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民主之所以成為“好東西”，是因為西方經濟學家——思想家們與時俱進、量身定做地創立了既比數學公理還精致，又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科學-理性”的經濟學理論。由此，產生了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崇拜，對西方意識形態的崇拜，對西方民主的崇拜，從而使西方民主進而成為了人類的“普世價值”。

　　雖然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沒有一個是新的，(何新語)但自亞當.斯密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經過兩百多年、多個階段的發展，已成為一個龐大的家族。如果只看現象，西方經濟學理論真正稱得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間的思想、觀點實是“山花漸欲迷人眼”，也實是“草淺才能沒馬蹄”，要將其做一個大概的梳理，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道路艱難，也得走完;考察事物，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沿著亞當.斯密開創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前行，我們就能看清西方經濟學是怎樣的“科學-理性”，而最終不過是經濟“神學”。

　　西方經濟學家——思想家們，不管他們創立的范式多么豐富多彩，思想觀點多么尖銳對立，但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卻有著“共同的信念”。這個“共同的信念”，就是西方理性主義經濟學的“硬核”：確定的、軌道世界的經濟社會觀;理性經濟人;個體主義。他們堅信：經濟世界是理性的，有著自己的“自然秩序”;它的“自然秩序”是，經濟社會的一切事物均處于嚴格的邏輯秩序之中，而且按精確的數學規律合乎邏輯和理性地運動;其運動的軌跡是有序的、穩定的、確定的。同樣，這個世界里的活動主體也是理性的，他們嚴格按照“理性原則”進行選擇和行動;他們總是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動，而且能夠以最合乎目的和利益的方式行動。這樣，從經濟人理性出發，借助各種輔助性理性工具例如數學，經濟學家就能在其一般原則的基礎上演繹出種種更為具體的理性行為模型;在這些具體的模型的基礎上，經濟學家就能比較便利地解釋或預測理性主體在特定情景下可能采取的具體行動;同時，演繹出這些行動的社會總和所導致的一般社會狀態及整體圖景。這樣西方經濟學就成了“事物必然是”或“應當是”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是怎樣成為“事物必然是”或“應當是”的“科學”呢?亞當.斯密、李嘉圖、穆勒、凱恩斯等西方“實證主義”經濟學家給出的答案是“實證”，“實證的”就意味著是“科學的”甚至是“客觀的”。“實證主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在孔德那里，思辨哲學因不能“實證”應堅決反對;形而上學的思維因不能“感覺”、“經驗”因而必須拒斥;經驗、感覺、要素因我們能感覺到它的存在和能“證實”因而必須堅持;知識只是存在于感覺經驗和現象范圍內因而“除了以觀察到的事實為依據的知識以外，沒有任何真實的知識”;相信科學和理性因而通過它們對現象的觀察就可得到“現象規律”。顯然，實證主義哲學是前門拒斥了“神”而后門又放進了“神”的主觀主義的哲學——只有我們“感覺”、“經驗”到的知識并且經過我們的“感覺”、“經驗”檢驗的知識——而不是經過“社會實踐檢驗”的知識，才是科學!而在實證主義經濟學家看來，不能證實的現象不能列入認識和研究的對象，不能證實的知識就不能看做科學知識。可證實原則既是哲學思維的最高原則，也是一切科學思維的最高原則，因而讓經濟學成為幾何學、物理學一樣“嚴格實證的科學”，成了西方一代又一代經濟學人的夢想;而一代又一代經濟學人的夢想，卻總是被經濟事實打得粉碎。在李嘉圖看來，經濟學的大多數結論是“像重力原理一樣確鑿無疑”的，經濟學之所以是一門科學，不是由于它的研究方法，而是它揭示了經濟運行的客觀必然規律，因而他將他的理論體系所做的預測，描繪成無條件的歷史趨勢，將高度抽象的理論模型直接應用于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也正因為有著這樣高度的自信，他的理論不免常常被現實的經濟世界所駁倒，以至馬爾薩斯先生批評李嘉圖拒斥“經驗”檢驗。在約翰.穆勒看來，“政治經濟學的結論就像幾何學的結論一樣，按普通的說法就是只在抽象的意義上是真的，這就是說它們的結論在特定的假設下才是真的”。(約翰.穆勒：《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因而在穆勒那里，經濟學理論結論的正確性是依靠假定的力量來證明的，而那些假定由于依靠人類不證自明的事實為基礎，也證明是正確的，從而穆勒的經濟學自從他開始“假設”就是正確的!如果說李嘉圖、穆勒等人將實證主義經濟學推向了一個高峰，那么，穆勒的再傳弟子約翰.凱恩斯則已集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傳統于大成。在約翰.凱恩斯看來，實證主義經濟學由應該而且可以在實證科學和規范方法之間劃出界限;在一定意義上把財富問題與其他問題分開研究是可能的;個別經驗或具體經濟現象不宜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正確的方法是演繹，其基礎是那些構成人類本質的事實;“經濟人”的抽象表明經濟學是一種揭示趨勢的科學而不是說明實際事務;通過與實際觀察對照可以確定它們的應用范圍等幾個命題構成。這些命題實際已告訴我們：由于假設的正確性，作為實證的、演繹的和抽象的經濟學而不是倫理的、歸納的和現實的經濟學，經濟學的預測一般就是正確的——即由于有了“演繹”這一“科學”的“方法”——這一“方法”就是把”國民經濟“的各種復雜現象還原為單純、實在的孤立的個人行為，再從這些要素中演繹出一系列理性法則和國民經濟學體系，提供超出直接經驗以上的認識和普遍適用的原理，因而必然從假設到結論、從原因到結果，都是正確的;如果預測不正確，是因為其中總有“一些起干擾作用的特別因素”!

　　顯然，實證主義經濟學是一種機械的或技術的理性主義，不用做什么辯證的分析，就是做實證主義標榜的“感覺”、“經驗”的分析，都是使經濟學的邏輯結構日趨精致，而與經濟事實越來越遠的“科學”。為了克服“實證主義”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使經濟學成為“事物必然是”或“應當是”的“科學”，西方“證偽主義”經濟學家——哈奇遜、弗里德曼等人高舉起波普的“證偽主義”大旗，在“證偽主義”的偽裝下將“證實的理性主義”推到了極致。“證偽主義”哲學自然十分繁復，但何新先生的“白天鵝是白的，但只要有一只白天鵝是黑的，白天鵝就不是白的”比喻說法就能說明“證偽主義”的一切。由此波普提出了自己的“科學發展”模式——

　　就是“科學發展”模式，也比咱們中國早了幾乎上百年，足見不對西方崇拜就是不行——提出問題;針對問題提出各種大膽猜測即理論;對各種猜測即理論進行激烈的競爭和批判、進行觀察和實驗以篩選出逼真度較高的新理論;新理論被科學進一步證偽從而提出新的問題，這個過程，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看起來比毛澤東的“人的認識過程”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在哈奇遜看來，任何經濟學理論要想取得科學的資格，都必須經受以經驗為依據的檢驗，經濟學所研究的應當是可以依據經驗可以檢驗的命題;因此要對理論的基本假設、補充條件、中間結論和最終結論都要進行檢驗;為此哈奇遜獲得了“超經驗主義”的大帽子。為了消除哈奇遜“證偽主義”經濟學主張的“硬傷”，薩繆爾森認為，一個在操作意義上的理論就是一個可證偽的理論。在他看來，經濟學的目的是推導出有操作意義的經濟學理論，而有操作意義的經濟學理論只是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這種假說在原則上是可以駁倒的。與薩繆爾森的思路不同，弗里德曼則認為對經濟理論的假說前提的檢驗是不必要的，因為“理論愈是重要，理論的前提就愈不現實”。因此，對理論的經驗檢驗的唯一方法是將理論的結論與事實加以比較：“如果假說的預測與經驗事實相矛盾(‘經常性’地或者比另外假說更頻繁地)那么它將被拒絕;如果假說的預測與事實不相違，它將被接受;如果它已經多次成功地避免了與事實相抵觸，那么它將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是“事實依據永遠不能‘證實’一個假說，它只能沒能駁斥該假說”。因此，弗里德曼的“語言就是一切，假設無足輕重”工具主義“證偽”經濟學看起來是很“科學”的，但這個“科學”的經濟學的“奧妙”就在“假說”的非現實性中，使之成為循環論證：理論由預測來證實，預測依賴于理論或別的理論，而這些理論反過來又由預測來證實。

　　似乎是對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經濟學理論的“修正”，西方經濟學界產生了以瓦爾拉斯發端、沿亞伯拉罕.沃爾德和?？怂箖傻谰€發展的經濟學理性主義的現代表現形式——數學形式主義的“精品”——一般均衡理論。這個理論學派相信：經濟社會的基本單元是獨立的理性個體，理性個體的理性行為會“自動”地演繹出經濟世界的各個具體環節和均衡秩序;也就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最大化行為，在“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逼近會導致各自均衡的實現，還會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與均衡。在形式上，各種商品和要素的價格是彼此相互制約的，因而是同時被決定的。具體地，就是每一種商品的需求和供給不僅是其本身價格的函數，而且是整個價格體系的函數;并且任何一個角落的某種變動，一般都會波及到遙遠的另一個角落，“南美洲一只蝴蝶的煽動，很可能會引發亞洲的一場風暴”。從理性個體出發，一般均衡經濟學家們合乎邏輯地“發現”了理性市場的存在。“瓦爾拉斯的拍賣人”便是這一理性市場的理論化身。在瓦爾拉斯看來，市場的運行就如同有一個“拍賣人”站立于所有的經濟主體面前，尋找并確定能夠使市場供求一致的均衡價格。但問題是：如何毫無成本地獲取完全經濟信息，誰來充當公正無私的“拍賣人”?因而在西方經濟學界也不乏對披上精致的數學公式外衣的均衡理論的譏笑：不過是一種純粹的邏輯練習，“數學像磨盤一樣，把撒在它下面的東西磨碎，撒下蒺藜，就不能得到面粉。同樣地，寫下整頁整頁的公式，也不能從錯誤的前提中得到真理”。

　　時間老人的鐘擺已經走到了當今之世，西方經濟學也迎來了它的新的榮光，但也許是最后的榮光。這就是博弈論進入經濟學并改寫著經濟學理論。博弈論已從多個方面對經濟學產生了影響或將產生重要影響。首先，經濟學越來越轉向個體與個體之間互動的直接研究。引入博弈論后，通過研究個體自家靜態或動態、短期或長期的交互作用來對社會經濟現象作出解釋和預測。其次，經濟學能對經濟競爭過程給予更深刻的揭示和描述。當前以博弈論為基礎的“機制設計”、“委托--代理問題”、“契約理論”等已成為西方經濟學的前沿論題。再次，博弈論架起了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橋梁使之成為了開放的學科 。此外，博弈論已嚴重改變了經濟學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供給”、“需求”、“一般均衡”、“總需求”、“總供給”等術語基本已被“策略”、“博弈”、“納什均衡”、“囚徒困境”、“游戲規則”等取代。但是，正如自利和利他都是人類的本性一樣，“競爭”與“合作”也是共存于人類行為的兩個方面。產生于博弈的“囚徒困境”雖然打起了“競爭”與“合作”的橋梁，但并沒有解決經濟學到底是“競爭”的還是“合作”的諸如此類的基本問題，因而有著精致的數學模型的博弈論經濟學理論只是將經濟學的數學化向前推進了一步，讓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又有了炫耀形式主義模型的資本。

　　從西方林林總總、派系眾多的經濟學理論中不難發現：西方經濟學雖然有著“科學理性”的旗號，有著精致的數學形式主義的外衣，但總體上不過是西方古典經濟學家凡貝倫所說的“經濟學......除了建立在一系列演繹推理之外，經濟學幾乎一無所有”;著名古典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說的“是最壞的思想”;還是何新先生“發現其具體原理可疑、政策失敗”。(何新：《新國家主義經濟觀》 第123頁)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余斌同志揭露的“一個人舉起自身”和“循環論證”的“神”邏輯。但對西方“科學--理性”主義的經濟學即包括實證主義、證偽主義、一般均衡理論和博弈理論最具有揭露和駁斥意義的，還是馬克思的批判：“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 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馬克思：《資本論》 第一卷 第17頁)然而，由于現代總體上是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仍處于統治地位，因而作為資本主義經濟“解釋”和“闡釋”的西方經濟學既因為其固有的“科學--理性”，更由于資本主義的現實力量，讓西方經濟學成為了科學，也讓西方民主成為了“科學”和科學崇拜。但是我們剝開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及其經濟理論，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傳教士、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斗士難道還好意思向我等草民販賣西方經濟學就是“科學--理性”、建立在其上的西方民主就是好、就是好嗎?中國人民就不能證明它就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必須發展起自己的意識形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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