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來，我們黨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新的路線。從最初中央文件對“改革”本義的解讀是改革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中不適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因素，本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但三十年的“改革”過程客觀上是改掉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從農村樹立小崗村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到城市的出賣國有企業，從到處引進外資、建立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所謂經濟特區到系統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及對“改革”實踐的指導，都是在“社會主義改革”的幌子之下，自覺不自覺地販賣和推行資本主義的東西。

　　毛澤東上世紀60年代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始終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三十年“改革”的實踐，再次證明了毛澤東論斷的真理性。有資本主義的東西，就一定有社會主義的東西，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力圖把社會主義的中國拉向資本主義之路，就一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成長起來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復辟的斗爭。三十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步步改掉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一步步推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過程，同時也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同他們斗爭的過程。盡管由于種種原因，這種斗爭力量還很微弱，但始終沒有停止。

　　2009年7月24日爆發的震動全國的通化鋼鐵廠事件的實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復辟和反復辟的斗爭。事件發生之后，圍繞這場斗爭的起源、過程及實質，不同的學者、官員站在不同的立場、運用不同的理論做出和發表了大量的解讀文章。但還沒有一篇從文學角度反映和說明這個事件的作品。

　　哈爾濱工人階級作家趙劍斌以敏銳的政治眼光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意識感覺到不僅要從理論上給予科學的說明解釋，同時還可以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反映如此震撼人心的事件。他于2010年春天來到通化鋼鐵廠，經過一年多的搜集資料和整理，到2011年9月完成了以7·24通鋼事件改編創作的36萬字的長篇小說《鋼城》。

　　筆者讀后，感觸極深。筆者認為這部長篇小說雖然主要寫的是一個國有鋼鐵公司改制及工人群眾反改制事件，但它實質是反映改革開放三十年整個中國國企改革，也是整個中國改革的縮影，是認識中國當代改革現狀，認識中國工人階級反復辟主力軍的歷史性典型教材。

　　一

　　全書貫穿著兩條根本對立的基本線索。

　　第一條線索就是以長山省委、省政府、國資委等當權者及宇虹集團為一方，積極推行國企私有化改革。

　　以省委書記莫奇志、主管工業的常務副省長唐仁發、省國資委副主任黃希林等現任當權者為主要代表，積極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進程。書中多次通過他們的談話，指責國有企業的弊端據是“產權虛置”，鼓吹“非國有化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現在的主流經濟學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時尚的新自由主義啦!”贊揚莫奇志“領導了一場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國企改革攻堅戰，被認為是他任期內最濃墨重彩的一筆”，改革實踐“不怕利益帶來的動蕩，因為這種動蕩可以帶來長久穩定;所以不可避免的在企業職工中出現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引起工人群眾的抵制，但是只要我們堅定信心打好攻堅戰，為國企改革、國企改制殺出一條血路，隨著私企的成長壯大，會給我們省經濟帶來更多的活力!同時，所有的問題必將迎刃而解。私有化改革的決策也必然或獲得徹底的認同!”這段話活生生地勾畫出當政者整體改革特別是國企改革的指導思想。什么叫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按照唯物史觀的觀點，一個社會的基本性質就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就是兩種根本對立的經濟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把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改革歪曲為變公有制為私有制，難道不是典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嗎?而本書描繪的私企宇虹集團在短短十多年期間從注冊幾萬元的小公司發展到控股子公司17家，總資產318.72億元，遍布東北、華北、華東等省市地區的超大型的私企鋼鐵公司，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當權者把國有企業通過多種方式以最優惠的價格轉讓之。如在評估國有資產價值時，省國資委副主任黃希林說：“資產評估不過是個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政策不能不向私企傾斜。不然，誰到你這兒來投資擴股?”再如，書中敘述宇虹集團發家的奧秘時就指出，國家銀行的貸款政策從面向國企轉向私企，章煥良“早已學會了通融，使出渾身解數，從中央到地方，廣泛結交權貴，趨炎附勢，逐漸建立了通暢的融資渠道”。他從銀行貸出巨款，投資國企，先主動替國企墊付債務，由此得到國企的固定資產，加大他的投資入股比例，逐漸把國企變為私企。短短五、六年時間，章煥良就收購了15家頻臨破產的國有企業。他的這種行為獲得了急于“改革”的“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以后也不再許諾償還債務，不再承擔職工轉換身份的安置，不再承擔全員接受。2005 年就是以這種方式先并購重組省內另一個大型國企長山冶金集團，后又入股東鋼集團。當時還是省長的莫奇志就直接給章煥良打氣：“省政府已專題研討過宇虹重組東鋼的問題。你們就放心大膽地干吧!” 章煥良合同許諾投入東鋼8億元，實際三年后才到賬6億元，而東鋼三個高爐資產評估為零，其它三個高爐也價值極低。如此重組卻以占36%的股份由其得力干將申玉駒任東鋼副總經理，實質卻掌握了東鋼的人事和財政大權。之后，申玉駒一是將新東鋼的更多資金轉移到一個新產品的精品鋼生產基地，二是大量裁剪干部和工人24000人，又從外地招進農民工5000人。三是拉開收入差距。公司領導工資數十萬、數百萬，而普通工人才一、兩千元，大批下崗工人每月才領到區區300元的生活費。當2009年3月由宇虹集團做主從澳大利亞訂購大批鐵精粉而嚴重虧損10個億時，就決定果斷退出東鋼股份，把10個億虧損分攤到東鋼身上，且把依靠原東鋼40億資金新建的精品鋼基地和和原礦山劃歸宇虹集團。2009年7月，宇虹集團又決意再次入主東鋼，擬定以10億元資金和原來歸東鋼所有的礦山，向東鋼集團控股，持股增至65%。所有這些行為都直接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和省國資委當權者的大力支持。書中寫到，章煥良一想到自己如此獲得一個大便宜，“從內心對莫書記充滿感激之情”，因而深諳如何操作去“感激”政府高官的技巧，對其中的奧秘心中也十分有數。書中寫到，他在個人生活上“一時還顧不上奢侈浪費，但他不是舊時代的吝嗇鬼，不是法國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臺老頭，他會一擲千金地去搞賄賂。”

　　任何個別都是一般，宇虹集團的發家歷程實際上是中國當代迅猛暴富者的發家歷程的縮影，尤其是那些私營企業家的發家過程更為典型。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頁)如果說，馬克思這一結論是根據英國資產階級直接剝奪農民土地而發家的圈地運動等事實基礎上做出的科學結論。那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家史就是號稱共產黨人的“當權者”提供優惠各種政策和便利條件，直接或間接把前三十年人民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積蓄和國定資產拱手贈送給資本家，且也從中獲取私利。這種“資本”的本質難道不也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嗎?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在如此短短時間內，一下子涌現出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個資產達億萬元的資本家呢?這就是中國“改革”的鮮明特色。這難道不需要人們深思嗎?

　　第二條線索就是東鋼集團一切有正義感的基層干部和廣大工人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對私有化改革的抵制和斗爭。

　　國企私有化改革必然帶來工人的下崗、收入的減少、貧富差距的拉大、群眾生活困難，干群眾關系對立、人與人關系冷漠、職工基本權利被剝奪。再加上社會嚴重的環境污染、轉基因食品的泛濫等，工人群眾中癌癥患者增多，又無錢治病，導致個別工人跳樓自盡。……書中有許多地方描述私有化帶來的這種嚴重惡果。私有化的本質就是剝削、壓迫。有剝削就有反抗，有壓迫就有斗爭。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社會主義時期出現了剝削、壓迫，也必然會出現人民群眾自發或有組織的反抗斗爭。

　　這種反抗活動最初表現為少數人的上訪活動。2005年，宇虹集團第一次并購重組東鋼集團以來，就不斷有工人群眾自發到省城、到北京反映國企在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官員腐敗、工人收入減低、生活水平嚴重下降的客觀事實。甚至是許多共產黨員聯名舉報。但每一次上訪，都毫無結果。同時上訪過程中經歷各種磨難和艱辛，也遭到東發市政府和東鋼集團派出的劫訪人員的粗暴無禮、殘酷無情的迫害。正如經常自費組織工人上訪的普通工人邵連興說：“管什么用呀，那些官府衙門里的人，還能向著咱們工人說話?屁股早已坐到私企那頭兒，早跟當官的一個鼻孔出氣。”實踐教育了工人，僅僅依靠單純的上訪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他們開始認識到應該利用憲法賦予的游行示威權利，“集體去討個說法，人少了不行。大家行動起來一起干!動員幾百幾千人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打著橫幅到咱們市區里走一圈，你看政府領導重視不重視，還拿咱們東鋼工人當不當人?”果然。2006年7月的一天。由3000內退、退休工人組織的隊伍高唱《社會主義好》等歌曲，呼喊“堅決反對私有化”等口號，在東發市主要街道游行，沿途又有許多職工加入到隊伍中，游行人數擴展到四五千人，一路高歌來到市政府大樓。然而此次游行也沒有取得任何結果，而且組織游行的幾個主要工人被區公安局警察分別拘捕。

　　置之不理、敷衍應付、劫訪、迫害、拘捕都沒有澆滅人民群眾反抗私有化的決心和信心。當2009年7月22日省國資委根本不與東鋼現任主要領導進行任何磋商，更不經過職工代表大會的討論通過，強行決定宇虹集團第二次入主東鋼集團，再次激起東鋼人的極大憤慨，積壓多年的怒火一下子爆發出來了。書中正是用大量篇幅描寫了這次事件的全過程。從7月23日上午，幾十名工人強行要求進入省國資委在東鋼召開的宣布宇虹第二次入主東鋼的決定的座談會，并派出自己的代表武繼松、邵連興舌戰黃希林，到武繼松、邵連興起草布告“緊急通知”，號召東鋼人24日8點到廠辦公大樓開會。從24日早上萬工人聚集到工廠門口，到抓住并痛打申玉駒且押為人質。從識破和最終粉碎當權者解救申玉駒的陰謀到最終迫使省委、省政府、省國資委最終徹底放棄宇虹集團入主東鋼集團的決定。盡管就一天多的時間，整個斗爭驚心動魄、跌巖起伏 。東鋼工人群眾終于取得了這場反對私有化、實質是反復辟斗爭的勝利。

　　東鋼工人的這次斗爭有兩大特點：一是有明確的斗爭目標，二是全廠工人群眾的高度團結和聯合思想。他們真正體會到“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盡管這次斗爭的直接目標取得了勝利，但它只是中國當代工人階級反復辟斗爭的一個微小勝利。中國反復辟斗爭的任務極其艱巨、極其偉大。只要中國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進行持久而艱巨的斗爭，中國反私有化反復辟的斗爭一定能夠取得最終的勝利。

　　東鋼工人階級斗爭精神永存!

　　二

　　全書也描寫了不同類型的“人性”特征。

　　任何文學都是人學。然而現實社會中的相當多的文學作品不都是在寫“人”，而是單純地寫“事”。當然，人與事是不能割裂開來的。主人公的人品、性格、精神必須通過具體的“事”來表現出來，寫“事”不是為寫“事”而寫事，而是通過寫“事”來寫“人”。但是筆者發現，當前許多文學作品卻不同程度地割裂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大家經常觀看的電影、電視劇更多注重的是事件情節的曲折性、故事性和娛樂性，以吸引觀眾的眼球，而忽略對人格特征和精神狀態的描寫。筆者讀完本小說之后，感到作者在注重事件過程的展示和敘述中，特別注意對“人性”的描寫。“人性”一詞改革開放前總是把它與“抽象的人性”等同起來，似乎一講“人性”就是否認階級性的“抽象的人性”。客觀說，今天許多人使用“人性”概念確實是在抽象意義上，在用人的吃、喝、性行為解讀“人性”。筆者認為是錯誤的。唯物史觀認為，人的本質是以勞動基礎的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人性”不是指人所有的屬性，而是指人區別于動物的特有的屬性，即指人的社會屬性。因為人的勞動實踐是變化的，社會關系也是變化的，在社會關系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內容也是變化的。所以，處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關系和受不同文化影響的人社會屬性必然是有區別的、具體的，同時導致同一社會形態中同一歷史時期中，必然形成不同階級的“人性”。毛澤東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0頁)本書就通過事件和情節揭示和描寫了兩種根本對立的具體的“人性”。

　　第一種“人性”的顯著特征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對權力、財富的無止境的追求欲望和對工人群眾的極端仇視。這種“人性”特征主要表現在兩類人身上。

　　一類人就是以省委書記莫奇志、副省長唐仁發、省國資委副主任黃希林，東鋼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潘鳳鳴、黨委副書記徐榮升等人為代表。這些人都是改革前在黨的教育之下成長起來的各級領導干部。從“人性”的角度講，他們都應該是具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共產黨“人”的性質，應該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應該是對人民群眾有深厚感情的人。但是他們在后來改革的大浪潮中，卻逐漸拋棄了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把信奉“人本性自私論”作為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目標。如書中作為當權者主要代表人物的黃希林，作者對其有較多篇幅的描寫。如他在廣場看到聚集數千群眾打著橫幅、散發傳單時，他非常反感，私下里質問跟隨他的兩個警官，昨天已經布置緊急收繳，今天為什么又出現橫幅、布告。他與隨從人員大談特談國企私有化，鼓吹“人間正道私有化”，他惡毒攻擊毛澤東時代，竭力吹捧西方資本主義經濟。

　　另一類人就是宇虹集團董事長章煥良及其干將申玉駒。這兩個人物也不是天生的資本家。章煥良原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孩子，通過上大學擺脫農村戶籍，做一個供銷社的采購員。上世紀90年代在全國下海潮中，辭去公職自己辦了一個商貿公司，利用價格雙軌制依靠倒買倒賣鋼材的批條起家，攫取了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后來就利用與當權者的特殊關系和銀行的特殊政策，貸款入股國有企業，迅猛積累起巨額財富。申玉駒原只是河北地方一普通鋼廠的普通工人，也曾是共產黨員，做過車間主任。當上級領導無理克扣工人超額獎金時，他也曾多次站在工人立場上向廠領導據理力爭。但社會生活中發財致富的觀念已經對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當與章煥良結識且輕易獲取大筆財富后，發財欲望迅猛膨脹，整個人脫胎換骨。他們追求的目標就是金錢，把人與人的關系完全變成了金錢關系。宇虹集團第一次入主東鋼后，做過多年基層政工干部的孫益生曾要求上級去慰問生活困難、無錢治病的老干部、老工人時，申玉駒對孫益生說：“你如果作為一個私人朋友去看內退職工，那可以。但作為黨務工作者利用工作時間去看一個朋友，就不應該了，你就大錯特錯了。……我們不是慈善家，我們沒有義務去關心那些所謂的弱勢群體。”(70頁)這些人為了私欲，經常出爾反爾。宇虹與東鋼第二次重組簽為合同后，章的一個手下向其討教一個問題：“章總，這次咱們重組的協議上有幾個承諾。我們真的想兌現嗎?”章回答說：“無所謂承諾不承諾，只要我們控股，真正掌握了人事權和財務支配權，那么，我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承諾也可以變通，也可以推倒重來嘛!”手下若有所思地領悟著主子的點撥，然后默默地點點頭。甚至在申玉駒被扣為人質后，章煥良為救人尋找“勇夫”，竟然許諾以300萬元為誘餌。

　　恩格斯早在1845年他所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就揭露了一個資產階級的人格、人性特征。 “英國資產者對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餓，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賺錢就行。一切生活關系都以能否賺錢來衡量，凡是不賺錢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實際，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經濟學這門專門講賺錢方法的科學就成為這些人所喜愛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5頁)馬克思說過，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的本質是狂熱地追求價值增值，資本家的本質就是依靠資本去發財致富，資本家的人格、人性特征也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章煥良、申玉駒以及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莫奇志、黃希林等人的人性特征不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揭露的英國資產階級的人性特征嗎?

　　這些以私欲為生活唯一準則的人對妨礙他們獲取暴利的人極端仇視。當申玉駒看到他們重組東鋼的行為遭到工人群眾的強力反對和抗議時，多次對工人逞能且發狠地一次次叫嚷： “該讓你們下崗就讓你們下崗，我是總經理我說了算!三年之內我讓東鋼姓申，我讓你們這些東鋼人全下崗!”面對著工人群眾的游行示威和抗議活動。當權者的屁股完全坐在章、申一邊。書中多次揭露他們在群眾抗議活動之后，一次次地叫囂要動員國家機器即武警部隊和警察鎮壓之，尤其在這次東鋼空前規模的群眾抗議私有化活動發生以后，不僅調動全東發市，連周圍市、縣的干警也調來，甚至企圖動用武警開車開槍搶人。 本來，我們國家的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即對最廣大人民的民主和對少數人的專政，可現實生活中，當權者卻與資本家勾結起來，對人民群眾實行專政。這難道不暴露出上述當權者與資本家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刻骨仇恨嗎?這難道不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專政嗎?這難道不是他們的具體“人性”的表現嗎?

　　第二種“人性”的特征就是具有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對無產階級領袖的無限熱愛，在人民群眾之間相互關心、相互幫助，特別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能夠勇敢地進行反抗斗爭。這種“人性”，本書中就具體體現在武繼松、邵連興、費寶棟、汪永慶、谷勝、董廣志、李學鋒等普通工人群眾和基層政工干部孫益生、王金星等人物身上。

　　東鋼工人階級的“國有情結”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性”內容。黃希林在一次會議上批評東鋼的干部和工人群眾時說：“在我們國有企業，有很多職工甚至包括相當多的領導干部中，就是‘國有情結’太多、太深、太重，看不到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勢。目光短淺、愚昧無知、孤陋寡聞、抱殘守缺、因循守舊，無論怎么說，都不過分。”黃希林確實說出了一個客觀事實。東鋼的絕大多數基層干部和工人群眾確實有“國有情結”，“國有情結”的實質就是社會主義情結，就是東鋼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的極其強烈的情感、感情。這是他們自己從親身經歷中感悟出的深刻道理。因為東鋼的許多干部、工人群眾經歷了東鋼從1958年創業、發展、壯大的全過程。東鋼企業盡管也經歷了許多挫折，但社會主義企業的發展過程從經濟上使工人群眾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在政治上體會到做社會主人翁的意識。然而近些年的企業改制的實踐，使他們從正反兩方面的比較中更加體會到，只有毛澤東思想、只有堅持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工人階級的幸福之路。因此“國有情結”正是東鋼工人階級的本性、人性。黃希林的講話實際上也是莫奇志、唐仁發、徐榮升等人的思想，他們對工人群眾“國情情結”的指責說明已經對社會主義事業完全喪失了信心、“私有情結”已經成為他們的主導思想。他們號稱是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可是在他們身上已經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共產黨人氣味，他們已經完全背離了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這也是他們的具體的“人性”內容。

　　東鋼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精神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最顯著的“人性”特征。正是工人階級的“國有情結”，所以當他們自身的利益遭到嚴重損害時，當社會主義的企業遭到某些當權者以所以“改革”的名義私有化的時候，他們勇敢地站了出來，利用黨章、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和一切可能的機會，一次次上訪、一次次游行示威，盡管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但他們始終沒有放棄。7·24事件正是東鋼工人階級反抗斗爭精神的延續和集中體現。工人群眾的反抗斗爭行為遭到許多當權者和一些“普適價值”派學者的譴責，他們認為群眾的反抗行為違反“法律”，不符合“愛”的人性原則。其實這些論調早在19世紀40年代英國憲章運動期間就已經出現。當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同情工人階級生活狀況，也看到工人階級由此而產生的憤怒情緒和斗爭事實，但他們認為這種情緒和斗爭是有害的，應當“加以譴責”和“給與懲罰”，因為他們背離了人的“愛”、“善”的本質特征。恩格斯當時已經投身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斗爭實踐中，他的立足點和感情已經徹底站到工人階級方面來。他嚴厲批駁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論斷。恩格斯認為，工人階級只有進行反抗斗爭才真正符合人的本性。他說，英國工人在他們目前所處的狀況下是不會感到幸福的。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個人或整個階級都不會像人一樣地生活、感覺和思想，工人應該設法擺脫這種狀況，應該爭取良好的比較合乎人的身份的狀況。“如果他們不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剝削工人——作斗爭，他們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0頁)“這種憎恨、這種憤怒寧可說是一種證明，它證明工人感覺到他們是處在一種怎樣非人的狀況里，證明他們不愿意被當作牲口來看待，證明他們總有一天要把自己從資產階級的羈絆下解放出來。”(同上，第403頁)“工人只有仇恨資產階級和反抗資產階級，才能獲得自己的人的尊嚴，”(同上，第500頁)“工人除了為改善自己的狀況而進行反抗，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表現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這種反抗中表現出自己最動人、最高貴、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同上，第501頁)只有他們還對統治階級感到憤怒，他們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們反之，拋棄了憤怒情緒、停止反抗斗爭，或者溫馴的屈服于自己的命運，老老實實、隨波逐流、不關心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幫助資產階級把束縛工人階級的鎖鏈鍛得更結實，或者成為命運的玩物，就像已經失去外表的穩定性一樣，正在喪失著內心的穩定性，過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恩格斯說，在這兩種情形下，他們才真正背離了人的尊嚴、人的感情、人的本性，“那他們就真的變成牲口了。”(同上，第400頁)。恩格斯的論述也完全可以說明東鋼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精神和行為，如果東鋼工人群眾放棄了斗爭，任憑當權者的蹂躪和擺布，那就真的喪失了人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東鋼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精神和行為真正了體現了工人階級的本質和人性。

　　三

　　全書體現了作者的毛澤東思想的文藝觀理論。

　　首先，本書緊緊抓住時代的焦點和主旋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文學作品就應該緊緊抓住時代的脈搏，高揚時代的主旋律，高揚生活中的真善美，宣傳群眾、激勵群眾。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大量膾炙人口的歌曲如：《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擊隊之歌》等就是反映那個時代的脈搏和精神。建國以后，大批反映革命戰爭題材的《暴風驟雨》、《鐵道游擊隊》、《烈火金剛》、《紅巖》等一大批小說以及魏巍同志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等大批文學作品影響了了一代又一代人。浩然同志的直接反映合作化時期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更是那個時期革命的政治內容的典型作品，由此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和效果。然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究竟走什么道路問題上的激烈斗爭也反映到文藝戰線上。伴隨著對前三十年的根本否定，大批資產階級文學作品也跟風而上，控訴那個時代的各種類型的“傷痕文學”占據了當時的文藝舞臺。以后，“帝王將相”、家庭倫理、戰爭題材、反腐敗等多種內容的文藝作品似乎呈現出所謂“百花齊放”的特點，但稍微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其中大量滲透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的東西。如一度相當火爆的“清宮戲”直接和間接宣揚的就是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思想。再如當代小品王趙本山的作品從藝術形式來講似乎有點水平，但在筆者開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回避、掩飾當代尖銳的社會矛盾，粉飾太平，不敢也不愿意回答生活中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如他的“賣拐”和“不差錢”就娛樂性角度贏得的贊揚聲太高了，但在筆者看來，其以所謂的反映生活的作品不是批評鞭笞丑惡現象，而是有意無意地贊揚和宣傳社會生活中的丑陋現象。近些年來，筆者除欣賞反映重大歷史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如“三大戰役”、《長征》、《解放》等，就是部分反腐敗作品如《抉擇》等。但至今反映改革開放以來，普通工人、農民的生活、工作、斗爭狀況的作品少之又少。前幾年的一部電視劇《民工》以及小說《那兒》等從內容上看也是相當不錯的。讀完《鋼城》之后，感到較比《民工》、《那兒》，《鋼城》確實又前進了一大步，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緊緊抓住時代矛盾斗爭的焦點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問題，而且高度贊揚和歌頌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復辟斗爭中的覺悟和反抗精神。馬克思1844年在評論德國紡織工人起義創作的一首歌曲時說：“首先回憶一下織工的那首歌吧!這是一個勇敢的戰斗的呼聲。……無產階級在這支歌中一下子毫不含糊地、尖銳地、直截了當地、威風凜凜地厲聲宣布，它反對私有制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頁)《鋼城》小說也做到了這一點，它把矛頭直接指向私有制，直接歌頌工人階級反對私有化的斗爭。這是本書內容上的最大特點。

　　其次，本書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創造了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典型人物。文學藝術的最終來源是社會生活，但文學藝術本身畢竟不是生活。“文學藝術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帶普遍性。”(《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1頁)本書體現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這一基本原則。中國“改革”進程中涌現出相當多的暴富者，也導致最基層群眾利益的極大受損，由此引發他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幾十年來，中國的上訪事件從來沒有間斷，而且越來越多。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就真實記錄了安徽農民的一次次上訪事件。城市下崗工人的上訪事件和群體事件也層出不斷。 本書雖然以通鋼事件為直接背景，但選取的材料并不完全是通鋼的人物和真實的具體情節，而是通過作者自身對原始材料和其它事件的材料進行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提煉過程，也根據自己的生活積累進行藝術的想象和補充，虛構出新的更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場面、故事、情節。作者自己也談到，書中人物“不僅僅以通鋼事件為原型。作品只有少數人物有原型，無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許多沒有原型，即使有原型也是經過典型化處理，已不再是原來實際生活中的人，而是藝術化的另一個人物了”。幾個反面人物如黃希林、申玉駒其思想、言論、行為具有典型性，以武繼松為代表的正面人物，在書中被描寫、刻畫的也極其真實和典型。

　　最后，作者善于學習 ，善于發展提高自己，努力創造出革命的政治內容與完美的藝術形式統一的革命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通過文學作品反映中國當代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這樣一個重大題材，既需要作者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敢于斗爭的精神，也需要有深厚的文學功底，還需要有扎實的生活基礎。作者長期生活在社會的最基層，在生產第一線當了十多年工人，以后又做過基層企業報編輯和中層領導。這種工作經歷使他對中國最基層的普通群眾有極其深厚的感情，也對改革進程中出現的許多錯誤做法極其憤慨，同時也接觸和了解到相當多的基層群眾維權抗爭的事件。作者雖然不是專業作家，但自幼喜歡文學。當看到社會生活中如此尖銳的矛盾和現實時，他決心用文學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愛憎情感。在寫作《鋼城》之前，他就出版了有關反腐敗斗爭的《父恩難辭》和反映工人維權斗爭的《新潮旋風》兩部小說。當他得知通鋼事件發生后，自己心情極其激動，決心再次以小說形式反映這場當代極其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他克服家中諸多困難，通過多種方式查找各種資料，又到通化鋼鐵廠深入群眾走訪調查第一手資料，盡管這種調查遭到了當地相關部門的多次刁難和阻撓，最終還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寫作小說的過程，也是學習、提高、充實自己的過程。為了站在更高的視角和深刻地把握、駕馭生活中的原始資料，進行藝術的再創作，作者又閱讀了涉及大量現實問題的理論著作、文章，重讀了中外許多相關的文學名著，如：雨果的《1793年》、高爾基的《母親》、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當代俄國左翼青年作家的《薩尼卡》、中國茅盾的《子夜》等。經過半年的醞釀，半年的寫作，最終在2011年9月完成初稿。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到文藝工作者的首要問題是為什么的問題。作者首先解決了這一問題，把自己徹底立足在中國當代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為中國工人階級的解放搖旗吶喊，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把革命的政治內容與完美的藝術形式較好地統一起來。

　　客觀地講，本書也還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如在典型人物的行為細節上還可進一步具體化、形象化。但瑕不掩瑜，總之，《鋼城》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優秀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它對于我們認識中國當代國情，正確理解毛澤東晚年思想、啟發人民的覺悟和反抗斗爭精神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厚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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