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思想是筆者同《唯一標準》一文的共同認識，而這里作為檢驗真理標準的“實踐”實際是指“實踐的過程、結果”。因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也就是說，“實踐的過程、結果”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么究竟怎樣認識“實踐的過程、結果”呢?參與實踐活動的人對“實踐”本身特別是“實踐的過程、結果”能夠得出相同的認識嗎?這里就涉及到又一個理論問題：檢驗真理標準的“實踐”本身特別是“實踐過程、結果”是否受立場的制約和需要理論的分析?立場不同，思維方法不同，對“實踐”本身的認識必然不同。那么究竟運用什么樣的“實踐過程、結果”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呢?

　　一

　　對“實踐過程、結果”也就是實踐過程、結果的客觀事實包含著兩種評價：一是真假評價，二是價值評價。

　　就對客觀事實的真假評價而言，一是要對收集到的感性材料、認識做真偽判斷，二是通過多種感性材料和大量個別事實中，把握事物的本質特征和本來面目。做到這兩點，都需要理論的指導和正確的思維方法。就第一種情況而言，人們在論證一種觀點是真理還是錯誤時，總有舉出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例、現象。但人們所搜集到的事實、現象實際是收集人對這種事實、現象的感性認識。既然是認識，也就必然存在著對這種事實的正確或者錯誤的認識。同時，事物的現象有真像與假象之分。如果我們不區分真像與假象，把假象也當作真像，并用來作為論證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由此能夠做出正確的結論嗎?那么如何判斷所謂“事實”是正確的事實，還是錯誤的事實?真像還是假象?那就必須有理論分析，也就是必須有唯物辯證法理論。

　　大家知道，1914年列寧之所以拿出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研究黑格爾的《邏輯學》和辯證法理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何認識和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客觀事實和本質特征。

　　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進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同于19世紀末的新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同時歐洲出現了以英法俄一方和德意奧為另一方的兩大集團相互廝殺的現象。第二國際的某些人只是看到本國家與其它國家的對立的表面現象，就武斷、簡單地把本國政府所進行的戰爭一律看作正義的，號召工人群眾去“保衛祖國”，鼓勵他們去屠殺其它國家的工人兄弟。當時第二國際影響較大的兩個主要人物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就主張這種觀點。列寧對此非常憤怒。為了正確認識當時的國際形勢、時代特征和戰爭性質。列寧拿出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研究辯證法問題。這就是他1914年到1916年所寫的《哲學筆記》，其中特別重要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辯證法十六要素》和《談談辯證法問題》等文章。列寧在《辯證法十六要素》第一條中就說：“觀察的客觀性(不是實例，不是枝節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寧選集》第2卷，1972年版，第607頁)也就是說，要客觀地考察和認識事物本身，不能憑局部的、部分的、個別的材料、現象和事實，而要從整體上、全局上、本質地看待事物本身。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依靠科學的思維方法。這個思維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接著，列寧具體闡發了辯證法的基本內容，特別是辯證法的實質、核心即對立統一規律問題。因此，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一書中的《法文和德文序言》中談到他對戰爭性質分析判斷的方法時說：“要知道，能夠證明戰爭的真實社會性質，確切說，證明戰爭的真實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史，而是對各交戰國統治階級的客觀情況的分析。為了說明這種情況，不應當引用一些例子和個別的材料(社會生活現象極端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而一定要引用關于各交戰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列寧選集》第2卷，1972年版，第732—733頁)列寧還談到如何尋找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策略的事實依據問題時說：“只有客觀地考慮某個社會中一切階級相互關系的全部總和，因而也考慮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考慮該社會和其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才能成為先進階級制定正確策略的依據。而在觀察各個階級和各個國家時，不應當認為它們是靜態的，而應當認為它們是運動的，也就是說，不應當認為它們處于不動的狀態，而應當認為它們處于運動的狀態(這個運動規律是從每個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中產生出來的)。觀察運動時又不僅要著眼于過去，而且要著眼于將來。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緩慢變化的‘進化論者’的庸俗見解進行觀察，而是要辯證地進行觀察。”(同上，第602頁)列寧針對普列漢諾夫只是抓住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拋棄本質、全面的東西的詭辯論的思想方法時說：“在用詭辯術偷換辯證法這一崇高事業中，普列漢諾夫真是創了紀錄，詭辯家抓住‘論據’之中的一個，而黑格爾早就指出，人們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論據’。辯證法要求從發展中去全面研究某個社會現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東西歸結于基本的動力，歸結于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斗爭。”(同上，第624頁)正是依據這種思想，列寧經過詳細地占有和研究交戰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和政治狀況的大量材料的基礎上，明確指出，戰爭就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掠奪性的、非正義的、罪惡的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戰爭。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反對這場戰爭，同時利用本國政府在戰爭中的失敗，發動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列寧正是依據唯物辯證法理論對戰爭性質做了客觀的分析和判斷，制定出無產階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由此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其實恩格斯在1990年就已經指出了這種思想。他在該年10月17日致友人施密特的信中談到把握歷史的本來面目時說：“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1971年版，第283頁)由此可以說明，任何對 “客觀事實、本質”的認識如果離開唯物辯證法和科學的理論分析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就不懂得這一道理，只是抓住社會現實的個別例子、現象、枝節就武斷地做出對事物整體的結論，由此不可能做出科學的正確的結論。任何人對事物的認識不可能沒有思維方法，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的做出錯誤結論也有思維方法，但這種思維方法是錯誤的思維方法，是孤立、靜止、片面、否定矛盾的形而上學方法，是詭辯論的方法，歸根到底也是唯心主義的方法。

　　就對事實的價值判斷而言，更離不開判斷者自身的立場和利益。立場和利益觀不同，就不可能對同一事實做出同一的價值判斷。大家所熟悉的毛澤東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談到，湖南農民運動起來之后就面臨著“糟得很”還是“好得很”的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判斷，其根本原因就是階級立場不同、利益觀不同。正如毛澤東同志說，農民運動“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角。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致力于國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階級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得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1991年版，第15—16頁)

　　同時，對事實的價值評價也離不開歷史觀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的評價就是典型的歷史的方法。空想社會主義根據當時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全盤否定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出發，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的出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是取代封建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歷史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277頁)“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同上，第274頁)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特別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其最終結果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勝利，同時，資產階級對歷史的作用就從進步、革命的作用轉變為消極的、阻礙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靠這種歷史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做出來了科學的價值判斷。總之，對事實的價值判斷既離不開立場和利益觀，也離不開科學的理論和科學的方法。

　　對事實的認識和評價為什么不能離開理論與立場呢?

　　一是因為實踐與理論本身就是對立統一關系，其在對立的同時，也存在著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關系。在實踐決定理論的同時，實踐也離不開理論的指導。改造世界的物質的社會實踐活動離不開理論的指導。同理，認識社會實踐活動的各個要素如實踐的主體、實踐的客體、實踐的條件、實踐的過程、實踐的結果等也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在認識任何客觀事實、歷史真相、事物本質時，在依靠十分豐富、合乎實際的感性材料的同時，必須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做指導。否則就不可能對“實踐”的事實做出科學的結論。如果對“實踐”的事實做出不符合實際的錯誤的判斷來，以這樣的所謂“實踐”能夠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嗎?更不能成為所謂的“唯一”標準。二是因為對事實的價值判斷本身就是一個價值認識。而價值本身就是一個關系范疇，是客體對主體的需要、滿足程度。價值主體本身就是一個現實的具體的歷史的個人或群體，其本身的需要、利益不同，必然對客體的價值判斷也不同。上世紀80年代韓樹英教授編寫的哲學教材有一幅畫：一個正在澆花的小女孩看到下雨了，就拍手叫好。而另一個正在踢足球的小男孩就埋怨起下雨來，說下雨不好。由此說明離開判斷者的具體條件和需求是不可能對客體做出正確的結論來，對自然現象如此，對社會現象更是如此。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檢驗真理標準的“實踐”是“社會實踐”，它包含個人實踐但不能歸結為“個人實踐”，其實踐主體永遠是推動歷史發展前進的人民群眾的實踐。因此，評價“實踐過程、結果”的立場問題只能是人民群眾的立場、只能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也就是說，站在大多數人的利益、需求角度看問題，還是站在個人的少數人的需求、利益角度看問題，對實踐結果的價值判斷是不一樣的，甚至是根本對立的。在階級社會中，站在剝削階級和少數人的立場上和站在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是不可能對同一事物或現象做出相同的結論來。如前所述，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和站在農民階級上評價農民運動必然做出“糟得很”還是“好得很”的根本不同的結論來。

　　二

　　我們知道，《唯一標準》一文的直接目的就是想用這一理論批判和否定“兩個凡是”。所謂“兩個凡是”就是指1977年2月“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中的一段話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據說這個社論是中央的兩位筆桿子鄭必堅和龔育之起草的，“兩個凡是”也是出自于他們之口。后他們又為當時的華國鋒起草一次會議發言，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講話中同樣有 “兩個凡是”。所以不管華國鋒后來怎樣辯解，“兩個凡是”就成為華國鋒的主張。但無論是誰提出的，當時在毛澤東同志剛剛去世，提出“兩個凡是”思想的直接本意就是還要繼承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基本理論和實踐。這個基本理論與實踐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為主要內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就這一思想而言，既不是兩個筆桿子的獨創，也不是華國鋒本人的獨創。毛澤東去世時，中共中央發布的訃告和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在悼念大會所致悼詞中就一再強調，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大團結，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爭取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一個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做出極其偉大貢獻的偉大領袖去世后，強調要繼承其遺志，繼續堅持其基本理論與實踐，這能是錯誤的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提出“兩個凡是”思想本身并沒有錯誤。但鄭、龔二人把上述思想簡要概括為“兩個凡是”的表述，極容易使人誤解為林彪所鼓吹的“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這顯然就錯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用“兩個凡是”的表述表達“毛澤東晚年的基本理論與實踐”確實不準確、不確切。如果在后者意義上否定“兩個凡是”的提法，我想無論是對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還是今天從研究的角度評價“兩個凡是”的正誤，人們都是能夠正確理解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有一篇《“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談話。意思也是說，毛澤東自己也承認也犯個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8頁)“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到說過‘凡是’，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同上，第39頁)鄧小平這樣分析“兩個凡是”提法的錯誤是正確的。用“兩個凡是”是錯誤的表述，可以直接推論出毛澤東的每句話、每一個觀點不一定都是正確的，但絕對不能直接推論出某一句話、某一個觀點一定是錯誤的，特別直接推論出毛澤東晚年的基本理論和實踐也是錯誤的。《唯一標準》一文本身沒有直接批判“兩個凡是”，據說是策略而已，實際就是批判“兩個凡是”，其后的大量文章已經直接點出這一點。但其所批判的“兩個凡是”并不主要是“兩個凡是”語言表述方面的錯誤，而是借表述的錯誤，其實質內容是否定和批判毛澤東晚年的基本理論與實踐即階級斗爭為綱、繼續革命理論與文化大革命的實踐。

　　《唯一標準》及其大量相關文章實際的邏輯推理過程簡要歸結如下：

　　1、“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就說，“實踐”出了問題，或者說“實踐”失敗了，那么指導它的基本理論就一定是錯誤的。

　　 2、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失敗了，或者說出現大量問題，如國民經濟崩潰、干部都被打倒、知識分子被改造等大量事實。

　　3、因此指導文化大革命實踐的基本理論即階級斗爭為綱、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就是錯誤的。

　　4、既然階級斗爭為綱、繼續革命的理論被實踐檢驗是錯誤的，那么繼續堅持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繼續革命理論就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就是思想僵化，就是“左”的教條主義。

　　5、因此要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拋棄階級斗爭為綱、繼續革命的理論，或者說從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繼續革命的理論中解放出來，提出和建立一套新的理論。這就是后來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文的基本的邏輯思路。

　　這整個邏輯推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前三句，第二階段為后兩句。假如第一階段邏輯推出的結論是正確的，那么第二階段的邏輯推理本身沒有任何錯誤，自然最后的結論也是正確的。但問題就出在第一階段的推理上。

　　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整個推理的大前提。筆者在“之一”部分已經論證了這個命題是錯誤的。以錯誤的大前提為邏輯出發點，根據形式邏輯的理論分析，就不可能證明推出的結論一定是正確的。但假如我們認為它是強調實踐標準的最終性這個意義上說的，以此為大前提。如果說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是失敗了。那么從失敗的實踐是否一定能夠推出指導實踐的理論就完全是錯誤的呢?顯然也是無法推出的。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理論，實踐標準既具有絕對性，也具有相對性。《唯一標準》一文也闡述了這一思想。既然《唯一標準》一文承認實踐標準的相對性，承認實踐本身在一定階段上有其局限性，那么文革的實踐活動本身是否有局限性?文革的失敗就絕對證實指導它的基本理論完全是錯誤的嗎?這里就存在一個理論問題，究竟怎樣說明和論證實踐的局限性問題?還需要不需要通過已經被實踐檢驗為真理的理論特別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理論說明和加以論證?《唯一標準》一文根本不分析文革實踐本身是否有局限性，就簡單武斷地以文革的失敗絕對證明其指導思想和理論一定是錯誤的這一結論。其論證過程豈不是否定了列寧關于實踐標準的相對性思想嗎?豈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的絕對性絕對化了嗎?以這種不講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只講絕對性的歪曲了的所謂“實踐標準”理論為理論依據，分析、推斷、判明毛澤東晚年的基本理論，其結論能夠是正確的嗎?

　　第二，我們仍然假如《唯一標準》一文強調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絕對性思想，實際上是說實踐的過程和結果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么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實踐的過程和結果”這一事實?對“實踐的過程結果”即客觀事實認識不一樣，那么由此推論指導其實踐的理論是否正確，認識結論能夠一樣嗎?

　　我們根據本文第一部分所做出的結論，就具體評價《唯一標準》一文所理解的“實踐過程結果”究竟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運用唯物辯證方法得出的科學的結論呢?還是離開大多數人的立場運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做出的錯誤的結論呢?

　　首先就《唯一標準》一文最初作者對待“文革”的立場說起。大家知道，《唯一標準》一文最初的起草者是原南京大學哲學系胡福明，后又經中央黨校一些人修改后以“評論員”名義發表的。2008年，紀念該文發表30周年時，北京《新京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要作者胡福明談文章寫作過程》。文中胡福明談他寫作的起因時說：“我在南大是搞哲學專業，擁有專業的敏感性，這也是我對‘文革’災難的反思的結果。我在‘文革’中先被打倒，后來成為逍遙派，一路看過來，變成觀察者。為什么后來我寫文章?因為我痛恨‘文革’。”“1966年6月上旬，我被作為匡亞明黑幫分子打倒，所有的‘黑幫’待遇我都受到了。女兒那時只有2歲，被人罵為‘黑崽子’，哭著跑回來。這不僅是我一家的遭遇。我后來能夠批判兩個凡是，與‘文革’災難太普遍有關，老百姓窮透了，苦透了。”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胡福明從文革一開始，就抱著對文革極端“痛恨”的態度，這種態度一直貫穿于文革始終，同時也就成為他寫作《唯一標準》一文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動機，也是他的基本立場。凡是經歷過文革初期的同志都記得，文革初期特別是1966年的6月份，相當多的領導干部、教師、甚至一些學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這些受到沖擊的同志對文革有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為什么文革期間那么多的人受到沖擊?其原因究竟是什么?簡單地把原因歸結為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是否是正確呢?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因果聯系，且因果聯系是客觀的、多樣的。任何結果可能有多種原因，同一結果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唯物辯證法要求把事物放在具體的環境和條件下，具體分析事物的具體原因，反對把同樣的結果簡單歸結為一種原因。固然文革期間發生的事情特別是一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確實同文革有直接的聯系。但受沖擊的原因卻不完全相同。一些領導干部在領導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執行修正主義路線，或者犯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錯誤，受到群眾的揭發批判也是正常的，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本意就是要發動群眾揭發我們隊伍中特別是干部隊伍中的陰暗面。如果能夠真正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本意，就能夠從最初的對文革的抵觸情緒逐步轉化為自覺接受群眾的批判教育。而且文革期間確實有許多領導干部就經歷了這樣的轉變過程。還有就是在群眾運動起來之后，不可避免地有過火或過頭行為，擴大了打擊面，導致一些人受到沖擊批判。特別是文革初期對教師的批判，盡管毛澤東多次強調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問題，但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是一般教師。再有就是黨內某些受到批判的當權者有意識地轉移斗爭大方向，把運動重點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移為整一般領導干部，或者一般教師，甚至把矛頭指向敢于揭發批判他們錯誤的普通群眾和普通學生。例如1966年6月份，當群眾運動起來之后，XX等人以指導運動為名派工作組到各類學校，和還在掌權的一些學校黨政領導一起將相當多的在運動中造反、活躍的普通教師、學生打成“偽左派”、“真右派”、“反革命”。有的甚至被開除了黨籍和團籍。據有關資料報道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統計，工作組伙同校系兩級黨組織在很短的幾十天內，就把1萬多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這部分教師、學生挨整原因不能歸結在毛澤東發動文革，而應該歸結為XX等人破壞文革和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已經明確批判了XXX等人鎮壓群眾的罪行。胡福明作為一名普通教師文革初期受到沖擊，甚至被打倒，肯定是錯誤的。但胡不具體分析自身被批判、打倒的具體原因，而簡單地把一切文革中受到沖擊、批判的原因和責任一律歸結為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革實踐本身，并且把這種從最初的抵觸情緒發展到對“文革”的極端“痛恨”，且始終延續下去。胡福明作為從事哲學專業的大學教師，不會不懂得唯物辯證法因果聯系的客觀性、多樣性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本原理，但在認識自身被批判的原因問題上卻采取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由此導致自始至終就站在文革的對立面，把自己個人的遭遇直接等同于全黨和整個國家的遭遇，且又簡單片面歸因于毛澤東晚年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文革實踐。以這種扭曲的錯誤的“實踐過程、結果”去檢驗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能夠得出科學的結論嗎?胡福明的這種思維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當多的文革中受到沖擊、批判的一些人特別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如同胡福明一樣，自始至終，反感文革，且把主要甚至根本原因歸結為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及其發動的文革。有的人雖然曾經口頭承認群眾對自己的批判和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正確的，并表態“永不翻案”，但思想實質并沒有根本改變，一旦時機成熟，就公開舉起“翻案”的大旗。站在這種立場上和片面的思維方法能夠對“文革實踐過程、結果”做出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結論嗎?以這種錯誤的“實踐過程、結果”怎么能夠去檢驗毛澤東的理論呢?

　　其次，從《唯一標準》一文堅持的所謂“實踐結果”是“國民經濟崩潰、干部都被打倒、知識分子被改造”等事實說起。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的繼續革命實踐。就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實踐動機而言，1981年的《決議》是給予肯定的，主要是反修防修。既然是第一次，不可能在實踐中就能夠做到十全十美，不可能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而且也確實出現了。許多問題也確實很嚴重。毛澤東在文革實踐過程中就已經察覺到大量問題，而且在努力糾正。他在晚年談到文革中存在的問題時說：“ 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88頁) 也就是說，毛澤東始終是承認文革中存在的大量社會問題的，我們還可以據此列舉更多的問題。但毛澤東同志并沒有因為文革實踐中存在的這些問題而根本否定文革實踐。他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同上)毛澤東這里對“文革實踐”的看法是建立在兩分法、本質與現象、主流與支流辯證關系的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毛澤東所承認文革中的大量社會問題究竟是本質，還是現象?是主流，還是支流? 能否把這些現象、支流看作本質、主流?《唯一標準》一文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恰恰是把文革實踐中出現的大量負面現象、支流如“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當作本質、主流，甚至完全無視文革實踐中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和政治、文化、外交領域的巨大成果，把文革實踐妖魔化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十年浩劫”等。烏有之鄉網、毛澤東旗幟網、東方紅網、紅歌會網等許多紅色網站發表的大量文章已經通過大量事實對上述錯誤認識進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和科學的闡述。筆者這里不再贅述。筆者所指出的是，所有這些對“文革實踐”做歪曲、妖魔化結論的人不僅其基本立場站在了人民群眾和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對立面，而且其思維的基本方法完全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如同列寧當時批判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一樣，只是抓住社會現實的個別例子、現象、枝節，并加以夸大、歪曲，從而武斷地做出對事物整體的結論，其思維方法是孤立、靜止、片面、否定矛盾的形而上學方法，歸根到底也是唯心主義的方法。《唯一標準》一文是典型的背離唯物辯證法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思維方法，其對“文革實踐”的認識也是“枝節之論”，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當時發表的大量類似文章的基本思路和思維方法就是這樣。就是以這種錯誤的“實踐過程、結果”去檢驗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其結論必然是錯誤的。

　　由于《唯一標準》及其當時公開發表的一系列有關真理標準的論文，都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錯誤的命題作為論證毛澤東晚年理論的大前提，又對檢驗真理標準的“實踐”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和運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做出了錯誤的結論。也就是說，在整個推理過程中，大小前提都是錯誤的。按照形式邏輯的規則，大小前提其中一個是錯誤的，都不能由此推出正確的結論，何況在《唯一標準》一文的推理過程中，大小前提都是錯誤的，其推論出的結論不可能就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唯一標準》一文利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后論證出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和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這一結論也是錯誤的。因此，根據這一錯誤的結論，所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際就不是從被實踐檢驗是錯誤的結論中解放出來，而是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從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觀點中解放出來，也就是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拋棄階級斗爭為綱、繼續革命的正確理論。事實也正是如此，許多人也正是循著這樣的思路，首先是從毛澤東的晚年理論中解放出來，之后又從毛澤東思想中解放出來，接著又從列寧主義中解放出來，最后又從《共產黨宣言》和整個馬克思主義中解放出來。因此，這場大討論的結果不僅沒有真正做到實事求是，而且一步步地發展到最后徹底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導致各種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直接或間接的大泛濫，導致各種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更加猖獗。當代現實生活中各種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的嚴重泛濫，各種偏離或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潮的嚴重泛濫，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猖狂進攻，特別是當今對中國社會危害最大的直接與馬克思主義對抗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現代變種“普適價值”理論對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嚴重影響及泛濫幾乎都與這次所謂“思想解放”運動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今天，也確實需要一場真正的“思想解放、實事求是”運動，那就是從當前各種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思潮中解放出來，真正實事求是地對待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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