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主導了美國崛起?

　　20世紀初，美國總統威爾遜清醒指出——

　　“當我看到商界巨頭與政界大亨建立了聯盟時，我便知道事情不妙了;這種事實會阻礙社會進步，使社會失去活力;高高在上的這類聯盟，旨在壓制下層人民。”他尖銳地批判：“今天，我們政府已經淪入特權人物的手中……極少數人左右著美國的政策，普通人沒有發言權。” 必須改變這一狀況，“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與美國全體民眾同心同德的政府”(《新自由》)

　　工人階級的反抗，農民的反抗，黑人的反抗，印第安人的反抗，這些被資產階級深惡痛絕地指責為“激進主義”，甚至被工人貴族所回避所斥責的人民革命運動，被威爾遜高度肯定。他大喝一聲——

　　“聽著，我們時代的所謂激進主義，只不過是將人民心中的能量釋放出來的自然之功。美國，這一偉大民族，正處于正義之底，美德之底，希望之底;民族存在的根扎進美麗的土地，純潔的土地，榮譽的土地。當前需要的正是這種激進主義，它將為我們實現一個強大民族的雄心壯志而掃清道路。”(《新自由》)

　　威爾遜落地有聲——

　　“當我回首歷史進程，回顧美國的誕生，我發現每一頁都寫有：民族的新生不是來自于上層階級而是來自于下層民眾。”

　　“美國的富強存在于普通人的希望、普通人的福利、普通人的事業心及普通人的積極性之中，我們不會因少數紳士指揮工業而富有，……正是勞動者這一偉大主體才使美國強大。”(《新自由》)

　　20世紀美國的崛起，其主導力量不是所謂的“社會精英”，而是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推動了資本主義改革。

　　20世紀60年代，是人類歷史上雙子星座大放光明的年代。

　　資本主義以羅斯福塑就的美國巔峰的輝煌，社會主義以毛澤東鋪染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壯觀，給予人類社會五彩繽紛的亮麗。戴·斯泰格沃德說得對：“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從未離開60年代。”(《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60年代是一個偉大的年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能量的交流，再一次以對立的形式，傳遞著相統一的默契。

　　在世界東方，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毛澤東砸碎自己親手創建的政權，訴諸群眾運動，甚至武裝工農，“重上井岡山”。(《毛澤東詩詞》)

　　在世界西方，美國翻卷起經久不息的紅色狂飆，羅斯福精神成為激進主義的動力。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新左派運動以及黑人“向華盛頓進軍”運動，涌動著對暴力革命的渴望;爆炸事件、縱火事件連綿起伏。大學生們儼然激進的先鋒，“在宿舍和臨時住處里，一度掛滿甲殼蟲樂隊大幅海報的墻壁如今也赫然掛著格瓦拉、馬克思和胡志明的畫像。越共旗幟就像受人喜愛的衣服補丁一樣擠走了和平標志。毛澤東的游擊隊員啟蒙書——‘紅寶書’到處傳播。……許多學生對革命即將來臨堅信不移，政府部門里有許多人也是如此。……政治上的夸張言語，革命正在進行的感覺以及個人解放與全世界的解放同時在展開的幻覺，這一切都被與正在進行的戰爭憤怒而失望地聯系在一起。”(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還有西歐，年輕一代“拒絕融入由利潤和消費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帶頭反抗資本主義，并在1968年達到高潮……法國的反抗從學生階層開始，擴及全部工薪階層，于是約1000萬罷工者舉行了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罷工。……在其他國家，反抗沒有如此浩大的規模，但更為持久。”(加亞爾等：《歐洲史》)

　　還有東歐，蘇軍入侵的坦克給人民的反抗蒙上一層反對共產主義的假象，卻在實質上揭示了人民革命對社會主義政權異變為特權剝削的抗議。

　　60年代東西方彼此呼應的革命運動，是繼蘇聯十月革命之后，革命在世界范圍的擴展與爆發。

　　二戰的勝利，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戰勝法西斯的共同勝利。對于勝利果實，資本主義要摘桃子，社會主義也要摘桃子;人民要摘桃子，特權壟斷資本集團也要摘桃子。這個桃子是歸于大資本家階級呢，還是歸于人民大眾?是私有制重新向壟斷資本聚斂和集中呢，還是變革私有制向公有制進步?

　　這是人類歷史提出的尖銳問題。軍事的勝利贏得了政治的勝利，但政治的勝利就一定是人民的勝利嗎?如果沒有所有制的變革，如何落實人民的勝利成果?進而言之，所有制的變革一定能夠保證所有觀念的變革嗎?如果沒有觀念的革命，所有制的變革能夠鞏固嗎?

　　二戰后，西歐各國嘗試走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歡欣鼓舞;然而，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觀念的桎梏，很快使人民陷入失望。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理想流于虛幻，美國羅斯福精神被壟斷資本及其觀念咬嚙，給予人民希望與現實的巨大反差。

　　所有制呼喚革命，所有觀念也呼喚革命。60年代的革命，實質上是在兩個階級、兩種制度相互斗爭的基礎上，蔓延于東西方的世界文化大革命。

　　戴·斯泰格沃德指出：美國“60年代的特色之戰便是一場文化內戰。新文化的擁護者對合乎人性的烏托邦充滿渴求，而對技術進步則無動于衷。……年輕人所領導的文化革命是一場徹底的社會變革，這已成為新文化擁護者的信條。”(《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這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何其相似!

　　歷史有著驚人的規律性!中國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澤東心血來潮，而是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強音。

　　中國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美國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在舊文化沒落與新文化復興的臨界點上，羅斯福與毛澤東，一個站在資本主義之巔宣告舊世界的終結，一個揮動社會主義火炬宣告新時代的崛起。

　　資本主義政治高峰與社會主義政治高峰同步，因為二者的對立本來就有著同一的內涵。40年代，西方的羅斯福新政主張“藝術為政治服務”，東方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倡相同的主題。

　　兩個偉人，在兩種對立的社會形態中，倡揚著統一的時代精神。

　　毛澤東與羅斯福跨越時空的握手，緊緊抓住了歷史進步的質點——從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折，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革命，而且是上層建筑尤其是意識形態的革命;它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暴力，但它更是人類自我救贖的觀念革命。

　　然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其實從革命伊始，已經決定了自身的失敗。最終，美國的革命流于曠日持久的騷動，中國的革命演繹成無可奈何的鬧劇。

　　革命為什么失敗?

　　因為，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

　　資本世界因美國的崛起而如日中天。雖然蘇聯社會主義曾經咄咄逼人，雖然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曾經風光無限，但撩開歷史風云，是一個無可辯駁的真實：美國不僅是資本陣營的領袖，而且是世界的領袖。

　　美國世紀是資本主義世紀的美國形態。社會主義的蓬勃生機可以沖擊這個世紀，卻無法超越這個世紀。

　　為什么是美國世紀——

　　1865年，林肯逝世。美國革命謝幕。

　　在林肯生前，美國農民小資產階級已經開始向工人和資本家分化，但經濟構成大體還是小企業。南北戰爭爆發，成百萬的美國青年為自由流血犧牲，資本家卻借機大發戰爭財。人民贏得了勝利，卻被資本家篡奪了果實。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分裂為對立的階級。

　　林肯逝世之前，已經認識到壟斷資本形成和特權階層腐化的危害，他為財富集中于少數人之手而瓦解民主政治深感憂慮。

　　然而，資本主義發展規律不可逆轉。

　　革命變革了生產關系，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大機器在工農業的廣泛使用;然而生產的集中，卻加劇了資本的集中。

　　公有觀念的普及以變通形態認同每一個人的私欲，民主權利的擴大推動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然而為私欲的競爭則反過來蠶食整體的公義。

　　勞動創造資本，但資本的聚斂卻離不開巧取豪奪、損公肥私;“社會精英”們以投機的創意，盜取公有財產，掠奪社會發展成果，把人民創造的“美國崛起”畸變為資本崛起，乃至壟斷資本集團的崛起。

　　1913年，摩根和洛克菲勒兩大財團已經獨占美國全民財富的1/3。以其為領軍，美國八大財團迅速暴發，以強盜行徑侵吞與支配國民經濟，肆無忌憚地壓榨人民;他們在人民自由投票的名義下，操縱選舉，制造總統，干預政府決策，打造特權階層的資本帝國。

　　這個被馬克·吐溫憤怒地嘲諷的“鍍金時代”， 無疑是資本主義最瘋狂的時代。華盛頓的不肖子孫們把“人人生而平等”踩在腳下，向美國人民發動了全面的經濟戰爭和生存戰爭;他們血腥地鎮壓工人的反抗，強迫人民在茍延殘喘中用雙肩支撐起資本的天堂。

　　19世紀末，歐洲工人運動隨著第一國際的解散轉入低谷，而美國工人階級則噴涌出反抗的怒潮。他們聚成獨立的階級，跨上政治舞臺，推動美國民主化進程，成為美國崛起的主導力量。

　　社會主義革命在北美拉開序幕。

　　1877年第一次工人大罷工席卷全美，工人血祭自由，宣告了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戰爭的開始;1886年五·一大罷工，芝加哥工人階級再一次噴射生命的熱能，撲向資本剝削;人民的兒子帕森斯和戰友們英勇赴死，為全世界爭來了工人的節日。

　　工人階級認識到：林肯之后的美國歷史是一份暴虐和霸占的歷史。

　　壟斷資本家認識到：美國工人階級已經舉起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旗幟。

　　美國統治集團認識到：美國政府已經不是林肯規定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而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政府了。

　　美國社會嚴重分裂。

　　被公有制和公有觀念所鋪墊所激勵的美國崛起，將因社會分裂而夭折。

　　改革提上日程。

　　20世紀初，在人民意志的推動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首舉改革之旗，威爾遜總統承續了這一使命。

　　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革命的別樣形態，都是廣大人民的公利對少數特權階層私利的制約與剝奪。

　　威爾遜憂慮：“當我看到商界巨頭與政界大亨建立了聯盟時，我便知道事情不妙了;這種事實會阻礙社會進步，使社會失去活力;高高在上的這類聯盟，旨在壓制下層人民。”他尖銳地批判道：“今天，我們政府已經淪入特權人物的手中……極少數人左右著美國的政策，普通人沒有發言權。” 必須改變這一狀況，“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與美國全體民眾同心同德的政府”(《新自由》)

　　工人階級的反抗，農民的反抗，黑人的反抗，印第安人的反抗，這些被資產階級深惡痛絕地指責為“激進主義”，甚至被工人貴族所回避所斥責的人民革命運動，被威爾遜高度肯定。他大喝一聲：“聽著，我們時代的所謂激進主義，只不過是將人民心中的能量釋放出來的自然之功。美國，這一偉大民族，正處于正義之底，美德之底，希望之底;民族存在的根扎進美麗的土地，純潔的土地，榮譽的土地。當前需要的正是這種激進主義，它將為我們實現一個強大民族的雄心壯志而掃清道路。”(《新自由》)

　　20世紀美國的崛起，其主導力量不是所謂的“社會精英”，而是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推動了資本主義改革。

　　威爾遜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當我回首歷史進程，回顧美國的誕生，我發現每一頁都寫有：民族的新生不是來自于上層階級而是來自于下層民眾。” “美國的富強存在于普通人的希望、普通人的福利、普通人的事業心及普通人的積極性之中，我們不會因少數紳士指揮工業而富有，……正是勞動者這一偉大主體才使美國強大。”(《新自由》)

　　威爾遜指引著美國的崛起之路：從壟斷資本極端聚斂導致社會分裂與危機的谷底，開始新生之旅。他的“新自由”，是對壟斷資本集團肆意剝削人民之自由的剝奪，是對勞動人民爭取自身權益之自由的鼓勵與支持。

　　威爾遜向社會主義傾斜，先后主持通過了勞動保護、社會福利、反托拉斯及婦女選舉權等法案，限制資本壟斷，使民主、自由、平等，重新煥發“人民”的光彩。美利堅大地生機勃勃。

　　一輪美國世紀的旭日，冉冉升起。

　　在這輪旭日的照耀下，偉大的星條旗，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驕傲。

　　然而，勝利果實很快被壟斷資本集團篡奪。

　　勝利的人民理所當然地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權，而壟斷資本則強烈要求解除制約。新任總統胡佛改變威爾遜路線：“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暫時把全體人民組織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論這種做法在戰時有多么合理，在和平時期連續實行則不僅會毀壞我們美國的制度，而且將斷送我們的進步和自由。”(《美國的自治制度》)

　　說得對極了!壟斷資本集團怎能縱容社會主義生機?

　　胡佛總統鼓勵資本、放任資本，向壟斷資本集團傾斜，使資本如脫韁野馬恣意馳騁。美國經濟畸形發展，最終失控，導致1929-1933年的持續大危機。

　　危機時期，美國政府傾人民財力為大資本家輸血，卻不肯救窮人于瀕死;甚至出動軍隊，槍殺絕望無助的請愿工農，對勞動人民戰爭升級，加劇社會分裂，導致美國經濟幾近崩潰。

　　受命于危難之際，富蘭克林·羅斯福閃亮登場。

　　富蘭克林·羅斯福，一位在資本主義形態下，認同并支持“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分享政權”(恩格斯)的人民領袖。

　　上任伊始，羅斯福便給予美國社會以道德救贖的指引。他在就職演說中，憤怒地批判了“追求利潤的那一代人的規則”;他告誡國人：在狂熱地追求變幻無常的利潤的過程中，千萬不可繼續將工作的快樂和道德刺激置諸腦后。因為資本主義大蕭條正是追逐私欲、淡忘公義的產物;要認識到：用物質財富作為成功的標準乃屬荒謬不當。

　　羅斯福舉起了文化革命的旗幟，他強調：“最偉大變革，乃是美國道德風尚的變革。”(《第三十二任總統第二次就職演說》)

　　羅斯福的“新政”被指責為“社會主義”并不冤枉。他毫不避諱他的社會主義方針：“在民主方式的政府之下，全國的財富可以轉化為廣大人民前所未有的普遍舒適生活。……因為全國人民現已看到和了解了國內存在的不公正現象，他們就會建議一筆將它抹去。”(《第三十二任總統第二次就職演說》)

　　羅斯福以社會主義的資本形式——國家資本主義挽救了瀕臨崩潰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強化社會改革，堅持清除特權、暴力致富和私人權力控制公共事務的不公平現象。他在任內制定了《全國勞工關系法》，肯定工人階級的正當權利;制定了《社會保障法》，建立現代福利制度;他以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制約壟斷資本集團，打擊金融投機，調整勞資關系，緩和國內矛盾，實施計劃經濟。他借鑒社會主義，以對資本主義的自我完善，將美國推上高峰。

　　羅斯福重張美國精神，“操各種語言的世界各國人民都一直把美國叫做新世界，這并不是由于這塊大陸是一塊新發現的土地，而是由于來到這里的人們相信，他們能夠在這塊大陸創造出一種新生活，一種能在自由方面展開全新面貌的生活。”(《第三十二任總統第三次就職演說》)

　　新在何處?

　　新在《五月花號公約》所規定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新在《獨立宣言》關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

　　新在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原則。

　　新在整個人類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共產主義原則。

　　“這個共和國以其所抱的希望，不可能長久忍耐個人不應有的貧困和自私自利的富裕。”(羅斯福：《第三十二任總統第三次就職演說》)

　　美國著名大法官勒尼德·漢德抒發為“美國精神”的自豪：“人們對最偉大者和最渺小者不分貴賤，一視同仁……唯美國人的良知和勇氣才能創造它。”(《基督的精神》)

　　——抹平“最偉大者”和“最渺小者”的界線，共產主義的內核脫穎而出。這才是美國人傲視環球的底蘊。

　　羅斯福解讀“底蘊”：“人們對民主的向往，并不僅僅是人類歷史最近才有的現象。它與人類歷史同在，它曾廣泛見之于古代早期人類的生活當中，又在中世紀重新煥發出光輝，并且在‘大憲章’中得到反映。”(《第三十二任總統第三次就職演說》)

　　民主 = 共產主義!

　　當人類還立足于私有制的現實土壤上信奉著私有觀念，其內心深處的共產主義訴求便只能在“民主”的層面上表達出來;換句話說，“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只能通過“民主”——多數人的統治，表達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資產階級民主正是共產主義的別樣形態。

　　事實上，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羅斯福本意的表達。因為民主是有了“人民”之后的階級社會的概念;對于尚未階級分化的“古代早期人類生活”，則是公正、平等、善良的原始共產主義共識。

　　毋庸諱言，1930年羅斯福未任總統之際，曾發出抵制共產主義的警言：“毫無疑問，如果我們不維護昔日民主的理想和最初的目標，那么共產主義思想就會在我國增強力量。”(轉引自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

　　羅斯福清醒地認識到：除了“昔日民主的理想和最初的目標”即美國精神，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與共產主義抗衡的。而美國精神之所以具備這種力量，是因為它與共產主義如同一個硬幣的兩個側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同一性。

　　共產主義精神是對美國精神的升華。美國精神是在正視私有制基礎上對共產主義精神的變通;它以羅斯福形態的“四大自由”，形成美國精神之巔。

　　“四大自由”高揚《獨立宣言》和《解放宣言》的革命精神，充分昭示資本主義發展到頂峰階段那包容一切的“世界主義”胸懷。

　　毫無疑問，羅斯福的政府是資本主義政府，但資本主義政府就不能是人民的政府嗎?在全球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的框架內，就不能最大程度地勃發公有制和公有觀念嗎?

　　言論自由!

　　捍衛誰的言論自由?——人民。

　　人民政府保護人民發表支持政府的言論，也保護人民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

　　信仰自由!

　　捍衛誰的信仰自由?——人民。

　　人民政府保護人民信仰資本主義，也保護人民信仰共產主義。

　　不虞匱乏的自由!

　　捍衛誰的不虞匱乏的自由?——人民。

　　人民政府保護人民“按勞分配”，也保護人民反抗剝削。

　　免除恐懼的自由!

　　捍衛誰的免除恐懼的自由?——人民。

　　人民政府保護人民不受外敵的侵犯，也保護人民不受特權階層的壓迫。

　　“四大自由”直面帝國主義戰爭和法西斯專制，宣告“全世界任何地方”具有“社會革命”的權力，強調“這種革命則是今天世界的一個主要因素。”(羅斯福：《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 在實質上倡揚著人類精神對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的超越，以及對壟斷資本集團之“特權自由” 的剝奪。

　　“四大自由”確立了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

　　資本主義最后能量的爆發表現為美國崛起，而美國崛起是美國精神的崛起。美國精神領導世界。

　　羅斯福——美國精神的象征。美國因羅斯福而領導世界。

　　然而，羅斯福將美國精神發展到最高階段，也同時宣告了美國精神的終結。

　　因為，共產主義精神是人類共有的精神，它不能局限在“美國”的范圍內;相反，“美國精神”應該拋棄它的民族根性，融會到人類精神之中。“我們懂得，單憑我們自己是無法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我們自己的富足有賴于相距遙遠的其他國家的富足……我們懂得要做世界公民，要成為整個人類社會的成員。”(羅斯福：《第三十二任總統第四次就職演說》)

　　世界公民!這個今天幾乎為美國所有大學信奉的理念，是在民族立場上對民族自身的超越，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范疇內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沖擊。

　　美國精神所內涵的人類精神的實質，被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外殼所桎梏，只有打碎這個外殼，自由女神高擎的圣火才能煥發出永恒的光芒。

　　二戰勝利后，為圣火的傳播，羅斯福曾設想炸裂這個外殼：“遠東歸蔣介石，太平洋歸美國，非洲歸英國，歐洲歸蘇聯。”幾個大國以民主精神引導世界，實現永久和平。(見皮·阿考斯、皮·朗契尼克：《病夫治國》)

　　不僅如此，羅斯福放大自己的真誠，他期待斯大林“不會試圖吞并任何東西，而接受與我一道為一個民主和和平的世界而奮斗。”(見皮· 阿考斯、皮·朗契尼克：《病夫治國》)

　　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抽象，可以激勵熱情;但熱情消退后，便是利益的較量。資本主義現實必然地擊碎羅斯福的“烏托邦”。二戰勝利，是資本擴張的有利時機，美國壟斷資本集團不依羅斯福的意志而繃緊了神經。同樣，斯大林為社會主義擴張也繃緊了神經。

　　羅斯福死得其所，他彰顯了美國領導世界的崇高使命，也宣告了這個使命的終結。

　　雖然，使命的彰顯有待量的爆發，使命的終結也有待量的釋放。它不能不經歷一個自我完成的歷史階段。

　　20世紀中葉，是美國的巔峰時期。這個巔峰被羅斯福予以質的否定，卻并不影響隨著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而益發彰顯。歷史賦予美國：資本世界之領袖。

　　這是以羅斯福為標志的領袖群體。

　　杜魯門、艾森豪威爾繼承羅斯福路線，擴大國家干預，促進社會繁榮，以“馬歇爾計劃” 援助歐洲復興，出兵朝鮮保衛資本陣營。美國人確信：“美國和美國方式似乎是所有真正維護人性的人的最后希望之所在。” (卡爾·舒爾茨：《自由與平等權利》)

　　這個領袖群體放眼全世界，盡顯資本主義之巔的寬廣與博大。他們為世界的正義、公平與自由，承擔美國的責任。杜魯門自詡：世界各國人民“前所未有地期待著美國給予善意、力量和明智的領導。”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領導呢?杜魯門強調：“在我們的計劃當中，那種剝削他國利潤的舊式帝國主義毫無容身之處。我們所擬定的乃是一項建立在民主與公平交易觀念基礎之上的開發計劃。”《第三十三任總統就職演說》)

　　事實上，蘇聯與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固然前景光明，但較之成熟的資本主義，仍屬相形見絀，艾森豪威爾的自豪并不夸張：“命運已把領導自由世界的重任賦予我們美國。”(《第三十四任總統首次就職演說》)

　　領導世界，舍美國其誰與?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繁榮昌盛、經濟持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似乎被永遠克服了，“一個不受衰退威脅的繁榮時期，使我們能夠防止經濟活動下降的計劃時期來到了。”(《總統經濟報告》1965年1月，轉引自謝·阿·達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躊躇滿志。

　　然而，在美國黃金時代迅速崛起的壟斷資本集團，公然背棄羅斯福路線，蠶食美國精神。卸任之際的艾森豪威爾，已經警惕特權階層“危害我們的自由或民主化進程”的現實危機，他告誡美國人民：“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威信不僅取決于我們舉世無雙的物質進步、財富和軍事力量，而且取決于我們如何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福利使用我們的力量。”(《第三十四任總統告別演說》)。

　　美國精神危機!

　　“三分之二的人類正苦于營養不良，而我們自己的上流社會卻窮奢極欲，紙醉金迷。……雖然人類亟需革命的領導，美國卻安于國家的僵局。它的目標模糊不清，模棱兩可，受傳統框框束縛;它的民主制度與其說是‘民有、民治、民享’，還不如說是冷漠無情的，為權勢所操縱擺布。”(湯姆·海登：《是什么折磨我們的良心》)

　　貧富兩極分化，種族歧視，核戰爭威脅!由湯姆·海登起草的這篇人民宣言，表達了60年代革命的原因：美國從正義的象征淪落為邪惡與偽善的麇集地。

　　被人民的變革渴望和年輕一代的激情所鼓舞，肯尼迪手持“新邊疆”的宏圖偉業，當選總統。

　　“新邊疆”之“新”，不是為美國開疆辟土、奪城掠地，而是開創立體邊疆，提升美利堅民族到一個廣闊的科學文化領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病，探測深海，鼓勵藝術和貿易的發展……反對暴政、貧窮、疾病和戰爭。”(肯尼迪：《第三十五任總統就職演說》)

　　這是一份為人類進步和天下大同而奮斗的政綱!

　　肯尼迪旨在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文化革命等各領域開拓新天地;他致力于消除貧困，發展教育，保護環境，增加失業賠償，提高最低工資;他推進《民權法案》，落實人民主權，豐富與發展了羅斯福的“新政”。

　　肯尼迪延續著“美國烏托邦”——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完成觀念革命;各民族、種族、階級和集團克服爭斗，和諧相處，共同繪制人類幸福的美好圖畫。

　　肯尼迪有理由激動，美國社會的和諧制造著美國的高峰，那么，整個世界的和諧難道不能制造人類社會的高峰嗎?

　　肯尼迪的“新邊疆”政綱，實際上是美國高峰在觀念上的反映。是充滿激情和崇高理想的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宣言。

　　宣言的指向，是一場向社會主義進軍的運動。

　　在經濟上，肯尼迪加強政府干預，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社會主義的資本形態，它與社會主義僅是一步之差。雖然這一步之差決定了兩種不同的性質——為少數人還是為全體人民，但它恰恰表明二者的同一性以及相互轉化的可能性。

　　在經濟上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決定政治的指向，也要求政治上的社會主義認同反作用于經濟。肯尼迪強烈要求為人民主權立法，屢經挫折而衷心不改，終于在人民的推動下，由他的后繼者約翰遜總統完成遺愿。

　　在意識形態上，肯尼迪呼喚文化大革命。他號召美國人民尤其是美國青年，樹立公義，否定私欲;不要為物質刺激而磨滅美國精神的光輝;要以美利堅民族的自豪感，勇敢地為人類進步與世界和平犧牲自我。他要求美國人承擔起道德的責任和義務：“我的同胞們，請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么，而應問一問你們能為你們的國家做些什么。”(《第三十五任總統就職演說》)

　　這里提倡的是公而忘私的獻身精神。

　　這種精神分明表現出對資本——社會主義的自覺。60年代美國高峰的領袖群體，正如恩格斯曾經說過的，是優秀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他們力圖保持現代社會，不過要消除和它聯系在一起的苦難。為此，他們中有的人提出了種種簡單的善意辦法，有的人則提出了規模龐大的改革計劃，這些計劃在改組社會的借口下，企圖保存現代社會的基石，從而保存現代社會本身。”(《共產主義原理》)

　　毫無疑問，羅斯福精神促成了肯尼迪為美好理想的爆發;然而，肯尼迪爆發則暴露了羅斯福精神的內在沖突：世界主義的人類大同必然掙脫資本主義私有制，而資本主義私有制又如何能夠為人類大同放棄對財富的聚斂、占有和爭奪?

　　事實上，任何民族的黃金時代都是社會和諧的產物。然而任何社會和諧都不是統治階級施舍的，而是人民革命的強迫。

　　美國的黃金時代同樣如此。

　　約·加爾布雷思在《美國的資本主義：制衡力量的概念》一書中指出，50年代，“有組織的工人已經成長壯大到足以抗衡公司的力量，這使美國政治達到了一個完美的平衡。”二戰后，美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僅1946年，就有460萬人參加了約5000次罷工，嚴重地震撼了資本主義制度。即使在壟斷資本重新占據優勢的60年代下半期，工人階級的反抗依然頑強不屈。6萬煉銅工人大罷工延續8個月， “通用電氣公司”約15萬工人大罷工持續3個月， 接著又爆發了35萬人大罷工。

　　社會和諧，其實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工人階級向壟斷資本集團開展階級斗爭的勝利果實，從而使兩個階級勢力均衡，相互讓步、相互認同。

　　正是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制約壟斷資本，激發人民當家作主的活力，促成了羅斯福高峰，也推動了美國的崛起。

　　中庸創造和諧。但是，任何中庸都是暫時的。中庸的雙方誰也不肯安于現狀，一定要打破平衡。工人運動要爭得人民主權的主導，壟斷資本集團則要使“人民主權”成為特權階層的附庸。

　　美國高峰的資本主義屬性，使二戰勝利果實日益落到壟斷資本集團手里。在羅斯福時代獲得長足發展的國有企業，被廉價賣給或租給壟斷資本家，全民財產被特權階層盜取，人民權利受制于資本，工會被限制，工人政黨的自由被剝奪，罷工權被削弱，人民運動被血腥鎮壓。

　　但是，資本主義權威隆盛之時，恰是人民自我解放運動的沖擊之日。肯尼迪呼召文化大革命的激情與理想，催喚起人民的激情與理想，美國大學生們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

　　這是人民自己的宣言：“我們開始感到，原來我們心目中的美國黃金時代其實是一個時代的衰落。……我們的時代不但已目睹了建立烏托邦的嘗試以失敗告終，而且也看到了任何新方針走向窮途末路。”人民對資產階級民主制陷于失望，渴求著“為現狀尋求真正民主的替代物，承擔對他們進行社會試驗的義務”。 (湯姆·海登：《是什么折磨我們的良心》)

　　人民，渴望對美國“民主”的超越，渴望對美國精神的超越，并且渴望為這種超越投身變革的實驗。

　　替代民主!——共產主義呼之欲出。

　　如果說羅斯福對美國之巔作了抽象的否定，那么人民《宣言》則對美國領導世界作了具體的否定。

　　高擎美國精神的，已經不是資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必須獻身于這樣一種社會，在那里人民奪取了富人手中的一切生產資料，并把它置于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的國家手中。”(詹姆斯·福爾曼：《黑人宣言》)

　　這是60年代革命的內涵——觀念的革命。

　　肯尼迪期望在資本主義體制內漸進改革實現和平革命;而人民則沖破肯尼迪，否定資產階級領導，超越資本主義限制，向社會主義革命飛奔。

　　肯尼迪罪莫大焉!他鼓動起人民革命;于是，人民掙脫資產階級外殼，“文化革命”革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命的本質便脫穎而出。

　　步入巔峰的資本主義已喪失革命生機，并且必然為自身生存鎮壓革命。肯尼迪只當了兩年多總統便飲彈身亡，射向他的子彈，其實是射向革命的子彈。

　　如果說肯尼迪為資產階級革命捐軀，那么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則為社會主義革命捐軀。

　　馬丁·路德·金舉起黑人的臂膀，抒發與肯尼迪相同的理想：“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人人生而平等。”(《我有一個夢想》)

　　對馬丁·路德·金的燦爛之“夢”，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是認同的;

　　對馬丁·路德·金反種族主義的斗爭，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是容忍的;

　　當馬丁·路德·金認識到民權斗爭歸根結底是階級斗爭，并吶喊著將“美國夢”轉化為階級斗爭實踐、將種族斗爭升華為向特權集團的反抗時，他就不能被壟斷資產階級容忍了。他的被暗殺就不可避免了。

　　肯尼迪遇刺于60年代初，馬丁·路德·金遇刺于60年代末。一首一尾，首尾呼應，為60年代，也為至今沒有走出60年代的人類，大大地懸垂著一滴血的警示。

　　馬丁·路德·金之死，標志著60年代的衰落。

　　聲勢浩大的人民主權運動，“是典型的60年代的運動。它顯示了在理想驅使下人們所能達到的高度。當這場運動的理想主義衰落時，這個國家的理想主義也衰落了。”(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這是理想怎樣的一個高度呵!

　　肯尼迪展現一幅人類和諧的美好前景;卻在掩蓋階級對抗的幻想中，陷入迷茫。他豪情滿懷地鼓動年輕一代盡情釋放理想主義，卻無法掩蓋自己內心深處因方向不明的空虛：“我們肩負起一場漫長而前景未明的斗爭重任。”(《第三十五任總統就職演說》)

　　肯尼迪“前景未明”的空幻，給予繼任者約翰遜總統以“前景未明”的實踐。

　　約翰遜把肯尼迪的理想付諸于“偉大社會”的開發，他向貧困開戰，向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向窮人和老年人提供醫療保險，實施教育援助;他甚至敦促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

　　然而，壟斷資產階級豈容約翰遜建設向窮人傾斜的“偉大社會”?

　　資本的貪欲助長私有觀念在美國社會蔓延，資本擴張不可遏制;為理想的浮躁和希望的破滅交織在一起，“偉大社會”以失敗告終。約翰遜“把利益帶給每一個人”的真誠，成了一抹“美國高峰”的幻影。

　　肯尼迪主義的破產終結了凱恩斯理論。用社會主義制約壟斷資本可以見效于一時，但資本規律及其沖決一切的能量，終究要掙脫政府的控制。不徹底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政府在與壟斷資本的博弈中必然敗陣，成為壟斷資本的代言人。

　　美國沉淪!

　　戴·斯泰格沃德寫道：“那些成為美國文化的價值觀：勤勞、鍥而不舍、依靠自我、新教主義、傳教士精神以及抽象的法律原則，這種優勢地位在60年代告終。 (《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美國共產黨總書記葛·霍爾寫道：“我們是統治全世界的計劃遭到破產的見證人。我們已經走到整個時代的終點。”(《政治》月刊，轉引自謝·阿·達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失敗的越南戰爭，使美國人更深切感受著美國高峰終結后的清醒。尼克松主義，是這一清醒的產物。

　　在美國高峰的偉大群體中，尼克松以超乎常人的清醒，直面世界均勢的前景尤其是蘇聯迅速崛起的咄咄逼人，勇敢地接受美國霸主地位喪失的現實，果斷地改寫世界格局：摒棄全球主義，結束越戰，中美建交，美蘇緩和。“美國已經無法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世界已經是這個樣子，但沒有人比尼克松更能承認這一點。”(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尼克松象征著美國高峰的終結。象征著美國社會在兩種文化交鋒中的迷茫和公眾理想的破滅。尼克松以實用主義的冷靜，放棄“領導世界”的奢求，尋求資本主義的現實之路;然而，實用主義卻使他陷于壟斷資本的丑陋與齷齪中。他背負著美國整個特權階層的罪惡，成為美國沉淪的替罪羊。水門事件，人民拋棄了尼克松，實際上是對美國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抗議，是對美國新生的渴望。

　　在尼克松身上，本來寄托著美國人民復興理想的希望。但是被壟斷資本集團鎖定的美國政治，只能制造為資本擴張服務的政客。沒有人民革命推動，不可能出現人民領袖;再出色的政治家，也只能淪為壟斷資本的奴仆。

　　為崇高理想而工作的政府被為權利欲和利益集團而爭奪的政府所取代，政府成了骯臟的政治交易和卑鄙的陰謀詭計的垃圾場。美國人民失望了，他們以鄙夷的目光送別尼克松，實際上是送別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全部政客們。

　　尼克松的下臺，表明美國社會對自身精神失落的無奈。美國精神的最后一縷光輝黯淡了，美國步入下坡路。

　　1974年，勃列日涅夫會見尼克松時，已經預感到蘇聯解體的危機;而尼克松則為美國擔憂。兩巨頭面對同樣的不祥之兆。他們“原本是要討論限制雙方毀滅地球能力的可能性，但都轉為討論兩國會在內部崩潰的可能性了。……1974年還無人預見到蘇聯已行將崩潰，但尼克松感覺到自己的美國正在走向一個時代的尾聲。”(戴維·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

　　肯尼迪以“新邊疆”的宏圖開創了60年代，尼克松以宏圖的幻滅終結了這個年代。

　　這是美國精神的幻滅。

　　尼克松，寫下了60年代的結論，也寫下了60年代的希望。

　　60年代向人類歷史宣言：推動民主進程的，只能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文化革命，則是未來革命的主導。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本文摘自《中國：21世紀宣言（世界篇）》; 《中國：21世紀宣言（中華篇）》已出版，可在國家圖書館及北大、復旦、北師大、華東師大、臺灣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圖書館借閱，可向本人免費索取電子書，郵箱：[email protected]，亦可向出版社優惠購書，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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