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在撥亂反正，特別是嚴懲腐敗振奮人心。大老虎的不斷落馬，不斷地驗證群眾對建國六十多年來干部隊伍的議論：毛主席的干部兩袖清風，華國鋒的干部勞而無功，以后的干部億萬富翁/腐敗成風(盡管有些夸張)，習近平的干部(指億萬富翁/腐敗成風)鳥在驚弓。

　　建國初期，當腐敗剛一抬頭，毛主席就發動群眾搞“三反”、“五反”運動，嚴懲了黨內的腐敗、打敗了不法資本家向黨的猖狂進攻，促進了經濟恢復、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國家安定了30多年。當時號稱第一大案的劉青山、張子善，對現在來說，只不過是小菜一碟。7月1日《中國剪報》報道，截止5月底，全國監察機關已發現違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件線索188件，已建議將暫予監外執行條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監執行，其中副廳級以上職務犯罪18名。這說明十八大后的反腐不僅要對一些冤假錯案要進行撥亂反正，而且對漏掉的、輕叛的、死了的、退休的腐敗分子都要進行撥亂反正。這樣才能正本清源，得民心，讓腐敗分子處于驚弓之中。然而群眾紛紛議論并希望，像前公安部部長陶四駒是也能像18名副廳級罪犯一樣重新審定。

　　據網上資料，1989年陶駟駒接替公安部長職務到1998年為止。在任職期間，他親自批準了公安部下屬經濟實體的資金和沒收的走私款項，挪用來購買房屋。他在94年到97年，用了大概5.5億元，在北京、天津、青島、大連、煙臺、蘇州、杭州、上海、廣州、珠海、深圳、武漢、成都、海口、廈門等15個市城，購買了320套豪華住宅、別墅。又將這些每幢價值一、兩百萬元的豪華住宅、別墅，以每幢僅3000至5000元的價格，“賣”給當時國務院領導、各部委領導、退休黨政軍高級干部及其家屬、子女等。另外他還用地方海關查收的那些走私販私等款項1.5億多元，供這些高干和家屬到美國、歐洲、日本、澳大利亞或者香港等地去旅游，或者買東西。他還同樣用這筆錢買了三百多塊，多數都是勞力士等名表，以每塊表100～500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當時的中央各部的高干，還有退休高干和家屬。這個案是當時一個非常大的案子。接受禮物的人群中，在公安部黨組的11名成員當中，有7個人接受了禮物;在李鵬為總理的第八屆國務院各個部委辦中，只有5個部的領導沒有接受豪華住宅和名表;在國務院的領導當中，只有4個人的夫人沒有接受名表。也就是說陶行賄的范圍相當廣泛。當副部長李紀周出事后，陶駟駒的問題被揭出來了。但干了一輩子公安工作的陶駟駒手段極為老辣，氣焰十分囂張，一直拒絕交代。他對中紀委副書記何勇說：“沒什么大的〔問題〕。要叛就叛，要殺就殺，我早已有準備”。陶駟駒“雙規”審查期間，中紀委、總參保衛部曾對陶駟駒在京的兩所住宅搜查過四次。前三次，包括地板、墻壁都搜過了，但僅搜到了一些“禮品”、“首飾”。第四次采用高科技x光探照器，終于在電視機內抄到了數額巨大的匿名存款單、債券(大到多少，未公布)及七萬美元等。在犯罪的證據面前，陶駟駒不得不做出了交代和揭發。被迫交代了這個問題以后，接受了巨額賄賂的這些高官，包括國務院領導、各部委、退休黨政軍高干這些人，是在得到了中紀委的通知以后，才把這些贓物和贓款上交的(都是被迫的，只交一萬元以上，以下則不交)。高官們上交的財物經清點有：121幢住宅、別墅，現金4500多萬元，170多萬美元的外幣，530多件名貴禮品，240多幅(件)國畫、油畫、古玩，200多件名貴裝飾品，85輛歐、美、日高級轎車、旅行車，12艘70噸至120噸的游艇等。其中，12名副總理級(網上有名)高官上交、上報的非法擁有的資金、財產、禮品，價值達1.7億元;52名部級(公布部分姓名)高官上交、上報的非法擁有的資金、財產禮品，價值近4.5億元;兩項合計6.2億元(相差8000多萬元)。陶駟駒本人擁有4幢住宅、別墅、3塊名表、2輛轎車〔一輛敞蓬寶馬、一輛日制越野〕;收受賄賂210多萬元人民幣、不記名債券，7萬美元。

　　對陶的問題是怎樣處理的呢?是中紀委報中央批準，建議對他的問題免于法律起訴和追究;建議停止他的中央委員會職務，建議停止人大常務委員的職務，建議留黨查看兩年。這么大的一個案子最終處理的結果就是這樣。據《法制周報》7月3日以“會計挪用公款1800萬死緩減刑為無期 湖南高院首次公開審理減刑案”報道：現年41歲的劉迪，1998年始任益陽市赫山區地方稅務局計劃財務科經費會計。10年間，她利用職務之便貪污挪用公款1800多萬元。2011年9月1日，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劉迪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當月18日，湖南省高級法院核準益陽市中院的判處結果。“劉迪入獄以來，能認罪服法，服從管教，能積極參加生產勞動，較好地按時、按質、按量完成勞動定額，累計獲得考核分88.3分，無故意犯罪。”經公開審理后，當庭宣布減刑裁定：“罪犯劉迪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刑罰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這是1800萬、行政級別最低與7億巨款部長相差之大——死緩、沒收全部財產與免于法律追究，且上交的比貪污挪用相差上億元，放在1800萬級別最低的死犯緩犯上，還得判處幾個，更不用說那7億涉及到的那些高官了。

　　這是不是當時的第一大案，現在要不要復查?人民的回答是肯定的要復查。如果當時把這個案子嚴辦了，受賄的副總理、部級官員一分不少(所有都退，不是萬元以下不退，最低也得按銀行貸款利息加在一起)該退的全部退回，對受賄的高官并根據情節按黨紀、政紀、國法該咋辦就咋辦，對陶駟駒必須依法承辦。那現在的大官就不會有這么多的腐敗。人們下邊也紛紛議論，為什么后30年官員腐敗越來越嚴重，貪污的數值越來越大，級別越來越高，且級別越高腐敗的比例越大?就在于有改旗易道變公有為私有的綱領和護身符“三不一少”。資本家的發家還有個創業過程，然而三不一少的賣國企官商勾結一夜就將多少億、幾百億就會變成自己的(如以2006年山東魯能集團改制為例，將738億資產被幾大巨頭官商勾結用38億鯨呑——張宏良等向中央上書);打著“要解決工人吃飯”旗號，將有的國企干脆送給他們。這是對前30年國企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否定。記得當時開會時，大家對賣國企、包產到戶搞私有化很有意見，社會主義究竟是公有還是私有，共產黨究竟是搞共產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主持會議的領導不能解釋。不少領導且多數就只能違心地拿出不姓社、不姓資、不爭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絕對權威，讓大家只能服從組織，不許再問，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然而成千上萬的共富村、社，卻正好相反。以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成熟黨組織是村社工、農、兵(民兵)、商一元化的領導者。黨組織是跟“三不一少”斗爭的堅強的戰斗堡壘，黨員是帶領社員走公有共富的先鋒戰士。史來賀就當了51年村黨委書記、雷金河也是幾十年如一日······因而才能頂得住“三不一少”一刀切搞包產到戶，才有了今天的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城鄉一體化的農村都市。社員都過上沒有貧富差別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可持續發展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李克強總理念念不忘的安徽鳳陽及所有包產到戶的村、社，國企被賣的工廠那個能與其相比。上文提到的僅以最近新華社和新華網專稿周家莊人民公社，2013年1.3萬社員除去十多項福利，人均純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農民，高出全國農民純收6000元。這就充分說明公有制的優越。用56歲人民公社的事實批判了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國企被賣性質必變，兩極分化那是必然。共產黨姓公不姓私，走社會主義不走資;既不姓公也不姓私，在路線問題上不爭論少數人富的實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邪路。這就是三不一少的滔天罪行。

　　1964年2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了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同志時，批判赫魯曉夫的“三和一少”，并特別強調，假如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其實“三不一少”是“不似”三和一少，“勝似”三和一少。共富村就認清了它的本質，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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