政權”。秦之后反復出現循環式治亂的根源，即商業資本與封建經濟的矛盾發展，他們接受了拉氏的解釋。兩者對秦之后的封建地主性質的認識，沒有根本不同。他們認為：“中國的地主不是封建諸侯時代的地主，而是貨幣經濟時代豪紳商人官僚等財產資本的地主，是高利貸變相的地主，是社會中層的寄生階級。”(58)拉氏則謂：“商業資本是農村經濟破壞之主干及在農民貧窮化基礎上產生的寄生蟲……封建形式雖然存在，但終不能隱蔽現在的事實，這個事實是說明利用那些形式剝削農民的階級，不是封建時代的地主，而是產生于資產階級、商人及官僚的地主。”(59)他們所提出“財產資本”概念，其實與拉氏“商業資本”無實質性的差異。他們與拉氏相異之處在于對封建勢力估計不同，前者認為中國封建余孽不僅存在，而且還有非常強固的勢力，后者認為中國地主非封建的而為資本主義式的，中國的封建勢力現在沒有很大的作用。

　　李鼎聲(平心)的《中國近代史》(1933年)是用唯物史觀所寫的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參考了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并有選擇地吸納了拉氏觀點。關于戊戌變法，拉氏說：

　　這根本改革的企圖，要是單靠清帝對外患的畏懼，及他的顧問與幾個維新派人之身上，同時統治階級全體反對這種改革運動，國民群眾則漠不關心于國事，在這種情形之下，所得的結果當然只有失敗，蹈罹禍患而已……他們沒有找到在中國社會的任何擁護的力量來推行這種改良的政綱……維新派是隔離了群眾，也不能鼓起群眾……能夠去推行這種改革的社會基礎力量還是沒有……他們的失敗不是因為欲求速成改革，而是因為還沒有人民群眾的基礎以推行這個革命……這段極深刻的慘史很有許多地方可以同俄國十二月黨的暴動事件相參照……不過在實事上無論是十二月黨或康有為派都不是從資產階級內出來的，都是還沒有資產階級發展的可能的。現在中國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應視康有為派這次改革運動為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驅……僅僅知道中國的所需要的還是不能夠做的;要能夠將這種需要與人民群眾相結合，還要把譚嗣同的行動與人民群眾的行動結合起來……僅僅知識階級的勇毅與流血是不夠的，還要靠斗爭行動與人民群眾。這種斗爭當然是不能避免流血，斗爭不是在乎以流血愈多為目的，流血不應是個人的，不是離開群眾的，這犧牲流血的人是要與人民群眾連結起來的，康有為派還沒曾提出那樣問題過，但我們則不能不尊敬他們的英勇，以那樣小的團體竟會有那樣英勇無畏的理想……如我們站在廣大群眾之上是沒有一滴血會空空洗掉的……這事實便證明，他們的事業在歷史的需要上不是偶然的，不是所謂無關輕重的歷史插話(60)。

　　李鼎聲在書中多次引用拉氏觀點，他對戊戌變法運動作如下評論：

　　戊戌改革運動的失敗，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廣大的群眾斗爭做基礎，康有為等雖能揭出資產階級的改良思想，而因為僅依傍一手無寸柄的德宗做后援，這當然敵不過基礎雄厚的反動勢力。有人將康有為等的改革運動比之于俄國十二月黨(Decablist)十九世紀初端(一八二五年)的事變，這是頗相似的……戊戌革新運動是已失敗了，然它在歷史上的意義甚為重大，它作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驅(61)。

　　李氏提及“有人”云云，即指拉狄克，他評析戊戌變法運動失敗原因及意義，均與拉氏基本一致。關于義和團運動，拉狄克說：

　　這種民眾運動是什么的性質呢?它的根原，就是基于資本主義之侵入，引起中國的生活情形破壞中的民眾憤懣而來……中日之戰，表現出中國的弱點，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完全把中國的經濟，歸入外國的帝國主義者手里去了……義和團運動，結果被消滅于血海中了……義和團運動，也是中國民眾有革命覺悟的初步……這次農民運動，決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后中國革命的先兆。雖是他們被滿洲政府利用了，可是它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浪(62)。

　　李鼎聲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大體接受拉狄克的觀點：“我們現在且引拉狄克對于義和團的分析來看一看。雖然拉氏在分析中國革命的著述中有許多錯誤，但關于義和團事件的評論卻不失為正確。”李氏所引即“這次農民運動……一個伏流的波浪”此段文字，謂：“拉氏認為義和團暴動是和俄國的反猶太人運動一樣的。俄皇政府利用農民反對農村資本家的情緒來反對屠殺猶太人，以轉移他們反政府的目標，這種運動是反動的;同樣滿清政府利用農民與貧民的仇洋情緒來反對屠殺外國人，以消滅他們革命的意識，這種運動亦是反動的。”(63)李鼎聲雖然認為拉狄克分析中國革命存在諸多錯誤，但《中國革命運動史》從觀點和材料兩方面都支持他寫作《中國近代史》，則不能抹煞。

　　據說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一書，莫斯科有中文版，毛澤東保存過一本，在延安時送給了何干之，1940年何又送給了胡華，封面上還有毛澤東的簽名(64)，說明拉氏《中國革命運動史》不只一種中譯本，而且莫斯科中譯本在延安地區有所流傳。1937年12月，延安出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封面題名“中國革命運動史”，“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對拉著有所參考。例如，《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對戊戌變法的評價：

　　戊戌改革運動只是曇花一現地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沒有力量的依靠……康梁等所依靠的光緒皇帝又沒有掌握實權……至于當時下層群眾的力量，又是這些維新派所看不見的……當然，當時六君子慷慨就義英勇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不過他們的犧牲流血是離開群眾的，他們的赤血沒有與群眾聯結起來，這個沒有力量依靠的改革只有走向失敗……有人將戊戌政變比之于一八二五年俄國十二月黨的宮廷事變……戊戌政變是失敗了，但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上，也有其進步的意義(65)。

　　《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書由張聞天主編，以1934年他的《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講稿為藍本。講稿文字更能看出與拉狄克思想的聯系之處。張聞天說：

　　在康有為的小團體中有這樣富于犧牲精神的人，正和一八二五年俄國“十二月黨”的宮廷事變的犧牲相仿佛，他們的英勇為自己主張而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可是雖然他們如此英勇犧牲精神的人，因為他們是脫離群眾，而且本身就害怕與反對群眾的……僅僅先進知識分子的勇敢與流血是不夠的，這必須要依靠于群眾的斗爭與群眾的行為……義和團運動就這樣葬送在帝國主義的槍炮之下了。不管他怎樣為統治階級所利用，變成了帶了保護舊制度的反動色彩，但是他總是一個原始的反帝運動，也就是中國民眾的革命覺悟的初步。義和團運動，決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象中外統治階級的歷史家所寫的那樣，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中國革命的先兆(66)。

　　《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都沒有明示參考拉狄克著作，或有政治方面的考慮，畢竟公然點名正面引用一位托派頭目的作品，無疑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然就以上文字比對，張聞天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與拉氏淵源匪淺。張聞天曾在莫斯科中大學習，聽過拉氏的課，日后在著述中采納拉氏的某些觀點，并不令人感到詫異。此外，《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反復再版，1949年前各解放區學校大多采為教材，1949年后革命史教材亦多以之為藍本，間接散播了拉氏的某些史學觀點，而接受者恐未必清楚這些觀念的“形成史”(67)。

　　拉狄克對中國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經典評論，不時被左派學人不加說明地引用，以致后世研究者難以辨析學術本源，誤以為是中國左派史家的原創理論概括，予以不適宜的佳評。例如，拉狄克評論義和團：“這次農民運動，決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后中國革命的先兆。雖是他們被滿洲政府利用了，可是它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浪。”據李平心觀察，國內刊物上有好幾篇文章把這段話當作伊理奇的話引用(68)，從中可反映拉狄克語錄的風行。華崗《1925-1927中國大革命史》(春耕書店，1931)一書關于義和團運動，說：

　　義和團事件一方面是滿清政府黑暗反動趨于極端之結果，另一方面便是基于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引起中國的生活情形破壞中廣大農民群眾的憤懣而來……悲壯熱烈的義和團暴動，結果是被葬送于血海中了!這一次事件，決不是什么少數無知拳匪的暴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后中國革命的先兆。雖然它被滿清政府利用了，可是它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浪(69)。

　　除了個別文字，這段話幾乎與拉狄克完全一致，著者沒有加以說明就襲用了。后來華崗編著出版《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1940)、《中國近代史》(1949)保留上述有關義和團的評論。今人不察，以為華崗對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失敗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70)。此外，薛農山《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引用了拉氏的義和團評論，謂“說得對”(71);楊東蒪《論辛亥革命》說：“義和團雖被清廷利用了，但它卻表示了舊中國的崩壞，預示了以后中國革命的先兆”(72);田漢《庚子事變與賽金花》一文，除了引用上述此段文字外，還大段引用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關于義和團的評論(73);1937年仲季《新啟蒙運動之路》一文論及義和團謂：“雖然他們被滿清利用了(扶清滅洋)，但它是‘以后中國革命的先兆’。”(74)凡此種種，拉狄克評論被輾轉引用，乃至張冠李戴，弄錯出處，可見瘋傳之程度了。不論是公開批判，還是暗襲，拉狄克的思想在流傳過程中被分解為若干部件，脫離了母體，供人們自由選取并隨意組合，在不同的文本中流竄，猶如幽靈一般，徘徊于中國左派學人的論述中，獲得了新的身份，擁有獨立的生命，拉狄克的著作已經不屬于他自己了。

　　以上以拉狄克為個案，說明他對中國左派史學的深遠影響。事實上，除了拉狄克之外，馬札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沙發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森谷克己《中國社會經濟史》、佐野袈裟美《中國歷史讀本》等著作，在中國左派史學界流傳也很廣，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和作用。左派學人有一種獨特的“無史”論。中國過去的史籍，雖然汗牛充棟，洋洋大觀，“但都是些帝王家譜和英雄偉人起居注之類，在今天說來，只能作為少數歷史研究者的研究資料，一般工作同志沒有那些閑工夫去研讀，而且也不重要”。另一方面，“在過去一般中學、大學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大都像流水老賬一樣，只是歷史事件不分輕重大小，將舊史料稍加系統與條理而已。實在說來，對我們并沒有好多的幫助”。既然古人的史書“不重要”，正統派所寫的通史“沒有好多的幫助”，自己又沒有寫出“合于大眾需要的中國通史”(75)，難怪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何干之等，異口同聲謂“無史”可讀。如此，國外學者嘗試用唯物史觀撰寫的中國史，不論缺點如何，在無更多可供選擇的狀況下，中國左派史家順理成章地首選它們作為閱讀文本。而且，左派學人坦言這些外人著作“因為具有一定的結構和編制，在我們的研究上，可以說是已經制過的熟料。不消說，當我們運用這種現成的熟料，構造在研究上的體系的時候，自然省事得多”(76)。換言之，左派學人往往是靠編譯、模仿、套用各種外人范本，改裝、重組各種理論資源，在批判揚棄的基礎上，建構本土化的左派史學。然而，中共對蘇聯、日本左派的中國研究并不總是正面歡迎的。1938年以后，由于中共提出學術“中國化”，外人著作逐漸失去借鑒價值，顯得過時、落伍了，至少在宣稱上加以批判，消除影響，以凸顯中國左派史家的主體地位。這種變化原因不限于一端，而政治力量主導學術的因素不應忽視。馬札爾、拉狄克、沙發諾夫的政治生涯頗為坎坷，均被視為斯大林政權的敵人，1937年馬札爾被處決，1939年拉狄克在獄中死去，1942年沙發諾夫在流放中逝世，他們都被看成是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在抗日戰爭背景之下，森谷克己、佐野袈裟美被中共史家視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中共史家對他們除了批判不足以顯示個人政治立場的正確。但是這些“叛徒”或“帝國主義代言人”有關中國歷史的論述，卻時常被國內左派史家“明批暗襲”，似不能否認。

　　作者簡介：李孝遷，歷史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

　　【注釋】：

　　①“左派史學”是時人的提法，并非無中生有，毫無根據。1933年清華大學史學系學生王栻就提出史學界存在所謂“右派”、“左派”、“中央派”，他說：“在今日中國史學界情況下，敢于作通史者，僅有二派：一派為守舊之右派，如柳詒徵及繆鳳林輩，以中國舊有之歷史哲學為基礎，以整理舊史;一為新起之左派，以新輸入之唯物史觀為基礎，大刀闊斧地構成中國社會進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適、顧頡剛等，利用西洋19世紀之史學方法，欲用考據入手，逐漸整理，尚未敢著手貫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將來結果而言，或以此派為最有希望，但以目前之未經清理之史料，殊未足以筑通史。”(《夏鼐日記》第1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頁)1947年賀昌群說：“左派歷史學以唯物史觀而整理，雖膚淺，亦大受歡迎。”(《夏鼐日記》第4冊，第113頁)1947年4月1日，繆鳳林應浙江大學史地學會之請，在學校公開演講，題為“評所謂左派的歷史著作”(《求是周報》，1947年4月11日，第2版)。因此，“左派史學”或“左派史家”的提法，是能成立且能被讀者所辨識，并非系生造新詞。

　　②梁啟超：《清代通史·梁序》，蕭一山：《清代通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再版，第5頁。

　　③黃夏年編：《朱謙之文集》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④關于拉狄克的生平，詳見拉茲齊等編著，北京大學《共產國際人物傳記辭典》翻譯組譯：《共產國際人物傳記辭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343頁;Warren Lerner，Karl Radek：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按，“Radek”中譯名除了“拉狄克”，尚有“拉迪克”、“拉德克”、“拉迭克”、“拉碟克”、“拉特克”、“臘狄克”、“拉底克”、“拉的克”、“臘殆克”等。

　　⑤1926年7月胡適訪問莫斯科中山大學，主動與拉狄克接觸。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7頁。

　　⑥⑩尹若夫：《卡爾·拉狄克評傳》，《蘇俄評論》第11卷第3期，1937年3月31日。

　　⑦方峻峰(陶希圣)：《托洛斯基派之中國社會論》，《新生命》1930年第3卷第5期。

　　⑧李錦蓉：《我的道路》，《中山文史》1990年第20輯，第168頁。

　　⑨史唐：《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回憶》，《百年潮》2005年第2期。

　　(11)徐懋庸：《拉狄克論》，《新學識》1937年第1卷第2期。

　　(12)尹若夫：《卡爾·拉狄克評傳》，《蘇俄評論》第11卷第3期，1937年3月31日。

　　(13)《拉狄克等付公開審判》，《蘇俄評論》第11卷第1期，1937年1月30日。

　　(14)為了充分說明此書內容，先備列目錄于次：一、歐洲資本主義開始侵入時的中國情形——土地私有制在中國是否已經存在——有沒有大批的土地占有;二、當時商業資本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中國不能達到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因;三、中國國家的起源——封建時代的政權——秦始皇的政制改革——商業資本的政權——元朝的政權與商業資本;四、農民政權之建立——農民政府轉化之原因——王莽的改革——王安石的變法——歷代政權的性質;五、歐洲資本主義之侵入中國——武力進攻的結果：南京條約、天津條約——買辦階級的發生及其作用——中國的商工業與帝國主義;六、在中國東方的日本的勃興——中日戰爭與馬關條約——從此各帝國主義把中國認識清楚了——中國無能的暴露;七、俄國之必然東侵——過去的中俄關系——俄國覬覦滿洲的野心——西伯利亞鐵道之建筑;八、德國的東來——它的統一、發展、東來，與俄法威脅日本退還中日戰后的侵地;九、帝國主義要殖民地化中國——俄國借款事件——李鴻章與張蔭桓賣國的證據——租界、債務、鐵路等侵略政策;十、上層的改革運動——康有為論變法——戊戌維新——這個運動的失敗及其教訓;十一、下層的反抗運動——義和團之崛起——皇室、官僚的態度——義和團的暴動——八國聯軍的擄掠——辛丑條約;十二、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筑鐵路的政策——銀行團之產生與作用——鐵路與中國產業;十三、由鐵路政策到礦山、租借地之讓與——勢力范圍的形成;十四、帝國主義在中國開工廠就地剝削——中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十五、中國政權因帝國主義所加與中國的財政負擔而削弱——資本主義破壞農村的間接方法——農村的破壞和賦稅的增加;十六、土地占有的形式——地主的來源與性質——農民的物質狀況。

　　(15)參見：《Radek對于中國社會史的觀察》，《中國新書月報》第2卷第6號，1932年6月。

　　(16)“在下卷要分析義和團暴動后之中國革命運動，孫中山主義的發展，及一九一一年革命之組織，國民黨之產生，和現代中國工農運動之發生。此后，我們研究到最后的問題——中國革命政綱，怎樣建設國家，怎樣建設經濟，怎樣為工農的革命而提出經濟的政綱及怎樣反對外國的帝國主義——這些問題要常回復到經濟問題的。我想這種分析可給中國一般的及國際的革命者以中國問題一個基本的材料，使每個青年革命者的政治認定不基于愿望而基于事實。”(拉狄克著，克仁譯：《中國革命運動史》，新宇宙書店1931年再版，第256頁)下卷因拉狄克離開莫斯科中大而沒有繼續完成。

　　(17)《二十世紀》1932年第2卷第2期，第220頁。

　　(18)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序》，第1頁。

　　(19)拉德克(拉狄克)著，克仁譯：《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再版序》，辛墾書店1932年版，第5頁。

　　(20)明：《中國革命運動史》，《新東方》第3卷第7期，1932年7月30日。

　　(21)徐一儒：《中國革命運動史》，《社會問題》1930年第1卷第2、3期合刊。

　　(22)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第63、77頁。

　　(23)朱其華：《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生命書局1931年版，第292頁。又見朱新繁(其華)：《關于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讀書雜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合刊)。對于這段引文，朱氏謂摘錄自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但核查中譯本，并無此文，疑系朱氏自己的一種概括，其意與拉氏略有不同。王宜昌《中國社會史論史》(《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伍啟元編《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現代書局1934版)第166頁注二亦引用此段文字，后來被反復引征，或接受或批判，影響極大。

　　(24)李立三：《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資料選輯)》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頁。

　　(25)朱新繁：《關于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讀書雜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26)麻星甫組編：《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頁。

　　(27)杜畏之：《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28)余慕陶：《世界文學史》，樂華圖書公司1932年版，第136～137頁。

　　(29)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中譯本對這個“循環”的描述并不清晰，可能是節譯的緣故。莫斯科中大留學生不僅翻譯了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而且1929年新宇宙書店出版莫斯科中大另一本講義《西方革命史》(金果爾、樸利果仁合著，高峰譯)，在中國左派學者中亦相當流行。考慮面對的是中國學生，《西方革命史》亦講了不少中國方面的內容，如“中國歷史與西歐歷史的關系”、“中國的封建制度”、“中國的商業資本”、“中國的農民戰爭”，觀點大體取自拉狄克。《西方革命史》(中譯本，第168～169頁)說：“農民的政權，可以轉變成反農民的政權，可以轉變而站到另一個階級上成了農民的殘酷的統治者與壓迫者。中國農民的勝利，有什么結果呢?拉狄克在他的《中國革命運動史》第五講上曾說過：‘農民的政府總是不能成一個固定局面的，因為農民就是在開始發展商業資本主義的時候，已經表現出它是不能戰勝資本主義的(在漢朝的時候)……當時的農民政府實沒有能力解決他所遇著的問題，漢朝因此倒臺，后來的明朝也是因同樣的原因而滅亡。貨幣經濟發達的結果，使由農民暴動而產生出來的政府，不得不顧及到適合于這種經濟制度的階級。因此中國被欺騙的農民，不斷地叛變，不斷地起來暴動。暴動的潮流，更變了朝代，建立新的農民的政權，后來又墮落，又起暴動，重演著以前的故事。’”對中國朝代的治亂循環，此段譯文敘述得更明白。

　　(30)陳邦國：《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讀書雜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31)王伯平：《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發軔》，《讀書雜志》(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第3輯，1932年8月1日。又見鐘離蒙、楊鳳麟主編：《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匯編續集》第14冊，遼寧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頁。

　　(32)薛農山：《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上冊，神州國光社1935年版，第8頁。

　　(33)陳嘯江：《西漢社會經濟研究》，新生命書局1936年版，第461頁。

　　(34)丘旭(邱祥霞)：《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與中國革命目前階段性——拉狄克及陶希圣錯誤意見之批評》，《摩登青年》1930年第1卷第2期，第96頁。

　　(35)錢亦石遺著：《中國政治史講話》，生活書店1946年版，第183～184、230～231頁。

　　(36)李季：《對于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二續)》，《讀書雜志》1933年第3卷第3、4期合刊，第51、67、68、74、78、81頁。

　　(37)載《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38)載《新生命》1928年第1卷第11期。

　　(39)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3頁。

　　(40)向省吾：《中國的商業資本》，《新思潮》1930年第5期。

　　(41)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99頁。

　　(42)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第25～27頁。

　　(43)沈志遠：《研究中國經濟之方法論的檢討》，《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7年第4卷第1期。

　　(44)陳嘯江：《西漢社會經濟研究》，第463頁。

　　(45)錢亦石：《現代中國經濟的檢討》，《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

　　(46)李錦蓉：《我的道路》，《中山文史》1990年第20輯，第168頁。按，拉狄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當講到太平天國時，換了達林(S. A. Dalin)講課，后來出版的《中國革命運動史》講義，收錄了達林有關太平天國的授課內容，新宇宙書店中譯本刪去了太平天國部分和“緒言”，其他內容恐亦有刪減，只是一種節譯本。據李錦蓉回憶，拉狄克也講過太平天國運動，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最早道及拉狄克寫有《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一書，但筆者尚未找到，故暫從張霄鳴之說。

　　(47)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17頁。

　　(48)黃夏年編：《朱謙之文集》(2)，第263～263頁。

　　(49)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神州國光社1933年版，第35頁。

　　(50)(51)(53)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第37、137、261頁。

　　(52)李一塵：《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光華書局1930年版，第3頁。

　　(54)張霄鳴：《中國歷代耕地問題》，新生命書局1932年版，第103～104頁。

　　(55)黃夏年編：《朱謙之文集》(2)，第350～351頁。

　　(56)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導言》，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廣西省政府編譯處1944年版，第14～17頁。

　　(57)《林伯渠傳》編寫組編：《林伯渠傳》，紅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頁;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89頁。

　　(58)吳玉章、林伯渠：《太平革命以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分析》，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吳玉章傳》編寫組編：《吳玉章文集》下，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745頁。

　　(59)(60)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第252、177～181頁。

　　(61)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46年版，第161～162頁。

　　(62)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第182～198頁。

　　(63)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84頁。

　　(64)胡華：《中國革命史新編序》，山東省出版總社業務處編：《魯版圖書序跋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頁。

　　(65)張聞天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1937年版，第56～58頁。

　　(66)張聞天：《中國革命基本問題》(1934)，張聞天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附錄，第370～371頁。

　　(67)關于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與拉狄克的關系，先行成果胡華《關于擴展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研究領域和教學內容問題》《胡華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王學勤《簡論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編著〉》(《北京黨史研究》1993年第4期)、歐元軍喜《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已有所論及，特此說明，不敢掠美。

　　(68)《平心文集》2，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頁。

　　(69)華崗：《中國大革命史19 25-1927》，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6、60頁。

　　(70)朱玉湘：《華崗與中國革命史研究》，朱玉湘：《中國近現代史論叢》，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43頁。

　　(71)薛農山：《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神州國光社1935年版，第381頁。

　　(72)載《申報周刊》1936年第1卷第14期。

　　(73)田漢：《庚子事變與賽金花》，《女子月刊》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1日。又見陳剛等編：《田漢全集》(18)文論，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47～548頁。

　　(74)仲季：《新啟蒙運動之路》，《新知識》第5期，1937年5月20日。又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地區抗日運動史料匯編》(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頁。

　　(75)劉亞生：《略評幾本外國人著的中國歷史》，《解放日報》，1942年1月17日，第3版。

　　(76)楊及玄：《民生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