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全面認識西方“民主”本質——自由民主包裝下的金權至上的資本專制制度

　　作者：大眾老虎(尹國明)

　　我們處于一個左右爭鳴的輿論背景之下，關于中國向何處去的爭論浪潮此起彼伏，關于什么是民主，中國應該走什么樣的民主之路的爭鳴也日益激烈。目前主要存在兩種主張，一種是建立在公有制為基礎上的以公平為前提的社會主義大民主，一種是建立資本制私有制基礎上以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為基本特征的西方體制。中國有不少人，有不少媒體，有不少學者精英都在利用一切機會宣傳西方制度，并且言之鑿鑿的定性其為民主制度，其言辭之急切，其心情之迫切，讓不少人以為中國實行了西方制度就能實現民主就能遏制腐敗就能國泰民安。西方制度真的是這樣的靈丹妙藥嗎，我們忍不住要去審視西方制度的過去和現在，透過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的華麗包裝去透視西方體制的本質。我們對西方制度的審視先從五個問題的分析開始。

　　一、關于西方制度有關的五個問題的分析

　　問題一：西方國家強大是因為他們的民主制度嗎

　　當今世界發達的國家基本都在西方，很多人據此下結論說西方國家發達是因為他們實行民主制度。事實果真如此嗎?看看現在西方的幾個主要國家，有幾個不是在靠對外搶劫來完成原始積累?對外搶劫是西方主要強國完成原始積累并占據先發優勢的基本手段之一，通過搶劫建立起來的先發優勢然后通過對外發動殖民戰爭在全球范圍內開疆擴土劃定各自勢力范圍，并以此建立起以西方列強為核心的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并通過這個不公平的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建立了一條轉移廣大發展中國家財富的管道，幾百年來，這條管道一直在源源不斷的把財富從廣大發展中國家轉移集中到西方列強囊中。先有武力搶劫，后有經濟掠奪，以二戰為分界點，二戰之前是顯性掠奪為主，二戰之后是隱性掠奪為主，西方列強的發展史堪稱一部搶劫致富的犯罪史，搶來了財富，西方列強的資本統治集團自然就可以拿出一部分財富來發展生產，來安撫國內人民，緩解國內矛盾。以美國為例，二戰之前美國只是大國，但還不是超級大國，二戰時期各大強國殊死搏斗，美國則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環境安居一隅通過賣武器大發戰爭財，伴隨著其他強國因戰爭消耗內力而地位急劇衰落，美國得以脫穎而出。不但通過賣武器得到了資金，而且得到了奠定美國科技發展基石的各國才智，最為重要的是憑借二戰時期的國家實力的此消彼長和黃金儲備的增加創立了以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國際金融體系，之后又以美元地位為核心，創制了有利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一系列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美國牢牢的控制了世界金融，控制了主要資源的定價權，也控制了世界的媒體話語權。美國一方面可以通過濫發美元來獲得其他國家的優質資源，一方面可以通過國際資源定價權來轉移利潤。在這種國際經濟秩序的扭曲之下，一方面是少數國家愈來愈富，而大多數國家卻發展停滯甚至越來越窮，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拉大跟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拉大趨勢是基本相同的，這是資本主義叢林規則的必然結果。試想一下，如果現行不公平的國家經濟秩序坍塌，美國靠轉移財富來致富的日子還會持續嗎?可見，靠暴力搶劫發家再靠秩序搶劫維持發達才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保持六十年超級大國地位的最主要原因，而不是靠它的什么民主制度。大多數后來實行西方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因此富裕發達，反而淪為了被列強盤剝的獵物，這就從反面證明了西方制度并不是讓一個國家強大的原因，不具備普世性。亞洲四小龍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韓國的漢江奇跡是發生在獨裁政權樸正熙時代，臺灣的經濟起飛是在兩蔣時期，香港一直到回歸之前連港督和議員都是任命制，新加坡至今還基本是李光耀一家說了算。本文并不是證明獨裁政權才能發展經濟，而是為了論證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器。相反，真正的民主是能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比如中國的毛時代大民主，整體上經濟一直快速增長。

　　問題二：西方的現行制度是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嗎?

　　多黨選舉和三權分立制衡是西方制度的擁躉們不厭其煩重復強調的西方民主的標志性構成要件，問題在于：西方國家是真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制衡了嗎?

　　西方國家名為多黨制，表面上多黨林立，但是仔細分析會發現無論黨派有多少，基本是以兩黨競爭為基本格局，其他政黨只是陪襯和點綴而已，而且這兩個主要政黨之間，政治主張分歧很小，都堅持資本主義價值觀、都要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專制的政治制度。杜魯門承認過，美國的兩黨制就是兩黨合作制，美國的兩黨之間政治主張分歧小到很多選民都區分不清楚兩黨區別在哪。曾經的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美國共產黨，被美國當局通過抓捕審判和麥肯錫清洗運動壓制的奄奄一息。美國的兩黨制實質就是一黨制，美國兩黨是形式的兩黨，實質的一黨，其他國家也是大同小異。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小布什和克里分別代表共和黨和民主黨參選，表面上競選也不可謂不激烈，但是諷刺的是小布什和克里都是美國精英組織骷髏會的成員，廝殺激烈的總統大選其實是同門兄弟之間上演的科幻大片，選民看的如癡如醉，卻不知道這是假唱。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是資本控制資源和權力的國家，各大財團垂簾聽政、實際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是管理和控制美國的董事會，而美國總統不過是經董事會指派參加選舉、選民形式上加以確認的總經理而已。總經理如果不聽話觸及壟斷資本的核心利益，就會出現水門事件和肯尼迪事件。作為西方民主制度標桿的美國如此，其他西方國家大同小異。西方所謂的民主，是財團享有的民主，這在斯泰克的遺書中說的很明白了，財團并不直接出面，而是通過培植代理人為自己的利益服務，表面看，代理人的產生有很多民眾的參與，但實際民眾影響很小的，-------候選人的推選，媒體宣傳，后續監督都操縱在財團手里，民眾根本沒有多少力量改變什么。多黨制更多時候只是一個傳說。

　　西方的三權分立形式大于內容，忽悠多于真實。西方政治制度大致可分為兩種政體，一種是議會內閣制，比如英國和日本，其特點是先選舉議會組成人員，再由議會多數黨領袖擔任行政首長并組閣，這樣多數黨就可以同時控制議會和內閣，一方面控制了立法權，另一方面也控制了行政權，當行政權和立法權都控制在一黨手中時，行政權和立法權實質就歸于一統，所謂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和制衡，也就只有形式而無實質了。實行議會內閣制的國家政體，行政權和立法權是不平等的，內閣由議會產生，對議會負責，既無平等，何來制衡。實行議會內閣制的國家，本身就不符合三權分立的原則。另一類政體是總統制的政體，美國就是實行總統制的典型國家，可以把美國當作研究標本。美國是三權分立嗎?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原因主要有二：1、美國行政權日益強大，造成立法權和司法權無法制衡的局面。美國總統擁有可以否決議會表決通過議案的相對否定和絕對否定權，前者情況下，議案一旦被總統否決，要想再次通過，就必須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席位支持，在現實的美國政黨力量分布形態上，美國兩黨之間經常是保持微弱多數和微弱少數的態勢，想達到三分之二多數經常難以達到。而且，美國總統還享有絕對否定權，如果法案送交總統10天之后國會已休會，總統既不簽署又不否決，這一法案就被認為已被否決，國會無法再推翻，故稱絕對否決。這種具有絕對否決性質的否決方式已經被歷屆美國總統使用了700次以上，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分。總統擁有如此利器，三權分立中的立法權經常要屈就于行政權，所以美國憲法之父們承認說美國是選出來的君主制。2、美國政府的行政權是不完整的，貨幣發行權和經濟管理權限主要不在總統而在美聯儲，而美聯儲是私人出資的機構，美聯儲擁有不受總統和國會制約的多項權力。微妙的是，經常可以看到美國媒體批評美國政府，但是沒幾個主流媒體敢批評美聯儲。經濟是基礎，貨幣發行權更是經濟管理權限中的最核心權力，而美國又是一個金權至上的資本統治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美聯儲才是整個美國體制的核心，所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實際都是圍繞著美聯儲在運轉，不管是誰如果敢動美聯儲的奶酪，后果估計比林肯和肯尼迪的結局好不到哪里去。

　　問題三：學習西方制度的國家實現了經濟發展國力強大腐敗遏制了嗎?

　　現在世界上實行西方制度的國家占了絕大多數，但是富裕和強大的基本還是以搶劫為主要手段先富起來的那些列強和一部分依附于列強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讓西方制度擁躉們不愿提及又無法掩飾的事實是大多數實行西方制度的國家并沒有因為接受西方價值觀、采用西方模式而發達起來，倒是被西方強國的全球化忽悠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金字塔低端，給塔頂的發達國家輸送財富，而自身限于經濟停滯甚至此起彼伏的政治騷亂中不能自拔。我們可以把實行西方制度的國家分類幾個類別來分別考察。一類是極具研究價值的蘇東地區的所謂“民主”國家，先看俄羅斯，俄羅斯學習西方搞經濟私有化和政治西方化，帶來的結果是俄羅斯經濟上私有化，經濟倒退了二十年，至今都沒有得到恢復，淪為一個靠出賣資源為生的國家，腐敗全面蔓延并失控，腐敗程度遠超前蘇聯。蘇聯時期的既得利益集團通過非法手段搶劫的非法財富被合法化。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也是情況相差不多。一類是資源豐富的非洲大陸實行西方制度的國家。非洲大陸國家，基本都是實行西方制度的國家，除了南非等幾個稍微發達的國家之外，大多數非洲國家實行西方制度多年，雖然很多國家資源豐富，卻長期沒有獲得發展，大多數非洲國家陷入積貧積弱，國內局勢黨派紛爭不斷、動蕩不安，經濟上不但沒有實現國強民富，反而一直陷入饑荒的泥潭，西方制度實行多年，竟然連饑荒問題至今都沒有得到解決甚至延緩，貧困人口沒有減少反而呈現增加趨勢。守著豐富資源卻不能實現發展，堪稱西方制度的“豐功偉績”。第三類是拉美國家。處于美國的后院 、資源也是相對豐富的地區，曾經一段時間內憑借外資驅動型戰略經濟增長勢頭不錯，后來因為負債過高，經濟被外資高度控制，這種拔苗助長的外來力量驅動式發展無法持續。拉美歷史上也是政治震蕩的高發區，近二十年來，拉美經濟基本停滯。第四類是實行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模式的穆斯林國家，典型代表是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伊拉克曾經是海灣地區的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石油資源豐富，國內政治和安全局勢大致穩定。自從薩達姆政權被美國的堅船利炮推翻之后，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第二次海灣戰爭過去了九年，伊拉克平民死亡上百萬，占人口的接近百分之五，至今社會治安堪憂，政治格局因為最新一輪選舉動蕩加劇，經濟上守著油庫卻陷入困境，零八奧運會伊拉克運動員連跑鞋都買不起，只能用其他國家運動員棄之不用的跑鞋參加比賽，經濟窘迫程度可見到了什么程度。巴基斯坦是中國的鄰邦，國內政壇亂象一直沒有消停，恐怖事件此起彼伏，國內經濟也是陷入了困境，腐敗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在任總統是曾經有名的10%先生。第五類是實行西方制度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代表是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內政壇仇殺、騷亂不止，腐敗程度在亞洲居前列，豪門望族壟斷了政治資源。美國等西方國家過年來不遺余力的推銷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模式，然后再利用全球化將他們捆綁在美歐強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成功的讓這些國家陷入經濟停滯、局勢動蕩的“大好局面”。當然，西方主流媒體對這些是一以貫之的選擇性忽略的，他們的主流媒體是持之以恒的要宣傳西方制度國家形式一片大好。可惜，事實就是事實，無論怎么掩蓋，大多數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陷入困境仍然是事實。

　　問題四：西方的言論自由是真的嗎?

　　首先要糾正一個觀點，很多人都把媒體自由作為言論自由的標志。實際上，媒體自由不等于言論自由，無論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由的媒體都是不存在的，沒有不受操控的媒體，媒體要不為權力所控制，要不就為資本所控制。前者屬顯性控制，后者則為隱性控制，而且在壟斷資本階段，資本對媒體的控制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卻又不留明顯痕跡。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控制的國家，資本能控制經濟、政治，自然也需要控制媒體。媒體在西方被譽為第四種勢力，資本對媒體的控制欲望是顯而易見的。美國對媒體的控制是很嚴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主流媒體進行大規模重組，主流媒體越來越集中控制在幾家財團勢力手中，據說美國對媒體的控制程度都超過了原蘇聯。美國主流媒體在重大問題上的立場一致，比如美聯儲一百多年不接受審計，本來絕對是個有新聞價值的話題，奇怪的是，那么多主流媒體，那么多有著靈敏嗅覺的無孔不入的美國新聞界記者，竟然集體選擇性失明了一個多世紀。沒有哪家主流媒體敢大力抨擊美聯儲的這種不透明操作。美聯儲作為一家私人投資的結構控制了美國的貨幣發行權和貨幣政策，本來更需要透明化公開化，更需要接受審計和監督。美國媒體可以批評總統，卻在美聯儲的問題上保持著謹慎和忽略，那么多主流媒體如此亦步亦趨絕非用巧合能夠解釋。美國如此，英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媒體何嘗不是如此。試想一下，其中奧妙并不難搞清楚。市場經濟條件下，媒體之間的競爭很激烈，廣告收入是媒體的一項主要收入，而廣告的投放主要來自資本集團控制的各大企業，資本集團是不會廣告投放給一個宣傳共產主義信仰的媒體的，一家媒體如果沒有了廣告收入，想在市場競爭環境下生存是不可能的。即便給你自由辦報的自由，如果你的報紙宣傳原則與資本的利益抵觸，也會因為資金、廣告業務投放不夠而陷入困境，會遭到資本的冷落甚至圍剿，即便你有一定的讀者群。媒體都是有立場的，通過媒體過濾的聲音，也都是以不與媒體的立場沖突為原則。真正的言論自由狀態應該是每個人都享有可以直接表達觀點的渠道和途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聲音經過媒體的過濾才能發出去。

　　問題五：中國的民主精英真的是為人民而推銷民主嗎

　　國內民主精英的表現“可圈可點”，在國內他們的代表人物被冠以主流專家學者頭銜，民主精英成名于改革，也遭遇質疑并被自我否定于改革。民主精英鼓吹的改革方案，在經濟上是實行新自由主義，國企全面私有化、住房貨幣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的方案設計和輿論準備 ，都活躍著這些主流精英的身影。冠以精英學者、精英專家、民主精英頭銜的民主精英，隨著改革的進行，驚世言論不斷出現，語不驚人死不休，不斷的挑戰著我們社會的承受能力，如“腐敗有利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隨著改革在很多領域出現失誤，這些精英的水平特別是良知越來越受到質疑，被視為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靠出賣學術和良知獲取回報的代言人，還有一部分民主精英則被視為西方勢力在中國培植的代言人，茅于軾的挑戰耕地紅線論，就是一個代表，最近一段時間茅于軾的天則研究所在中國承受美國巨大升值壓力的情況下，竟然出臺了和美國立場不謀而合的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一個研究報告。三十年的時間證明，精英所言所為，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立場，代表了西方勢力的利益，卻與占中國絕大多數的大眾利益背道而馳。而且，這些自稱主流的精英，三十年如一日的傳銷經濟私有化，部分人甚至公開鼓吹政治西方制度化，主流經濟學家和民運分子構成中國精英的主體。精英平時總是喜歡高舉民主人權旗號，表現悲天憫人之心，一旦到了精英利益遇阻的時候，就拋棄民主法治觀點，求助民意企圖影響司法。民主精英言必稱美國，選擇性攻擊朝鮮古巴，片面性贊美韓日，聚焦和放大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絕口不提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屠殺浩劫，選擇性忽略蘇東地區西化國家的發展困境，拒不承認貧窮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國家是民主國家，遇到美國對外戰爭的人權悲劇就放棄普世價值該說民主限于國內，遇到美國對內侵犯人權就只好罔顧左右扣帽子指責對方是專制余孽，為美國干涉中國人權時辯護說人權高于主權，遇到中國人指責美國人權就說這是人家內政。精英的上述表現，自然讓民眾對精英缺乏信任和好感，須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可以蒙蔽一時卻不能忽悠一世。精英的種種表現讓人如何敢相信他們的民主是為人民大眾呢?精英口中的民主自由無非就是少數精英可以搶劫大多數人的自由卻不允許大多數人享有反抗的自由，精英口中的民主無非是首先要確保精英享有特權的民主，是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求不能損害精英利益的有限度民主。

　　二、西方制度究竟是一種什么制度？

　　經過上述五個問題的分析，可以打出以下結論：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主要是靠搶劫致富然后利用先發優勢繼續用秩序繼續轉移財富，而是不是靠他們的所謂民主強大起來的，后續適用西方制度的國家能夠發達的如鳳毛麟角;西方制度所鼓吹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都是形式大于實質;西方制度的媒體自由并非言論自由，而是用資本資本隱性控制下的體現資本和精英言論的自由;模仿和采用西方制度的大多數國家的西化探索都不成功，經濟既未發展，腐敗也未減輕;國內鼓吹西方制度民主的精英并不是在為“民”而主張，精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是對立的，是一個蛋糕切割的兩個對立面。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西方制度并不是如西方政府和媒體宣傳的那樣，也不是如國內精英和民運分子所鼓吹的那樣，西方制度并非民主制度。分析至此，相關問題又接踵而來，西方制度的本質是什么呢?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1、西方價值觀的口號下面掩蓋的是叢林法則

　　自由平等博愛是西方思想先驅提出的口號，也是西方價值觀的核心理念，僅僅從口號來看確實不錯。俗話說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看看推行西方價值觀的的國家所作所為，就知道這些口號僅僅是口號。西方的歷史，基本是一部搶劫罪惡史。西方現代史基本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手持圣經搞征服殺人的階段，彼時的他們唱著動聽的口號滿嘴仁義道德，手握屠刀殘忍的屠殺搞罪惡的征服;第二個階段是高唱自由民主人權口號，繼續屠殺繼續征服。美國通過被現在的民運分子頂禮膜拜的憲法之后，屠殺和征服的步伐絲毫沒有減緩，甚至出臺了殺人有獎的政策，這可是連希特勒都沒有搞的反人類規定。即便到了和毛時代同時期的美國，美國為了資本利益，照樣可以派出軍隊槍殺反戰學生，照樣可以派出飛機裝甲車殘酷鎮壓示威游行的群眾，即便到了今天，美國也沒有停止搶劫的腳步，對內靠有利于資本壟斷利益的體制對大多數人搶劫，導致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導致國內的貧富懸殊;對外，靠國際秩序和堅船利炮威脅搶劫大多數國家，導致國家之間的貧富懸殊。資本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叢林法則的暴力推行歷，無論是原始積累還是現在的秩序搶劫，資本都是在運用叢林法則攫取最大的利潤。西方的價值觀是為了資本的掠奪做美容服務的，西方民主忽悠之路，也就是西方資本掠奪之路，還是走的一手拿圣經一手搞掠奪的老把戲，自由、平等、博愛不過是掩蓋丑行的遮羞布。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貧富懸殊狀態，從根本就違背了平等的理念，何來平等?在貧富懸殊的金錢至上社會，沒有金錢就沒有地位，面對資本的強勢，不受剝削的自由來自哪里?不做房奴孩奴的自由又來自何方?為了賺錢不擇手段，資本壟斷下的過度競爭導致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出現，指使人情冷漠(富士康就是一例)，金錢至上，本身就是對博愛的否定，不見博愛，倒見博性了。西方價值觀漂亮的口號之下掩蓋的是叢林法則，西方倡導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優勝劣汰，就是動物界的叢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的變種。看看大搞資本主義的國家，哪個沒有貧富懸殊，哪個不是少數財富集中在多數人受理，喊著平等的口號，實現的是越來越不平等的社會秩序;高喊自由，卻把大多數人捆綁在資本的枷鎖之中無法掙扎;高喊博愛，卻導致了人情冷漠金錢至上。

　　2、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上不可能有真正民主

　　沙灘上是建不成高樓大廈的，民主也需要基礎，這個基礎是體現平等和公平的經濟制度，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其他私有制一樣，都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制造著貧富懸殊，貧富懸殊的金錢社會，都能導致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能夠讓人對金錢的追求到了瘋狂到扭曲人性的程度。金錢的不平等能產生權利的平等嗎?之所以如此，就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通過錢進行量化，社會地位、個人聲望都跟財富多少掛鉤，所以為了獲得財富可以不擇手段。沒有錢，連個人尊嚴都維護不了，還談什么民主權利。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壟斷資本必然尋求對權力的影響甚至控制。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無一不是金錢至上的國家，資本的力量操控著媒體、操控著權力，操控著選舉，貧富都懸殊了，一個乞丐和一個億萬富翁如何實現平等。人人一票最多只是投票權的平等，但不代表著權利的平等，有了資本可以去控制和影響輿論，可以去影響和操縱選舉。沒有資本，只能弱弱的去選擇別人已經給你挑好的兩個流氓，只有從兩個流氓中挑選一個的自由。西方政客的主體要不是出身于名門望族，就是就是攀附資本財團的利益代言人，看看美國，看看菲律賓，看看印度，莫不如此。當選舉變成了有錢人的游戲，這樣的民主這就演化成了金錢民主，有錢才有民主，沒錢只能被民主。有錢可以在選舉的最初階段就可以操縱候選人的產生，可以利用資本控制媒體來影響選情控制候選人，沒錢只能把投票當做一種自我安慰的游戲，投出的是選票，收獲的只是政客的口頭承諾和個人的心理安慰而已。當臺灣選舉產生的阿扁招認他是美國政府代理人接受美國指令時，我就對私有制基礎上的金錢選舉的功能產生了絕望之情。所謂金錢和選票的平衡，那是騙人的鬼話。金錢可以操縱選票，可以通過控制媒體來影響選票。何來平衡一說?要說平衡，也是建立在不損害壟斷資本核心利益前提下的體現巨大傾斜的平衡，一旦損害了資本的核心利益，這個平衡就不復存在了。

　　3、西方制度是隱性的門閥政治和家族統治，是隱性的封建世襲制度。

　　美國國父本杰明.富蘭克林指出，美國新憲法確定的政體是一種“選出來的君主制”;而《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則稱美國的新政體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在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西方國家家族企業現象非常普遍。據統計，在西方國家的二級市場上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企業、初級市場上有三分之二的企業均是家族企業。在法國，職工人數為10人至500人的企業中，有90%的企業是家族企業，它們的營業額大約占法國企業總營業額的一半。在美國《財富》雜志列出的前500家企業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企業是在個人股東的控制下。美國的家族企業占美國企業總數的96%。據統計，在意大利，在全國企業總數中，家族企業甚至占99 %。西方十大家族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杜邦家族、奧納西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IBM沃森家族、高爾文家族、福特家族、馬克斯家族、迪斯尼家族、摩根家族控制西方的經濟命脈，這十大家族實際控制著西方經濟命脈。

　　經濟如此，那么政治呢?包括美國在內的實行西方制度的國家著名的政治家族比比皆是。菲律賓的阿基諾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印尼的蘇加諾父女、印度的尼赫魯—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家族，被譽為最“民主”國家的美國也是世襲政治現象非常多的國家，且不說政壇的 “四大家族”———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單說美國有24位總統起碼和另外一名總統有親戚關系，而且其中只有兩位是通過婚姻找到政治大樹的，其余22位是含著政治金鑰匙出生，占總數的51%。有30位(70%)有政治背景，其中20位是政治人物的兒子，2位是政治人物的侄子或孫子。家族政治也是英國政壇的特色，曾三度出任保守黨首相的索爾茲伯里勛爵，其家族從1868年至1955年間向英國政府貢獻了1/10的內閣大臣。英國第一位女議員南希·阿斯特是與其丈夫雙雙當選下院議員的，而她們的3個兒子后來也都步入議會。實際上，英國議會至少有12對夫妻議員，雙胞胎議員、兄妹議員和母子議員等早已不是新聞。英美也許有一脈相承的傳統，“政治王朝”現象或許不足為奇。然而在擁有200多年民主革命歷史的法國以及意大利和希臘等其他歐洲國家，政治世家的蹤影仍隨處可見。日本的世襲政治家族就更多了，僅以最近幾屆首相為例：鳩山由紀夫父親鳩山威一郎是當過外務大臣的政治家，威一郎的父親鳩山一郎則是恢復日蘇邦交正常化的首相，鳩山一郎的父親鳩山和夫更是出任過眾議院議長的政治大佬、麻生太郎麻生太郎的外公是吉田茂、福田康夫的父親福田赳夫也做過日本首相。研究表明，過去400年，英格蘭基本控制在1000個家庭手中，2500個家庭則“操縱”著整個英國。美國則由60個最有權勢的家族“掌控”著。美國200年歷史，也就是家族統治和門閥政治的歷史。國會女議員、下院前議長貝蒂·布思羅伊德對此稱：“政治流淌在一個家庭的血液中，就像煤垢永存在礦工家族的指甲縫里一樣”。

　　資本主義私有制國家里，政治的家族世襲現象是和經濟的家族世襲制有緊密聯系的，很多政治家都是富豪家族出身，有了經濟實力就可以取得政治地位，利用政治地位來為經濟利益保駕護航，經濟和政治結合的如此完美。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要發展到官僚資本主義，權和錢的結合是必然的。政治世家的“經營模式”同豪門巨賈的家族生意似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家族財富一代代傳承的同時，也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復制”政治家，把政治變成“家族事業”。

　　4、西方制度實現腐敗隱蔽化規模化，并部分實現腐敗制度化和合法化

　　美國國父本杰明.富蘭克林指出，美國新憲法確定的政體是一種“選出來的君主制”;而《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則稱美國的新政體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西方模式的國家，很大程度上將權錢交易合法化。權利產生是通過選舉，而選舉就需要金錢。于是候選人為了贏得大選，而不得不到處融資，勝選后再給予回報，這就是西方“錢找權然后權為錢的模式”，通過這種模式，給西方選舉披上了權錢交易的濃厚色彩。在金錢至上的社會里，要想贏得選舉就必須有錢或者能搞到錢，沒有錢就不能做廣告、就不能擁有一流的助選團隊，選舉大戰同時也是燒錢大戰。試想一個不代表資本利益的窮人如何能贏得壟斷資本的慷慨解囊呢?資本之所以要捐款，自然不是為了學雷鋒做好事，資本對候選人的政治捐款，是一種投資，投資自然也是為了獲取高回報率。在美國各大公司都設有專門的捐款機構，08年的美國大選，恰逢經濟危機，高盛集團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還是“捐”了幾個億美元。對于資本的捐款目的，候選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當然會知道天上沒有白掉的餡餅，因此候選人一旦獲勝，就必須給予回報。回報的方式可以有多種，一是上臺后出臺有利于曾經幫助過提寫過自己的重大財團的重大決策，比如小布什上臺是得益于德州石油商和美國大軍火商的大力支持，小布什競選成功后，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直接結果就是窮人的孩子戰死五千多，而美國的軍火商和石油商則賺的盆滿缽滿。二是通過召入內閣、派駐條件優越的國家任大使(美國三分之一的駐外大使用于酬謝捐款人)。為布什競選籌款居功至偉的“先鋒”俱樂部，有43人謀上了要職，其中兩位是部長，包括華裔勞工部長趙小蘭。還有19位出任歐洲各國大使。通過這些模式，西方成功的把大量的權錢交易合法化。西方民主在發展過程中，選舉腐敗是相當驚人的。之前西方還對捐款限額加一個限制，表面上還對權錢交易搞點包裝，從去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解除對公司和工會捐款的上限之后，資本就可以公開的利用金錢威力去影響選舉了，連遮羞布都省略了。制止不了就合法化，合法化的目的是讓大家有一個腐敗的規則，一搞透明化似乎非法的就成了合法的了，這也是西方“民主”的特色和精髓之一，凡是管不了的事情就一律合法化，包括開賭場、開妓院都是這種思路。荷蘭和加拿大魁北克甚至走的更遠，吸毒都是合法的(其實中國自由派倡導民主不如從倡導賭場和色情業合法化入手)。當年李鴻章訪問美國時，恰逢美國舉行1896年的總統大選，他問的幾個問題卻一針見血：“不知閣下有多少家產?閣下組織競選資金由何人所得?閣下又以何為報呢?您覺的資金助選是一項很好的投資嗎?”只要是權錢交易，就是腐敗，而且是最經常出現的腐敗形式。但由于西方對很多權錢交易通過立法給予了合法性地位，公開、透明和限額的權錢交易也就不算腐敗了。當然，太多的腐敗都已經合法化了，所以給外界的感覺較為廉潔。如果吸毒搶劫殺人都合法化了，那么犯罪率自然也大為下降。

　　三、既然西方制度本質上并不是民主制度，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非要把它當作民主制度來推銷給中國呢？

　　對于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是不是民主對他們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種制度能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對于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而言，中國人民是不是享有民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不能崛起從而影響他們苦心建立的政治經濟秩序和規則。這兩種力量是目前最希望中國搞西方制度的主力。

　　國內想讓中國徹底資本主義化的勢力主要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和民主精英，他們靠資本和權力的結合通過非法手段搶劫大多數人迅速積累財富，財富有了，擔心卻加重了，擔心什么呢?擔心非法行為被清算、擔心非法利益被收繳。最保險的做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讓中國全盤實行西方制度，走前蘇聯和俄羅斯走過的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制度從來都不追究資本的原罪，因為西方資本的積累過程就是一個原罪疊加的過程。如果中國也全盤西化，那么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利益也就變成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法律體系之下的合法資本，后代子孫還可以通過合法繼承來世代享受非法獲得的利益，非法利益合法化這也是曾經富可敵國的和珅的一個夢想，和珅在世的時候沒有享受到這樣的制度紅利，現代和珅們卻發現了他們非法利益的安全存在于保護私人資本同時也保護資本原罪的西方制度，當然要迫不及待的引進這樣的制度。

　　想讓中國徹底走向資本主義的另一股勢力來自國外，是時刻夢想阻礙中國崛起、尋求削弱中國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勢力。美國等列強最擔心中國崛起，最希望中國自己把自己打敗。讓中國最快速度終止崛起趨勢，讓中國最快實現衰落的方式就是讓中國實行西方制度。前蘇聯和俄羅斯在這方面已經提供了標本。蘇聯搞修正主義試圖服用西方開出的藥方，導致國家解體;俄羅斯繼續搞經濟上私有化和政治西方化，結果經濟倒退了二十年，至今都沒有得到恢復，淪為一個靠出賣資源為生的國家，卻在短時間內催生了眾多世界級富豪，蛋糕做小了，富豪產生了，對大多數人的好處在哪?難道這不是搶劫嗎?如此大規模的搶劫利益卻得到了法律的保護，同時腐敗比前蘇聯嚴重了很多倍。對于西方勢力而言最重要的結果是超級大國蘇聯的解體，通過私有化發動的金融戰對蘇聯時期幾十年的積累財富席卷一空給美國注血，繼承蘇聯衣缽的俄羅斯淪為了二流國家，擴大了勢力范圍和全球戰略利益。中國的幅員遼闊，中國的人口眾多，中國幾千年的大國底蘊沉淀，中國幾十年和平時期的快速發展，讓美國憂慮中國的崛起會改變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會損害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和西方國家集團的利益。防止自己被超越的最好辦法就是削弱對方，而讓中國最快衰落的方式就是實行西方制度，讓蘇聯的分裂和俄羅斯的衰落歷史在中國重演。俄羅斯因為實行西方制度經濟衰退了二十年至今都沒恢復，俄羅斯是資源大國人口小國，靠出賣資源也能養活自己的人民，俄羅斯西化的過程尚且如此痛苦，要是中國遭遇俄羅斯同樣的命運，那結果只會被俄羅斯更慘。到時候，中國的民主精英可以移民美國過上幸福生活、接受美國人頒發的勛章，而中國老百姓就要承受比俄羅斯人民更多的痛苦。

　　五、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只能是公有制基礎上建立的大眾民主制度。

　　關于民主，我認同的民主理念是把民主看成是資源共享的機制，這個資源不只是指政治資源，也要指經濟資源。民主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有公平，真正的民主需要公平的分享政治資源，也需要公平的分享經濟資源，這個可以分享資源的權利就是民主權利，前者指政治權利，后者指經濟權利。而且，政治上的民主權利和經濟上的民主權利是互為條件的，經濟民主權利是政治民主權利的基礎，政治民主權利則為實現民主權利提供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是不可分割的民主權利的兩個方面。沒有公平的經濟民主權利，也就沒有公平的政治民主權利。在我看來，真正的民主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一、首先要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公平的分配方式，公有制才能保障公平分配，財富的公平，為權利的平等奠定了一個基礎，貧富懸殊的金錢社會里注定不會權利平等。

　　二、要實行普選制，方式可以是直選，也可以是間接選舉，但是必須排斥私人壟斷資本對選舉的影響和操控。民主離不開選舉，選舉是民主的重要基礎，但是只有選舉還不算是民主，西方社會幾年一次的三分鐘選舉民主后跟著的就是幾年的民主權利真空。所以民主制度需要一整套包括選舉、監督、彈劾啟動權在內的機制。

　　三、要建立在很正的言論自由，要建立真正的每個人都能發聲的言論自由制度，僅僅有媒體自由是不夠的，媒體自由不等于言論自由，沒有自由的媒體，特別是市場條件下，不服從資本和權力的媒體不可能生存下去。要通過建立和發展普通人可以不依賴其他人就能獨立發聲的平臺，來保障人人都有發表個人觀點的途徑和通道。

　　四、要建立真正的制衡體系，不只是權力內部要分權和制衡，更重要的是在權力和群眾之間的制衡體系，體制內制衡結合體制外制衡，才是真正的制衡。

　　五、民主不只是體現在政治權利領域，也要體現在經濟領域，追求全面的民主，在經濟領域，公有制企業內部要實行民主管理，保障普通員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和監督企業經營者的權利。這點與私有制企業老板說了算的專制體制，形成鮮明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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