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作為自然史的人類行動史

　　克魯格：在電影史上，20世紀的電影都是一個完整的系列，它們像一面歷史的哈哈鏡，伴隨著我們的革命，也反映著革命的狀況。一部電影如果要更全面反映真實的社會關系，要能達到向愛森斯坦和喬伊斯致敬的效果，就必須更為包羅萬象。歷史以及我們看到的現實沒有終結，因此，電影并沒有終結，它們仍然十分豐富多彩。我們的祖先和那些組成我們身體的細胞有50億年歷史，這是真實的計時。歷史就是一座豐富的大山，其中積聚了無數的經驗。其實不是我在記述歷史，而是歷史在講自己的故事。我只是一個收集者，就像格林兄弟收集童話一樣收集歷史的片段，并將它們編在一起。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是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路在何方。

　　汪暉：剛才克魯格先生說到怎么記錄歷史自己的發展和變化，用他在電影里面引用馬克思的敘述來說，最深刻的歷史觀不是唯物的或者唯心的，而是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歷史，也就是自然的歷史，我們人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也是自然歷史的一部分。在中國古代有一個概念叫時勢，我喜歡用這個概念，因為時勢跟時間有區別，不是一個目的論的、直線向前的、被組織在既定軌道里面的時間，時勢是永遠在每一個人的介入和無數的行動交接當中產生出來的一個自然的過程。圍繞馬克思有很多爭論，因為很多人認為馬克思是目的論者，可是從馬克思的理論和他對歷史的觀察，"我描述的是資本主義，但是召喚出來的卻是無數的歷史行動"，這本身也是自然史一個部分。

　　克魯格：我非常贊同汪暉教授的意見，我說的"收集"決不是麻木的過程，比如說，商店里擺著的沒有賣出去的物品，其實已經附著了人的勞動，我深信不疑。我甚至愿意找人為它們寫一曲安魂曲。還有其他一些場合，我們也會將自己的感情，如悲傷，轉移到一件物品上。我們的宗旨，借用我一個同事的話說，就是："將事實和新聞從人類的冷淡中剝離。"

　　我想給您講一個故事。1912年是泰坦尼克號沉沒的年份，當時為了爭奪"藍絲帶"，各地掀起了一股造船熱，這卻最終導致泰坦尼克號撞上了冰山，許多人無辜喪生。現在，我們在2012年突然又碰到了同樣的事情。在意大利沿海，一艘船由于船長的疏忽沉沒，只不過這次它撞上的不是冰山，而是暗礁。救生船、船長所受的培訓和遇難的經過跟1912年的泰坦尼克號沉沒事件相比都沒有任何進步，那我們又怎么能指望，1914年的悲劇怎么就一定不會在21世紀重演呢?

　　變異：誰是歷史的主體？

　　汪暉：我也說一個小故事。我剛剛從印度回來，一個故事是：印度大概在10年前，開始復制中國的經濟特區模式，但是印度基本的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與中國非常不同，所以它的經濟特區計劃遭遇了極為強烈的沖突，大量的農民跟政府而且是共產黨領導的左派政府爆發了巨大的沖突。在它最落后的地區，出現了毛派的運動。但是這些反抗運動跟實際的毛澤東主義到底有什么關系?這完全是變形的，是無法直接敘述的，正如中國革命當中提出來很多的問題，它們從馬克思那兒來的，但又存在著巨大的變異。我們看資本主義的變異，你可以發現它的對立面，也就是它內部的反抗出現了持續變異的運動，這種變異運動很有意義，也值得我們觀察。

　　我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有幾個時空對我來說特別重要，因為這里面有大量對話。這部電影不僅是訪問這些哲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讓他們自己在敘述，而且似乎也是在跟馬克思對話，跟愛森斯坦對話，我們可以說它是古代，也可以說它是現代，其中還有克魯格先生那一代人在上世紀60年代的革命，還有冷戰結束之后的后革命，這樣幾個時空之間發生的變化。在這一過程當中用什么樣的形式來介入資本主義的變遷，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要思考的問題。我們正處于金融危機中，看媒體和報紙上不斷有人提出如何解救金融危機，但是文化、電影、藝術和我們的思考怎樣介入危機，實際上正是跟這個對話密切相關的一些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我覺得電影作為一個考古學，在今天具有政治和文化的意義。

　　馬克思的整體思想，我個人認為，他不是一個簡單、抽象地呼喚共產主義的人，而是一個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從對它的自然史內部的分析來尋找政治的人。在這部電影里面也提到了一段話，馬克思非常重視跟立場有關的，也就是跟內部斗爭有關的，參與到自然歷史進程中的歷史。當然，今天我們碰到的問題是一個古典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這些命題所發生的危機，這個危機可以這樣解說：我們可以將古典的政治，比如說19世紀和20世紀在歐洲與中國發生的政治做一個簡單的對比。歐洲的歷史，馬克思的時代，發生了在工人階級運動基礎上展開的共產主義運動。但是20世紀真正的革命發生在嚴格地說沒有大規模資產階級，也沒有大規模無產階級的社會里面，無論在俄羅斯還是中國，存在著資本家，存在著富人，存在著資本主義的某種關系，發生了民主主義的革命，發生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卻沒有完整的資產階級，也沒有一個大規模無產階級，所以這個時候中國革命當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主體，即以農民為中心的革命主體，這是一個獨特的政治。

　　但今天發生了什么呢?今天發生的是：在歐洲，工人階級在消失，在大規模弱化，爭取民主和社會公平的斗爭和運動的主體出現了很大危機，這是新資本主義全球化條件下最大的危機。那在中國發生了什么呢?現在的中國是無產階級的黎明，工人階級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但是構成無產階級的這些政治要素似乎不存在了，動力突然消失了，這種狀況使得我們重新思考歷史。

　　克魯格：我還想繼續引申一下：誰是今天的歷史主體?我還要問：這個主體可以是歷史自己么?其實歷史已經包括了所有的人，它還包括了自然進化史上的所有群體，如細菌、動物和其他一切有生命的群體。我們其實比我們的意識更年長。如果仔細研究會發現，歷史本身也可以成為歷史的主體，而并不是僅僅在某些歡慶的時刻，這令我很感興趣。但說這話我們還要小心，因為光有理智和意識是不夠的。那些死去的工作，也就是前人的努力也對我們造成了影響，我們必須將這些影響也計算在內。我們不能像羅伯斯庇爾那樣僅僅去問誰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沒有重要的思想或者沒有正確思想的人就被歸于歷史之外，這是不對的。還有什么比錯誤更有價值呢?權力會導致錯誤，而錯誤其實就為我們指明了方向。還有什么是比錯誤更好的老師呢?達達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帶著大倫敦區的地圖去游哈茨山。誰是主體?什么是合作?我們可以做什么?我們在這里不應亂用概念。在我們身上有一些保護我們、幫助我們的東西存在，這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有一架美國轟炸機在伊拉克執行任務。美國人想要炸毀一座大樓，他們懷疑有敵人藏身在那兒。可實際上，大樓里正在舉行一場婚禮。就在飛行員馬上按射擊按鈕的時候，他的腸子痛了起來，拉了一褲子。于是他猛地一拉操縱桿，炮彈打向了一片沼澤地，那一家人也因此得救了。在這件事情上，他的腸子顯示了比他的大腦更高的智慧，這其實也是人的道德本能。阿多諾曾說過，人要變笨有兩種方法，要么是懾于他人的壓力，要么是由于自己的軟弱。因此，我們要收集各種要素，在這個例子里，幸運的要素就在那個飛行員的腸子里面。

　　肚子里的思想更真實

　　汪暉：為什么肚子里的思想更真實?一定程度上，我覺得這跟馬克思理論有關系。我們都知道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面曾經有過一個早期的概念，認為意識形態是一個虛假的意識。馬克思觀察實際跟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并由此尋找它跟一個人行動的關系，而不是一般地看。比如說，你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你在做什么，不是看你是不是討論社會主義的語詞，而是看你在做什么，這是一個方法問題，在這個小例子里面可以感覺到原有的真實。

　　今天討論資本主義運動，討論新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在世界范圍內，中國變成了整個資本市場內部一部分，嚴格來說，離開這個場景幾乎不能夠理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是怎么回事，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新的時時勢，這個時勢的重要性變成了我們重新認識和理解資本論的前提。我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無論講馬克思，講尤利西斯，或者是講其他一系列問題的時候，在我腦際里面發生的不是遙遠的歐洲，而是我身邊的故事，換句話說，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可能性。所以意大利政治理論家托尼 尼格瑞用所謂的Multitude(多樣性)講運動的各種各樣的混雜，各種各樣新政治的混雜性，我想這個不是在舊階級概念基礎上，也包括了場景本身的混雜性，這是產生出新政治可能性一個部分。

　　克魯格：在雅典，你如果從事政治活動，就可以獲得相應的資金，但為獲取知識、滿足好奇心所付出的努力卻得不到任何金錢回報。盡管如此，那卻是我們得以時時刻刻重新整合世界的基。在危機發生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人們的這種力量是多么有用。比如德國在1945年戰敗后一直缺少食物，國家不復存在，銀行業不復存在，技術層面上的經濟學也不復存在了，在德國的土地到處都是占領軍的身影。可是德國婦女都做了什么，來養活他們的家庭和孩子?當時，德國人自發地團結在了一起。現在，人們只是靠團結來彌補過失，或者打著團結的旗號來謀取私利，但團結其實應該是自發的。尼采曾經說過，天才就是那些不斷努力的人。我們都不是天才，但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能不斷努力。就在我們在這兒抱怨和討論存在多少阻力的時候--當然我很清楚這種阻力的確存在，一些新的思潮已經開始萌動，而這些潮流也可能是積極的。這種潮流可能不是存在于某一個人的頭腦里面，因為主體是分開的，它以分散的形式存在，它可能不會阻止我們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它可能不能說服我們，但它的確存在。康德曾在科尼斯堡說過：無論政府如何采取措施，都無法壓制人們的起義和反抗精神。

　　反媒體的公共性

　　汪暉：我簡單做一個回應，剛才講到了阻力，我覺得阻力是很大的。一個阻力，我確實也認為跟今天的公共空間，跟媒體有很大關系。當今天媒體越來越被商業和資本的邏輯、被利益集團滲透的時候，媒體的擴張并不代表公共領域的擴張，在這個意義上并不代表交流的擴張，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一種反媒體。我個人覺得在這個意義上，這樣一個電影和這個討論可以視為反媒體的模式，在這個反媒體當中創造出公共性，因為公共性不是天然的，有媒體性在那兒。今天是媒體被資本控制，而媒體進而控制整個政治領域，導致政治主體越來越被隱沒在這種邏輯支配下，所以最需要有一個反媒體的邏輯來發掘出這種公共可能性。這一點，我覺得擺在整個世界面前，這是一個重新發掘政治性和公共性的任務，這是我們今天的世界。

　　另外一個方面，在早期，如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媒體和共同空間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空間在今天也同樣發生著變異，我們現在需要研究的是到底出現哪些新的空間和新的可能性，但是這些新的空間和新的可能性，也不僅僅是在那兒的東西，是需要創造的。在這個意義上，通過反媒體來創造新空間，也是創造政治可能性，是非常必要的。在我看來，這個反媒體恰好使得我們可以面對面地討論，把我們的差異，我們的爭議和共同點，同時在這個空間里面呈現出來。這部電影也在德國電視頻道里面播出，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它進入了媒體里面，運用了各種各樣的媒體技術，但它卻絕不妥協地跟今天主宰這個媒體世界的文化邏輯相抗衡，同時在里面并創造出可能性的一個空間。不僅僅是這樣一個電影和世界，這也是我們今天需要為此付出很多的新政治問題。

　　物的去物化

　　汪暉：我在這兒有一個問題問克魯格先生，因為這涉及到您的電影里面對于馬克思商品物的解釋。您的第二盤CD說，物是著魔的人，即物的人化這樣一個過程，也就是說物是人的異化，而人是物化的。可是在中國思想里面，物還可以有另外一個區分，一方面物是被一種人的邏輯主宰的，可是這個人的邏輯不是今天一般人的邏輯，物的邏輯是商品邏輯，是交換的邏輯，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邏輯。在今天交換價值大大高于使用價值的背景下，物本身發生了重大的變異，每個物都著魔了。但是物的世界自身有沒有能動性，我們只是討論人的能動性，我們很少討論物也是一個能動性視野，而且一定程度上，我們如果不能把物的世界能動化，我們也不能夠理解人的世界還存在不存在能動的可能性，因為人完全是物化的，物的政治是去物化，物本身也要去物化，這個邏輯是不是也存在?

　　克魯格：盡管我們并不熟識，但您竟然說出了我的心聲。沒錯，這也是這部電影里最重要的部分：一切物都是著了魔的人。這是真的，是馬克思的原話。他通過觀察每一個人的生活，觀察他們的工作和努力，得出了這一結論。馬克思說：我用一把小折刀砍一臺機器，血流了出來。這其實是一種隱喻，事實上，物都是剪影，它們是我們人類的真實寫照。如果人類不夠自律，不能有序生存，那物也會非奸即詐，具有破壞力。它們可能會成為統治我們的暴君，它們不僅是物，還可能是約束我們的條條框框，可以管轄我們各大機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切死去的勞動都是人類的產物，而如果人類沒有對物盡心，那它們也可能對我們產生反作用力。

　　汪暉教授，您剛剛提到的反媒體的概念也很有道理。這種反媒體的力量其實就在我們的手中，在媒體的包圍中，反媒體往往能夠創造奇跡。比如，在英國就有一檔很糟糕的選秀節目。這檔節目商業化到了極點，幾乎完全就是騙人的把戲，評委也是一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有一個小書記員也參加了這檔節目，他是一個很單純的人，一口牙也長得不好，他唱了《圖蘭朵》里的一段男高音選段，這跟電視節目的風格一點都不般配。可觀眾卻認同他那普契尼般的音質，他們強迫評審團將他留了下來。可惜好景不長，反媒體的力量就閃光了那么一瞬，不久之后，那個人就去補了牙，也唱起了那些糟糕的流行歌曲，開始適應起了這檔節目的風格。盡管如此，還是有那么一瞬間，反媒體撕開了媒體那厚重的窗簾。

　　原載《社會科學報》2012年3月27日，原標題為"錯誤為我們指明可能的方向"。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