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的民主形態具有不同的社會屬性。資產階級革命締造的西方現代民主形態曾極大地促進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并長期主導世界政治舞臺。直至19 世紀后期，社會主義運動萌生了早期社會主義民主形態。20 世紀70 年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形態推到了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挑戰面前，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在世界遭遇了“民主退化”困境，而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民主形態卻展現出勃勃生機與極大的制度優勢。

　　一、民主形態及其社會屬性

　　在政治學的視角下，所謂民主形態主要指與社會形態相適應的基本民主理念及其指導下建構的民主政治制度與機制、政治權力架構所形成的民主政治的某種表現形式。不同歷史階段的民主理念、民主制度與權力組織架構所組成的民主形式不同，民主形態的社會屬性也必然不同。

　　亞里士多德的政體理論強調，不同政體是“目的性各不相同的整體，它們分別擁有不同的內在結構和生命力原則”[1]4。孟德斯鳩在亞里士多德政體理論基礎上創建了“一般精神”理念，認為任何一種政體形式都是以一定的社會條件與“一般精神”為基礎的，“一般精神”是自然條件、宗教、法律、政治原則、慣例、習俗等因素的總和，它們構成了每種政體獨特的內在結構，使其能夠具有運作和發揮效能的內在動力原則或力量[1]5。因此，不同社會條件和“一般精神”構成的社會形態( 國體) 所采用的民主形態必然不相同。

　　當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潮流派紛呈，其中以熊彼特與羅伯特·達爾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學者認為，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內涵與希臘原始民主形態的內涵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民主主體已經由昔日城邦自由民轉變為現代社會公民; 民主的實現方式已經由城邦自由民多數人參與的原始議事會議制度演變為少數精英主導的現代代議制度。總之，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基本表現形式主要包括： ( 1) 憲法指導下的普選制; ( 2) 三權分立原則指導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體制; ( 3) 多黨競爭和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 ( 4) 與政黨內閣共進退的政務官與相對“中立”的常任文官結合的現代公務員制度。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政體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特征，如美國的總統制、法國的半總統制、英國的立憲君主制、瑞士的委員會制等。

　　二、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社會屬性及其歷史地位

　　1. 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資本主義屬性

　　盡管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歷史與國情不盡相同，民主政治制度與權力組織結構形式存在差異，但基本理念與指導原則是基本一致的，都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筑。因此，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社會屬性也是相同的，都體現出資本主義屬性。無論是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論、羅伯特·達爾的多元民主理論，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民主終結”理論，它們都認為現代民主形態只能“是一種‘我們’( 西方) 已擁有的東西”，“民主與資本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聯合體制”。美國著名現代化理論家巴林頓·摩爾甚至宣稱“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他們將那些尚未建立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國家和地區視為“較不幸的地方”，并且自認為應該承擔起將西方現代民主形態“輸出到地球上”那些“較不幸的地方”去的責任，以“幫助建立民主體制和機構”[2]，因為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具有普世價值意義。顯然，西方自由主義學者堅信，世界各國的現代民主形態只有一種，那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形態，現代民主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在回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形態是否適合后發國家國情這一問題上，亨廷頓的回應是，由于社會形態與發展水平落差，后發國家輸入西方民主形態需要一定的社會前提條件，主要包括相當發展的市場經濟制度以及初步形成的相對獨立的中產階級，否則難以建成現代民主形態。顯然，亨廷頓所謂的現代民主的市場經濟與中產階級條件論，是對熊彼特與摩爾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專利”論點的進一步發展。

　　2. 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歷史地位

　　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基本上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在數百年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顯示出較大的歷史進步性，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基本維護了公民的法定權利，同時在世界民主的歷史演進中做出了重要貢獻———“資產階級的主要貢獻在于憲政建設和精英民主”[3]。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壟斷階段以來，始終伴隨持續不斷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尤其是2008 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再一次證明了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存在著頂層設計的缺陷，它無法根本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無法避免經濟危機的持續爆發。盡管弗朗西斯·福山與不少自由主義者堅信，西方現代民主形態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民主表現形式，但是真正有洞察力的西方政治家卻早已揭示出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缺陷。丘吉爾曾指出，西方民主形態中的政府統治形式“是一種相當糟糕的政府形式，只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更好的”。 顯然，丘吉爾并不滿意西方現代民主形態，他始終認為這是一種不盡如人意的民主形態，盡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十分合理。

　　三、現代民主形態社會屬性在世界民主化進程中的多元化特征

　　從19 世紀中期開始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打破了西方現代民主形態一統天下的世界政治格局，不斷催生出新型的現代民主形態。無論是“巴黎公社”的民主形態，還是戰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形態，都與西方現代民主形態有別，特別是冷戰后的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現代民主形態，從而使得當今世界的現代民主形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民主社會屬性。

　　亨廷頓著重研究了世界民主發展的歷史與趨勢。他認為，自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現代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理念與民主形態已經擴散全球，并且伴隨著全球現代化進程經歷了多次發展階段，20 世紀70 年代至80 年代進入第三波浪潮階段。亨廷頓民主化三次浪潮理論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將全球民主化進程界定為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從歐美發達國家逐漸向全球擴張的三個歷史階段組成的現代民主化進程。各國的政治現代化無法擺脫對西方現代民主理念、體制與路徑的依賴，本質上都具有資本主義現代民主形態的社會屬性。

　　民主化第一次浪潮起源于18 世紀美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9 世紀后期，英、美等國初步完成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建設任務， 20 世紀20 年代相繼擴展到其他歐洲國家。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民主理念基本一致，但是民主制度與民主治理的組織機構一開始就呈現出多樣性特點。例如，英國現代民主制度形態以“君主立憲”架構的議會內閣制為特征。第一波民主浪潮中產生的西方現代民主形態明顯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屬性。

　　民主化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 世紀四五十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戰后西德、意大利、奧地利、日本等法西斯獨裁國家被戰勝國占領并加以民主改造，建構了西方現代民主體制。與此同時，希臘與土耳其相繼開始西式民主化過程; 烏拉圭、巴西、阿根廷以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等國也開始了民主政治現代化進程，紛紛移植歐美現代民主形態。民主化的第二次浪潮也曾影響過戰后斯大林模式主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發展，盡管遭到普遍抵制，南斯拉夫、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也曾艱難地嘗試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探索社會主義新型的民主形態，但可惜都無疾而終。第二波民主浪潮進一步鞏固了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主導地位。

　　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始于20 世紀70 年代。不少后發國家開始的政治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更多地依賴西方現代民主的理念、制度和路徑，照搬西方現代民主形態。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別于1974 年和1975 年結束軍事獨裁統治而開始了西方現代民主化進程。越南戰爭結束以后，冷戰逐漸緩和，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先后產生出幾十個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政權，其中包括80 年代的韓國與中國臺灣地區、90 年代的蘇東地區。

　　福山曾經樂觀地預言： 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實現了全球化的目標。但是，世界民主化進程命運多舛。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在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中并沒有造就西方現代民主形態，而是催生出了社會主義現代民主形態。20 世紀70年代末，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全面揚棄斯大林模式指導下的計劃經濟，借鑒西方現代民主理念與制度的精華和有益之處，嘗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這一新型現代民主形態。

　　其實，主張現代民主形態多樣化的西方學者也大有人在。斯密特與利普塞特等西方學者就提出了現代民主形態社會屬性的多元化理論，他們認為現代民主的出現并沒有固定的公式，現代民主形態應該是多樣的，取決于不同國家現代化的程度以及選民、機構、政黨的選擇結果。現代民主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可以形成西方現代民主形態，但是在其他社會形態的土壤中，在其他社會結構、文化背景的地方，甚至可以在與西方民主政體格格不入的國家與地區開花結果。只要存在現代民主的技藝和適當時代精神的地方，都可以結出現代民主形態之果[4]，現代民主形態應該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形式。

　　唯物史觀認為，民主形態作為政治上層建筑必然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不同發展水平與不同社會形態的社會需要不同的經濟基礎及與其相應的政治和上層建筑。古希臘的原始民主形態是一種城邦公民平等參與的多數人統治的政治形態，維護了城邦多數自由民的權利; 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即以少數政治精英主導、三權分立為指導原則的代議制政體為典型形式，本質上維護少數資產階級的特權。

　　四、金融危機背景下西方現代民主形態陷入全面困境

　　面對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戰，尤其是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出現了普遍退化趨勢。

　　1. 民主理論與實踐的困境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熊彼特、阿爾蒙德、達爾等許多學者主張“民主條件論”，他們堅持認為民主是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程度的產物。建構現代民主形態有賴于一系列前提條件，包括市場經濟的養成與社會財富的大量積累、中產階級占據一定的比例、寬容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形成以及國家經濟體系的獨立性等。一般來說，“民主條件論”可以解讀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歷史現象。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證明，熊彼特、阿爾蒙德、達爾等學者主張的“民主條件論”難以解讀世界民主發展的現實，因而遭到不少學者的批判，陷入“民主理論困境”。斯密特與利普塞特等西方學者的“現代民主形態多元化理論”既承認資本主義現代民主形態存在的合理性，也承認非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存在的合理性。顯然，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土壤上建構的“人民民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形態，理應成為“世界民主形態花園”中的一朵奇葩。

　　無論是“民主條件論”的倡導者，還是“民主形態多元化論”的鼓吹者，這些西方學者都僅僅關注現代民主概念的研究，尚無力回應西方后現代化社會出現的“民主退化”問題，以及后發國家在世界民主化進程中面臨的種種“民主煩惱”，因為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在實踐中已經遭遇全面的“民主退化”困境。

　　為了擺脫民主實踐困境，一些西方學者將研究重點逐步轉向民主行為、民主程序與民主過程等具體民主現象和“民主煩惱”問題，更多地關注不同社會屬性的現代民主形態的比較研究。例如，關于民主過程的研究，不該再局限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過程研究，而應拓展到其他社會制度下民主政體轉型與不同社會屬性的民主形態比較研究，并且發展出現代民主轉型與多元民主形態比較研究等新的理論研究范疇。在現代化社會轉型中發展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形態，正在成為西方學者關于現代民主形態研究的新熱點。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危機與未來： 福山中國講演錄》一書，集中反映了西方學者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民主的研究熱忱和對現代民主形態多元化現實的默認。

　　2. 民主制度的退化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發達國家的現代民主制度暴露出了嚴重的缺陷。2011 年9 月17日，美國民眾聚集紐約曼哈頓，發起“占領華爾街”和平示威并很快蔓延到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此次金融危機也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等領域，從美國蔓延到幾乎全部西方發達國家，這充分反映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嚴重缺陷以及西方現代民主形態存在內生性體制弊端。盡管三權分立的分權制度是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核心，但是西方政治制度無力制約資本力量，金融資本力量駕馭政治權力的基本特征難以改變，金錢左右民主的痼疾無法根除，“占領華爾街”運動反映的是美國社會99%與1%之間的社會矛盾。

　　2013 年10 月1 日，奧巴馬政府與國會共和黨議員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美國聯邦政府因此遭遇“關門風波”。盡管在10 月17 日最后期限暫時妥協，將危機推延到2014 年2 月4日，但美國政府債務違約危機仍然沒有消除。美國政府的“關門風波”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克林頓政府時期就發生過類似政府危機。美國政府“關門風波”不但拖累美國經濟，而且深刻暴露出美國民主制度存在頂層設計的缺陷。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指出，美國政府的“關門風波”充分“暴露了美國民主的失靈，是應當避免的壞榜樣，而不是值得模仿的好榜樣”[5]。

　　美國民主體制的先驅者主要以法國啟蒙思想為指導、以分權制衡原則為基礎，設計出政黨競爭、兩院分治的美國式現代民主制度。這一制度原本為了制約權力集中與權力腐敗，但現在卻演化成惡意打壓、惡性競爭、頑固僵硬的兩黨爭斗，無論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在濫用選民賦予的權力，為自己黨派利益服務，全然不顧全國民眾的利益與國際社會的感受。在國會中，甚至一個激進的議員就可以綁架自己的政黨，以致左右國會決議，以多數原則為基礎的“美國式”民主制度已經退化為“否決政體”和惡意競爭的劣質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形態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制度困境。

　　3. 西方國家“民主輸出”遭遇困境

　　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的合理性不僅遭遇自身民主退化的制度困境，同時也面臨著“民主輸出”的現實困境。

　　應該指出，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不少后發國家不顧自身國情與文化傳統，簡單照搬西方現代民主形態，盡管可能取得一時的經濟發展，但不久就陷入內亂和分裂的泥淖不能自拔，并在“現代民主煩惱”中苦苦掙扎。近年來，西亞、北非地區的國家在西方強權干預與制造的“顏色革命”中開始西方式的民主化進程，但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例如，菲律賓、泰國、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充斥著失望、腐敗與混亂; 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國則充滿絕望[6]。西方民主形態的輸入與照搬并未給他們帶來持久的經濟繁榮、廉潔有效的政府和社會穩定，反而使他們陷入“民主煩惱”之中。

　　美國學者喬舒亞·柯蘭齊克根據全球民主制度研究機構“貝塔斯曼基金會”的報告與《經濟學家》編輯部相關“民主指數”調查數據在2013 年出版了新著《撤退中的民主： 中產階級的反抗和代議制政府在世界范圍內的衰退》，他在該書中指出，過去幾年里發展中國家“民主制度的總體質量已經惡化”。在被調查的167 個國家中， 91 個國家的民主狀態出現不同程度的惡化，全球“有缺陷的”和“存在嚴重缺陷的民主政體”的數量高達52 個，他們在民主制度、民主選舉和政治文化上都存在缺陷。西方現代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圍內“正在衰退”，“2010年全球所有地區的民主程度平均得分都低于2008年”[7]。

　　綜觀世界民主化進程，民主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民主也被寫入中共十八大報告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猶如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一樣，現代民主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西方現代民主形態也不可能具有普世價值意義。各國的社會制度不同，追求現代民主的起點和道路各不相同，應該根據自身特點選擇符合自身現代化發展的現代民主形態，“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否則就可能削足適履，重蹈一些后發國家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遭遇的“民主退化”覆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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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阿伯拉斯特安. 民主[M].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

　　[3] 楊光斌. 民主的社會主義之維———兼評資產階級與民主政治的神話[J]. 中國社會科學， 2009，( 3) .

　　[4] 譚曉梅.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與當代西方民主理論的最新發展[J]. 政治學研究， 1998，( 3) .

　　[5] 薩默斯勞. 債務之爭非美國首要之務[N]. 金融時報， 2013 - 10 - 15.

　　[6] 張維為. 西方民主面臨的六大困境[N]. 環球時報，2012 - 11 - 01.

　　[7] 田苗. 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圍內呈衰退趨勢[J].求是， 2013，(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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