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文章：西方民主成為“過時貨”

　　米夏埃爾•施蒂默爾

　　歐洲民主國家有過比較好的日子。美國也同樣有過好日子，而且依靠著世界性的影響力，美國曾比歐洲民主國家過得更好。但現在“政府關門”在那里令公共生活癱瘓，表明民主所需的基本共識已然終結。

　　民主的弱點和缺陷可以列出一張很長的單子：持反對意見的人阻撓乃至勒索，無法管理，國家債臺高筑，政黨分崩離析，政府分崩離析，國家分崩離析的可能性也不再能排除。此外，還有個致命的惡習，那就是寅吃卯糧，花自己手里沒有的錢，以兒孫的福祉為代價換取自己的一時之樂。

　　民主運轉陷入困境

　　民主的困境不應僅僅歸咎于政界。選民也難辭其咎，因為國家的公民早已變成了國家福利的消費者。

　　相互蔑視威脅著民主的討論：一方面，政治家認為人民幼稚沖動，于是搞起了能打動人但內容簡單的競選宣傳活動;另一方面，選民不是對政治運作毫無興趣，就是認為整個政界沒有能力解決問題。

　　這種運轉不靈出現在羅馬，在那里，一個聲名狼藉的老頭將一個自豪、富裕但管理不善的國家綁架了數月;它也發生在雅典，在那里，過去的錯誤正在報復國家管理者;它直抵法國，在那里，第五共和國陷入自我阻滯之中，而原本應替代君王統治的總統也不清楚接下來該怎么辦。

　　它波及荷蘭，在那里，歐洲的支持率跌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它觸及英國，在那里，不僅與蘇格蘭的團結受到威脅，而且歐盟成員國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聯合王國可能不久后便會形單影只。

　　局勢從未如此嚴峻

　　噩耗和病癥的單子還可以接著列下去。其中有些令人想起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那些危機，它們曾將民主變得冰冷和令人不快。西德前總理康拉德•阿登納說過：“局勢從未如此嚴峻。”

　　這句話一度經常受到嘲諷，目前卻實在適合來形容歐洲大部分地區，以及世界秩序的崩壞。在1990年就宣布民主和市場經濟獲勝為時太早了。

　　人們現在回憶起福山宣布的“歷史的終結”時，心中有的只是嘲諷。而這一論調曾信者如云，并在政界為人們所樂于使用。

　　導致強大的蘇聯崩潰的世界性危機會繼續發展，而民主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須自我革新。這種觀點并不符合那些年人們一廂情愿的想法。

　　自冷戰結束后，西方就缺少了組織原則和整理房間的動力。全球各地的危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各種宗教性或非宗教性恐怖組織的劫掠活動，地球在人口和物質層面上的重負——這全都是政治問題，這些問題無法逃避，必須由全人類共同應對。

　　但解決這些問題不能缺少組織原則。如果將聯合國視為解決方案，就需要拿出強有力的行動來支撐這種信念。

　　德國肩負重大責任

　　歐洲能成為給其自身和其他問題的答案嗎?這種期望曾存在于1990年的那種大膽——也許是過于大膽的——構想之后。這一構想促成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而且本應構建起與世界其他大經濟區的新均勢。

　　歐元“大戰略”本應成為令歐洲具備競爭力、遵守預算紀律并施行良政的工具。但這一戰略只成功了一半。德國是猶豫不決的領導力量，德國人民夢想讓德國成為大號的瑞士。

　　而美國——不情愿且疲勞過度的帝國——這一過去的領導力量正受病痛折磨。這種病遲早會侵襲所有的超級大國，它被歷史學家診斷為“帝國過度擴張”。

　　雖然美國的經濟動力幾乎未被削弱，但是美國欠缺的是有承載力的基本共識。政府機構“關門”和國家面臨破產不是因為缺錢。

　　這是奉行極端的“茶黨戒律”的共和黨人同“彩虹聯盟”之間的具有象征意義的戰場。前者希望回到老的美國(為白人主導、具有盎格魯—撒克遜特點、信奉新教)，后者則在一年前令奧巴馬在大選中第二次獲得了多數票。然而，美國在幫助其他國家之前，必須先幫助自己。

　　而歐洲呢?一些民主國家比另一些穩定，但所有歐洲民主國家都在枯萎。

　　歐洲其他地方的人們希望，大選能令安格拉•默克爾扮演奇跡創造者的角色。有一點是明確無疑的：今天，德國的責任不再僅僅包括拯救歐元，而且也包括拯救歐洲廣大地區民主的未來。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0月5日德國《世界報》網站)

　　鏈接一：俄媒：美式民主力不從心

　　阿列克謝•費多謝耶夫

　　眾所周知，美國上周不得不違心地同意俄羅斯銷毀敘利亞化學武器的倡議。此外，一些政治家已在談論俄美“共同的”外交努力，并把不屬于奧巴馬的功勞記在他頭上。

　　同時，他們努力回避這一事實：幾乎就在昨天，美國政治統治集團還在商討打擊敘利亞問題。他們探討的已經不是此舉的合理性(這個問題事實上已經解決)，而是軍事行動的方式和規模。

　　當然，敘利亞戰爭(無論美國介入與否)還遠未到結束的時候。將大馬土革的化學武器置于國際監督之下，隨即予以銷毀——通過這種方式，大國只是解決了問題的—部分，并不能使其完全消失。俄美立場的嚴重分歧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這一點。

　　俄羅斯取得了漂亮的外交勝利，但暫時只是贏下局部“戰斗”，敘利亞戰爭(直接和引申意義上的)仍在繼續。難怪奧巴馬給自己留了“退路”，稱“攻打敘利亞并未從議事日程中刪除，只是推遲了”。但調解敘沖突的戰略主動權如今真正掌握在俄羅斯及其盟友——中國、印度等國——手中，這非常令人樂見。

　　唯有希望理性與智慧這次能夠戰勝美國“民主主義者”不合時宜的戾氣。

　　蘇聯解體以及20世紀下半葉形成的以蘇美兩強爭霸和相互遏制為基礎的國際格局瓦解后，美國在全球所有沖突中扮演仲裁法官的角色。

　　通常，美國都是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維和使命，保護平民不受“反人民獨裁政權”欺壓等)為幌子，向主權國家強行“輸出民主”，并利用各種國際機構為其擴張披上合法外衣——有時是聯合國，有時是歐盟;有時是北約，有時則干脆是其匆忙拼湊起來的附庸國聯盟。

　　但美國政治家的言行近來愈發放肆和無恥。前不久奧巴馬的“美國例外論”就足以說明問題，這似乎賦予了美國任意改造世界的權力。

　　應當指出，美國對它承擔的“命運主宰者”角色顯然力不從心。在最近的歷史上，美國通過使用武力讓某個國家的民眾“自由和幸福”的做法還沒有一次取得過成功。

　　非但如此，伊拉克、利比亞和阿富汗(這個名單還有很長)的局勢在美國人到來后只是持續惡化。正如所有類似情況一樣，最先因這種“幫助”遭殃的是當地百姓。

　　美國的世界霸權野心首先完全不合法，其次從實際角度看已經一敗涂地，再次根本不符合地緣政治現實。

　　無論美國外交官和政治家如何強詞奪理，當今世界已非單極。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正當美國還在為冷戰勝利而歡呼雀躍時，其他“力量中心”開始形成、崛起并自信地嶄露頭角。這首先是獨立的俄羅斯、中國和一系列拉美國家。

　　但我們正在研究的問題還包含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面——美國在道義上是否有權覬覦唯——世界領袖的地位。

　　哪怕至少研究一下上世紀美國參與的主要沖突和戰爭，就會發現一個非常顯著的事實：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在作戰行動中動用過所有三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它所推翻的“暴君”或“嗜血獨裁者”中，沒有一個可以夸耀這種“成就”。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是誰給了美國人在敘利亞沖突中劃定紅線，并威脅越過紅線就要受到懲罰的權力?”在充當老大之前，美國應當先為自己的戰爭罪行懺悔和贖罪。

　　不過，當前情況其實并不新鮮。這正是所謂的賊喊捉賊。

　　(俄羅斯之聲電臺網站9月26日文章)

　　鏈接二：墨西哥前外長：民眾不滿包圍拉美民主

　　豪爾赫•卡斯塔涅達

　　民主榜樣經濟失速

　　2011年和2012年，成千上萬的學生在智利圣地亞哥舉行示威，要求擴大高等教育的普及范圍。今年早些時候，無數巴西人在圣保羅、里約熱內盧和貝洛奧里藏特上街游行，呼吁改善公共衛生服務，改善學校教育，要求更廉價更高效的公共交通。各行各業的哥倫比亞人和秘魯人(特別是農民、農場主和礦工)以及墨西哥中小學教師如今占據波哥大、利馬和墨西哥城中心。擾亂居民的日常生活，為當局制造了嚴重的問題。

　　這些國家曾經是拉美經濟希望和民主未來的榜樣，如今卻變成缺乏合法性、可信性的民主制的例子。它們近幾年雖然都取得顯著的社會進步，現在卻成為群眾騷亂的中心。

　　這些矛盾既令人困惑，又揭示真相。

　　首先，它們體現了經濟增長問題。智利經濟近兩年表現不錯，但其年增長率卻與前25年無法相比。抹在社會和文化舊傷上的經濟藥膏開始失去作用。

　　同樣，巴西經濟在2009年衰退后仍然保持相對的活力，其增長率去年幾乎降為零。哥倫比亞去年的增長率也明顯下降，就連自2000年以來表現好過其他任何拉美國家的秘魯也是如此。而15年來經濟最差的墨西哥預計今年增長率可能勉強達到l%。

　　與此同時，從80年代中期的巴西到2000年的墨西哥等國雖然都建立了相應的政治和司法體制以鞏固向民主的過渡，這些體制卻與大眾的需求產生了隔閡(有些國家始終如此)。因此，示威讓那些看上去反應迅速的總統應接不暇。

　　事實上，哥倫比亞的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和巴西的迪爾瑪•羅塞夫盡管都是富有技巧和經驗的政治家，卻對本國發生的示威毫無準備。同樣，墨西哥的恩里克•培尼亞•涅托和秘魯的奧良塔•烏馬拉本來似乎是具有洞察力的領導入，但也對醞釀中的風暴毫無感覺。

　　就像智利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卡洛斯•奧米納米所說：“民主造就的一代成為變革的主要推動力，他們代表的社會運動缺乏政治領導，而這個國家的政治力量幾乎與社會完全脫節。”

　　代議制可信性削弱

　　今年智利將舉行該國歷史上連續第六次民主選舉，兩名女性——前勞工部長埃韋琳•馬泰和前中左翼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目前在民意測驗中領先。無論誰獲勝，都必須在深刻變革智利體制和聽任社會騷亂失控之間做出選擇。

　　巴西面臨類似的考驗，明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夏季奧運會將會考驗近20年來影響該國發展的社會和宏觀經濟棰架的彈性和適應性。誠然，積極主動的扶貧計劃、寬松的信貸、農礦產品出口的繁榮和政府的巨額開支(由同樣巨額的稅負支撐)使無數人擺脫貧困。但是，新興中產階級的期望——高效的基礎設施、高質的教育和醫療服務以及高收入的工作——卻沒有得到滿足。如果連進入豪華的新場館觀看國家隊比賽的機會都沒有，他們不會高興。

　　同樣，盡管墨西哥在15年來人口迅速增長，生活水平明顯改善，很多人認為，他們沒有得到應得的東西，或者說政府承諾的東西。教師們憤怒不已，因為這個國家教育體系的糟糕狀態被歸咎于他們;他們認為培尼亞•涅托的“教育改革”法律只是借口，目的是限制工會的權力，同時避免實施真正的機制改革。

　　墨西哥城的中產居民也被激怒，因為這些教師擾亂他們的生活，也因為聯邦和地方政府沒能恢復秩序：中產階層在全國的影響極大。在這種背景下，墨西哥政治制度的可信性迅速削弱。

　　但是，在社會和經濟條件不夠理想的國家，代議制民主越積越多的缺陷還引發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當專制制度剛剛終結帶來的興奮之情和迅速的經濟增長占主導地位時，這些缺陷都是可控的;眼下，隨著前者的消退和后者成了記憶，這些缺陷演變為巨大的挑戰。

　　這個問題不僅限于拉美。正如喬舒亞•柯蘭齊克等觀察家指出的，在日益失望的中產階級的推動下，全球正在出現背離代議制政府的趨勢。對民選領袖來說，兩難在于，這沒有簡單的答案，而公眾對于復雜的答案卻沒有什么耐心。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85期，摘自2013年9月26日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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