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29日，由王紹光教授和胡鞍鋼教授合撰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出版20周年紀念會在北大舉行。會上王紹光教授作簡短發言。感謝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現獨家發布發言全文，以饗讀者。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電影來描述20年來的感受——《致我們終將消失的青春》。《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于1993年問世時，媒體報道把胡鞍鋼和我稱作“青年學者”。看看如今滿頭白發的我，哪里還有青春的痕跡?諸位也許可以由此深切地體會到歲月的無情——青春的確終將消失。

　　現在言歸正傳。我今天不打算談《報告》本身，只想做兩件事：一是交待《報告》寫作的時代背景;二是談談我在過去20年里所做的研究有什么內在關聯。

　　黑云壓城下，中國該往何處去?

　　回想過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與一個叫作TINA的對象作戰。這里TINA不是某個年輕女孩的昵稱，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頭禪。這位老女人剛剛過世，即曾擔任過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她有一句口頭禪：你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據有人統計，她在講話中使用這個口頭禪達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給撒切爾起了個綽號，就叫TINA。所謂“別無選擇”是指，除了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實行自由主義，世界已別無選擇。“鐵娘子”的“鐵”表現在對“別無選擇”的信念十分堅定，亦或者可以說是僵化。

　　1989年初夏，日裔美國人福山把撒切爾的“別無選擇”說上升到了歷史哲學層面，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在這篇名噪一時的論文中，福山說：“二十世紀開始時，西方對自由民主的最終勝利充滿了自信;到二十世紀接近尾聲時，似乎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點。結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預料的那樣，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終結’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趨同，而是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完完全全的勝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膽預測“歷史的終結”，是因為在他看來，人世間已不再有關于“大問題”(例如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斗爭與沖突;人類社會已抵達意識形態演化的盡頭，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無可爭議地變為各國獨一無二的選擇。此后，人類面臨的唯一問題是如何實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體技術細節。

　　在那篇文章的結尾，福山幾乎難以掩飾自己的得意，但卻故意流露出一絲勝利者不再有對手的失落感。據他說，歷史終結以后的世界將會變得非常無聊：不再有藝術與哲學;只有在博物館里才能看到它們的痕跡。

　　福山寫這篇文章時，中國還沒有發生當年春夏之交那場“風波”，但他已把正在進行改革的中國作為一個強有力的論據。“風波”發生后，福山更是把中國發生的事看成支持他論斷的鐵證。

　　如果我們把時鐘撥回到1989-1991年，那時，歷史似乎的確正按照撒切爾與福山預測的軌跡行進。

　　一方面，我們看到，整個世界似乎都正轉向經濟自由主義。

　　我們知道，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過“休克政策”。當時哈佛大學的杰弗里•薩克斯又提出了“休克療法”。1989年，索羅斯出錢支持薩克斯等推行波蘭版“休克療法”，即“巴爾采羅維奇計劃”(The Balcerowicz Plan)。接下來就是蘇聯1990年出臺的五百天走向市場經濟的計劃。我當時剛到耶魯大學教書，經濟系與政治系的同事們都在熱烈地、煞有介事地談論蘇聯的500天轉型計劃，仿佛美妙的資本主義新世界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并不是沒有想過休克療法。1988年4月開始“物價闖關”。當時的理由是“長痛不如短痛”，與薩克斯“不能分兩次跳過一條壕塹”的理由暗通。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一條重要新聞：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第十次全體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結果，這則消息馬上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恐慌性搶購，情況一片混亂。在這種局面下，決策者不得不短暫叫停物價闖關。8月30日上午，國務院召開第2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決定》。發出這份文件的目的是向群眾解釋，北戴河會議說的物價闖關不是指馬上就要完成，而是需要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它還宣布，下半年將不再出臺調價的決定，以安定民心。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工作會議，決定開展“治理整頓”。

　　但正是在此期間，休克政策的倡導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第二次來到中國。1988年9月11日，他在上海見了江澤民。然后，在張五常與“北京朋友”的安排下，弗里德曼跑到中國首都，給200多位官員作報告，主要談價格雙軌制的問題。他訪京的高潮是與趙紫陽會面，雙方談得如此投機，以至于會見時間由原定的半個小時延長到了兩個小時。

　　據《薛暮橋回憶錄》(418頁)記載：“1988年12月1日，時任總書記找我、劉國光和吳敬璉去談話，表示接受我們對他的批評。”但趙紫陽似乎并未完全放棄闖過物價關的想法。1989年春，他派安志文等人到香港，請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蔣碩杰等六位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經濟。這些人的主張是，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據說他們的見解讓趙紫陽“很受啟發”。當然后來發生的“風波”致使休克型的變革路線無疾而終。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整個世界都在轉向政治自由主義或西式民主。

　　就在中國的“風波”達到巔峰的同一天，波蘭于1989年6月4日舉行大選，結果團結工會壓倒性擊敗共產黨(統一工人黨)，選舉產生了東歐首位非共產黨總理，掀開了蘇東政權轉移的序幕。接下來發生的事如同多米諾骨牌倒下一樣，一倒一大片。10月18日，東德總統昂納克宣布辭職;10月23日匈牙利國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把“人民共和國”易名為“共和國”;11月10日，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日夫科夫被迫辭職，次年2月，共產黨自行放棄一黨專權體制;11月，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天鵝絨革命”……這樣的劇變一次又一次地在東歐各國上演，那些前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一個接一個地變色。到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宣布獨立，原來看似強大無比的超級大國蘇聯也開始崩潰了。最后一塊骨牌于1991年12月26日倒下：蘇聯正式解體了。

　　這就是我當時研究國家能力的時代背景。回到中國問題上，當時海外有一批人(如李湘魯、張欣、楊小凱)鼓吹，為了民主轉型，哪怕國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國內外那“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形勢促使我思考，中國將向何去?世界將向何去?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我于1991年2月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兼論國家能力與政權形式的區別”。它馬上在海外引起長達數年的爭議。幾位原來的朋友(如李少民、李三元)對我的觀點持強烈的反對態度，認為不應在沒有實現民主的情況下，談國家能力問題。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民主難以實現。我與耶魯大學同事、俄羅斯問題專家Yitzhak Brudny，以及猶他大學的童燕齊教授一度籌備組織會議，專門討論國家能力與民主轉型的關系。1992年初，我隨耶魯大學代表團去俄羅斯推廣民主，但在俄羅斯目睹的慘狀更使我堅定了自己的看法：國家能力是實現民主的前提條件之一。

　　為此，我在海外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發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蘇聯還是中國模式?”1992年3月發表的“短痛、壕塹與驚險的一跳：關于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與“求穩怕亂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發表的“‘保守’與‘保守主義’”等。

　　正好在這段時間，胡鞍鋼來到耶魯大學經濟系進行博士后研究。我倆一拍即合，在合作中，各自向對方取長補短。1993年5月，胡鞍鋼返回國內;6月中旬，我倆發表了《加強中央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主導作用——關于中國國家能力的研究報告》。后來正式出版時，標題改為《中國國家能力報告》。

　　我一直在與“別無選擇”說、“歷史終結”說辯爭

　　回想起來，在九十年代頭幾年，國家能力與轉型的關系一直是我研究的重點。直到幾年以后，西方主流學者才認識到國家能力在轉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學教授斯蒂芬•霍爾姆斯于1997年在《美國前景》雙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兩年后，霍爾姆斯又與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權利的成本：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收》。到曾一度堅信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也認識到國家能力的重要性時(以他于2004年出版《國家建設：21世紀的治理與全球秩序》為標志》)，這種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學界幾乎成為共識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國家能力時，我關注的重點是轉型的方式。我反對盲目冒進，主張穩扎穩打。到九十年代下半葉，我開始質疑轉型的方向，分別出版了挑戰分權神話的《分權的底限》(計劃出版社，1997);挑戰市場神話的《挑戰市場神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和《政府與市場》(計劃出版社，2000);挑戰公民社會神話的《多元與統一：第三部門國際比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進入新世紀之初，我與朋友們組成了一個松散的國家基本制度建設研究群體。如果我早期的研究偏重國家汲取能力的話，這時提出的“國家基本制度”內涵更豐富、更全面。這個研究群體包括胡鞍鋼(清華大學)、周建明(上海社科院)、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朱云漢(臺灣大學)、史天健(美國杜克大學)、高柏(美國杜克大學)、王希(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大學)、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王輝(美國蘭德公司研究院公共政策博士)、康曉光(中國人民大學)等。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同時，我們進行了大量歷史與比較研究。例如，以前談汲取能力，我偏重的是財政收入問題;這時我將注意力轉向財政支出問題，提出預算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由財政部長項懷誠作序，我出版了《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這個群體前前后后運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書籍、文章與報告，如《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訂版)。

　　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轉型的方向，既包括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轉型的方向。關于經濟、社會轉型，我分別出版了《安邦之道：國家轉型的目標與途徑》(三聯出版社，2007);《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這方面我的基本論點是，市場經濟只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之一，絕不能把市場本身變成目的，絕不能讓市場原則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去。關于政治轉型，我出版了《民主四講》(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祛魅與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10);并將會出版兩本譯文集，一本是《超于選主：對現代民主制度的反思》，另一本是《失而復得的民主利器：抽選》。這方面我的基本論點是，所謂代議制民主是金絲鳥籠式民主，正面臨嚴重危機;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實現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的大眾民主。

　　總的來說，過去20年里，我的思考一直在與“別無選擇”說、“歷史終結”說辯爭。在我看來，人類歷史無論在什么意義上都不可能終結，人類社會永遠可以做出新的選擇。在反思全球化的運動有一個口號似乎更靠譜，它叫作“拒絕單一選項，擁抱無限空間;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One no, many yese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這里被拒絕的就是撒切爾們、福山們鼓吹的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今天，雖然撒切爾的“別無選擇”說、福山的“歷史終結”說已成為學界與思想界的笑柄，但其變種仍花樣翻新，不斷出現，美其名曰“憲政”、“普世價值”、“現代性”。因此，我的未來20年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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