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不是什么玄妙的東西，而是某種社會治理方式。只要存在國家、存在社會，就會出現適應其需要的社會治理方式，就會形成某種政治文明。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民主制”，它符合歐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情，有力推進了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這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但近百年來，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因其國力強大，頭腦膨脹，滋生了“救世主”狂想，把僅適用于部分國家的社會治理方式美化為“普世價值”，向全世界強行推銷，甚至不惜發動侵略戰爭，給世界許多地方帶來災難和痛苦。這種近乎瘋狂的作為促使人們冷靜下來，去透視這種“普世價值”，還其本來面目。

　　一、柏拉圖的怨恨

　　西方民主制源自古希臘的雅典民主。雅典民主是在一個城邦中實行的很粗糙的民主。即使在這么小的一個城邦中，占人口大多數的婦女和奴隸都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是由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通過大聲呼喊或投票，決定宣戰與媾和、法庭終審等重大事宜。然而，這些擁有平等投票權的男性公民良莠不齊、貧富懸殊。他們投票作出的決定有時是相當荒唐的。例如，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蘇格拉底就被他們認定為有“腐蝕青年思想”之罪，判了死刑。

　　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對此非常怨恨，強烈指責雅典的民主制是“暴民政治”。柏拉圖是比孔子晚生124年的大思想家，他在西方民主萌芽時期就看到了其內在的缺陷。他認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異的，而古希臘的民主制否認這些差異，讓所有男性公民一人一票決定國家大事。這樣的民主，有可能導致像殺害蘇格拉底那種悲劇的暴民統治。

　　后世的思想家針對西方民主理念，也有過一些深刻的反思。主張“主權在民”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有這樣的分析：假設一個國家有一萬公民，按主權在民的思想，每個公民可以享受到主權的萬分之一;如果是十萬公民的國家，每個公民只能享受到主權的十萬分之一。依此類推，國家越大，人口越多，每個公民享受的主權就越少，民主效果就越差。盧梭本人沒有找到解決國家越大、公民主權越少、民主效果越差這一難題的辦法。無奈之下，他得出了悲觀的結論，認為只有人口少、貧富差距不大的國家，才能建立理想的民主社會。另一位重要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也認為，民主政體“只適合于非常小的國家。即使如此，也會出錯”。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大師。他把民主嚴格界定為一種決策程序、一種政治手段，而不是終極價值。他說，只有人的自由，才是終極價值。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哈耶克寫道：“我們無意創造一種民主拜物教。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過多地談論和考慮民主，而沒有足夠地重視所要服務的價值。”

　　哈耶克說得很有道理。西方社會確實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忘記了柏拉圖的怨恨，也不重視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只醉心于制造一種“民主拜物教”。

　　二、愛因斯坦的論斷

　　愛因斯坦是偉大的自然科學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愛因斯坦還是了不起的社會科學家。他揭露了金錢對選舉的控制，推進了人們對西方民主制的認識。

　　西方民主是靠資本的乳汁喂養的。換句話說，當今的西方民主，是資本主導的民主，是大金融財團控制的民主。西方民主的這種本質，早就被愛因斯坦批判過了。他在《為什么要社會主義?》這篇文章中寫道：“私人資本趨向于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這樣發展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選出的，而這些政黨要不是大部分經費是由私人資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們影響的，他們實際上就把立法機構和選民隔離開來了。結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不能保護人民中無特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還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情報和知識的主要來源(報紙、電視廣播、教育)。因此，一個公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并且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那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場合下，實在也完全不可能。”愛因斯坦關于西方民主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的論斷一語中的，西方民主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證明愛因斯坦的正確論斷。

　　比如，民主的前提是人的平等，而人的平等必須以人的獨立性為基礎。資產階級革命打破封建等級制，追求人的獨立和自由，這是很好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大多數人真的有獨立性嗎?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獨立性是“以對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馬克思說的“物”，就是生產資料和金錢。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沒有生產資料，沒有足夠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錢，他們的獨立性就是虛幻的，因為他們必然要依賴擁有“物”的少數私人資本家。金錢決定一切的冷酷現實已經使民主的前提蕩然無存。

　　再比如，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做主”。但西方民主從投票選舉、組成政府，到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真正做主的從來不是人民大眾，而是少數金融寡頭。以西方的選舉為例，所有參選總統、州長和議員的人，都要按規定繳“保證金”。如果在競選中得不到一定的支持率，保證金要被沒收掉。當然，如果是某個政黨成員，其參選得到黨的支持，政黨會給予參選補助費。問題是一個國家有很多選區，政黨給每個參選黨員的補助費加起來是一個龐大的數字。除了財力雄厚的全國性大政黨，一般小黨是不敢參與全國逐鹿的競選的。可見，僅僅是參選保證金這個關口，就把千百萬平民百姓阻擋在組黨參選的大門之外。

　　西方民主的選舉過程都很長，開銷也甚巨，這足以拖垮財力有限的政黨，從而保證選舉過程完全壟斷在大金融寡頭手中。在美國，真正能操控選舉政治的大財團數量并不多。大選期間，“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十分活躍，這種委員會可以無限額地接受捐款，為特定競選人提供資助。這為大金融寡頭操縱選舉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

　　美國的民主制，實際上是金錢民主制，是愛因斯坦說的“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美國的統治者對此心知肚明。曾經幫助威廉•麥金利贏得1896年總統大選的馬克•漢納就吐露了這種民主的要義。他說：“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第一是金錢，第二我就不知道了。”

　　美國總統幾乎成了富豪們的“專利”。有人把首任總統華盛頓說成是一個出身卑微的農民。其實，華盛頓的父親是大莊園主，擁有1萬多英畝土地和49個奴隸。華盛頓本人，也曾被《福布斯》雜志列為當時“美國400富豪”之一。第十六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經常說自己年輕時多么窮困潦倒，實際上他父親是肯塔基地區的一個大地主，擁有600英畝農場和大量城區土地。

　　歷史學家統計過，從1860年到2008年歷次大選中，競選經費占優的一方幾乎都獲得了勝利。例如，1860年大選，共和黨籌得10萬美元，民主黨籌得5萬美元，結果是共和黨候選人林肯獲勝。2008年奧巴馬和麥凱恩對決時，民主黨籌得6.41億美元，共和黨只籌得3億美元，自然是奧巴馬勝出，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

　　美國的選舉，已經成為比賽奢華的政治游戲，競選經費不斷創造新的紀錄。1980年大選花費1.62億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達到3.24億美元。2000年，猛增到5.29億美元。2004年再創新高，達到8.81億美元。2008年美國大選，足足花掉24億美元。

　　對于捐款選舉的大財團來說，選舉過程就是投資過程。風險肯定是存在的，但回報會很豐厚。某個政黨的候選人一旦當上總統，就會立即回報他的金主恩人。最直接的手段是官職分配，按政治獻金的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給各大財團。在美國，1953年到1980年的幾屆政府中，擔任過國務卿、財政部長和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的有23人。其中，有18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或高級董事，其他5人是大牌律師。杜魯門總統任命的120名高官中，49位是銀行家和實業家，其他人也都與大財團關系密切。艾森豪威爾首屆政府中，共有272名高級官員，主要來自86家大公司。

　　議員當選也要報恩，西方國家的議會運作機制就是為了方便議員報恩設計的。以美國為例，法案要進入議會議程，首先要經過議院的常設委員會。有利于大財團的法案會優先得到審議和通過，不利于大財團而有利于人民大眾的法案往往會被無限期推延。這種常設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是選舉產生，而是根據各政黨的實力，也就是根據各大財團的實力進行分配。有了這樣的運作機制，就可以使大財團的利益得到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各國議會對法案的審議和通過時間往往設有期限，目的也是為了預防不利于大財團的法案獲得通過。大財團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這種利益沖突就自然反映在議員們的爭斗之中。有時候，不利于某個大財團的法案會沖破常設委員會的關口，提到議院大會上進行審議。這種情況下，這個大財團豢養的議員們就會用辯論和投票的詭計打掉這個法案。

　　按照議會規則，法案審議通過有時限，但對議員的演說和投票時間沒有限制。1908年，參議員拉福特為了反對一個法案，連續演講了18小時，他的一個同黨議員也連續演講了12小時，使該法案因超過表決時限而被廢。日本議員除了馬拉松式演講外，還創造了“牛步投票法”，用來反對他們不喜歡的法案。他們利用議會沒有限制投票時間的規定，把前往投票點的腳步放得奇慢，甚至一個小時才往前走一步。這樣一來，往往是超過了法案審議截止時間，他們還沒有投票。

　　如果報答大金融財團的法案難以通過，實行西方民主的政府甚至會動用殘暴手段來強制通過。1960年5月，日本與美國修訂《日美安保條約》，遭到日本人民抗議和反對黨抵制。執政的自民黨就指使其議員挑起同反對黨議員的沖突，政府隨即出動500名警察，強行把反對黨議員趕出議會大廳，由清一色的自民黨議員審議。僅用15分鐘，《日美安保條約》就獲得了通過。

　　三、西方民主的困境

　　西方民主制是人類政治文明探索過程中的重大成果，它幫助西方國家最早實現現代化。然而，我們在肯定西方民主歷史價值的同時，必須記住這樣一個事實：西方民主的黃金時代，是同這些國家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緊密相連的。在此前的一兩百年歷史中，西方國家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獨占了國際話語權。它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塑造世界秩序。這種強勢地位，使這些霸權國家的統治階級可以攫取世界財富，壟斷地球資源。他們從超額利潤中拿出一小部分，去籠絡國內民眾，去打造福利社會，去美化議會制民主，并將其推向世界，以圖永久主導人類社會發展方向。

　　強權政治認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但是，假如他們不能像以往那樣在海外撈取超額利潤，就會遇到無窮無盡的麻煩。支撐西方民主的財富根基在許多地方已經崩塌。實體經濟“空心化”，政府和國民沉迷在虛擬經濟中。休閑美食的福利一樣不能少，流汗辛苦的活兒絕對不想干。為了騙取選票，政客們的空頭許諾花樣翻新，把選民胃口吊得越來越高。但是，勝選執政多少要兌現一些承諾。沒有錢怎么辦?美國、歐洲和日本，都在大印鈔票，大借國債，用飲鴆止渴的辦法維持“美妙”的西方民主制。事到如今，西方民主的“普世價值”不但不能自圓其說，而且深深陷入危機之中。

　　“普世價值說”宣稱，只有一人一票競選才算民主，才具有合法性。事實又如何呢?且不說許多選票是操縱在大財團手中的，就算真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總統，也不表明他得到多數國民的支持。以美國為例，1960年總統選舉中，只有62.8%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到1964年，投票率降為61.9%，1968年為60.8%，1972年為55.2%，1976年為53.6%，1980年為52.6%，1988年為50.2%，1996年為49.1%。總體來看，參與投票的選民只勉強過半，競選勝出者只是得到這一半選民中的一部分人支持。2004年小布什勝選，獲得51%的選票。但是，考慮到當年實際投票率不高，實際上真正支持小布什當總統的，只占全部選民的30%左右。一個大國的總統和政府，僅得到這么少的國民支持，它的合法性何在?如此畸形的民主也配稱為“普世價值”嗎?

　　制衡和監督本來是民主的必要條件，但美國的權力制衡重重疊疊。總統、參議院、眾議院三家之間往往相互拆臺，參眾兩院內，兩黨也彼此對立，根本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看到，即使美國的車輪已經走到“財政懸崖”邊上，兩黨議員和總統還在打口水戰。這種惡質化的政黨競爭和三權制衡怎么可能實現良好的社會治理呢?

　　“普世價值說”宣稱，只有實行西方民主，才能防止腐敗。這是騙人的鬼話。西方民主制有著內生的腐敗元素。意大利曾出現三任總理和361個內閣成員全是腐敗分子的情況。在最“民主”的美國，前幾年的黨派之爭，把國會游說集團涉及政府腐敗內幕的冰山一角暴露出來。如果追究下去，可能傷及美國的政體和國體，剛剛開始的相互揭露便戛然而止。

　　從本質上說，西方民主中的政黨競選就是一種合法的腐敗。政客和財團之間有一條割不斷的金錢臍帶。財團拿金錢給政客去收買選票，以競選總統、州長或議員;勝選者又用官位、優惠政策和項目承包等回報財團金主。這種大規模的、長時間的權錢交易，不是人類社會最大的腐敗嗎?

　　歷史發展到今天，西方民主的光環正在世人眼中暗淡下去。就是在西方國家，也有不少有識之士猛然醒悟。他們記起了柏拉圖的怨恨，記起了愛因斯坦關于“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的論斷，對西方民主的惡質化痛心疾首，試圖提出一些克服西方國家社會危機的改革設想。應該說，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積極現象。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0期，摘自2013年第8期《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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