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古埃及中王朝時期，尼羅河三角洲曾經歷了反復的政權更迭和社會動蕩，留存至今的當時文字《伊普味陳辭》對此描述“大地如陶輪般翻轉起來”。

　　誰也未曾想到，自2011年至今，短短兩年多時間，埃及政局重演了陶輪般翻轉的一幕：2011年“2.11革命”，執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被推翻;2012年6月30日，經歷17個月漫長、波折而痛苦的過渡期，帶有宗教原教旨色彩的穆斯林兄弟會上臺執政，穆爾西(MohammedMorsi)成為民選總統;2013年7月3日，也即兄弟會和穆爾西慶祝執政一周年盛典剛過，埃及發生軍事政變，穆爾西政府被推翻，剛上任僅兩天的最高憲法法院院長阿德利。曼蘇爾閃電就任代總統。

　　倘如某些分析家所言，穆巴拉克的下臺，是民主、自由“普世價值”春風終于吹入昔日鐵板一塊的阿拉伯世界玉門關，兄弟會的執政，是民主意志戰勝獨裁意志，那么7月3日所發生的一切，又該算作什么?

　　政變：軍方出手，總統入獄

　　此次“7.3”政變的萌芽，出現在6月26日，當天，由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對派組成的“救亡陣線”(NSF)，開始在開羅和埃及各地發動大規模“倒穆”行動，在短短幾天內便號稱征集了2200萬人簽名，要求穆爾西下臺，遭到穆爾西斷然拒絕，兄弟會并在全國范圍內動員支持者發起反示威，持續的暴力沖突導致包括1名美國人在內的17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其中首都開羅死亡8人;6月30日，穆爾西舉辦執政一周年慶典，抗議活動達到高潮，當天的示威和街頭兩派對抗導致16人喪生;7月1日，NSF向穆爾西發出“24小時內辭職”最后通牒，同日埃及國防部長西西(AbdelFattah al-Sissi)代表軍方出手，向穆爾西發出“48小時內向示威者作出滿意交代，否則軍方干預”的最后通牒。

　　對此兄弟會和穆爾西采取了毫不妥協的姿態，7月2日，穆爾西發表電視講話，稱“人們選了我，選舉是自由和公平的，為維護國家秩序愿獻出生命”，從而拒絕了軍方的48小時最后通牒，和反對派的下臺要求。穆爾西稱，合法性是解決流血沖突的唯一保證，辭職無助于解決任何問題，他稱清除穆巴拉克政權殘余和解決腐敗“需要一段時間”，他還在推特上呼吁軍方收回最后通牒。

　　同日，軍方再度“逼宮”，并推出“路線圖”，稱一旦最后通牒無效，軍方將中止憲法，解散政府和議會，組建由平民技術派人士組成的臨時政府，并將成立委員會修憲，制定新的議會選舉法草案，在9-12個月內完成過渡期，恢復民主制度。

　　對此穆爾西和兄弟會再度回絕，并警告稱“顛覆民選政府就是政變”。

　　7月3日夜，政變爆發，穆爾西在網上發布最后消息表示絕不屈服、號召“和平抵抗”后不久，便被軍方逮捕。幾小時后，代總統曼蘇爾便宣誓就職。

　　為什么是軍方

　　埃及軍官團在埃及現當代政治舞臺歷來發揮重要作用。早在1881年，埃及軍官團就發動阿拉比起義，進行了近代第一次獨立運動嘗試;1956年，納賽爾等軍官團成員發動“5.18”起義，成立了埃及共和國;從1952年至2011年，埃及經歷了長達近60年，歷經納賽爾、薩達特、穆巴拉克三世的軍人政權;2011年埃及“2.11革命”，穆巴拉克辭職，起到關鍵作用并接管政權的，仍是由軍官團組成的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

　　由于在歷史上多次扮演保家衛國、抵御外侮的角色，埃及軍方在在埃及社會享有較高認知程度，“尼羅河革命”后雖曾受到“暴力對待示威者”或“戀棧不交權”等指控，被國內各政治派別和國際間批評，但隨著去年6月30日兌現承諾，還政于民，這種指控也煙消云散。此次之所以主動出手，首先是因為對埃及政治僵局感到不耐煩，并認為如今是再度介入的時機。

　　其次，軍方在穆巴拉克時代和后穆巴拉克時代一直享有政治、經濟等方面諸多特權，但去年8月12日，即兄弟會掌權后不到兩個月，穆爾西發布政令，解除任職20年之久的坦塔維元帥HusseinTantaoui和總參謀長安南將軍SamiAnan職務，極大削弱了軍官團的影響力，對此軍官團雖表面順從，卻一直在等待時機出手干預，避免埃及政局向更加不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并維護自身在埃及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特權。

　　這個時機顯然就是此刻。

　　穆爾西和兄弟會執政前夕，如今構成NSF的大多數世俗政治派別一直站在反軍方立場上，其領袖巴拉迪多次高呼“軍方下臺”等口號，抨擊SCAF戀棧，但此次他們卻對軍方在關鍵時刻的出手大聲歡呼，甚至喊出“軍官團做什么都是對的”口號，敦促軍人早日干政——因為軍人不出手，他們就算喊破嗓子，坐穿解放廣場的水泥地，兄弟會也決不會放棄好不容易到手的權力;埃及遜尼派穆斯林最高圣地——愛資哈爾清真寺大阿訇塔伊布(AhmedEl-Taïeb)，科普特基督教會“教皇”塔瓦德羅斯二世(TheodoreII)這兩個在埃及社會享有崇高聲望的宗教領袖，在政變前后均對軍方的行為表示理解;直到不久前還是兄弟會盟友的、比兄弟會更保守的伊斯蘭原教旨政黨——薩拉菲光明黨(AlNur)6月30日拒絕出席支持穆爾西的集會，表示和兄弟會分道揚鑣，并在政變前夕宣布支持軍方“路線圖”;在穆爾西內閣中，外長阿姆魯(MohammedKamelAmr)等5名閣員也在軍方發出48小時最后通牒后辭職……可以說，政變前，，軍方得到埃及除兄弟會方面外，幾乎所有政治、宗教派別的支持，一向靠支持者眾多、倚仗人海戰術在政壇大占便宜的兄弟會，此次也被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嘗到勢單力孤的滋味。此時出手，對軍方而言，可謂成功率最高，阻力和負面效應最小。

　　政變原因之一：“大餅綜合癥”

　　所謂“大餅綜合癥”，指的是民生和經濟。

　　穆巴拉克時代晚期，埃及之所以爆發革命，和經濟、就業情況不佳息息相關，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18%人口每日生活費不到2美元，青年失業率高達20.4%的現實，讓大批年輕人走上街頭，涌向解放廣場。美國挾每年13億美元軍援和2億美元特辦援助施壓，不僅確保埃及軍官團在關鍵時刻由“保穆”轉向“倒穆”，也令原本并不親美的兄弟會和穆爾西，不得不對美國的政治存在假以顏色。卡塔爾和沙特兩個中東產油國在“尼羅河革命”之中、之后，都扮演重要角色，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和沙特中東電視臺等媒體在推翻穆巴拉克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革命”成功后，卡塔爾多次提供巨額援助，去年8月的一次多達25億美元(20億貸款和5億直接援助)，今年1月又增加25億(構成不變)，今年4月再度追加增持30億美元埃及國債，而沙特則不僅許以每年37.5億美元援助，且承諾一旦美國中斷援助，沙特將予以彌補。正如許多評論家所言，經濟上的死結難解，讓穆巴拉克這個看似強大的政權，在反對派合力面前一觸即潰，而美國、卡塔爾和沙特的“輸血”，確保了“尼羅河革命”后的埃及政權，在經濟欲振乏力，社會動蕩不休，國際評級機構不斷降低埃及債務評級的情況下，還能維持最基本的社會福利補貼，讓普通埃及人能吃上補貼后廉價的大餅。

　　然而這一切并非沒有代價。

　　美國自不必說。正是挾13億軍費之重，美國2011年才得以鼓動軍官團倒戈，迫使“老朋友”穆巴拉克讓位;也正是靠著這張王牌，在長達17個月的埃及政治過渡期，和整整1年的穆爾西執政期內，美國也才能對埃及內政外交頤指氣使;卡塔爾是后穆巴拉克時代埃及最大的“金主”，也是兄弟會最強有力的支持者，而對此埃及所付出的代價，則是拱手讓出其在阿盟和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領袖”地位，任由小小的卡塔爾呼風喚雨，兄弟會更被反對派譏為“卡塔爾埃米爾手中的提線木偶”;至于沙特，和埃及關系向來微妙，該國通過扶植比兄弟會更保守、更原教旨的薩拉菲光明黨干預埃及政治，該黨在相當長時間內扮演低調的兄弟會盟友角色，一旦時機成熟便崢嶸畢露。

　　兄弟會曾許愿上臺后改善經濟，但上臺一年來，諸如“百日計劃”、“能源補貼改革”等無一達到目標，支柱產業旅游業因政局不穩大幅滑坡，本幣較去年貶值10%，剛剛結束的財年頭11個月，財政赤字達到2049億埃磅(約292.5億美元)，占GDP總量11.8%，遠高出3%國際警戒線，更比前一財年同期的1365億埃鎊飆升50%，上半財年經濟增長率僅2.4%，2013、2014年預計也只有2.0%和2.3%，中長期增長預期僅3%，都只有2011年革命前(年均6%)的一半左右。

　　根據埃及中央統計局數據，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達9%，水電燃氣同比漲價7%，蔬菜5%。隨著夏季到來，電價飆升16.2%，停水停電成了家常便飯。對此埃及不得不向IMF求援，爭取48億美元救助金，而代價則是提高稅收，削減補貼，這將意味著民眾很難再吃到補貼的廉價大餅，用到補貼的廉價燃料，而倘不就范，沉重的福利負擔，也遲早會壓垮政府。

　　正是“大餅綜合癥”導致去年10月還高達80%的穆爾西支持率在政變前跌至50以下，并讓示威者、尤其年輕人在街頭和廣場聚集不散。6月26日，卡塔爾埃米爾阿勒薩尼(Hamadben Chalifa Al-Thani)退位，次日卡塔爾主權基金管理層大改組，兄弟會最大金主的變故，無疑令穆爾西根基動搖。

　　而另兩大金主——美國和沙特也動向微妙。

　　前者在穆爾西和反對派對峙的關鍵時刻正在坦桑尼亞訪問的奧巴馬通過電話向穆爾西施壓，敦促其“采取步驟”，推動埃及民主化進程，并“正視示威者的要求”，通過談判解決危機，盡管奧巴馬稱“不支持任何一方或另一方”，但無疑給穆爾西以巨大壓力。而和美國素來關系密切的軍方敢于出手，出手后又一再宣稱無意組織軍政府，也并非看不到美國的影響因素。

　　后者的態度更加難以捉摸。6月30日，一直和兄弟會結盟的光明黨突然拒絕參加支持兄弟會掌權一周年慶典，隨即他們扭扭捏捏地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光明黨的倒戈和若干非兄弟會系政府閣員的離去，令兄弟會和穆爾西孤立無援，倒臺成了遲早的事。政變發生后，沙特又成為第一個表示祝賀的國家，這不能不令人產生豐富聯想。

　　政變原因二：兄弟會為叢驅雀

　　兄弟會雖是原教旨宗教團體，但歷史悠久，政治斗爭經驗豐富，在上臺前刻意表現出溫和、世俗的一面，強調多元化、兼收并蓄，尊重少數民族，高唱民主、法制，一度引發國內外一片贊譽之聲。去年6月30日穆爾西就職當天，美國駐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Patterson)曾在演講中動情歡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過選舉實現民主的國家”。

　　然而上臺后的兄弟會和穆爾西，卻依仗著大選高達51.73%的得票率，和一度高企的民意支持率(去年10月高達80%)，不斷強化自身權力：去年11月22日，穆爾西公布擴大總統職權、使之豁免任何司法審查的法令，引發政治危機;去年12月15和22日，強行通過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新憲法公投。穆爾西和兄弟會不斷插手司法、立法系統和檢察院的人事安排，試圖“摻沙子”、“挖墻角”，在政變前夕，埃及總共27個省中，兄弟會背景的省長已達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擊任命的)。

　　在兄弟會的不斷集權化、原教旨化推動下，軍方暫時蟄伏待機，自由派、世俗派和工團組織的影響力被局限在街頭、廣場，什葉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受到歧視、排擠，婦女地位不斷下降，外出安全得不到保證，甚至遜尼派正統傳承的圣殿——愛資哈爾清真寺，在兄弟會密如蛛網的網絡體系下，也顯得“虛化”。在原教旨保守派陣營內部，薩拉菲光明黨因與兄弟會“金主”不同而貌合神離，其余小派系雖有成員進入內閣，卻多被兄弟會系閣員當作裝點門面的花瓶。

　　在國際方面，穆爾西一味追隨、配合卡塔爾，令另一個財大氣粗的“海合會”國家沙特暗生不快;至于美國，奧巴馬政府對穆爾西政權一直抱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一方面，穆爾西的原教旨色彩，和某些活動(如和伊朗打交道)令其不快和尷尬，另一方面，兄弟會是民選上臺，埃及則是美國推動“阿拉伯之春”的“標志性建筑”，美方又不便拆臺。

　　上述種種構成兄弟會政權的內憂外患，一旦時機成熟，便會集中爆發。

　　政變之后

　　兄弟會在政變發生后并未屈服，就在政變發生之際，開羅、亞歷山大等地仍有數以十萬計的兄弟會信徒在舉行支持穆爾西的示威集會，據埃及衛生部披露，全國范圍內共有10人死亡，481人受傷。

　　政變進行時，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及其在埃及的子臺“半島-Mubasher”正在直播開羅廣場的支持穆爾西群眾集會，在得知軍方解除穆爾西總統職務后，穆斯林兄弟會要員穆罕默德貝爾塔基(Mohammedal-Beltagy)接受半島電視臺電話連線，指責西西犯下“叛國大罪”，并揚言埃及“即將爆發內戰”。但此后不久，“半島-Mubasher”和親兄弟會的“Misr25”就被軍警封閉。7月4日，兄弟會分支“伊斯蘭聯盟”發起“星期五抗議”倡議，號召信徒發揚埃及革命“逢星期五晚禱后必上街”的傳統，和政變抗爭到底。

　　政變爆發后，軍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會政要，除穆爾西外，還有最高權力機構“執行辦公室”的負責人、據說是“首席輔導員”的巴迪(MohammedBadie)，被公認為穆爾西后臺的兄弟會“導師”、兄弟會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沙特(Khairatal-Chater)，正義與發展黨負責人卡塔尼(Saad El-Katatni)，兄弟會著名活動家巴尤米(RachedBayoum)等，總數據稱多達300余人。兄弟會組織嚴密，核心機構成員許多都身份隱秘，擁有象征核心權力的“輔導員”稱號者據說多達15人，但為人所熟知的僅寥寥幾名，軍方的集中搜捕和強力鎮壓，可以重創兄弟會，但不會摧毀其活動基礎和土壤。

　　種種跡象表明，此次軍方發動政變的主要目的，并非在埃及恢復軍政府，而是通過在關鍵時刻出手干預，避免埃及政局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并維護自身在埃及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特權。政變成功后，代理總統幾小時后就宣誓就職，擔任代理總統的人選，并非人們所熟知的政治或宗教界代表人物，而是兩天前才匆匆就任最高憲法法院首席法官的、67歲且名不見經傳的阿茲利。曼蘇爾(AdlyMansour)，任命一個派系色彩淡薄的中性人物，目的顯然只能是安撫人心，確保平穩過渡。不僅如此，埃及歷史上軍人干政后倘打算建立軍人統治，必然會成立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如果認為形勢嚴峻，還會成立國防委員會(NDC)，宣布緊急狀態，這些在此次政變過程中，至今均未出現。

　　這一切都似乎證實，軍方不會直接走到政治前臺實行軍事統治，過渡期不論長短，最終都會導致普選，出現新的民選文人政府。

　　然而民選未必等于民主。正如更多觀察家所指出的，巴拉迪等埃及世俗民主派領袖，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和領袖魅力，巴拉迪的“救亡陣線”(NSF)，是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對派，這其中有支持民主的、對民主不置可否的，也有支持工團主義、民粹主義卻反對民主的，這樣的組織能否形成選舉合力令人懷疑，而巴拉迪等民主派更是后穆巴拉克時代歷次選舉的常敗將軍，如此慘淡的選舉成績，曾讓他們在第一個過渡期里成為抵制立法選舉的急先鋒，甚至要求當時執政的軍方直接將權力交給由他們組成的“過渡政府”，鬧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話。如今埃及政局雖變，世俗民主派的孱弱和投機慣性卻并未改變，誰也不能保證，下一次民選他們就能成為幸運兒，更沒人能保證，一旦他們再輸掉民選，不會如此前一貫表現的那樣，迅速走回接頭，成為乞靈于街頭政治、而非民主選票政治的“永恒反對派”。

　　此次政變前夕最醒目的政壇變局，是較兄弟會宗教色彩更濃更保守的伊斯蘭原教旨政黨——薩拉菲光明黨(AlNur)，在選舉前夕站到支持軍方的一邊。和兄弟會主要依賴卡塔爾支持不同，光明黨的海外支持者是沙特，政變發生后，沙特政府是第一個向軍方表示支持、向政變成功表示祝賀的國家，沙特國王阿卜杜拉稱，埃及軍方將埃及帶出了一條“深不可測的隧道”。光明黨在后穆巴拉克時代歷次選舉中成績不俗，僅次于兄弟會，群眾基礎稍遜于兄弟會但遠勝四分五裂的世俗反對派(尤其自由派)，又無需為兄弟會執政期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糟糕表現負責，“一人一票”的民選，他們很可能成為笑到最后的黨派。很難想象，這個頑固主張教法治國、政要曾多次公然表示對非遜尼派穆斯林歧視態度的黨派，在民選獲勝后會實行民主。

　　不僅如此，兄弟會當年在野時，曾充分利用穆巴拉克糟糕的經濟政績，聚攏了廣泛的人氣，而一旦當權，經濟上的乏善可陳便立即成為新執政者甩不掉的包袱。如今這個包袱勢必交卸給新的政府和政黨，且很可能更加沉重：由于社會動蕩，IMF很可能擱置48億美元救助;盡管軍方否認是政變，但美國仍然可能援引本國“不向政變國家提供軍援”的法律，凍結13億軍援;卡塔爾新埃米爾和換血后的主權基金風格尚未確定，此次政變推翻了卡塔爾力挺的兄弟會政權，封殺了半島臺，卡塔爾會否繼續充當新政權金主，目前尚難預料，但即便愿意，也不會如以前對兄弟伙那般慷慨;至于沙特，會否利用金援扶植光明黨，成為卡塔爾-兄弟會模式的翻板?

　　必須正視一個現實，即在埃及，甚至在整個中東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意識尚流于形式和表面，原教旨和宗教保守主義依舊是社會和民意的主流，在這種背景下，民選政治不必然導致民主政治，被某些人苦苦尋找、耐心甄別和勉力支持的“民主反對派”即便存在，也往往因在這種畸形民選政治氛圍里無法出頭，而被迫如巴拉迪那樣，一次又一次走向廣場，甚至擁抱武力，憧憬著在非常態的政治變局中，自己會陰差陽錯地在非民選態勢下被指定為過渡政府的掌門人，卻對下一次民選不抱希望。這樣的結果，只能徒然讓陶輪翻轉、再翻轉，卻始終停留在原來的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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