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的新書《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出版以后,引起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討論與爭議。該書的法文原著出版于2013年8月,英文版出版于2014年3月,目前已有十多個語種的版權被迅速買斷。不經意間,皮克迪這部純學術大部頭著作中的觀點成了大家爭相討論的焦點,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它觸及到了現代社會的一根神經即不平等,進入21世紀全球主要國家的貧富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這已經引起公眾對貧富分化、階級對立和社會動蕩的擔憂。從理論分析框架來看作者并沒有什么創新,因為一般都認為資本主義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平等與世界的不平衡,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工資事實上在不斷提高,政府福利支出在不斷加大,利潤在不斷下降,成本在不斷提高,資本越來越難以生存,同時也不難看到世界上富國正在變窮,窮國正在變富,世界正在變得更加扁平。那么,對于資本主義的功過到底應該如何分析呢?
資本主義現代經濟與社會是建立在私人投資基礎上的,而私人投資是建立在利潤驅動基礎上的,沒有預期利潤就沒有私人投資,沒有投資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經濟就衰退,經濟衰退,社會矛盾就會激化。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成本在不斷提高,預期利潤在不斷下降,由此結果是私人投資的停滯,顯然這是現代經濟與社會陷入困境的根源。美國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我們所了解的世界的終結:21世紀的社會科學”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正在受到一種結構性的制約,人們已經不再能夠駕馭,而這種結構性的制約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農村化的結果,這是非常超前的現象,將可能在今后的25年中大體完成。這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勞動成本在全部創造價值中的比重將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長期后果,這導致了生態的枯竭,這就使投入到全部創造價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結果,它對公共開支不斷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衛生保健和終身收入的保障上,這就使稅收開支在全部創造價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種力量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大規模的長期的對生產利潤的結構性壓縮,而且使資本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贏利。由于資本的無限積累是定義資本主義作為歷史體系的特征,但是以上三種制約使這一體系的最初動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資本主義面臨結構性的危機。
根據工資鐵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工資不可能絕對提高,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但是從資本主義發展來看,事實上工人的工資在不斷提高,無產階級最終變成了中產階級,而這是現代雇傭制度趨于瓦解的根源。現代資本主義雇傭制度是建立在社會極端兩極分化基礎上的,即一方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另一方是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而這種情況一般出現于城市化的初級極端,因為真正的低工資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是新雇傭的來自于農村地區的移民,他們是第一次進入工資勞動市場,愿意接受低下的工資,原因在于他們一無所有,饑寒交迫不得不找份工作,還有他們得到的凈收入實際上比他們原來在農村地區干活中得到的凈收入要高。但是,一旦他們吃飽了,建立在饑餓基礎上的資本主義雇傭制度就動搖了,它不得不提高工資,或者通過移民,通過轉移經營地點尋找新的廉價勞動力,或者通過以機器人代替人的勞動以控制和降低成本,或者不得不改變現代雇傭制度的形式,以合伙制,股份制等代之。工資越高,利潤越低,反之也一樣,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階級斗爭的根源,資本家總是力圖壓低工資以提升利潤,而被雇傭階級總是力圖提高工資。從資本主義發展來看,實際平均工資水平在整個世界經濟中所占生產成本比例是不斷提高的,其原因一是由于工人的政治覺醒與不斷斗爭。二是由于資本主義國家選擇了一條改良主義道路以避免革命的爆發,所以馬克思與列寧預測的無產階級革命并沒有最終發生。三是資本家認識到如果生產汽車的工人買不起汽車,那么我生產汽車買給誰呢?他們認識到通過提高工資可以增加社會購買力,擴大內需。但是目前問題是工資上漲了,利潤下降了,沒有利潤,資本家也就失去了資本積累的基礎與投資的興趣,或者他們選擇將生產轉移到工資低的國家去,由此結果自然是不僅高工資難以維持,而且失業率居高不下。
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個瓶頸來自于成本外化或者講環境破壞極限的制約,對于這個制約事實上我們也不陌生,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正在導致環境破壞的加劇。不錯,發展是一件好事,但是發展總是有代價的,如果代價大于發展的好處,那么這種發展就到了極限,或者說這種發展事實上是一種破壞。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發明出一種無污染的發展方式,那么在現有的情況下,就存在由誰來承擔環境污染的成本問題,是成本外化,讓政府與社會承擔還是應該成本內化,讓企業公司承擔。如果是前者,就要大幅度增加納稅,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會加大公司的利潤壓力,構成對資本積累的制約,最終結果往往是公司將工廠從城市轉移到城市邊緣,從城市邊緣轉移到農村,從農村再轉移到欠發達國家。
對資本主義的最后一擊來自于資本主義體制內政府功能的擴大與稅收的不斷增加,小政府,大市場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征,但是從資本主義發展來看政府的功能不是縮小而是不斷擴大,特別是隨著福利國家的產生,政府已經儼然成為社會的保姆,之所以產生這種反向發展趨勢一自然是西方國家民主化的發展,是階級斗爭的結果,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功能的擴大與社會福利的發展可以說成是為了馴服危險階級而付出的費用,這也就是為何馬克思預見的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發生的原因,因為資本主義自己改良了。二是由于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經常性經濟危機迫使或者不得不要求政府出手拯救,事實上資本危機往往通過政府之手,然后將危機轉嫁于社會,由社會來承擔危機的成本。而政府功能的擴大意味而且必然意味國家稅收的提高,因為政府不是生產性機構,它沒有錢,要錢就要增加稅收,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那么,政府能夠向誰征得稅收呢?只能是富人,因為窮人本來就沒有錢,他們是國家照顧的對象,是稅收增加的受益者。但是,政府向富人征稅,在達到一定水平時自然會嚴重影響進行資本積累的能力,稅收增加,利潤下降,反之亦然,富人或者公司往往選擇如何避稅,逃稅或者選擇一走了之,于是政府不得不把眼光再轉向那些留下來的富人與公司,直至最后一個富人。
顯然,現代經濟與社會危機不是經濟發展中的危機,而是資本積累中的危機,一方面危機源于資本主義導致的社會分配不平等與世界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與國際沖突,另一方面更源于由于成本與社會福利的上升,利潤的下降,由此導致的資本投資不足。所以與其說危機來自于不平等與不平衡,不如說來自于平等與平衡。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是成本在不斷提高,利潤空間在不斷收窄,由此結果是私人投資的不穩定性。那么,對此如何應對以擺脫經濟與社會的困境?其一無非是降低成本,提升預期利潤空間,以此吸引私人資本投資的回歸,如政府減稅,以福利代替工資成本的上升,等等。顯然這與《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不同方向的。其二,就是啟動公共投資,從長期來看預期利潤不可避免地將表現為遞減的趨勢,由此私人投資將越來越趨于不穩定,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以公共投資填補私人投資的不足,對此別無選擇。由此我們也將看到未來經濟與社會的基礎將不可避免地從私人投資轉向公共投資,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事實上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包括自由主義理論以及后來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和熊彼特的分析,他們早就預見到并指出,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就是創造財富,它的驅動力就是不斷追求利潤,但是一旦利潤趨于零,資本主義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私人投資將被代之以公共投資,因為利潤如果為零,私人資本就不會再投資,社會發展由此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凱恩斯認為人類社會將從競爭時代進入休閑時代,實際上兩者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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