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埃及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迫使執政近30年的穆巴拉克總統下臺，成為“阿拉伯之春”的標志性事件。3年過去了，埃及仍然沒有走出政局動蕩、社會分裂、民生艱難的困局，國家和人民面對的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前景。

　　風云變幻的憲政之路

　　穆巴拉克倒臺之后，埃及經歷了一段革命勝利后短暫的“蜜月期”，人們歡呼勝利、顯示團結、享受自由，熱切期待國家的一切都變好。

　　埃及政權更迭反映了人民尋求變革、發展的愿望和訴求。美國對埃及事變并非一開始就支持，因為變革浪潮沖擊的是親美政權。美國的態度，經歷了從茫然猶疑到看風使舵的轉變。眼看舊政權倒臺已成定局，美國總統奧巴馬站出來說話了：“埃及政府必須制定一條邁向真正民主制度的可信、具體和毫不含糊的路線”，“愿意提供埃及一切必要的援助，爭取以可信的方式向民主過渡”。英國《金融時報》也以《別阻礙埃及走向民主》為題，解釋了“在這個最大的阿拉伯國家建立一個還算成功的民主政體的好處”。按照西方的說法，埃及只要建立起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政體，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在動亂中接管國家事務的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宣布解散舊議會、中止舊憲法，并任命了憲法修改委員會。2011年3月，以限制總統權力為主要內容的憲法修正案公投通過。2011年11月至次年1月，埃及舉行人民議會選舉，代表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與正義黨贏得議會總席位的近一半，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在2012年5月到6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自由與正義黨推舉的候選人穆爾西贏得選舉，被公認為埃及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新總統就任后即主導制定新憲法，同年12月，經過兩階段全民公投，埃及新憲法以63.8%的支持率獲得通過。至此，埃及有了經全民公投通過的憲法，產生了民選議會和民選總統，在形式上完成了向憲政民主體制的過渡。

　　然而，僅僅過去一年時間，埃及風云再起，開羅解放廣場再次民怨沸騰，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席卷全國，不過民眾這次反對的已不是舊政權，而是他們一人一票選出的新總統。2013年7月3日，穆爾西主政剛滿一年之際，埃及軍方以“順應人民的要求”的名義，罷黜穆爾西并扣押他，中止新憲法，任命臨時總統，宣布將重新舉行大選。世人評論：埃及的憲政民主之路又回到了原點。

　　治理國家與贏得選舉是兩回事

　　對埃及憲政變局的原因，各方輿論作了大量分析和評論。

　　穆爾西施政失誤被認為是主要原因。穆爾西代表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有著80多年歷史的伊斯蘭組織，長期遭受當局壓制，屢遭鎮壓，幾經沉浮，但深耕基層，服務百姓，在埃及社會有著廣泛深厚的群眾基礎，這是它能贏得選舉的原因。但贏得選舉是一回事，治國理政是又一回事。穆兄會長期在野，幾度處于地下秘密活動狀態，因而缺乏治國理政的經驗和人才。大學教授出身的穆爾西高喊著“復興，人民的意愿”和“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等競選口號上臺，但主政后卻難以兌現承諾，他在遭罷黜的最后時刻也承認自己施政上有失誤。輿論對他的批評，包括政策缺乏包容性，“把國家的事業和穆兄會的事業混為一談”，逐步失去世俗社會政治力量的支持;把自己同軍方、司法系統、舊官僚等各方關系都搞僵，更換軍方高層，解除總檢察長職務，不到一年就兩次改組內閣，多次撤換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員，以致四面樹敵;熱衷于爭奪權力，兩次發布擴大權力的總統令都被駁回，頒布為總統擴權的“憲法聲明”招致強烈批評，被指像一個壟斷權力的“新法老”，并最終引爆抗議浪潮。

　　混亂局面客觀上給穆爾西施政造成困難。政權更迭打開了埃及社會矛盾的“潘多拉盒子”，社會分裂加劇，夫妻反目、鄰里成仇屢見不鮮，罷工、游行此起彼伏，廣場、街頭“你方唱罷我登場”，憲政民主淪為廣場政治。穆爾西執政一年間，僅記錄在案的示威游行就達9000多次，真可謂國無寧日。面對亂局，穆爾西深陷“兩難”：總統不集中權力就無法有效施政，集權則被攻擊為專制獨裁;國家治理需要穩定局勢，公民自由又不能壓制;面對亂局，不作為反對派會批評政府無能，動用警察又被指責為鎮壓民主;管理國家需要有經驗的官僚，舊政權又必須加以清算;不撤換舊官員無法政令暢通，任用自己陣營的人又被指責為任用親信;媒體輿論一邊倒地支持反對派，打壓媒體則會犯干涉新聞自由之忌，等等。實事求是地說，埃及總統真的不好當，穆爾西的活兒真的不好干。

　　歸根結底，是國計民生不見改善。穆爾西主政之初，也曾提出過“百日計劃”、“能源補貼改革”等經濟改革計劃，但一年后盤點，改善經濟民生的目標基本都沒有兌現。經濟增長率重挫至2.2%，遠低于政權更迭前5%以上的水平;失業率從9%攀升至13.2%，24歲以下年輕人失業率達40%;外匯儲備銳減，本幣貶值，外債和財政赤字激增;物價上漲超過8%，生活成本提高;停電成了家常便飯，加油車輛排長隊苦不堪言。究其原因，埃及經濟高度對外依賴，而國家不穩定，外資不斷外逃，旅游業等經濟支柱產業遭受致命打擊;經濟惡化和民生艱難，反過來造成民眾抗議示威不斷，政局動蕩更甚，形成惡性循環。經濟搞不好，民生無改善，是人民拋棄穆爾西的根本原因。

　　西方輿論大多批評埃及軍方在憲政變局中干政，其實，如果不是軍隊發揮作用，埃及現在不知會亂成什么樣子。穆巴拉克倒臺，軍方倒戈起了決定性作用;政權更迭之初的亂局，沒有軍隊根本收拾不住;選舉之后向新總統移交權力、穆爾西改組軍隊高層，軍方表現總體上顧全大局;軍方罷黜穆爾西并穩定局勢，頂住了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巨大壓力。透過軍方這些作為，人們看到的是埃及軍隊對國家利益的忠誠。正因如此，軍隊在埃及國內深得人心、廣受擁戴。

　　形式大不過內容

　　埃及憲政變局帶給人們諸多啟示，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啟示之一：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又反過來給經濟以巨大影響。經濟是一個國家的“基本面”，政治變革的深層原因都在經濟。埃及等西亞北非國家爆發“阿拉伯之春”，盡管起因、過程和結果各有不同，但都以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為大背景。美歐危機共振導致世界經濟全面下滑，各國都感受到巨大沖擊，這是經濟十分脆弱的埃及等國發生劇烈政治社會動蕩的根源。穆巴拉克倒臺之前，埃及物價飛漲，尤其是食品價格漲幅過高，2008年就曾因面包供應短缺而發生暴動;失業率上升，尤其是青年群體失業率居高不下，2010年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失業率達到18%;貧富差距拉大，兩極分化嚴重，貧困率為41%;經濟結構畸形，旅游、僑匯、蘇伊士運河收入、石油天然氣出口這四大經濟支柱全都嚴重依賴外部市場。穆爾西主政后，這些問題一個都解決不了，有的還在惡化;解決問題需要時間，但民主變革激蕩起民眾情緒化，根本容不下“耐心”這種東西，一些緊迫的國計民生問題因政治紛爭被放在一邊、不見改善。這是新政權迅速失去人民支持的主因。

　　啟示之二：憲政是形式，國計民生才是治國理政的實質性內容，形式大不過內容。任何國家，制定和施行憲法的目的都應該是為了國家好、人民好，是為了保證良政善治。憲法可以修正，而人民是永恒的，憲法歸根結底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任何政治制度，如果不能持續增進人民福祉，都注定要被改變;任何政治變革，如果不能有效改善國計民生，都注定不會成功。民生不光是衣、食、住、行，也包括尊嚴、安全、權利、自由，但衣食住行畢竟是第一位的，解決好衣食住行問題從來都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西方憲政模式過分強調形式、程序，而忽視了內容、實質，搞形式至上、程序至上，使憲政程式化、公式化，實際上導致憲政的異化。埃及的憲政變局表明，公投、普選等等都保證不了憲法的權威和政權的穩定，形式終究大不過內容，徒有其表的憲政是根本靠不住的。

　　啟示之三：民主在前進，衰退的是西方模式。冷戰結束后，西方大舉向世界推廣西式民主。一些國家按照西方模式實行政治改革，但帶來的不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而是政黨林立、政局動蕩、社會分裂乃至國無寧日，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貧富分化問題，無休無止的政治紛爭反而禍害國計民生，引發民眾對西式民主制度的不滿和鄙視。近年來，西方興起“民主衰退論”，一些學者看到“民主化的失敗并非個案，許多民主國家在過去20年間接連倒下”，因此認為“民主制度正在全球范圍內大舉衰退”。其實，衰退的只是西方民主模式，而各具特色的民主正在世界各國蓬蓬勃勃地發展進步。“阿拉伯之春”迄今帶來的結果并不美好，但它反映了西亞北非地區人民的民主覺醒，代表了他們追求發展進步的美好愿望，理應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埃及變局帶來的警示是，發展民主必須走自己的路，照搬西方模式會吞下水土不服、自取其亂的苦果。

　　埃及政局還在動蕩中演進。按照臨時總統曼蘇爾頒布的憲法聲明，臨時政府組成50人修憲委員會，對穆爾西主導制定的憲法進行修訂，經過激烈爭論、逐條表決通過了新憲法草案，并將于1月中旬再次舉行全民公投。我們衷心希望埃及穩定下來，我們真誠地為埃及人民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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