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伊斯蘭遜尼派穆兄會是兩頭下注，原本帶有反美傾向，但現在其高層很大一批腐敗不堪，相當一部分已經被美國控制。遜尼派原教旨主義組織，無論是基地組織還是穆兄會，相當大一部分已經和美國聯手。穆兄會上臺，就是美國一手導演的結果，是美國中東計劃的一部分。但是無奈民眾反對他。這次反穆兄會的，是世俗西化派和左翼勢力聯手。穆兄會和西化派都是美國走狗，但美國更希望西化派統治。左翼最終會勝利嗎?很難。也許又當炮灰。美國會在關鍵時刻直接干預。

　　2、還是恩道爾的評價最準確：穆爾西的下臺意味著美國的伊斯蘭戰略陷入巨大危機，是華盛頓策劃的“阿拉伯之春”的重大挫折。美國策劃“阿拉伯之春”，意圖是鼓勵政治化的遜尼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覺醒，攻擊什葉派的伊朗，搞亂能源豐富的中東并影響俄羅斯及中國。

　　3、然而，敘利亞和伊朗久攻不下，遜尼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必然走向分化，是否繼續與美國聯手攻打敘利亞和伊朗，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問題。敘利亞的穆兄會和其母體埃及穆兄會一樣，一直善于蛇鼠兩端兩頭下注，一方面和美國聯手攻擊巴沙爾·阿薩德政府，另一方面又和敘政府準備和解。美國本想糾集沙特和卡塔爾一起對付敘利亞和伊朗，本來說好打勝了再分贓，結果敘利亞沒打下來，沙特和卡塔爾的分贓矛盾先激化了。基地組織的背后是沙特，穆兄會的背后有卡塔爾。美國的如意算盤是讓沙特和卡塔爾兩條走狗競爭，但是大狗要打壓小狗，美國也只能默許。美國、穆兄會、基地組織對敘利亞久攻不下，是埃及二次“革命”、穆爾西被迫下臺的一個重要背景。

　　4、對于中國來說，埃及最壞的局面是西化派巴拉迪上臺，其次是穆兄會，再次是穆巴拉克，最好當然是埃及左翼上臺。上次革命，是穆兄會取代了穆巴拉克。這一次穆爾西下臺，結果很可能是巴拉迪取代穆兄會。但是還沒完，未來還會有第三次革命，即埃及左翼與西化派巴拉迪的對決。第一次死了三千人，第二次死了六千人，下一次可能死一萬人。到那個時候，美國會赤膊上陣。預言先放在這里。

　　國內輿論，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南方系洋奴媒體，還是觀察者等五毛網站，無論對國內問題還是國際問題的認知，都已經進入史無前例的無知狀態。

附文一：媒體稱美對埃及政變心知肚明 扮演重要角色

附文二：薩米爾·阿明：埃及人民的重大勝利

　　對，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統治的倒臺是埃及人民的重大勝利。

　　這對所有埃及人來說都是可預料的。2500萬埃及民眾簽名，要求只是因為大規模舞弊才獲選的穆爾西下臺--其合法性未獲埃及司法機構的承認，他是華盛頓強加給埃及的。"國際選舉觀察團"沒能看到這種舞弊!

　　穆斯林兄弟會政府執行著與穆巴拉克政府一樣反動的政策，并愈加損害了各階級人民的大多數。該政府明確表示不打算尊重民主治理原則，并發動、雇傭黑社會騷擾人民運動，一直在揮舞著"內戰"的旗幟。穆爾西是個殘暴的獨裁者，他在國家機構所有的位置都安插了穆斯林兄弟會虔誠信仰者。災難性的經濟社會政策、對國家正常治理的輕蔑--兩者混合，加速瓦解了社會相當部分民眾早前的幻覺;穆斯林兄弟會露出了真面目。然而，西方勢力繼續支持所謂"當選總統"，聲稱該政權正向民主前進。也許正像"卡塔爾民主共和國(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Qatar)"一樣![人文與社會注：卡塔爾元首剛于今年6月24日將權力移交給親西方的兒子] 6月30日發生的事情是可預見的。游行規模甚至超過2011年1月：據警方記錄，1600萬人上街。穆爾西的回應是再次揮動內戰的大旗，但他能動員的不過是寥寥數十萬收了錢的支持者。

　　西方勢力、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厭恨一個民主的、社會進步的、獨立的埃及出現的可能。他們將會操控犯罪分子構成的雇傭兵--那些所謂的圣戰分子(Jihadists)--是在利比亞和埃及西奈省的合謀與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埃及國家與軍隊將能挫敗他們。

　　薩米爾·阿明

　　2013年7月4日

　　(翻譯：人文與社會 wen.org.cn，轉載請注明，紙媒發表請聯系)

附文三：埃及少年談笑風生評論埃及政治

附文四：埃及革命觀察(1-4)

　　埃及革命觀察(一)：自由主義者與世俗派

　　兩年前，埃及示威者在短短20多天內將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趕下政治舞臺。這是主要政治派別共同努力的結果，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民眾求發展、求變革的心愿。在這股歷史合力中，埃及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自身的種種矛盾，兩年來，他們始終缺乏來自民眾的廣泛支持。

　　自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發革命以來，各國學者運用一系列理論和概念為之解讀、定性。其中一些學術探討與所在國的實地情況、與當地民眾的所思所想是有偏差的。僅就埃及1.25革命而言，這場變革具有多重屬性，難以一概而論。將其簡單地歸為民主化浪潮、宗教革命、或是改善民生的運動都不夠準確。

　　兩年前，每個參與者都帶著自己的憧憬和主張加入變革的潮流。穆巴拉克宣布下臺后，當短期的共同目標得以實現，社會的凝聚力也逐漸消散。不同團體都堅稱是革命的“接班人”，他們之間的分歧變得越來越無法調和。而大眾則夾在他們的爭論之間，迫切等待生活改善，卻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希望。基于在埃及近兩年的生活經歷和實地觀察，我希望繞開一些過于學術化的探討，僅從埃及國內不同社會群體入手，為讀者提供分析和討論的素材。這篇文章單說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

　　需要指出的是，將他們稱作“世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是出于敘述方便，且埃及國內也這樣稱呼，因此沿用。事實上，這樣的歸類是不準確的，主要問題在于這些人自身的矛盾性格。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社會正義、公民自由、信仰平等，以及提高女性地位、重振民族尊嚴是受到埃及民眾擁護的。

　　埃及自由主義者街頭涂鴉

　　然而這樣的政治主張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行為很不一致：比如，自由主義者支持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改革埃及政治制度，卻極力避免革命后伊斯蘭勢力通過民主程序崛起;他們自詡革命的領導者，卻未能在選舉中得到大眾的廣泛支持;他們歡呼埃及革命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卻對被推翻的舊政權心存留戀;如今，面對穆爾西政府的種種弊病，他們一方面選擇在體制外抗爭，敦促總統下臺，另一方面又拿不出切實可行的過渡方案;他們聲稱正在領導民眾進行反政府抗議，事實上卻是被示威者領導。對于上述這些問題，埃及民眾感觸很深。

　　從收入水平上看，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大多處于普通民眾不可企及的社會上層，有較多的海外關系。在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執政期間(1970-2011)，他們憑借政治裙帶、海外關系和土地資本積累了大量財富。1.25革命開始后，這些家庭的第二、第三代憑借得天獨厚的優勢和對西方話語的了解一度成為向國際媒體通報埃及革命消息的“發言人”。

　　然而，這些人僅僅是埃及“革命青年”(shabab thawra)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是與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格格不入的。從打招呼、說話、走路到吃飯、交通和購物，這些年輕人的一舉一動都仿佛和同齡人身處兩個世界。當我們一起學習和活動時，他們的問題常常令我無從回答：“你怎么能到街市上買日用品?”“你居然坐地鐵和小巴?還吃Kusheri(一種傳統的街頭小吃)?!”“為什么要和看門的人打招呼?”(詳見博文《兩校瑣記》)。

　　在一個半數人口日均收入不及兩美元的國家里，這些人可以開著跑車馳騁于別墅和商廈間，每天在餐廳里享受幾百鎊一頓的菜肴;當窮人因買不起房子而一年四季住在尼羅河畔的無篷船上時，他們可以在私人游艇上聚會到天亮。這些堅信民主和自由的年輕人嚴守著上流社會的交際圈，不越雷池一步。身份不同，便老死不相往來，幾乎成了埃及社會幾十年不變的戒律。

　　在埃及，收入水平的差距直接決定一個人接受什么樣的教育。

　　從受教育程度看，高額收入使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有權享受不同于大眾的“精英”教育。他們不會和絕大多數年輕人一起讀免費的公立中學和大學，而是去多語種的私立高中上學，之后進入開羅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埃及英國大學(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埃及德國大學(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Egypt)、埃及國際大學(Mis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或者直接赴海外深造。與擁有25萬本科生而擁擠不堪的開羅大學相比，埃及的這些私立學府采取小班教學，用外語講授西方課程。而后者的學費也幾乎與歐美高校無異。

　　在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看來，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埃及革命的發起者，關鍵在良好的教育基礎：“公立大學的教育是垃圾”，“埃及人被歪曲了的伊斯蘭教義洗腦，不懂得如何實現民主和自由”。在已有近百年歷史的開羅美國大學，學生們經常說，出了這個校門就是另一個世界，那里盡是些“沒有受過教育、被宗教愚弄、無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人。然而其他埃及人卻普遍認為，這些外國政府所設的私立大學“不屬于埃及”，是西方“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工具”;“那里的學生沒有良好的宗教信仰，也不覺得自己是埃及人。”

　　自由主義者認為1.25革命是自由戰勝專制的開始，并致力于將民主抗爭進行到底。但他們對穆巴拉克政權的態度并不明朗，這是與伊斯蘭黨派整齊劃一地例數前政府“罪行”截然不同的。在與舊政權的關系上，埃及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是穆巴拉克政權的受益者。在革命后的政黨政治中，奉行自由和世俗主義的政黨領導人有些曾是前政府高官，一些黨派——如埃及會議黨(hizb-l-muatamir-l-misrii)——甚至直接吸納已被解散的民族民主黨(穆巴拉克所在的執政黨)黨員加入。反對者據此將自由主義者稱為“前政府余孽”。這樣的歸類是以偏概全的。

　　事實上，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對穆巴拉克政府的態度有許多種。僅就我現有的采訪來看，盡管一些省市或軍隊要員及其家屬直言不諱地表示擁護穆巴拉克，大多數人還是批評穆巴拉克政府長期壟斷政權，選舉舞弊嚴重，人們沒有自由。一些年輕人說，革命前警察和內政部對民眾暴虐，隨意抓人關入監獄，他們兩年前走上廣場就是因為看到朋友和親人被警察打死打傷。也有些人表示，兩年前他們為了民主、自由而抗爭，旨在向政府施壓、敦促政治改革，但穆巴拉克下臺并非他們所愿。

　　盡管對前政府的評價各異，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卻一致認為眼下是“埃及歷史上最壞的時期”。這句話是針對革命后伊斯蘭勢力崛起而言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希望維持埃及政府50多年來的世俗化政策，強調政治與宗教應截然分離，抑制伊斯蘭團體發展。這樣的立場贏得了作為少數群體的埃及基督教徒的支持。

　　此外，他們還主張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有人甚至提議為了向自由國家邁進，埃及應建立佛教和印度教徒的禮拜場所，引得民眾議論紛紛。兩年來，在自由主義者之間普遍存在的共識是：1.25革命是他們領導埃及人推翻專制的民主化運動，然而革命開始后，以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勢力蓋過了民主、自由的聲音，并通過宗教愚民手段篡奪了革命成果;于是，隨著穆巴拉克下臺，二次革命的序幕被拉開，埃及面臨的首要問題變成如何避免伊斯蘭勢力崛起，如何避免民主革命演變成一些人所謂的“伊斯蘭革命”。

　　由于穆兄會在革命前屬于政府規定的非法組織，直到今天很多自由和世俗主義者仍質疑它的合法性，認為穆兄會無權組黨參政。然而兩個繞不開的問題是：

　　首先，自由主義者力圖阻止伊斯蘭黨派掌握政權，但又不得不承認后者應有的政治權利。畢竟，被前政府強力打壓的伊斯蘭黨團在革命后通過民主程序走上政治舞臺，是順應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主張的。第二，世俗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宗教完全分離在相當一部分埃及民眾看來既不美好、也不可行，因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伊斯蘭是生活的總方法。許多埃及人信賴、認可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政黨。處于社會下層的民眾更是認為，穆巴拉克執政時期各種問題積重難返正是政府強化世俗主義、與伊斯蘭教義漸行漸遠的惡果。

　　埃及數千人上街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臺

　　穆巴拉克下臺后，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曾一度對穆兄會和其他更保守的伊斯蘭組織談虎色變。在2011年12月舉行的議會選舉期間，穆兄會打出沿用已久的口號——伊斯蘭是解決問題之道(al-islam howa-l-hal)——為候選人拉票。此舉遭到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的強烈批評。他們組成“埃及陣營”(al-kutla-l-misriya)，聲稱穆兄會和薩拉菲(salafi)是一群用宗教操控人民的政治投機分子，并表示伊斯蘭黨派比穆巴拉克和軍政府更可怕——后者不過貪戀權力，前者則依仗無知民眾對宗教的盲目崇拜有系統地剝奪公民自由。

　　當時，多數埃及媒體也為自由派造勢，社會上謠言四起。第一輪選舉結束后，比穆兄會更保守的薩拉菲光明黨(hizbnour)成為繼穆兄會后得票最多的黨團，恐懼情緒頓時充斥新聞報道的字里行間。一些媒體散布消息說，保守的伊斯蘭勢力一旦上臺會在全國禁酒，并強制外國游客遵守伊斯蘭教法，甚至破壞包括獅身人面像在內的一切宗教偶像。

　　然而，大多數埃及民眾真心認為伊斯蘭是解決問題之道，盡管他們對如何協調政治與宗教的關系有不同看法。2013年年初，埃及通過了革命后的新憲法。其中第二條規定，伊斯蘭教法(sharia)原則是國家立法的首要依據。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因此組成“救國陣線”(gabha-l- inkaz-l-watani)，反對新憲法突出伊斯蘭地位。一些學者和媒體分析說，正是這一條款引起埃及民眾的強烈爭論，導致數十萬人上街抗議。這是有失事實的。民眾上街抗議，爭論的焦點并非宗教問題。絕大多數埃及人擁護伊斯蘭教法，并支持將它納入新憲法。

　　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通曉西方的話語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外界對埃及革命的解讀。然而缺乏群眾基礎是他們兩年來一直難以回避的問題。鑒于他們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與前政府和伊斯蘭勢力的關系，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被反對派貼上“社會上層”、“舊政權余孽”、“美國傀儡”和“反伊斯蘭”、“親以色列”的標簽。這些稱號在社會廣泛流傳，特別是親美、對以色列緩和、反對伊斯蘭三條，已經跨過了埃及民眾可以容忍的底線。

　　2012年9月，埃及示威者沖擊美國使館后，一些美國官員來到埃及問：為什么我們給埃及這么多經濟和軍事支持，他們卻這樣對待我們?埃及人給出的答案是近乎一致的：因為美國的資金和武器最終只會流入那些支持美國和以色列、詆毀伊斯蘭、那些在美歐有大量存款的埃及人手中。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想要擺脫公眾的這種看法，短期內是很難實現的。

　　自今年1月25日紀念革命兩周年起，埃及國內反對總統穆爾西和穆兄會的抗議之聲此起彼伏，不時在多省演變為激烈的暴力沖突。但在抗議現政府的旗號下，不同政治組織的主張有很大差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世俗派政黨組成的救國陣線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并被一些人解讀為抗議穆爾西政府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領導者和最前線。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救國陣線始終不是埃及抗議浪潮的領導者，也沒有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恰恰相反，他們是依靠批判穆爾西政府而存在的，其政治主張隨著示威者的口號搖擺不定。

　　除反對穆兄會以外，救國陣線缺乏堅定的內部共識、獨立的政治主張和明確的救國路線。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退出制憲委員會、拒絕參加政府發起的對話進程和4月即將到來的人民議會選舉，更是被許多人指責為“缺乏建設性”、“唯恐天下不亂”。時至今日，埃及人的抗議之聲已從開羅的解放廣場和總統府波及到其他省份，救國陣線與穆兄會一并成為眾矢之的。大批民眾認為，無論是伊斯蘭勢力還是自由主義者都拿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后者只想利用示威者作炮灰把穆兄會趕下臺，從而攫取政治權力。

　　當前，自由主義者與伊斯蘭黨派之間的爭執難以調和，但與后者不同的是，自由和世俗主義者的群眾基礎非常有限，它與伊斯蘭勢力的對抗并非(一些媒體所言的)埃及社會斷裂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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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革命觀察(二)：溫和的穆兄會和激進的媒體

　　聽說我要用中文寫有關埃及伊斯蘭黨團的隨筆，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的一些朋友說：“希望你能告訴一些中國讀者我們的想法，從埃及和西方媒體那里是聽不到我們的聲音的。”

　　埃及絕大多數伊斯蘭團體在1•25革命后獲得了合法地位，紛紛組建政黨參加選舉，走上了體制內的軌道。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穆兄會及其“自由和正義黨”，其次是更傾向回歸傳統的薩拉菲穆斯林(salafi，即祖先)和他們組成的以光明黨(hizb nur)為首的政黨聯盟。此外，一些極端伊斯蘭勢力也在革命后步入政壇，例如被美國和歐盟定為恐怖組織的“伊斯蘭集團”(al-gamaa-al-islamiyya)及其“建設和發展黨”(hizb-l-benaa-wa-l-tanmia‎)。

　　宗教專制正在壓倒民主革命？

　　提到伊斯蘭團體和黨派，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對立面。由于穆兄會長期以來是埃及群眾基礎最強的反對派，1•25革命爆發伊始，“伊斯蘭革命會不會蓋過民主浪潮”就成了埃及國內外媒體討論的熱點。盡管穆兄會和薩拉菲政黨一次次誓言絕不會用宗教主導政治，也無意強化宗教對社會的約束，兩年來，伊斯蘭革命和宗教專制始終是媒體和反對派熱議的話題。

　　2011年底，革命后的人民議會舉行首次選舉，禁酒、禁穿比基尼、搗毀古埃及塑像、強制女人戴頭巾的傳聞在埃及主流媒體頻頻出現。我已數不清當時有多少人對我說，埃及會變成伊朗或沙特，街上隨時會有宗教“警察”執法。

　　然而與媒體報道中咄咄逼人的形象相比，現實生活中的穆斯林兄弟、薩拉菲和他們的支持者給我的感覺要溫和許多。他們對宗教非常虔誠，對學習、工作和家庭有更強的責任感，且在道德品行上比一般埃及人出眾。

　　“媒體說我們會搞宗教專制，這樣的話已經吵嚷了兩年。但穆爾西上臺后發生過一起強制女人戴頭巾或是禁酒的事嗎?至少我沒聽說過。”愛資哈爾大學伊斯蘭教法系的學生Hossam Ed-Deen對我說。

　　伊斯蘭黨團和支持者認為，西方和埃及媒體正通過炒作“伊斯蘭革命”引發公眾和外界的恐懼。這種擔憂不無道理。自由和正義黨黨首穆罕默德•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后，解放廣場上曾多次出現英文橫幅，上面寫著類似“穆兄會強制婦女戴頭巾”之類的標語。走在橫幅下我常常想，廣場上有多少埃及人能看懂這些英文呢?很顯然，這樣的標語不是打給本國人看的，而是有意將“宗教專制正壓倒民主革命”的訊號傳遞給外國。

　　事實上，即便在革命后的今天，如果埃及女人以保守的方式帶頭巾到開羅上層社區的高檔俱樂部去，工作人員依然會以著裝不合“規定”為由將其拒之門外。至于戴面紗的女性就更不要說了。在最近發生的反對穆兄會的示威中，甚至有不戴頭巾的女青年大聲告訴黑袍蒙面的路人：“你對伊斯蘭的解讀是錯誤的”。

　　然而出了上層社會的社交圈則又是另一番景象。在這里，很少有人支持穆斯林女性出門不戴頭巾。女人蒙面紗和男性蓄胡須被認為是忠誠于信仰和家庭的象征，得到廣泛稱贊。革命后，越來越多的空乘人員、主持人和警察自發請求修改革命前的規定，保證他們在工作期間蓄胡和戴頭巾的權利。一些西方評論者借此抱怨埃及的宗教保守勢力抬頭，但將上述事件歸結為伊斯蘭團體謀劃宗教革命卻不免牽強附會。事實上，盡管伊斯蘭黨派在革命后嶄露頭角引來世界關注，他們對埃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力仍然是很有限的(埃及革命觀察(三)：革命接班人之爭)。

　　伴隨著自由的不公報道

　　說起革命兩年來的變化，伊斯蘭黨團的支持者有喜悅也有苦衷。

　　“1•25革命以來，年輕人顯然有了更多結社集會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比如成立政黨、示威游行、發放傳單或是街頭演講。現在，在開羅和亞歷山大的一些景點，你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圖書專柜，游客可以免費取閱有關伊斯蘭的圖書資料。這樣的情景在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Sukrat Hadad和Abdullah Gaber在開羅向我介紹他們去年年初成立的社團組織。二人都是穆兄會的堅定支持者。

　　他們的社團名為Ahlan(你好)。Sukrat介紹說，“協會成立的目的是打破西方媒體對伊斯蘭的不實報道。同時我們也想告訴游客，許多穆斯林敗壞的行為不能代表伊斯蘭教義本身。” Ahlan一經成立就吸引了來自埃及各行各業的志愿者。這些志愿者們募集資金并請專業人士編輯了一批有關伊斯蘭專題的小冊子，用各國語言出版，方便外國游客索取。與此同時，他們還經常舉辦公益講座和聚會活動。

　　“成立這樣的組織是我們多年來的心愿，但革命前，穆巴拉克為了討好西方不允許我們存在。”——在一個穆斯林占人口90%且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前政府嚴格限制伊斯蘭團體活動是這些年輕人難以接受的。

　　1•25革命后，社團組織如雨后春筍一般在埃及發展起來：有的像Ahlan一樣宣傳宗教，有的推廣旅游，有的致力于扶貧和幫助殘疾人，還有的向本地人普及本國歷史文化知識。這些團體政見不同，理念也各異。但參加他們的活動，每次都讓我感到來自年輕人的創意和朝氣。這些社團的組織者幾乎無一例外地向我表示，革命前組織類似活動十分困難：那時成立一個社團需要上報有關部門層層審批，最后不是被拒就是不了了之;現在政府不管這些，公民有了更多自主權，只要有想法就能將其付諸實踐。

　　但對于伊斯蘭黨團來說，伴隨自由、喜悅而來的也有困惑、委屈和苦悶。此時此刻，仍有部分穆爾西的支持者在開羅市郊的“媒體城”(Egyptian Media Production City)靜坐，抗議國內報刊電視“一邊倒”的不公正報道。

　　“埃及各大媒體一直號召大眾與我們抗爭，革命前如此，革命后也是一樣，”一提起媒體，他們群情激奮。兩年來，伊斯蘭黨團和埃及媒體的沖突此起彼伏，但都不及3月底這次抗議來得激烈。

　　事情的起因是今年2月以來反對派在穆兄會駐地的抗議。在沖擊議會、各部委和總統府后，反對派將新的目標鎖定在位于開羅Moqattam地區的穆兄會總部。3月中旬，一些記者和反對派藝術家企圖沖進穆兄會辦公區并在墻上涂寫抗議口號。保安制止未果，雙方動手。3月22日，埃及多省發生針對穆兄會辦公機構的打砸搶燒。示威者圍攻并用武器襲擊街上手無寸鐵的兄弟會支持者，導致近200人受傷。此外，在Moqattam地區還發生了沖擊清真寺和焚燒穆兄會成員的暴力事件。視頻和照片在網上公布，令埃及人驚駭不已。

　　當地時間2013年3月22日，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反對者與支持者22日在開羅的穆兄會總部外發生沖突，造成近200人受傷。

　　事件發生后，埃及三大國有報業集團《金字塔報》(al-ahram)、《今日新聞》(akhbar-l-yom)和《共和國報》(al-gomhuria)及多數電視頻道卻對反對派的暴力輕描淡寫，繼續把矛頭指向伊斯蘭黨派。英文的《埃及獨立報》(Egypt Independent)和《埃及每日新聞》(Daily News Egypt)更是將暴力歸咎于政府，指責穆爾西的“惡治”扭曲了埃及人的性格，助長了人性中暴力、血腥的一面。

　　“如果是穆兄會支持者到街上打砸，媒體還會是這樣報道嗎?”Hossam忿忿不平，“反對派有權在街上涂鴉，但我們也有權管轄自己的辦公場所不受他們侵犯。那些記者名義上是采訪報道，實際上卻和反對派一起帶著兇器沖擊辦公室。視頻已經公布，可埃及媒體卻置之不理。”

　　“不論發生了什么，媒體都說是穆兄會和穆爾西的責任，”在旅游公司工作的Nesma Salah說道，“3月9號足球流氓燒了警察俱樂部和足協，媒體批評他們維護治安不力;沒人到埃及旅游、投資也說成是他們搞宗教專制的結果。記者們抗議現在沒有新聞自由，怒斥穆爾西是像穆巴拉克一樣的獨裁者。可他們不要忘了，革命前埃及媒體是受政府嚴格限制的，那時他們對穆巴拉克敢說一個‘不’字?而現在報紙、電視上到處都在鼓勵人們推翻政府，怎么還說沒有言論自由呢?”Nesma并不是伊斯蘭黨團的成員，也說不上是它們的追隨者。她說：“我不敢對同學發表自己的意見，否則他們會說我是穆斯林兄弟。”

　　在穆巴拉克執政時期，政府對埃及媒體實施管控。媒體負責人大多是穆巴拉克所在的民族民主黨黨員。當時，穆兄會和一些極端伊斯蘭團體被政府列為非法組織，是媒體必須抨擊的對象(薩拉菲在宗教上有合法地位，但不得參政)。革命后，埃及媒體獲得了更多報道自由，從舊政權的宣傳工具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的代言人和自由的捍衛者。但在其內部，領導層和從業人員并未調整，依然保持著和前政府成員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雖不能公開批評1•25革命，聲援穆巴拉克，但面對伊斯蘭勢力的崛起，埃及媒體延續了革命前的報道思維。用假新聞制造轟動效應、夸大示威規模、粉飾反對派，這樣的事情頻繁發生。正因如此，外國駐埃新聞機構援引當地媒體消息時都是反復核實、慎之又慎。Hossam自嘲地表示：“以前我覺得西方媒體歪曲事實。如今和埃及媒體比起來，我倒寧可選擇前者。”

　　作為還擊，伊斯蘭黨派的支持者們開始創立自己的網上媒體。他們通過社交網站實時上傳新聞資訊、視頻資料和分析評論。說起這段經歷，這些人喜憂參半：喜的是革命后他們得到了發表言論以正視聽的自由，憂的是官方媒體公開制造謠言詆毀總統，令普通百姓無所適從。

　　在政府層面，埃及媒體的報道使穆爾西深陷兩難。媒體一面批評他維護治安不力，一面又源源不斷地號召反對派去“和平”示威。眾所周知，自1•25革命后，埃及就再沒有所謂的和平抗議。僅去年一年，記錄在案的示威游行就高達3800次，絕大多數伴隨著與警察的暴力對抗、不同黨派間的扭打和焚燒公共建筑、襲擊救援車輛、沖擊政府機構和外國使館等行為。自今年1月25日革命兩周年紀念日起，一群身著黑衣、頭戴面罩的示威者開始走進公眾的視野。他們自稱屬于“黑色陣營”(Black Bloc)，直言不諱地號召用暴力和極端手段推翻穆兄會和穆爾西的統治。如今，示威者封鎖道路、劫持公車、打砸商鋪在開羅市民眼中已是見怪不怪。

　　面對日益頻發的暴力、搶劫、綁架和騷擾，如果政府下狠心動用國家權力維穩，會立即被媒體和反對派譴責為專制鎮壓，進而激起更大規模的抗議；但如果不下大力整治，政府又會被斥責為無能，重振旅游業、吸引投資的計劃都將成為泡影。

　　2013年3月，世界經濟論壇提供的旅游競爭力指數(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顯示，埃及從2009年排名第64位(共140個國家)跌落至85名。埃及旅游部發布數據說，從1•25革命到今年2月，地方旅游收入損失達25億埃鎊。旅游業是埃及的支柱產業。消息公布后，反對派表示游客之所以不愿來埃及，是因為這個國家在伊斯蘭勢力上臺后變得越來越保守、專制。而伊斯蘭黨派則指責反對派煽動持續不斷的暴力致使外國人望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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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革命觀察(三)：革命接班人之爭

　　埃及1•25革命后，伴隨伊斯蘭黨團在政治上異軍突起，其支持者與反對派在政治、經濟、宗教、外交等各領域頻繁交鋒。他們之間的斗爭歸結到最后指向了同一個主題：誰最有資格在革命后掌握政權;誰才是埃及革命的合格接班人。

　　伊斯蘭黨團的支持者和反對派都自詡為1.25革命的接班人。下面首先說說反對派的構成以及他們與伊斯蘭勢力爭論的焦點。

　　目前，埃及的反對派主要由四股力量組成。發揮主要作用的首先是穆巴拉克的余黨(al-fulul)和支持者，包括前政府官員、原民族民主黨(穆巴拉克領導的政黨，革命后已被解散)黨員和武裝部隊的部分軍官。他們有較強的組織力，有一套自上至下的聯絡網，以策劃、指導反對派的活動(如投票、結社、抗議示威等等)。盡管武裝部隊高層一再強調無意重新介入埃及內政，但我接觸到的數量有限的幾位將官確實有等待穆爾西倒臺、進而擴大軍隊權力的想法。

　　反對派中的第二股力量是一批革命后新組建的政黨，比如奉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世俗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黨派。它們的政治立場和定位比較混雜，其中一部分和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有重合。這些黨派在聯合起來抗議伊斯蘭團體的同時也互相聲討;一些黨員一面敦促穆爾西下臺，一面要求本政黨重組、黨首辭職。總的來說，他們聚合力、組織力和影響力不及前政府的支持者。

　　第三類是對社會不滿的無業青年。這些人每天在街上無所事事，哪里發生沖突就過去參與。球迷俱樂部是他們的重要活動平臺。那里有很多經驗豐富的示威者，曾在穆巴拉克、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穆爾西執政時期與政府“作戰”。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受雇于前政府支持者和反對派政黨——用食物、金錢和毒品換取平民上街抗議，兩年來這樣的利益交換伴隨著開羅百姓的生活。

　　最后，反對派中還有不滿物價上漲、治安不穩、收入縮水或是擔心宗教專制的一部分民眾。

　　反對派誓言將革命進行到底。他們的邏輯是，1.25革命的成果已被穆兄會篡奪，所以必須發動二次革命，領導人民推翻新的獨裁者，把埃及帶向民主和自由。反對派認為1.25革命帶給埃及人最重要的啟示就是：人民有能力推翻獨裁者;街頭的吶喊終將壓倒體制內的聲音并倒逼政府行為。面對革命后伊斯蘭黨派與日俱增的政治影響，反對派在穆爾西當選后批評他只關心穆兄會的利益，無視其他埃及人死活，變成了穆兄會總訓導(al-murshi-l-a’am)的傀儡。

　　雖然反對派中有一部分人利用百姓對生活的不滿推動改朝換代、重掌政權，但其中也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中肯、真誠的意見。他們認為盡管穆爾西贏得了總統選舉、伊斯蘭黨派占據了議會多數，但他們不配作1.25革命的接班人，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從穆兄會和伊斯蘭黨派的性質上說，這些反對者無法接受埃及總統從屬于某個宗教團體。埃及自1952年七月革命以來在政教關系上是沒有類似先例的。穆兄會雖然組建了自由和正義黨，希望把宗教組織和政黨活動分開，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二者界限并不清晰。在反對派看來，這就是不折不扣的神職人員直接上臺干政，有悖于“政教分離”原則和埃及前三任總統留下的政治遺產。正因如此，在穆爾西主動辭去自由和正義黨黨首職務后，一些反對者進一步敦促他退出穆兄會，從而真正成為“全體埃及人的總統”。

　　反對派中有人擔心穆兄會把宗教引入政治，將宗教團體的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另一些人則表示，穆兄會的錯誤在于把政治引入宗教，也就是說，革命前伊斯蘭團體履行宗教義務、開展公益活動是值得贊賞的，但他們選擇參政則意味著把污濁的政治交易帶到宗教事務中，玷污了伊斯蘭教的純潔性。

　　在政教關系以外，反對派還對伊斯蘭黨派的競選方式提出質疑。穆兄會和薩拉菲在議會選舉和總統競選中使用宗教口號造勢，而且曾面向窮人發放食物。這種行為雖延續了穆斯林兄弟近半個世紀以來扶助貧困的傳統，但在選舉期間則有拉票舞弊之嫌。反對派認為埃及窮人多、大眾受教育程度低，伊斯蘭黨派用宗教蠱惑人心，靠小恩小惠收買選票，因此才取得革命后的執政地位。在這個問題上，那些革命后剛剛組建、資金不足、尚且名不見經傳的小黨派意見最大。由于目前還不能在選舉競爭中勝過伊斯蘭勢力，這些政黨多次拒絕了穆爾西政府發起的對話提議，并抵制下半年的新一屆人民議會選舉。至于宗教口號、發放食物是否違反選舉規則，革命前的埃及選舉法沒有對此作出規定。4月3日，埃及議會上院批準了修改后的選舉法，允許競選期間使用宗教標語作宣傳，但帶有性別和宗教歧視的除外。

　　第三，穆爾西當選總統后的一些舉措招致反對派的強烈不滿，比如更換總檢察長;發布總統指令允許短時期行政干涉立法;以及在反對派退出制憲進程后執意將新憲法付諸公投。此外，去年12月反對派沖擊總統府期間，穆兄會的支持者與示威人群大打出手，政府動用警力打壓、驅散抗議者。反對派據此聲討伊斯蘭黨派和穆爾西像前政府一樣打壓公民自由，在國計民生上無所作為，且嚴重動搖了埃及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

　　女性權利和宗教平等顯然也是反對派關注的重點。對于這兩個問題，埃及在革命前就處理得不好(政府和民眾都有責任)。革命后伊斯蘭黨派上臺為反對派增添了更多疑慮。女性示威者批評伊斯蘭黨團男女分開的活動方式，要求增加議會選舉中女性候選人的名額。最近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和什葉派穆斯林等宗教少數派(在埃及國內，遜尼穆斯林占人口90%)聯合召開發布會，評估穆兄會上臺后宗教弱勢群體的地位和現狀。與會者普遍感到憂慮重重。其實，早在1.25革命發生后、穆兄會上臺前就有不少埃及基督教徒憑借海外關系和西方政府的幫助移民國外了。一年多來我幾次到他們在開羅的聚居區，覺得一次比一次冷清。

　　此外，在對外關系上，1.25革命時示威者敦促穆巴拉克下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親美、對以色列緩和的外交政策。埃及人覺得這是喪失國家尊嚴的奇恥大辱。在以往的宣傳中，穆兄會將自己定位在西方和以色列的對立面。然而穆爾西上臺后卻迫于壓力，未能堅持穆兄會一貫宣揚的強硬立場。埃及民眾對此失望不已。相當多的反對者甚至堅信，穆兄會在革命后取得政權這一事件本身就是美國策劃的陰謀，即美國扶植穆兄會作為新的代理人掌控埃及政局，維系埃以關系中埃方的弱勢地位。

　　與反對派對照起來，伊斯蘭黨團的支持者則遵循著另一套“革命邏輯”。他們認為穆爾西的政治合法性來自民主選舉：他作為自由和正義黨黨首參加2012年總統競選，當選后立即辭去了黨內職務，是全部埃及人的總統。在政府支持者看來，1.25革命的目標就是推翻穆巴拉克執政30年來留下的舊秩序。在此背景下，穆爾西更換武裝部隊領導人、解除總檢察長職務、實施短時間的行政干涉立法是正義之舉，為的是貫徹1.25革命的精神，大刀闊斧地清除現政府中的穆巴拉克余黨。比如，穆爾西下令更換穆巴拉克時期的總檢察長Abdel Maguid Mahmoud，就是因為后者在革命后不僅留任原職，還判處前政府雇傭的打手無罪釋放。這些被告曾在1.25革命期間殺害了超過850名和平示威者。“穆爾西的行為或許現在會被埃及人指責為獨裁，但從長遠看他清理了前政府余孽，為國家發展鋪平了道路。”

　　當反對派指責穆爾西上臺后只會抓權，在內政外交上一事無成時，伊斯蘭黨派的支持者則列舉了總統執政9個月以來的政績，比如吸引韓國、中國、印度、土耳其投資興建工業區，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設立工人健康保險，興建垃圾回收處理系統，減免農業稅，撫恤1.25革命烈士，處置貪腐官員，斡旋加沙危機等等。支持者認為，伊斯蘭黨派面對的是埃及數十年的積習、革命后的百事俱廢和原封未動的舊政府公務員。僅憑9個月就對新政府蓋棺定論過于草率，何況自穆爾西上臺之日起，反對派從未停止過制造危機。

　　面對反對派持續不斷的抗議示威和抵制議會選舉的號召，伊斯蘭黨團的支持者指出，反對勢力應該在今年的議會選舉和四年后的總統大選中與伊斯蘭勢力一爭高下;如今正是因為他們群眾基礎薄弱，在選舉中沒有勝算，所以才鼓動街頭暴力，促使總統下臺、穆兄會解散，以便取而代之。

　　綜上所述，伊斯蘭黨團的支持者和反對派都自封為革命的旗手和接班人，二者關于“正統”地位的爭執貫穿革命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始終。前者是穆巴拉克時期的主要反對派，是1.25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在取得政權后決心繼續履行革命使命，清算前政府的殘余勢力。而目前的反對派則自稱是1.25革命的實際發起者，在穆巴拉克下臺、革命取得初步勝利時被穆兄會擠下了政治舞臺;為了保住埃及革命的成果，他們必須領導針對新獨裁者的“二次革命”。

　　2012年夏天總統選舉結束后，圍繞著“誰接班革命”的問題，埃及社會的對立和分化日益加深。每當遇到埃及記者或是觀點激進的反對派，他們都近乎狂熱地向我講兩年前的革命如何偉大，發誓要為了面包、尊嚴、正義和自由抗爭到底。反之，伊斯蘭黨團的支持者也帶著同樣的激情，用不同邏輯闡述著相似的理想。

　　兩年前的革命和自此之后近乎每周不斷的集會、示威深深觸動了埃及人的精神世界，重塑了他們審視許多問題的觀點和視角。為此，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由衷感慨道：“現在埃及人無論說起什么都必和革命掛鉤，有些人被革命‘折騰’得精神都不正常了!”抗議人群中，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對派頻頻打出的“繼續革命”的口號，然而現在埃及人最需要的恐怕不是延續、而是轉變革命思維，走上一條更加務實、著眼建設的發展道路。

　　埃及青年親吻穆爾西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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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革命觀察(四)：“民主”話語表錯情?

　　4月15日，埃及一家法院宣布，穆巴拉克在1·25革命期間殺害示威者的案件中無罪。與此同時，針對他及家人腐敗調查還在進行。兩天來，穆巴拉克的支持和反對者在法庭外對峙：在革命中被暴徒毆打致死的烈士家屬痛哭欲絕，而正對他們的另一些人則親吻著前總統的畫像，直言不諱地打出橫幅說穆巴拉克是世界級的偉大領袖。

　　穆巴拉克的審判久拖不決，埃及國內政治、經濟危機重重，一些人開始懷念革命前的日子，對前總統的批判比兩年前柔和了許多。社交網站上，力挺穆巴拉克的新聞網頁“對不起，總統”獲得了超過一百萬人的關注和支持。穆巴拉克和穆爾西相比孰優孰劣;誰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裁者;埃及經濟衰退究竟是誰造成的——這些問題成了現政府支持者和反對派熱議的焦點。

　　盡管反對派和埃及媒體指責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搞宗教專制，怒斥穆爾西取代穆巴拉克成了埃及的新獨裁者，值得關注的問題卻是：與前政府和民族民主黨相比，作為埃及總統的穆爾西和他背后的穆兄會到底有多大權力。對于這個疑問，反對派異口同聲地表示，穆爾西獨斷專行、限制公民自由，其擴權攬權比穆巴拉克更甚。伊斯蘭黨派的支持者和一些駐埃的西方外交官則對此有所保留。

　　1·25革命后，穆兄會組建自由和正義黨。其政治影響力之所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爆發，背后是有歷史積淀的。

　　在正式組黨參與議會選舉之前，穆兄會成員主要通過宗教宣傳和向大眾提供公共服務積累下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廣泛的群眾影響。上世紀80年代，穆兄會開始在埃及24個行業協會中開展活動。憑借廉潔高效的服務，穆斯林兄弟的到來打破了這些機構長期以來的腐朽之風。在行業協會中，穆兄會成員致力于為大學畢業生尋找就業門路，提供健康保險、創業貸款、甚至是畢業生服兵役期間的小額補貼。于是，自80年代中期起，兄弟會先后取得了醫生、工程師、藥劑師協會的領導權，并在法律、教師協會和各高校學生會中發揮關鍵作用。在埃及，醫學、工程和法律是最優秀的高中畢業生才有資格選擇的專業。穆兄會的活動得到了不少科技、醫學、工程和商界精英的支持和加盟。在穆斯林兄弟中，具備高學歷、有海外學習和工作經歷的社會精英大有人在。美國加州大學的材料學博士穆罕默德•穆爾西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進軍行業協會外，穆兄會還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在埃及普及免費教育、建立免費醫院和貧困救濟體系，因而贏得了社會下層的信任和支持。穆巴拉克執政時期，穆兄會無法正式組建政黨參加議會選舉，轉而在體制外經營福利事業，成為許多窮人維系生存的最后保障。上述因素聚在一起，加上有力的宗教宣傳，使穆兄會在革命前獲得了很高的社會聲望。如今，埃及人雖然對穆斯林兄弟在1·25革命中發揮的作用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革命爆發后沒有他們的組織動員，埃及政權更迭的道路可能會很漫長。

　　2012年6月24日，穆爾西的支持者慶祝選舉勝利。穆兄會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在埃及普及免費教育、建立免費醫院和貧困救濟體系，因而贏得了社會下層的信任和支持。

　　穆巴拉克下臺后，在2011年年底舉行的人民議會選舉中，自由和正義黨取得37.5%席位，薩拉菲光明黨黨團得到27.8%，伊斯蘭黨派占據壓倒性多數。2012年7月，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自此，穆兄會從前政府打壓的反對派變成了埃及(至少是名義上)的統治者，從民眾同情、聲援的“弱者”變成了發泄不滿的眾矢之的。

　　值得注意的是，穆兄會和其他一些伊斯蘭團體雖然具備豐富的基層經歷，卻對領導內閣官僚和埃及龐大的行政機構經驗不足。在2013年1月新調整的埃及內閣中，自由和正義黨黨員占35位部長中的4位。其他31位部長雖不從屬任何黨派，但大多與前政府聯系密切，和穆爾西若即若離。兩年前穆巴拉克的追隨者如今依舊掌控著埃及的經濟、軍事、法律和外交大權。穆爾西就任后遇到的突出問題是：總統要想有所作為必須更換與自己離心離德的舊政府人馬，然而此舉又會被外界解讀為擴權和獨裁，授反對派以柄。當埃及人看到武裝警察(像穆巴拉克時代一樣)暴力驅逐示威者，并以此聲討總統時，卻往往忽視了穆爾西對內政部(統管全國警察)和其他國家機關有限的控制力。

　　除內閣外，埃及總統與司法系統、國家情報總局(mukhabarat)和軍隊的關系也在穆爾西上臺后呈現出和穆巴拉克時期截然不同的態勢。為清算1.25革命期間受雇于穆巴拉克政府的打手(他們殺害了超過850名示威者)，穆爾西曾于去年11月下令更換穆巴拉克時期的總檢察長Abdel Maguid Mahmoud(此人在革命后留任總檢察長，并判處被告無罪釋放)，不料竟遭到上訴法院的堅決抵制。一些埃及人對此次(4月15日)穆巴拉克審判非常不滿，原因之一就是法官和調查人員曾長期在前政府任職，與穆巴拉克的關系不明不白。

　　在總統與情報系統關系上，今年4月，埃及中間黨(hizb-l-wasat)黨首爆出革命后情報總局收買、扶植數以萬計的無業青年暴力對抗穆兄會的傳聞。情報總局負責人隨即予以否認并要求總統出面澄清，卻遲遲得不到穆爾西的回應。

　　而對于武裝部隊，穆爾西于4月中旬為最高軍事委員會成員加官進爵。據埃及媒體和部分官員透露，穆爾西之所以這么做是為了換取部隊高層不發動軍事政變的明確保證。

　　在內閣成員以下，埃及公務員隊伍中抗議總統和伊斯蘭黨派的大有人在。這點僅從埃及駐外使節身上便可窺見一斑。埃及政府機關的組成人員和辦事風格在革命后幾乎沒有變化：一個辦公室職位由幾個文員同時占據;普通公務員在退休前把位置“傳”給親戚——這樣的“傳統”在各部委繼續保持。埃及人辦理結婚登記和行政審批、駐埃外交官與埃及外交部交涉、外國人在埃申請居留等等都必須或多或少地向公務員行賄。每天被抗議之聲纏身的穆爾西沒有精力和政治資本去推動行政改革、裁撤冗員、扭轉整個社會數十年來的積習。

　　穆爾西就職后，社會治安持續惡化，埃及民生一直得不到明顯改善。民眾對總統、對自由和正義黨的支持率也隨之下滑。今年4月初，開羅Baseera民調中心公布數據顯示，穆爾西的支持率由年初的53%跌至47%。37%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明天重新舉行總統選舉，會繼續為穆爾西投票，另有近40%的人不置可否。相比之下，穆爾西執政百天(2012年10月中旬)時，愿意再次為他投票的受訪者比例高達58%。埃及媒體借此強調，總統的所作所為正日益走向公眾利益的對立面。

　　在3月剛剛結束的藥劑師和新聞工作者協會選舉中，穆兄會成員的得票比例也大幅縮水。相應地，獨立候選人和無黨派人士獲得了更多發言權。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黨團在新聞工作者協會中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執委席位。取代上一屆主席Mohammad El-Wali(穆兄會成員)的是納賽爾派的Diaa Rashwan，得票緊隨其后的則是穆巴拉克時期官方媒體《金字塔報》的執行主編Abdel-Mohsen Salama。

　　面對日益激烈的抗議浪潮，伊斯蘭黨派轉而采取低調、克制的態度：穆爾西發起與埃及傳媒的對話，撤消了此前對一些媒體“歪曲報道”的起訴;在剛剛結束的高校學生會競選中，穆兄會決定只競爭委員會中一半的席位，以保證多元利益表達;自去年年底示威者襲擊總統府并與政府支持者發生激戰起，穆兄會果斷取消了此后的大規模集會，避免與反對派發生正面沖突，并支持政府對使用暴力的組織成員繩之以法。今年3月22日針對穆斯林兄弟的襲擊發生后，依然不見大批伊斯蘭黨派支持者走上街頭與反對派抗爭。

　　面對反對勢力在政府中的掣肘和越發不利的輿論環境，穆兄會開始回歸秉承了近半個世紀的基層路線。在埃及當前的政治背景下，務實和聯系社會下層是伊斯蘭團體較之反對派政黨的最顯著優勢。今年年初，以紀念1.25革命兩周年和組織創建85周年為契機，穆兄會發起了名為“共同建設埃及”(Ma’an Nabni Misr)的大規模公益行動，并號召其他黨派成員加入。該項目延續了穆兄會以往的傳統，著眼于教育、醫療、扶貧等公共領域。穆兄會總部近日公布數據說，截至2月初，他們已在各省修繕校舍1200余間、植樹14萬棵、為23萬人提供免費診治并發放藥物。年初，我在開羅曾看到穆斯林兄弟整治市容、綠化環境，但對于上述“成果”，尚無從考證是否屬實。

　　另一方面，就穆爾西和穆兄會的反對者而言，盡管埃及媒體一次次預測反政府游行規模可能超過1·25革命，“二次革命”的聲勢始終與兩年前相差甚遠。部分反對派政黨雖然組成“國家拯救陣線”(gabha-l-inkaz-l-watani)向伊斯蘭勢力施壓，但其內部利益分歧較大，至今拿不出針對國計民生的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今年4月初的Baseera民調顯示，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從沒聽說過“國家拯救陣線”。而在了解這一政黨聯盟的人中，只有30%表示支持，支持率較此前持續下降;49%的人對該組織的表現作負面評價。

　　如今，圍繞“新獨裁者”的權力來源、大小、范圍等話題，穆爾西的支持者和反對派僵持不下。在民眾層面，雙方的爭吵日趨表面化。進入2013年以來，網上熱議的話題包括：兩年前尚未取得合法地位時，穆兄會有沒有資格組建政黨、推舉總統候選人(穆兄會今年3月才正式獲得非政府組織身份)?埃及人松散、暴力的性格是與生俱來，還是穆爾西獨裁的惡果?在3月22日襲擊穆兄會總部和去年12月總統府沖突中，究竟是反對派還是穆兄會使用了更多暴力?穆兄會總訓導(al-murshi-l-a’am)穆罕默德•巴迪帶家人在購物中心用餐是否暴露出該組織虛偽的宗教宣傳?……這些無謂的討論正離埃及亟待解決的民生議題漸行漸遠。

　　而在對外、特別是對美關系上，雙方的辯論也呈現類似的特征：伊斯蘭勢力批評美國長期支持獨裁者(穆巴拉克)，現在又和反對派沆瀣一氣，目的是推翻民選的穆爾西政府，扶植更加順從美國的代理人;反對派則怒斥美國暗中幫助穆兄會上臺、指定一個披著宗教外衣的獨裁者掌控埃及政治，取代革命前日漸不聽西方指揮的穆巴拉克。

　　在一次次討論會上，類似的互相指責頻頻上演。每當遇到美國學者和官員在臺上講話，穆爾西的支持者和反對派都會以“美國為什么支持獨裁者”為話題反復提問。面對如此場面，一位常駐中東多年的美國大使略帶怒色地對埃及聽眾說：“在經歷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我們既無心也無力深度介入你們內政的爛攤子。我們現在的目光在亞洲，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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