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20年來被攻擊最多的知識分子。沒有人像我這樣被這么大規模地攻擊，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輪。”汪暉說。不過，對于卷入這場曠日持久的論爭，他自己并不后悔，“這也證明你觸到了真實的問題，觸動了某些敏感的神經。”

　　本刊記者/蔡如鵬

　　汪暉的辦公室位于清華園的西南角，緊挨著圍墻，非常安靜。大約10年前，他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后，就一直在這里教書。然而，現實中他卻難有清靜——被認為是“新左派”領軍人物的他，過去十多年，一直處于激烈的紛爭之中。

　　接受采訪那天，汪暉騎著輛半舊的自行車，背著個雙肩包，自行車前的車筐里還裝著一摞沒拆封的書籍。“我不是什么‘領軍人物’，既無這樣的能力，也無這樣的意愿。”他微笑著說，“我只是一個還算專注的研究者。”

　　汪暉沒有留過學，英語卻流利。因為從90年代初開始，他有近一半的時間都在世界不同國家講學或研究，早已融入了國際學術圈。不過，他卻認為中國不應全盤西化，反對過度私有化。很多自由主義者把中國當前的很多問題歸咎于國內的政治體制，汪暉卻不這么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有自己獨特的歷史脈絡和路徑，當代政治體制的危機是全球性的，因此需要從根本上思考克服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脫節的問題。”說這話時，他坐在一張典型的中式靠背椅上。

　　遭遇魯迅

　　1959年，汪暉出生在揚州北郊的揚州師院，父親是揚州市的干部，母親是揚州師院的教師。由于母親是外國文學教師的緣故，他很早就有機會讀到一些19世紀歐洲和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

　　汪暉的整個青少年時期都是在“文革”的氛圍中度過的。那個時代，除了毛澤東的著作和語錄之外，魯迅的著作和言論大概是被引用最多的，他也讀了許多魯迅的作品。

　　中學畢業后，汪暉曾短暫地在揚州制罐廠和揚州線廠做過臨時工，不久后趕上了恢復高考，便順利地成為揚州師院中文系的一名大學生。之后他又考取了本校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跟著導師章石承研究魯迅文學。這個研究方向一直延續到1988年博士畢業。

　　80年代是一個充滿著“茫然思索和反叛情緒”的時期。當時，魯迅研究界深受“文革”后對毛澤東個人崇拜批判的影響，撤除“魯迅圣殿”“還原一個人間魯迅”成為那個時代魯迅研究的主流。“我正是在那樣一種懷疑和重建的氛圍中與魯迅遭遇的。”汪暉說。

　　1985年，為了繼續魯迅文學的研究，25歲的汪暉來到北京，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跟隨唐唐弢攻讀現代文學博士研究生。80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思想文化空前活躍。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深受那個時代“啟蒙運動”的影響，許多人日后都成為自由主義的堅定捍衛者，但同樣來自這一潮流之中的汪暉，如今看來像是個例外。

　　在北京生活的最初幾年，汪暉一方面感受到地處文化中心的知識者們的寬闊視野和活躍的理論探索，但另一面又“對這個氛圍中的一些夸張的、自我中心的習慣感到不適應”。他雖然當時也參與北京文化圈的一些討論，但“心態上與周圍的環境一直是比較疏離”，更多的時候，他都沉浸在魯迅的世界里。

　　在他看來，魯迅的文學和思想世界里彌漫著的那種混合著地獄和天堂氣息、糾纏著絕望與希望的氛圍，對他而言是一種真正的啟蒙。“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心靈的深度和被壓抑的激情所具有的魅力。”

　　精英的自我反思

　　1988年春，在完成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后，汪暉留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工作。那年年底，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他開始撰寫《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一文，旨在分析“五四”得以形成的思想的和社會的條件，以及這個文化運動最終解體的內在思想矛盾。

　　這個時期，他的研究興趣已經從魯迅轉向了現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談起這次學術轉型，汪暉說，部分原因是與學術研究本身的脈絡有關——“魯迅是一個文學家，但也是一個思想家，他和現代中國革命和變革的歷史聯系在一起，所以要研究他就不可能不研究思想問題”。而另一個更直接的動力，則來自于他對當代問題的興趣。

　　當汪暉對“五四”運動進行研究時，也融入了他對當時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的思考。而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思考又深受魯迅的影響：一方面，后者及其作品是“五四”時代啟蒙思想和文學運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對啟蒙主題的一個內在的和深刻的批判。

　　在《預言與危機》中，汪暉發現八十年代思想雖然高度活躍，但和70年前非常類似，也蘊含著很強的危機和自我解構的因素。“然而，在啟蒙思潮之中表達對啟蒙的懷疑，并不是那個時代的潮流。”他說。

　　1989年，就在這篇文章發表之際，一場震動爆發了。

　　雖然已有所預感，但這樣的結局還是給了不到30歲的汪暉很大的震動。

　　1990年5月，汪暉被送到陜西秦嶺深處的山陽縣工作和鍛煉，那是中國最窮的地區之一。汪暉很快就發現，與北京相比，那是另一個版本的中國。由于人民公社的解體，當地政府很難對鄉村進行組織和管理，社會處于嚴重失序的狀態，犯罪率極高。土地分配產生的糾紛經常引發暴力沖突，男人們賭博，打老婆和女兒，甚至賣掉她們。監獄的空間不夠用，只好租用小學的教室來關押罪犯。

　　“在北京，我們都以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在北京精英們的討論中，這些問題連影子都沒有。”汪暉說，“我發現我們自己太精英化了。”

　　在陜西農村的這段生活，讓汪暉對公社制解體后農村社會組織的危機有了比較真實的了解。而當地農民生活與北京生活之間的鮮明對比，也不能不引起他對中國問題的再思考。他說，這個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批判式的。

　　十個月后，汪暉回到北京，繼續自己的學術生活。

　　不久，他開始與陳平原、王守常合作主編《學人》叢刊。他先后發表了關于章太炎、嚴復、陳獨秀、胡適、吳稚暉、梁啟超等現代思想家的專題論文。這些文章也反映了他試圖從歷史中去思考現實的努力。他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在1990年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里，我和朋友們都處于一種重新理解我們的社會、重新確立我們的認同的焦慮之中。”

　　海外游牧學術

　　1993年春，應李歐梵的邀請，汪暉先去哈佛、后往洛杉磯擔任博士后研究員。在這期間，他對當代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個研究視野，即將思想的內在視野與歷史社會學的方法有機結合。

　　從這個時候開始，汪暉逐步對以往的研究做了兩點調整：第一是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放置在“反思現代性”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綜合的分析和思考;第二是力圖將社會史的視野和思想史研究結合起來。做出這些調整，除了與他的研究有關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現實社會的影響。

　　1993年10月，俄羅斯發生了總統葉利欽命令軍隊炮轟議會的事件。此前，中國知識分子對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開始的民主化進程有著各種解讀，而這一武力事件讓汪暉開始反思私有化改革。

　　當時，中國正在大規模地推進市場改革，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新一輪權力市場化也以極為驚人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汪暉說，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其實也是重新思考我們的歷史遺產。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汪暉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研究。當時正逢香港回歸，對香港問題的近距離觀察，也讓他獲得了一個重新理解中國問題和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機會。期間，他與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有過多次討論，后者是英國著名左翼知識分子、《新左翼評論》主編和靈魂人物。安德森對當代世界的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為他重新整理自己的思想提供了幫助。

　　2000年之后，汪暉又先后在華盛頓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博洛尼亞大學、東京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學校和研究機構講學和研究。此后他的足跡遍及非洲、拉丁美洲、南亞和東南亞。

　　在這種“游牧式”的學術生活中，汪暉的閱讀方式基本上是沿著研究和思考的問題走，不局限于一個領域、一個取向。不過，在閱讀的過程中，他不能擺脫的問題，仍然是這些理論與中國歷史的關系。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汪暉先后撰寫了《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等文章。這些論文從不同方面回應當代社會面臨的危機、尋找“另類選擇”的可能性。在后一篇文章中，他還從歷史和理論的層面，對當代新自由主義問題做了一個批判性分析。

　　在他看來，無論是中國改革的成就，還是中國改革帶來的某些社會危機，都證明新自由主義的激進姿態包含著最保守的政治含義。當中國知識分子將希望寄托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計劃以及價值觀之上時，恰恰喪失了對當代進程的理解和批判的能力。為了說明這些理論觀點，他甚至撰寫了《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這樣的調查報告。

　　這些文章所表現出的取向，正是他在1997年之后卷入中國知識界的大論戰的內在動力。

　　在紛爭的暴風眼中

　　1996年初，汪暉接任《讀書》雜志的執行主編。這份在中國知識界影響極大的刊物此前多以文化評論為主，政治上并不激進。汪暉接手后，即開始把雜志過去從來不討論的一些現實問題帶入其中，這些問題包括三農問題、國企改革、亞洲問題、戰爭與革命、金融危機、恐怖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女性主義、生態危機、法律與民主等等。

　　汪暉說，他希望將《讀書》改造成一個能夠激發更為廣泛的關心和討論的公共論壇，“一個跨越邊界的知識的和思想的空間”。

　　盡管《讀書》發表了各種不同觀點的文章，但刊物的轉變還是引起了許多自由主義學者的不滿，他們指責《讀書》成了“新左派”的大本營。在《讀書》的推動下，一系列引發對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的激烈爭論，在更大的范圍內展開。汪暉于1997年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被認為是觸發90年代思想大論戰的契機。

　　在該文中，汪暉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狀況進行了總體性的分析，批判了“作為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啟蒙主義以及當代形態”，提出應該“在新的全球條件下重新思考中國的發展模式”。文章對中國知識界的傳統馬克思主義、新啟蒙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問題、后現代主義、全球化問題以及現代化理論的批評，也成為日后“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的主要話題。

　　“我一向平靜的學術生活從此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風暴之中，至今沒有停息。”汪暉說。隨著爭論加劇，一些言論開始超出學術批判和思想爭論的范圍，甚至演變為人身攻擊。此后的長江《讀書》獎事件(2000年)、《讀書》換帥風波(2007年)、汪暉“抄襲”事件(2010年)幾乎每一次都不再是單純的學術事件。

　　不論是批評，還是指責，甚至是攻擊，汪暉常常保持緘默。他也極少接受媒體采訪。

　　“我大概是20年來被攻擊最多的知識分子。”汪暉說，“沒有人像我這樣被這么大規模地攻擊，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輪。”不過，對于卷入這場曠日持久的論爭，他就自己并不后悔，“每一次攻擊中都包含了陰暗的情緒和人事因素，但如此持久和大規模的攻擊，也證明你觸到了真實的問題，觸動了某些敏感的神經，否則就不會有這么龐大的勢力被動員起來圍剿一個無權無勢的學者。”

　　反對者們認為，汪暉對現代化、全球化的批判是與歷史潮流相違背的，是在為集權政治辯護。

　　而汪暉自己的說法是，就像80年代時那樣，他對“潮流”始終抱著懷疑的態度。他說，他并非刻意要做出反潮流的樣子，這是思考的結果。他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批評和反省不會比他的對手更少，但他絕不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替換來解決。

　　汪暉認為，在這場爭論中，很多自命為改革者的人其實心靈很封閉，他們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問題，也不愿意理解論敵的論題到底是什么。“這是些死胡同里的知識分子。”他抱怨說，十幾年來，他們說的問題還是同一個問題，沒有任何變化，不但不肯去追蹤真正的新問題，甚至對于他們關心的老問題在當代的變異也缺乏敏感。“這種現象相當普遍，我認為這才是今天中國思想界最嚴重的危機。★

　　汪暉

　　生于1959年，江蘇揚州人。1988年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博士學位，隨后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91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起擔任《讀書》雜志主編(2007年卸任)，2002年受聘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我不愿被任何標簽束縛”

　　本刊記者/蔡如鵬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新聞周刊：很多人習慣稱你是“新左派”，你自己好像不太喜歡這個稱謂?

　　汪暉：我不喜歡被歸類，也不喜歡標簽，雖然最終也證明擺脫不了(笑)。我不否認存在左右的分化，并不害怕也不拒絕“左”這個詞，但不愿意被標簽束縛。對于思想者來說，被標簽化是很無聊了。喜歡標簽化的，是那些媒體知識分子。有些人用這個詞是為了以最荒謬的方式將你的討論等同于無法展開論述的“文革”，從根本上取消你說話的合法性;而另一些人只是熱衷于“紙糊的假冠”，根本不關心你討論什么問題。在這樣的氛圍中，標簽又有什么意義呢?

　　中國新聞周刊：你似乎更愿意把自己定位為“批判的知識分子”?

　　汪暉：我提出批判知識分子的看法是針對90年代，特別是中后期的思想爭論。批判不等同于簡單地否定，批判也包含著建設，包含著創造性，沒有一個批判性的檢討和思考，你很難去討論創造性。我不贊成將批判與建設對立起來的看法。除了自我定位，批判的知識分子也意味著自我反思，不要總是說這個人不對那個人不對。但我說的自我反思不只是一個道德態度，而且也是一種思想能力，是要通過具體的研究來呈現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大學、研究生階段幾乎貫穿了整個1980年代，而在那個“啟蒙時代”成長起來的很多年輕人后來都成為自由主義者。為什么你是個例外?

　　汪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個例外。1980年代是一個復雜的年代。我在揚州讀書的時候，身邊的老師和老一代人多半是做傳統學問的，到北京后，老師們也多為老一代，但年輕一代中流行的都是西方的東西。我也浸染其中，但在兩代人之間，我的思考與活躍在前臺的人的看法有差別恐怕也很自然。那時，我正在做魯迅研究。魯迅一直是對自己的時代抱著一種懷疑的人。不經過對抗和切身經驗的檢驗，他不輕易相信潮流。或許，我跟那個時代的對話既是潮流的一部分，又包含了一個反思的過程。

　　今天，80年代已經成為很多人懷舊的對象。那是一個青春勃發的、混亂的時代，但我沒有那么懷舊。我一直覺得80年代隱含的危機是早就在那兒的。從思想的角度說，那時流行的許多命題、說法、概念，到90年代之后就灰飛煙滅了，這不就多少說明，那個時代未能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解我們時代的思想嗎?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揚州讀書時，老一代學者給了你很大的影響?

　　汪暉：對。我們那一屆學生的幸運之處就是還能夠親聆老一代學者的教誨。由于各種原因，許多老一代人失去了傳道授業的大好時光，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前期，他們重登講臺。那是他們“凋謝”之前的最后一次綻放。他們不是80年代的時代英雄，但這個時代的底蘊是由他們奠定的。

　　一方面，我多少在他們身上學到了一些傳統的學問，另一方面，則是學到他們知人論事、看待這個世界的一些方式。那一代人是在“五四”前后成長起來的，經歷了民國時代的動蕩、戰爭和分裂，也經歷了新中國誕生后的很多變遷，這些尚未凝聚為理論的形態，卻體現在他們的學術訓練和解釋歷史的方式之中。這一代人的歷史觀點凝聚了20世紀中國的各種經驗、矛盾和沖突。這一點，我年輕的時候并不完全理解，隨著自己的成長才慢慢有所體會。

　　很多人對80年代的回憶是以我們這一代或者稍早一點的一代人為中心的，這并不錯;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在許多領域，很多重大的問題，是由老一代人率先提出來的。這一點幾乎被遺忘了。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揚州生活了整整25年，那個環境給你留下什么影響?

　　汪暉：家鄉是無可替代的。一個人最初的經驗、情感、友誼等等無不是在這個環境中形成。

　　中國文明是由許多地方性的傳統構成的。所謂地方性的文化，它的形成也并不只是地方的，相反，地方性文化也是在流動中逐漸凝聚起來的。到北京以后，我漸漸發現，有沒有一個地方的視野來理解我們自己的環境、理解中國，還是挺重要的。如果你一開始就處在中心，就不大容易有這個感覺。就跟我們看歷史一樣，有很多幽暗的地方。如果你總是盯著舞臺上的事情，聚焦于幾個燈光下的人物，對于一個時代、對于歷史、對于很多東西的理解都失之于淺。要是能夠在幽暗處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東西，你對歷史的理解就會有所不同。

　　不僅是學術，我覺得思考當代問題也是這樣。例如，你討論中國的變遷，除了觀察沿海和中心地區，最好也要去看看這一輪發展在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效果是怎樣的;你要討論政治制度的前景，除了在西方與中國之間比較，最好也要看看亞洲周邊、非洲和拉美的經驗。那個時候，好的東西就有點幽暗，而在幽暗的地方又突顯了另一些你自己習焉不察的、值得探索的經驗。1990年，我在商洛山，忽然發覺那是一個觀察北京的好地方。

　　我并不是說中心不好，但邊緣的經驗往往會給你理解世界找到一個重要的方法。比如魯迅,他從年輕時代起，就不停地“走異路，逃異地”，但在他對歷史和現實的解釋中，與其說是東京、北京，不如說是他創造的魯鎮，構成了他理解中國的方法。如果沒有對于紹興的經驗，你甚至很難理解他對中國的理解;但這個所謂紹興的經驗，早已不是所謂地方性的知識了。那里凝聚了他在日后生活中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經驗、感覺和觀察。

　　中國新聞周刊：80年代中后期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大論戰，你是那場論戰的主要學者之一。回頭再看，那是個什么樣的年代?

　　汪暉：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還有今天，是一個更需要獨立思考的時代。在80年代，由上而下的改革與由知識精英推動的啟蒙，共同構成了一個潮流;在這個潮流中涌現了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作家等。但為什么到了90年代很多人不是失語，就是喪失了創造力?就是因為在80年代，你只要順著那個潮流走就會顯得還是挺有思想的，可是90年代如果你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思索，是不會有什么思想可言的。在潮流中，也意味著你被潮流裹挾;你以為占據了潮頭，其實不過是隨波逐流。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說你的很多觀點和言論，是在為體制辯護?

　　汪暉：從90年代開始，只要不同于所謂主流的觀點，媒體知識分子就會用“為體制辯護”加以否定。我在《代表性斷裂：再論“什么的平等”?》及相關的文章中，論述遍布當代政治制度的危機，指出代表性斷裂正是這一制度危機的癥候。我絲毫沒有低估中國政治制度、包括政黨體制面臨的挑戰和困境，但并不像這些媒體知識分子那樣，將他們心儀的西方政黨制度設定為改革的目標。

　　今天中國政黨制度所面臨的挑戰和危機，發生在全球化這樣一個獨特的情境里面，它所面對的問題跟西方政治制度有很相似的地方。在日本，在歐洲，在印度，也在中國，政治討論的中心問題之一，都涉及政黨政治，但這些國家的政治形式是極不一樣的，為什么如此?正由于此，我們需要探討為什么在冷戰時代處于對立位置的政治形式會面臨一些相似的危機。

　　用一種冷戰式的眼光打量中國的政治體制，不但無法從我們的歷史道路中汲取經驗和教訓，而且也會將當代世界面臨的問題全部歸結為中國的特殊性，即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由中國傳統、中國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造成的。這種認識方式帶有極大的盲目性，無助于我們診斷當代中國面臨的各種新問題，以及發生了變異的老問題。就我個人而言，我重視中國的獨特性，又反對將中國問題特殊化。

　　中國新聞周刊：你很少回應別人對你的批評，為什么?

　　汪暉：如果這些批評擊中了要害，就有必要回應，包括自我的檢討和自我批評。但許多人是先舉起一個牌子，對論敵加以命名，再對那個牌子加以攻擊，你不知道他是在批評他自己舉起的牌子，還是在攻擊他的論敵。這樣的批評是垃圾，很多媒體辯論就充斥了這樣的垃圾。有些所謂“自由主義者”覺得站在這塊牌子下就足夠正確了。

　　從90年代以來，我大概算是當代中國被攻擊最多的人，那些攻擊稱得上是批評嗎?刊載那些攻擊性言論的媒體算得上是公共空間嗎?與其去回應這樣的“批評”，倒不如去分析這些現象本身。★

　　汪暉的著作

　　《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5)等。編有《文化與公共性》、《發展的幻象》等。近年來，汪暉出版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及有關“代表性斷裂”的研究，受國內外學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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