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其理論依據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思想，計劃經濟體制代替市場經濟是歷史的必然。用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錯誤的。中國二十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結果的危害性是極其嚴重的。市場經濟及其體現的對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決定作用的實質是少數私有者對資源的占有、交換和利用的決定權，并成為其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方式。社會主義國家任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實質是把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人民群眾對社會資源的占有權、支配權、配置權拱手讓給少數私有者，繼續讓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受少數私有制的剝削、壓迫，實質也是對共產黨根本宗旨的背叛。然而本次全會通過的《決定》卻看不到這種實質，看不到當今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深層次根源恰恰是“市場經濟”導致的惡果。繼續加大市場經濟改革步伐，進一步強化市場對社會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作用。為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發展和繼續侵占國有資產提供政策和各種優惠條件，繼續把資本主義企業所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甚至把“國有資產”偷換為“國有資本”概念，實際是進一步鼓勵國有企業也像私營企業一樣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生產和再生產的主要或唯一目的。……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心議題是強化改革，而改革的核心是進一步強化市場經濟及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習近平同志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出，自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多次中央決議中強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思想。此次全會的重大決定是把這一思想修改為“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決定性作用”，并闡述其理由：“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同時還指出這一重大修改“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恰恰對于這一思想，筆者有不同見解。其實“基礎性作用”與“決定性作用”并沒有本質區別，關鍵在于市場經濟的本質及理論依據是什么?社會主義的資源究竟是由少數人決定配置，還是由多數人決定配置?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本質區別是什么?能否把建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強化市場決定作用作為社會主義改革的重大問題等等。因此筆者圍繞上述問題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本人認為這段話是錯誤的。客觀說，社會主義確實有市場，資本主義也確實有計劃，但市場與市場經濟不能劃等號，計劃和計劃經濟也不能劃等號。計劃和市場確實都是手段，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就不僅僅是手段，其本質都是一種經濟制度。市場經濟的直接含義是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源即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勞動產品等主要甚至完全通過市場調節、支配、配置。其大前提首先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之間進行交換、配置。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雖然也存在商品生產，但本質不是商品經濟，而是自然經濟。只有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完全是商品經濟，不僅勞動產品是商品，而且一切資源包括土地、礦產、勞動力、資本都是商品，都必須通過市場交換流通、占有和支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確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但其深層次的規律還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最基本規律即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實質是這兩個規律的具體表現。任何歷史規律實質是人的活動規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規律實質也是占有資本的私有制支配、配置資源的規律。勞動者除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外，不能支配其它任何社會資源，只能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自己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為占有社會資源的資本家所占有。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配置資源是少數人決定資源的配置。私有制在自己控制的企業內部實現的是計劃生產，但其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和利潤，由此導致整個社會生產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其價格也完全由價值規律自發起作用，其社會的分配方式是按生產要素進行。從上述意義上分析，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另一種說法或者說是代名詞。就連西方學者編輯的現代經濟學辭典中都直接承認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如英國《現代經濟學詞典》中說：“市場通常也包含著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即資本主義經濟”(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75頁)，《現代日本經濟事典》中說：“市場經濟制度有三個基本原則：(1)私有財產制度;(2)契約自由的原則;(3)自我負責的原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48—149頁)聯合國上世紀60年代通過的一個文件中把現代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市場經濟國家，包括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英、美、法、德依據日本等國家和不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另一類就是計劃經濟國家即當時的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這是“市場經濟”科學的確切的不可更改的含義。作為對資本主義否定的社會主義不是完全否定和排斥資本主義的全部因素，辯證法的否定是揚棄，社會主義實踐中確實應該最大限度地汲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包括市場經濟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可以存在市場，可以通過市場調節、配置某些資源。但絕對不能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體制完全照搬過來。在 “市場經濟”體制前面掛上“社會主義”的招牌，就以為可以根本改變“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本性，完全是一種驢唇不對馬嘴的主觀主義行為，是對社會主義事業有害的行為。

　　二、作為市場經濟理論依據的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思想不是客觀規律和客觀真理。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其萌芽起源于十五、十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末期。按照唯物史觀的原理，這種生產方式歸根結底是封建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果。自1640年、1789年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后，這兩個國家就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楷模。與這種經濟制度的逐步確立，必然產生一些思想家為其提供理論依據和支撐。亞當·斯密就是主要代表人物，其《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又是其代表作。其經濟學思想非常豐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來源。其眾多思想最突出一點就是“看不見的手”思想，是其全部經濟學思想的最基礎、最基本觀點，也是其支撐資本主義經濟全部運行過程的最主要甚至是最根本的理論依據。這一思想認為：一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在任何活動中特別是經濟活動中都首先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二是在商品生產交換過程中，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客觀上就會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和他人利益的實現。之后相當多經濟學家竭力把這一思想概括為商品生產發展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認為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過程就是遵循這一規律取得了巨大的歷史和現實的成就。問題在于“看不見的手”是客觀真理嗎?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嗎?馬克思主義給予否定的回答：

　　第一，人本性自私論是剝削階級、資產階級的本性。唯物史觀認為，人的本質是建立在物質生產活動基礎上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人們的物質生產勞動是變化的，人的社會關系也是變化的。人的本質、本性是具體的、歷史的、變化的，不存在永恒不變的人的本質、本性。亞當·斯密的所謂人本性自私論實質是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的本性，尤其是資產階級的本性。他們在反對封建社會禁欲主義的過程中形成了資產階級系統的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理論，其核心就是人本性自私論。

　　第二，這種思想不符合歷史和社會現實。如商品交換活動中，商品生產者必須生產出對他人有用即有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才能進行交換實現自身的利益。那么他的出發點就不單純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必須考慮交換對方的利益。這實質是利益兼顧原則而非單純自身利益原則。另外即使從個人的利益出發，客觀上也未必都能夠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和他人利益的實現。因為任何個人利益有正當個人利益和非正當個人利益。正當的個人利益就是在考慮和不侵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的利益。這種利益原則有可能促進社會發展和他人利益的實現。而非正當個人利益就是有意侵害和犧牲他人利益的情況下的出發點，其結果也一定會出現程度不同地侵害和犧牲他人利益的客觀結果。資本主義生產不是一般的商品經濟，而是追求剩余價值的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其出發點就是單純只是從自身追求剩余價值和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從表面看，其確實給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帶來了就業機會和生活來源，也由于其不斷擴大再生產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長，導致人們認定所謂“看不見的手”思想的真理性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公平、正義性。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之處就在于透過現象看本質。其剩余價值理論的創立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也揭穿所謂公平、正義的虛偽性和“看不見的手”思想的荒謬性。

　　第三，以這種思想指導私有者的經濟活動必然加劇社會不正當競爭的意識和行為。

　　如果參與經濟活動的每一個人都主要從自己利益出發，由此形成的商品交換關系必然是一種矛盾關系，必然會出現或多或少的沖突。恩格斯談到商品交換的買賣關系時說，“每個人必然要盡量設法賤買貴賣。所以在任何一次買賣中，兩個人在利害關系中總是絕對彼此對立的;這種沖突帶有完全敵對的性質，因為各個人都知道對方的意圖，知道對方的意圖是和自己的意圖相反的。因此，商業所產生的第一個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為這種互不信任辯護，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對一切可能降低該商品的價格的東西都絕口不談，秘而不宣。由此可見，在商業中是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來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樣允許給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來沒有的特點。總而言之，商業就是一種合法的欺詐。任何一個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會證明實踐是符合這個理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0-601頁)馬克思的結論是“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02頁)商品交換雙方從開始的較小的對立、矛盾就可能發展為敵對的利益的根本對立。不僅資本家與工人成為敵對關系，就是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也成為敵對的競爭關系，且越來越加劇。其競爭結果可能進一步刺激擴大再生產和提高科學技術，但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各種不正當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對社會資源的盲目開發和揮霍浪費。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有許多關于資本主義社會不正當競爭給人類帶來極大危害性特別是戰爭的有關論述。

　　第四，這種思想背離了“勞動價值論”思想。“勞動價值論”思想最初是由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但在具體闡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過程中，由于他們特別強調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思想，而資本家投入資本購買勞動力和勞動資料后確實獲得最大利潤，于是就把獲得利潤的功勞、源泉歸于“資本”，歸于生產要素，實際是歸于占有資本和生產要素的資本家個人。這就是要素價值論或資本價值論思想，由此最終背叛了他們自身提出的勞動價值論思想。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思想，但對創造價值的“勞動”進行了二重性分析，提出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的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思想。馬克思把這一思想看作與亞當·斯密等人的“勞動價值論”思想的根本區別，也是看作理解他的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樞紐”。馬克思也正是從他的這一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思想出發，揭示了貨幣的本質、資本的本質、剩余價值的本質，實質就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全部財富和價值增長的根本源泉、動力是勞動者的勞動。剩余價值是勞動者的勞動創造的，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被資本家所占有，并進一步轉化為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由此給人造成假象，似乎是由于資本家追逐利潤而投入資本導致社會財富和價值的增長。因此“看不見的手”思想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思想完全背道而馳。

　　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一系列經濟學著作和文章中，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進行了多次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那么我們今天號稱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什么要把早已經被馬克思恩格斯徹底批判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拿來作為其改革的理論依據呢?

　　三、計劃經濟體制代替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必然性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產生有歷史必然性，而且是適應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及一系列著作中都高度評價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步性和積極作用，而且這種積極作用至今還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來。但馬克思恩格斯是從唯物史觀的具體的、歷史的、辯證的觀點認識資本主義的，在看到其積極作用的同時，也看到和揭示出其消極、阻礙社會發展的一面。《共產黨宣言》就是科學認識資本主義的典范。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逐步成熟，其社會矛盾、負作用和社會危害性也越來越突出，導致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科學結論。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反杜林論》，列寧在《帝國主義論》等一系列著作中進一步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質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以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的歷史必然性。資本主義之所以是市場經濟，一是表明資本主義的生產具有社會性，所以要把一切資源和勞動產品都用來進行交換，實現自身的利益，而非自然經濟那樣生產的勞動產品自己享用。二就是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前提基礎上進行的，所以一定要分清資源的嚴格歸屬，實質是分清利益的嚴格歸屬。這種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性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矛盾通過多種社會現象表現出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用大量事實具體揭露這種矛盾的兩種典型表現。一是“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卷，1995年版，第662頁)二是“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同上，第624頁)恩格斯認為，這種矛盾的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于社會管理之外部適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而隨著社會占有生產力，這種社會性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并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桿。”(同上，第629—630)“這種生產方式日益迫使人們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同上，第630頁)恩格斯還說，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不僅消除了階級對立，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而且還會制止社會生產力的浪費和破壞，消除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人物的窮奢極欲揮霍而為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同上，第633頁)“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滅，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滅。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同上，第633頁)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人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原先統治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真正的主人，統治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于人們自覺的控制之下，人類開始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質是進行生產的物質資源從私人占有性返回到社會性，即掌握在進行物質生產活動的聯合起來的勞動者手中，其資源的配置方式就是根據不斷增長的人民物質文化方面的需要、社會生產各個部門的內在有機聯系、社會的具體情況等因素進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其與市場經濟的最大區別之一就是其決定資源配置的主體不是少數私有者，而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四、中國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效果及其原因

　　馬克思所預言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是生產資料的完全公有制，但這個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許多方面都還存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同時由于生產力還沒有得到極大發展等多種因素，馬克思主張與完全的共產主義的最重要區別就是分配方式上按勞分配而非按需分配。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不是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相對落后的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其公有制包括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也建立這樣兩種形式的公有制，同時在實踐中認識到，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不能消滅商品經濟，不能違背商品生產中的價值規律。毛澤東在讀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多次強調這一觀點。但這種商品經濟主要是把部分勞動產品推向市場進行交換，而不是把一切包括商品在內的所謂社會資源推向市場，如土地、礦產、勞動力是絕對不能通過市場進行配置和調節的。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是按計劃有比例的發展。應該說，這種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無論原蘇聯還是社會主義的中國，都取得了極其巨大的成就。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和抹殺的客觀事實。但也由于種種原因，社會主義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實踐過程中，也暴露出一定程度的僵化、封閉、缺乏靈活性等多種缺陷。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對立雙方仍然既適應又不適應。這些缺陷恰恰是不相適應的表現，是社會主義所應該改革的內容。所以改革初期黨的一系列有關文件中都指出“改革”的實質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然而自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生硬地在“市場經濟”頭上戴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且把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最主要內容，根本和完全否定計劃經濟體制。以后歷屆黨代會都延續了這一思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近二十年的實踐的社會效果究竟如何?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是真理還是謬誤?客觀地說，中國近二十年經濟確實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尤其表現在GDP上已經躍居為世界第二位。但唯物史觀認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標志絕對不能停留在單純的GDP上，而是一個綜合的內容。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問題愈發嚴重。人民群眾并沒有真正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基尼系數早已超過聯合國警戒線。貨幣貶值，物價上漲。教育、住房、醫療等三座新大山壓得人民群眾喘不過氣來。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社會腐敗愈演愈烈，干部越加脫離群眾，干群矛盾尖銳，群體性事件不斷爆發，災難性事故頻發。以拜權主義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拜金主義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等剝削階級觀念猖狂泛濫。所有這些問題達到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時期。就連習近平同志也承認這些矛盾、問題的嚴重性。他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談到問題時說：“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依然粗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等等。”而問題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還是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造成的?筆者認為是后者造成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把資源完全通過市場調節和配置是一種違反憲法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指出，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除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以外，屬于集體所有。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自然資源。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而市場經濟體制卻允許甚至鼓勵市場主體包括個人和私營企業占有、買賣、轉讓上述包括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并利用這些自然資源從事市場行為，賺取利潤。近些年來，大批大批的煤老板和房地產商不就是占有屬于國家所有的煤礦、土地一夜暴富嗎?這難道不是一種典型的違憲行為嗎?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造成社會主義公有制名存實亡。

　　經濟體制改革中，一些自由化人士竭力攻擊丑化國有企業，導致改革決策者紛紛把國有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省、地、縣的國有企業幾乎全部改制為私營(為掩蓋私營企業的私有制的本質，把私營企業冠之為“民營企業”，這也是中國特色的一大亮點吧!)或合資企業，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名存實亡。而在這種改制過程中，毛澤東時期積累起來的社會和國家財產大量流失，實際上是通過所謂政策直接或間接白白奉送給私有者。“崽賣爺田不心疼”，短短三十年，中國如此迅速涌現出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億萬富翁，這在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史上都是沒有過的，竟然在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做到了。由此根本動搖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本質特征。而農村自推廣小崗村土地承包經驗后，絕大多數集體所有制也已經不同程度地瓦解。只有南街村、華西村等少數村莊還在堅持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大多數農民已經丟棄土地到城市成為私營企業或國有企業的雇傭工人，大量原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山脈開始直接或間接為私有者占有。無論中央領導怎樣聲稱還是在堅持社會主義，私有經濟無論從數量、規模還是產值都已經超過國有經濟，這還能說是社會主義嗎?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自己豢養出大批大批的資本家和規模如此巨大的剝削階級利益集團，這難道不是培養自己的掘墓人嗎?難道不是對《共產黨宣言》中關于資本主義培養掘墓人思想的最大嘲弄嗎?

　　第三，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實現發展成果公平惠及人民群眾

　　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市場主體從事經濟活動實質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不僅外資企業、私有企業如此，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也利用自身掌握的國家資源為企業自身謀取最大利益，其管理者也利用對資源的支配權謀取個人利益，實際上把名義上還是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變相變成事實上的私營企業。以追求自身利益為主要目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不正當競爭手段，由此造成整個社會假冒偽劣商品、有毒有害食品猖狂泛濫。通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結果就是掌握資源越多的人越容易致富，不掌握和支配資源單憑工資生活的普通勞動者越發貧困。且助長價值規律的自發性，由此導致物價不斷上漲，貨幣貶值，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普通群眾利益更加受損。在這種情況下，企圖通過強化市場原則及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達到“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完全是空頭支票。

　　第四，市場經濟體制強化和完全依靠物質刺激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依據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不僅導致私營和外資企業完全依靠物質刺激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就是國有企業也程度不同甚至完全依靠這種方式，且放棄了我們黨最寶貴的傳統即思想政治工作。不僅處于雇傭關系的農民工純粹為生存而工作，且許多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即使在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人的主人地位及主人翁意識也淡化甚至喪失殆盡。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異化現象不僅在中國當今私營、外資企業，甚至在國有企業中又重新出現，且愈演愈烈。

　　第五，市場經濟體制及其原則、依據嚴重侵入到社會各個領域。

　　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已經使其原則、依據影響、滲透、侵入到各級黨政機關、文化宣傳、教育、衛生、體育等各個系統、領域。文化、教育、醫療、體育也市場化。盡管黨章還在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黨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科學發展觀中強調發展的目的是人民群眾，發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眾，發展的成果由人民群眾來享受。但實際生活中不僅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人們都是抱著賺錢、發財的目的，就是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幾乎所有社會組織都利用手中特殊的資源為自己謀取私利，各級黨政機關利用權力資源、教育部門利用教育資源、醫療部門利用醫療資源為自身謀取各種不正當利益達到了建國以來最瘋狂的時期，甚至主要從事精神文明建設的文化宣傳部門也利用輿論工具為文化人謀取各種利益，文化部門也出現大批大批的“名人大款”。公、撿、法等專政工具和監督執法部門也利用執法權進行所謂“創收”，甚至個別軍隊人員也加入到“創收”行列之中。權錢交易、權學交易、錢學交易、錢名交易、權色交易、錢色交易就是當今整個社會市場原則的具體體現。這種狀況實際上就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最嚴重的商品拜物教、拜金主義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各個角落嚴重泛濫、滲透，由此導致黨的根本宗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念的宣傳教育不僅蒼白無力，而且使人民群眾感到虛偽和欺騙。中國當代腐敗特別是權力的濫用及黨內四風現象的愈發嚴重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就是私有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這種狀況下，企圖依靠制定一系列所謂完善的監督、約束權力的法律、法規、制度、條文制止這些現象完全無濟于事。

　　第六，市場配置資源導致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獨立、完整、有機的國民經濟體系遭到徹底破壞。

　　社會經濟發展不同部門、行業、系統如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特點及其相互聯系，必然形成一個客觀的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比例關系。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依據就是這種客觀的比例關系。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特點決定管理者能夠從人民群眾和國家的根本、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有計劃、按比例地進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整體的發展。毛澤東時代就依據這種規律建立和逐步形成了較為獨立、完整、系統、有機、良性循環、充滿自我發展活力、創造力的國民經濟體系，且合理利用社會資源。實踐中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及其體系也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只能在這基礎上進一步修正和完善。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卻指責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完全是封閉僵化的體系，是違背客觀規律違背人性的主觀主義經濟，要徹底打破，要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而代之。其實踐結果是徹底破壞了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獨立、完整、有機的國民經濟體系。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中私有觀念的泛濫和媒體的片面宣傳，不斷刺激人們膨脹起來的不加節制的物質欲望和享受觀念，反過來進一步刺激生產部門盲目地擴大生產，要擴大生產就必須設法占有更多的資源如土地、煤炭、石油、木材。這種不顧國家民族長遠根本利益吃子孫萬代飯的盲目開放資源行為就成為當今經濟發展的一靚麗特點。由此造成整個社會各個不同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資源浪費、能源消耗、環境污染、生態環境惡化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恩格斯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在中國重演。理論和實踐證明，主要由市場配置資源不僅不是經濟發展最有效率的形式，而是破壞資源利用、破壞可持續發展的危害性最大的形式。

　　第七，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開放實踐背離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導思想。

　　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作為毛澤東思想三大要點之一，且要求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繼續堅持這一思想。但是以后實踐中，某些理論家歪曲馬克思“全球化”思想，竭力頌揚“市場萬能論”，以與世界接軌為名，全力把中國經濟拉入到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模式和軌道上來。鼓吹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這股思潮的現實表現。這種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軌的方式實質就是把西方國家當作中國發展的楷模、榜樣和救世主，完全放棄了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不加分析批判地把西方所有文化都當作先進正確內容加以引進，甚至腐朽文化內容也貼上各種先進標簽登堂入室，并以西方人的價值文化認識、評價中國社會現實。在招商引資和建立特區問題上，從中央到地方制定各種減免稅收等各種優惠政策，不顧國情、省市情、地區情的特殊性，到處圈地引進外資，大上快上，甚至我們自己的企業已經有比較雄厚的資金、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且有較好的經濟效益的企業也在某些黨政領導的干預下，強制合資，甚至廉價賣給外資或私營企業，無償或低價轉讓技術專利。這些年來，沿海和特區大多數企業已經成為外國企業的附屬工廠或加工企業，真正有自主品牌的對民族基礎和尖端技術有獨立和巨大貢獻的企業鳳毛麟角，許多重要工業如汽車、手機等核心部件專利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許多省市地區為增加GDP值，還大量引進和扶持有害于生態環境的污染企業。由此造成中國經濟發展對西方經濟依賴性越來越強，殖民主義色彩越來越重。個別國家領導人把中美經濟關系比喻為夫妻關系，把人民創造的財富變相拱手送給西方國家，且稱之為“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救歐洲就是救中國”。賣國主義的漢奸、奴才嘴臉暴露無遺。

　　第八，市場經濟體制和原則導致整個民族思想文化素質急劇下降。

　　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是塑造不同人格標準的文化。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文化內容是把人變成亞當·斯密理論中的“經濟人”模式，且不斷刺激人們急劇膨脹的物質欲望、畸形的消費享受心理和扭曲的人生價值觀、幸福觀。不僅造成整個社會資源、能源的極大消耗、浪費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且導致整個民族思想文化素質急劇下降，是非、善惡、美丑觀念顛倒。“壞人當道，好人受氣”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人民群眾對當今社會風氣重要特點的一種客觀評價。那些先富起來的億萬富翁和個別腐敗官員的揮金如土、一擲千金的剝削階級享樂主義生活方式給予整個社會以極其嚴重的誤導。以奴性、虛偽性、內耗性、肉欲性為基本特點的扭曲的人格特征嚴重表現在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各層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身上。教育的宗旨盡管還在高喊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實質是在培養沒有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脫離勞動、脫離艱苦、脫離人民大眾的追逐個人名利地位的人上人。

　　第九，根本否定和背離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思想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

　　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勞動發展了人本身，勞動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源泉和動力—這是唯物史觀最基本最基本的觀點，也是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學說的邏輯起點。馬克思《資本論》實質是勞動論，沒有對勞動本質、勞動要素、勞動二重性、勞動價值論的揭示，就沒有《資本論》核心思想剩余價值理論，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全部政治經濟學及全部馬克思主義理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首先必須堅持勞動觀點、勞動價值論。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以及計劃經濟體制和按勞分配原則恰恰體現了這一基本觀點。正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使勞動者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最大限度地保障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但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卻把公有制逐步改制為直接的或變相的私有制，勞動者在企業的主人地位喪失，按勞分配原則逐步發展為按資分配原則，勞動者創造的物質財富被形形色色的資本所占有。社會整體鼓勵財產性收入，實際是鼓勵非勞動性收入。《決定》中所說的“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實質是否定勞動價值論，否定大多數勞動者的決定作用，鼓勵資本、權力、知識、技術的作用，實質是鼓勵少數人的作用，鼓吹否定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思想。毛澤東時代的“勞動光榮，勞動者偉大”觀念為“金錢光榮、資本家偉大;剝削光榮，揮霍者偉大”所取代。

　　綜上分析，市場經濟及其體現的對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決定作用的實質是少數私有者對資源的占有、交換和利用的決定權，并成為其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方式。社會主義國家任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實質是把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人民群眾對社會資源的占有權、支配權、配置權拱手讓給少數私有者，繼續讓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受少數私有制的剝削、壓迫，實質也是對共產黨根本宗旨的背叛。然而本次全會通過的《決定》卻看不到這種實質，看不到當今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深層次根源恰恰是“市場經濟”導致的惡果。繼續加大市場經濟改革步伐，進一步強化市場對社會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作用，為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發展和繼續侵占國有資產提供政策和各種優惠條件，繼續把資本主義企業所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甚至把“國有資產”偷換為“國有資本”概念，實際是進一步鼓勵國有企業利用國家資源也像私營企業一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生產和再生產的主要或唯一目的。這種背離科學社會主義的所謂“改革”繼續下去，社會主義因素將更加減少，社會矛盾和問題將更加嚴重，社會風氣將更加墮落。這是一條亡黨之路，亡國之路，亡社會主義之路。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五、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建議

　　習近平同志今年初談到，蘇聯亡黨亡國的關鍵時刻，“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問題是蘇聯亡黨亡國的各種條件特別是經濟條件已經成熟時，即使有幾個男兒，能阻擋歷史倒退的車輪嗎？事實上，原蘇聯819事件中的幾個發起人就是這樣的男兒，但也沒有能夠最終阻止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要真正防止蘇共的悲劇在中國重演，不能夠等待公開宣布改旗易幟那天才有男兒站出來，而是在創造資本主義復辟條件的過程中真正堅持共產主義的男兒能否敢于站出來制止這種條件、土壤的形成和發展。事實上，中國當今已經處在蘇聯解體的前夜，導致中國改旗易幟的條件相當嚴重。……我們作為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成長起來的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普通共產黨員面對中國當今的嚴峻狀況，不能置之不理、袖手旁觀。為此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提出幾點具體建議：

　　1、開展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大討論，中國究竟應該怎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講，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死路一條。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這四個“不”是從高到低的制約層次，首先是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是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基本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根本改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因此要進行改革，首先必須搞清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和特征究竟是什么?必須客觀地承認，近些年來在所謂“解放思想”的口號之下，在糾正以往社會主義實踐中“左”的錯誤傾向的同時，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了，把科學社會主義本質否定掉了。用所謂“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代替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經濟特征，把市場經濟和按資分配戴上社會主義的帽子。《決定》強調改革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因此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原理為依據。《資本論》不僅是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經濟學理論，也是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闡述的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等一系列理論仍然是中國改革的極其重要的指導思想。因此建議黨中央在全黨和全國各階層人民中間認真開展一次全民性的學習大討論，認認真真地讀些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應該像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那種學習態度、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究竟是什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究竟是什么?中國是否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究竟應該怎樣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究竟是什么?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目的究竟是什么?黨的根本宗旨思想要不要指導社會主義企業的發展?如何指導?社會主義分配基本原則究竟是什么?社會主義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究竟靠什么?經濟體制改革中要不要學習毛澤東親自樹立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大慶、大寨、解放軍兩彈一星精神?要不要貫徹 “鞍鋼憲法”中“政治掛帥”、“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精神?……全黨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中央領導應該緊密結合原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寫出現代版的類似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文章、著作。沒有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的精通和應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真正指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

　　2、堅持實事求是，認真開展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工作。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無產階級政黨任何正確的路線都是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的。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所形成的正確理論和路線也首先是建立在對中國國情科學認識基礎上的。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也必須建立在客觀認識中國當今國情、問題、根源及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但是不能不看到，多年我們黨不著重強調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了，各級領導和理論工作者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狀況相當嚴重，導致有關講話、文件空洞無物的內容相當多，而照搬書本、文件、領導人講話特別是照搬西方經濟學現象相當嚴重。因此筆者建議，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系統黨政領導部門親自或者組織有關人員放下架子，以虛心向群眾學習、請教的態度，深入到最基層的普通群眾中去，傾聽他們對社會現實的真實的感情和認識。對當今中國社會各種現實問題通過問卷和開座談會等多種途徑形式，開展全方位的調查研究工作。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礎上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進行加工制作，真正對中國當今社會現實做出實事求是認識。以此才能夠制定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

　　3、認真聽取廣大基層黨員和人民群眾對中央和各級領導在路線、方針、政策、作風等一系列問題的批評反對意見，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

　　今年初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同時習近平、劉云山等同志多次強調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筆者堅決擁護這一重要決定。那么開展這種活動不僅要求圍繞四風問題進行，比四風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路線問題。毛澤東同志說，思想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必須客觀承認，改革開放以來，黨內確實存在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對立與斗爭，存在是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還是資本主義改革的斗爭，存在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改革還是用普適價值等自由化理論指導改革的問題，存在繼續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大旗還是改旗易幟的斗爭。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實踐，實質是從事社會主義實踐的主體即最廣大的基層黨員和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應該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體，是評價社會是非、善惡、美丑、正確與否標準的主體。現實生活中各級領導包括中央領導不同程度地脫離群眾，基層黨員和人民群眾對各級領導包括中央領導的批評意見、建議沒有正當途徑反映上去。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領導部門就應該最大限度地創造多種途徑、方式、方法聽取最基礎的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的批評意見和建議。黨中央應該學會聽取和吸收不同意見特別是尖銳的批評意見，“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級領導特別是中央領導應該學會辨別提反對意見者是真正擁護、堅持社會主義還是從根本上反對社會主義兩類不同性質的人。對前者置之不理，或壓制、打擊、報復、圍剿，而對后者遷就縱容甚至鼓勵，就只能證明是假冒偽劣共產黨人。特別對于本次會議重要《決定》不能夠只聽吹捧、贊揚的順耳之言，應該敢于聽取批評、反對的逆耳之言。

　　4，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指導思想。

　　純粹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無論原蘇聯，還是中國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確實暴露出相當多的問題，毛澤東在世時就已經發現其缺陷與不足，也已經多次強調商品經濟和市場的積極作用。但真理往前跨進一步就會變成謬誤。改革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不是根本否定計劃經濟本身。如果歪曲污蔑計劃經濟體制，且戴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完全用市場經濟體制取代之，那么真理就變成謬誤。上世紀80年代關于二者關系的討論中陳云同志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筆者贊同這一思想，它應該成為今天我們黨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目標。這里需要糾正兩種錯誤觀念：第一種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產權不清晰、權責不分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質不是勞動者個人去占有生產資料，而是勞動者聯合起來通過集體和國家占有生產資料。國家憲法規定，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和其它生產資料都屬于國家和集體所有，實際是屬于全體人民或集體所有。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國有企業管理者、集體所有制的管理者不是代表他們個人，而是代表人民，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管理國家、企業和集體。他們的責任心源于他們是樹立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共產黨人。這是清清清楚楚的產權和權責制度，怎么能夠歪曲為產權不清晰、權責不分明呢?至于那些利用全民和集體企業謀取私利的權力者、管理者給企業帶來危害和破壞性的根源不是作為全民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度，而是代表人民管理企業的管理者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改變。我們只能加強對其監督、撤換或強化世界觀改造，而不能把罪名歸結為公有制而根本改制。第二種認為計劃經濟是違背人性、違背客觀規律的瞎指揮的主觀主義經濟。這也是錯誤的。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的本性，也是無產階級的人性，實現計劃經濟的人性理論不是資產階級的人本性自私論，而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任何計劃都應該是對客觀現實的正確反映。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其大大小小的計劃都應該是建立在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認識和掌握經濟發展規律基礎上形成的，而不是權力者主觀臆想的產物。而原蘇聯和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的經濟發展計劃、規劃基本是來自實際的，特別是按照農輕重比例關系和特殊國情出發，取得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巨大成果。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本身就是新生事物，現實國情又是復雜多變的，又受制定、執行計劃者本身的世界觀、方法論及經驗等多種因素影響，導致計劃與現實或多或少有一定偏差，有些還較大。個別領導不注重調查研究、主觀盲目性、瞎指揮等現象也確實存在，實踐中也帶來負面甚至嚴重后果。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罪責不在計劃經濟體制。以偏蓋全，以個別否定一般是絕對錯誤的。計劃經濟主要通過國家計劃進行資源配置，由于制定和執行國家計劃的管理者本質是代表人民的，因此計劃經濟的本質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決定資源的配置。要真正實現計劃經濟，一是要調查研究，遵循客觀規律，二就是要求制定和執行經濟計劃者必須從人民和國家的長遠、根本利益出發，從整體和全方位思考和處理問題，以利于各種不同產業、行業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就從根本克服市場經濟體制中單純只從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思考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同時導致的犧牲國家和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的不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但計劃經濟體制不能包辦一切，某些直接影響人民生活的小商品、某些服務等大量第三產業就可以通過市場行為直接調節和配置，在這個意義上允許部分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存在。這實際是中國當代國情和社會主義發展初期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觀現象，同時也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補充，有利于在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產業和項目的更加有計劃的發展。

　　5，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思想文化建設改革必須同步進行，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理論依據是社會基本矛盾原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在基本相適應同時，也存在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方面，上層建筑不適應經濟基礎方面。因此要求這兩方面的改革必須同步進行，不可單槍匹馬。經濟體制改革有自身的內容，但是在上層建筑即一定的政治體制和思想意識形態下進行的。不改革上層建筑方面不適應經濟基礎的因素，就必然直接或間接影響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進程和深度。如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核心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憲法、理論上的要求與現實生活的實際距離很遠，由此必然影響人民群眾參與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主動性和對改革者的監督制約作用。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存在馬克思主義文化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文化的對立，不批判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化，就會導致后兩種文化自覺不自覺地影響改革者的指導思想，使改革走入歧途。今天現實生活中自覺不自覺地把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思想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離開思想文化建設導致的必然結果。同時，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夠從經濟基礎上保障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才能有助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因此要求兩種改革與思想文化建設必須同步進行。但是近幾十年的改革實踐中，只注重經濟體制改革，程度不同地忽視政治體制改革，導致改革實踐中壓制、打擊人民群眾的現象比比皆是。文化思想建設更不受重視。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提出“四個劃清”，由此受到人民群眾的極大歡迎。但究竟如何做到“四個劃清”?根本和具體區別究竟是什么?現實中具體表現是什么?如何運用“四個劃清”指導實踐等一系列問題卻始終沒有深入研究下去，以后的幾次中央全會和十八大甚至專門研究文化建設的十七屆六中《決定》中竟然只字不再提“四個劃清”，反而把文化推向市場問題作為六中全會的主題。這就是脫離上層建筑改革單純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導致的惡果。這一深刻教訓不能忘記。希望黨中央真正認真總結三十年改革開放實踐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社會主義改革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下去。

　　今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65周年。《共產黨宣言》就是共產主義宣言，就是馬克思主義宣言。1872年馬克思恩格斯合寫的《序言》中說，自《宣言》發表以來，不管25年來情況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宣言》闡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今天也可以理直氣壯說，不管165年世界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出現了多少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沒有預料的更多的新的情況，但實踐證明《宣言》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正確的。列寧說，《宣言》是每個覺悟工人必讀的書。我想《宣言》不僅應該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必讀的書籍，更應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實踐的最高綱領和根本指導思想。《宣言》有兩段膾炙人口的名言：一句是“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286頁)另一句是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同上，第293頁)中國共產黨人如果真正堅持共產主義，就絕對不能忘記這兩段至理名言，就必須以此指導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無數革命志士流血犧牲換來的偉大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革。忘記和放棄就意味著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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