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埃及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穆巴拉克總統黯然下臺。三個月后，我和美籍日裔學者、《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國模式有過一場辯論。他提到了中國也可能爆發類似的革命，我說不會。我當時說：“至于中東最近出現的動亂體現出的，好像是人們要自由，而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那個地方的經濟出現了大問題。我去過開羅4次，20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現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輕人失業，能不造反嗎?我的結論是：西方千萬不要太高興，這會給美國的利益帶來很多問題。現在叫‘中東之春’，我看不久就要變成‘中東之冬’。”三年過去了，我當時的預測是準確的：“埃及之春”已變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春”也變成了“阿拉伯之冬”。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4次訪問了埃及。如果要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訪問埃及的印象，這個詞就是“爆炸”，特別是開羅，給人感覺是嘈雜(世界上分貝最高的城市)、擁擠(到處車挨車人擠人)、臟亂(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從來沒人打掃過)。近十年來，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并政治化，整個社會就像鋪滿了干柴，只等著一點火星便會燃燒爆炸。突尼斯的動亂成了這顆火星，引發了這場革命。

　　埃及的問題首先是人口爆炸。我第一次訪問埃及是1986年，當時埃及的人口是四千多萬，今天已經整整翻了一倍多。人口爆炸意味著埃及人口過于年輕，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歲，青年失業嚴重。其次是貧困問題。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人口爆炸蠶食了埃及有限的經濟發展成果。穆巴拉克執政了30年，卻始終沒有發展出完整的制造業，因此難于創造就業。埃及從糧食到多數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賴進口，而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又導致埃鎊貶值、物價飛漲。三是腐敗已滲透到了埃及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從我自己的實地考察來看，阿拉伯國家，只要真正搞普選，上臺的一定是伊斯蘭勢力，而不是親西方的自由派勢力。果然，2012年5月的大選，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上臺。隨之，埃及就陷入伊斯蘭派與世俗派的持續抗爭。2013年7月，軍隊罷免了民選的穆爾西總統，這又導致了大規模的流血沖突和持續動蕩。埃及似乎已經陷入了發展中國家植入西方民主模式后的那種典型的惡性循環：普選產生了民粹主義領袖，他們搞不好經濟，然后軍隊就發動政變，但軍隊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臺后，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

　　埃及的危機說明了什么?首先，國家是一個包括了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有機體，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變了這個有機體的政治表象，另外兩個層面根本改變不了，特別是社會層面的變化非常之難、也非常之慢，這種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敗而告終。其次，埃及的問題不是西方說的“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而是“國家治理好壞”的問題。對于埃及面臨的棘手問題，如人口爆炸，貧困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等，西方民主模式一個也解決不了，而只會使問題惡化，導致國家和社會的失序甚至崩潰。第三、它說明在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如果不能凝聚社會共識于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并在這個基礎上推動符合本國民情國情的政治變革，而是把解決各種問題的希望一攬子寄托于西方民主模式，其成功的概率幾乎為零。

　　埃及的形勢已經復雜化，從美國到伊斯蘭極端勢力都在干預埃及，國家陷入了全面危機。我們真心地為埃及和其他墜入“西方民主陷阱”而經歷動蕩乃至戰亂的國家和人民祈福，衷心期待他們在經歷了嚴重挫折之后，汲取教訓，大膽探索，最終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自己的國家繁榮和人民幸福。▲(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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