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評《高鐵危言》

　　——吳敬璉要推進什么樣“對中國性命攸關”的改革

　　活躍在體制內極力推動改革“頂層設計”的著名財經專家吳敬璉研究員近來一再抨擊中國高鐵，甚至不惜以《高鐵危言》這樣的重話向社會發出危險的信號，聞得此言不由再次擔憂已經在上萬公里高鐵線上平穩運行的和諧列車又怎么了?百姓都知道鐵道部已經被解散了，難道高鐵也在劫難逃?

　　不知這位中國國務院的高級智囊乘坐過高鐵沒有，給人的印象是自從中國高鐵誕生以來吳敬璉便不斷指責高鐵是體制的怪胎、是讓百姓背上沉重負擔的禍根。吳敬璉之所以如此不待見高鐵在他的《改什么，怎么改》的文章中道出原委，“一段時期里，‘中國模式論’非常流行，認為經濟崛起的原因是依靠強勢政府，用海量投資來實現高速度的增長，認為只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才能創造高鐵建設等‘奇跡’”。顯然吳敬璉認為中國高鐵是“中國模式論”的重要標志、“樣板工程”，高鐵的成功美化了現有體制，這才是吳敬璉過不去的那個心結。那么只有徹底妖魔化中國高鐵才能有力地否定“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把高鐵建設“奇跡”貶低的一無是處，甚至有害無益、危機四伏，才能證明中國存在巨大的制度性障礙，才能得出“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需要政治改革的結論。

　　1. 《高鐵危言》缺少最起碼的事實依據

　　吳敬璉為《大道無行 – 鐵道部：政企合一的失敗樣本》作序的《高鐵危言》中講“就高鐵而言，雖然開通了8千多公里的營運里程，其中有些線段也的確具有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外部效益，但是，由于規模過大、指標過高和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十分驚人，投入的資源和產出的成果之間完全無法比擬。所以，無論從成本效益分析還是從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慮，都顯得得不償失，甚至完全誤配。事實還表明，鐵道部門領導自稱的他們所創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設工期、每小時380公里以上的行車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系數等方面的‘世界紀錄’，或者是華而不實的自我吹噓，或者是完全子虛烏有的杜撰。而數以萬億元計的投資，除養肥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貪官污吏和‘紅頂商人’外，還欠下了高達2.5萬億元的未償債務，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償還。”

　　吳敬璉這些結論有違客觀事實，世界上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國家，不管是歐美模式的或是其它社會制度的國家，包括最發達的國家美國，能夠像中國鐵道部一樣在短時間內實現高鐵技術從鐵路基建、機車車輛設備制造、系統控制管理、到全面現代化商業運營的全面飛躍。僅中國高鐵短短十年成為舉世公認現在世界上規模最大，跑的最快，建設工期最短的這些明擺的事實，足以證明中國高鐵不是吳敬璉所說的是“自我吹噓”、“子虛烏有的杜撰”。中國高鐵是億萬人民天天都受益的實實在在的公共基礎設施，是吹口氣就杜撰出來的嗎?中國高鐵的成功顯然不是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團靠污名化，抹黑就能掩蓋其輝煌的。據財新網報道，不包括廣告收入和車站商鋪收入，2012年京滬高鐵股份有限公司的客票收入已經達到173.8億元。這意味著京滬高鐵開通的第一年，收入即可覆蓋運營與貸款利息支出，現金流已為正，超出了業內人士的普遍預期。如果進一步考證京滬高鐵的開通對京津唐和長三角兩大經濟區帶來多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那正是吳敬璉這樣的財經專家應該回答的問題。

　　中國高鐵“指標過高和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十分驚人”嗎?中國高鐵的造價是每公里一至兩億元，遠低于“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臺灣高鐵，造價折合人民幣每公里普遍都在三至五億元”。其中五億指的可能就是說臺灣高鐵。臺灣生活著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沒有吳敬璉所謂的制度性障礙，臺灣的高鐵造價怎么會比大陸高鐵貴好幾倍呢?近期報道臺灣高鐵虧損600億新臺幣，如此高價鐵路不虧才怪。難道吳敬璉希望中國大陸也像中國臺灣一樣按五億的標準購買外國的高鐵技術才不“是華而不實的自我吹噓，或者是完全子虛烏有的杜撰”嗎?臺灣失業率很高，但是所用的高鐵設備及零部件卻不能像大陸一樣在本地生產幫助解決就業問題，而是肥水外流，一里一外，臺灣經濟損失大了。這便是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及技術上受制于人的無奈。臺灣這種殖民地化經濟使得臺灣越來越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國家，由于缺乏自主創新的能力，產業的命運掌握在跨國公司的手里，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甚至倒退。臺灣現在的工薪收入已經倒退到15年前的水平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鐵道部經過長期技術積累，在引進和整合世界最先進高鐵技術的基礎上，開發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鐵技術，為中國的產業升級換代開創了一種新的模式，其影響遠遠超出鐵路建設本身，而是發展中國家突破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技術壟斷，實現產業升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大陸和臺灣高鐵模式的巨大差異折射出蒸蒸日上的大陸經濟和萎靡不振的臺灣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下，如果要懷疑“制度障礙”，只要不是帶有色眼鏡，持雙重標準，結論應該是臺灣的制度出了問題而不是大陸。吳敬璉在東西方受過良好教育，是著名的財經專家，想必不該這么簡單的投入產出的數學也算不清，是非曲直辯不明，硬要說中國高鐵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十分驚人。也許這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員應該公布一下他是依據什么樣高深的經濟學理論來評價中國高鐵的，以讓大家心服口服。

　　2010年亞洲高鐵會議上越南鐵道部稱越南擬建設的1570公里長的高速鐵路將連接河內和胡志明市，計劃采用耗資550億美元(折合約3740億元人民幣)日本的新干線技術，一期工程將在2020年完工。預計2025年全線竣工。相比之下，全長1318公里的北京至上海高鐵耗資2210億元人民幣，2012年竣工，工期僅僅4年。這表明，與日本技術相比，中國的高鐵技術造價大大降低，同樣工程如果選擇中國高鐵技術可為越南節省一千多億，而工期則可以大幅度縮短。

　　2. 曾巨額虧損的日本新干線帶動了日本經濟起飛，“這樣一個體制執行”的中國高鐵注定《高鐵危言》?

　　吳敬璉的《高鐵危言》用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給“政企合一的失敗樣本”中國高鐵判了死刑。事實上，任何一個客觀、實事求是的學者都不可能得出中國高鐵是吳敬璉所說的“或者是華而不實的自我吹噓，或者是完全子虛烏有的杜撰”的結論。而“由于規模過大、指標過高和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十分驚人，投入的資源和產出的成果之間完全無法比擬”更是背離了一個經濟學者所應有的起碼的科學作風、經濟學常識和知識分子的良知。鐵路是戰略性長線投資，不可能今天有100萬人坐火車就只建設100萬人用的鐵路，需要適度超前。鐵路既是以營利為目的投資項目，又是國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礎設施。高鐵項目，不僅能夠大幅度提高城市間人流、物流效率，明顯增強中心城市的輻射擴散效應，形成長三角“鐵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這樣的半小時生活圈、中心城市一小時經濟圈、兩小時及半天經濟圈等，從而極大提高這些經濟圈內部及之間的人流物流往來，促進商貿、旅游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而且對國內高技術裝備制造業和就業具有強大的帶動作用。它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不僅將來，而是通車那天起就已經充分體現出來。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密集，流動性不斷增加又十分重視家庭親情，既傳統又現代的國家，高鐵運輸是比飛機和汽車更綠色環保、安全快捷、經濟舒適最可行的選擇。

　　最讓吳敬璉詬病的是“還欠下了高達2.5萬億元的未償債務，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償還”，不應該是一個財經專家的專業語言，作為一個國務院高級財經顧問故意強調項目投入而不提公共基礎設施戰略性投資所產生的巨大社會效益、技術進步對產業升級和就業拉動作用等等，有政治上惡意挑動官民對立之嫌。曾讓中國人仰慕不已的日本新干線高鐵建設之初也存在巨大爭議、違規操作和金融冒險。耗資3800億日元的世界上第一條高速鐵路——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線”于1964年10月1日通車，也曾因為投資巨大和非法挪用資金等廣為詬病，甚至日本高鐵之父十河由于嚴重違法嫌疑已于通車前被趕下了臺而沒有出席通車儀式。到1987年日本國鐵民營化改革時，國鐵負債已經高達2270億美元，負責鐵路建設的國企“日本鐵道建設公團”也欠了410億美元，兩個公司的總負債超過全國GDP的7%。不過，日本政府和人民從未為此感到后悔，因為便捷的交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日本經濟起飛，令世界羨慕不已。

　　同樣是帶動中國經濟騰飛的高鐵項目，到了著名財經專家吳敬璉眼里為什么就變得如此不堪。吳敬璉推崇備至，并為之作序的《大道無行 – 鐵道部：政企合一的失敗樣本》折射出吳敬璉制度決定論的思維定式。據宣稱這部書不僅詳述了以快建高鐵為代表的中國鐵路事業近十年的發展歷程，“揭露了”鐵道部窩案的不少內幕，還對一直以來學界和輿論界爭論不斷的“引進國外技術還是自主研發高鐵技術”“通過國家主導投資‘集中資源辦大事’與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調節孰優孰劣”“高鐵建設中的法律監督與社會問題”等問題做了深入、嚴謹的分析，被吳敬璉認定是一本依據翔實的材料對“高鐵奇跡”這一重大政治經濟現象進行深度剖析的紀實作品。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日本經過幾十年時間驗證了巨額虧損的高鐵給日本帶來的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而中國高鐵才建設了十年，剛開始大規模運營，就有人給它搜羅了無數的罪名和不是，就如同給一個襁褒中的嬰兒羅織一堆十惡不赦罪名一樣，作者的目的不言自明。而一個國務院權威專家給這么一部書隆重做序，此書的背景絕非一般人能想明白的。

　　3. 高鐵的巨大成功威脅到政治改革頂端設計的“改革共識”

　　吳敬璉批判高鐵的深層用意在于：“高鐵建設發生了扭曲，本來高鐵的建設是為了方便人民，社會提高經濟效率，但是因為這樣一個體制的執行，就變成了少數行政機關的少數人滿足他們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不管中國高鐵動機有多好，“因為這樣一個體制的執行，就變成了少數行政機關的少數人滿足他們自己的利益”，就成了體制的怪胎，注定成了公有制“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的代名詞。

　　令筆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這么多年了，吳敬璉怎么還生活在意識形態高于一切的虛幻世界里，而不能實事求是，就事論事。難道就因為高鐵是 “這樣一個體制的執行”，沒有經過吳市場鐘意的那只“市場看不見的手”，不管高鐵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如何，乘客的感受如何，按吳敬璉的體制決定論的邏輯，便命中注定是效率低下，必定只是為了少數人利益。

　　《高鐵危言》通篇也拿不出有說服力的證據，吳敬璉的欲加之罪只能歸結到“從產出方面看成績顯著，但是要從效率去觀察、去投入去觀察，比如說現在3萬億的債務，誰來埋單?最后攤在13億人身上，像這樣的問題很多。雖然2011年以后改革的呼聲高漲，但是該如何改革?從哪個角度?用何種方式去改?還需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吳敬璉這種只強調天價投入而有意輕描淡寫產出效果，只埋怨增加社會負擔避而不談所帶來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社會效益，不像是一個負責任財經專家的聲音，到十分像美國之音意識形態高音喇叭發出的蠱惑之聲。吳敬璉的高鐵危言聳聽，說穿了就是高鐵的空前成功支持和驗證了中國模式的優越性，中國體制的生命力，從而嚴重威脅到掃除制度性障礙的“改革共識” ，打亂了頂端設計的陣腳，因此“還需形成新的改革共識”。也正是由于高鐵的無比成功為現象體制爭了光，壞了某些人的好事，他們不僅遷怒高鐵，更遷怒于他的締造者，對近期沒有判貪腐的原鐵道部長死刑感到無比失望。

　　中國改革開放本就是吸取他人的經驗，探索一條國富民強道路的努力。理論上講，只要是有益于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改革都應該鼓勵，鄧小平開創的經濟特區實質就是把資本主義的經驗放到社會主義特區來孵化。在中國改革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中，吳敬璉等一大批改革的先行理論家們做過不少的貢獻。然而如果認為中國的進步全靠模仿西方就片面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缺一不可。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離開中國的具體實踐，西方經濟學理論并沒有在中國以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取得比中國更優異的成果。如果把中國進步都歸功于效仿西方，而出現的問題都歸罪于改革沒有忠實地貫徹歐美模式，那就嚴重背離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歷史事實，成了迷信“普世價值”典型的教條主義。

　　中國是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特殊文明的大國，經過60多年的實踐，中國已經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理論在中國大地上都試驗過了，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在經過長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及國際關系的磨礪，就像高鐵經歷過的長期技術和經驗積累，厚積薄發前一樣，中國深化改革之路已經有足夠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積淀，有信心、有能力探索和發展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現代中國從來就不存在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怎么改的問題。中國應該不斷弱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不再去膜拜不管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不管是馬克思的還是凱恩斯的洋教條，尤其要避免盲目地效仿他人的經驗跟在別人后邊爬行。中國應該強化民族自信，激勵知識分子創造知識的能動性，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認真總結自己和他人的經驗教訓，把目前尚顯粗糙的中國模式上升和完善到新的理論高度，理性地探索中國乃至人類未來之路。

　　世界的多元化、多樣性和多級社會標志著人類社會空前未有的繁榮，多元化和所謂絕對化的“普世真理”是矛盾的。然而中國知識界中有一股很強大的勢力，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要把中國從5000年的傳統禮法和現在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剝離出來，摧毀中國幾千年形成的價值體系，移植進西方的憲政制度，全盤西化，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夠變成另一個美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救中國。他們迷信的是西方強權游戲規則下的“憲政、民主、自由”是世界上唯一普世的真理，其他的路都是死路、絕路。

　　“棱鏡計劃”暴光了美國“普世價值”背后的陰暗心理和帝國主義最真實的戰略圖謀，在民族國家仍然是民族利益的最終保護者的時代，西方虛偽的普世民主對于西方主要強權以外的國家多數將是失去民族主權，依附于強權的偽民主。所謂的憲政民主是像顏色革命那樣極容易被西方勢力所操縱的憲政民主。如果得不到西方的認可，就會被西方列強群毆，就會像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埃及、波黑一樣頃刻失去民族自由。

　　中國需要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在吸收西方和世界其他文明優點的基礎上培育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民主、自由和法治文化，發展和健全中國的現代化法治系統，形成具有中國特點并影響世界的價值體系。而不應該像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全盤否定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前30年，部分否定后30年，徹底否定和推翻已經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國特色發展模式。吳敬璉的改革頂層設計說穿了就是要拉著中國這條大船去走別人走過的小河溝，那才是沒有出路的絕路，是缺乏自信、沒有出息的表現。旗幟鮮明地反對那些為了政改而政改，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違背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用顛倒黑白和惡意抹黑的手段刻意貶低高鐵和其它國營企事業、妖魔化現有制度，以此來推動所謂政治體制改革。這種不顧國家安危、民族大義，不擇手段的“政治改革”徹底違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獲益者是那些曾經用類似手段搞垮蘇聯，顏色革命攪亂中亞，阿拉伯之春導致西亞北非至今動蕩不安的幕后黑手。那種不計后果的改革頂端設計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4. 以高鐵為樣板的“中國模式”成了“打破體制性障礙”改革頂端設計的最大絆腳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了一條前人沒有走過，被西方認為是離經叛道的路，三十年間國際國內唱衰中國、中國崩潰論不絕于耳。然而偏離了“普世”之道的中國非但沒有栽到溝里，反而出乎預料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功。中國的經驗被世人推崇為中國模式，自然在西方社會出現極大的心理不平衡，除了加大力度妖魔化中國外，更斷言中國所走的道路不可持續。在中國國內，一向不承認有“中國模式”存在的代表性人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員吳敬璉武斷地認為中國背離了歐美模式，走了一條“另外一種方法強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動用資源海量投資來保持高速度的增長，用政府主導來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的道路， “那樣一種道路是一條死路，是一條絕路”。吳敬璉對中國道路的認識和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不謀而合。依吳敬璉的邏輯既然中國模式都不存在，中國走的是絕路、死路，自然理論上講絕無可能有中國高鐵這樣前所未有的成功。任何稱頌高鐵的成功就等于給中國模式加冕，這是改革頂端設計不愿看到和理論上所不能容忍的大是大非問題，一定要從體制性障礙的理論高度《大道無行 – 鐵道部：政企合一的失敗樣本》論證高鐵是中國制度的失敗，置鐵道部這些政企合一的官政、企于死地。

　　擁有能夠左右改革話語權的財經系精英們通過圍剿高鐵以達到否定中國模式從而為政治改革廣造輿論、積累“共識”。只有徹底打擊公有制“舉國體制”的制度自信，才有理由從上層建筑的最頂端，設計出效仿“普世”歐美模式的改革大計。2012年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混亂，社會充滿的悲觀失望和失敗主義情緒達到新中國建國以來前所未有得高度，充分顯示了國際國內期待中國巨變的勢力共同發力，打擊中國制度自信的效果是很明顯的。包括體制內的相當一些人已經嚴重喪失了民族自信、制度的自信，加上中國經濟轉型期出現的許多問題，讓許多人覺得中國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治。其直接后果，按國務院顧問吳敬璉的話就是：“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過去十年中國社會亂象叢生，當社會上不斷出現孔雀綠，地溝油，三氯氰胺，問題膠囊等不法商人坑害人民健康事件的時候，某些當政者由于失去制度自信，不是積極去處理問題而是仰望星空，感嘆：“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既然在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下，無論做什么怎么做，這些新出現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何必再去費那個力氣，這恐怕就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指導思想。于是社會上許多監管不力的企業個別行為，由于政府行政不作為，很快蔓延成行業通病，極大地危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房價一漲再漲，抑制房價的政策卻遲遲出不了臺;過去行之有效的控制通貨膨脹的辦法棄之不用，造成相當長一段時間嚴重通貨膨脹不能有效制約，民眾怨聲載道;放任政府官員及家屬腐敗泛濫而視而不見，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而所有這些重大矛盾原本是局部的、個別問題的時候沒人去積極處理，小問題拖成大問題，積累民怨，集中爆發，最終上升到嚴重危害社會穩定，讓人民失去信心的社會問題。可悲的是政府高官不是認真反思自己，而是和百姓一起抱怨社會道德大滑坡，這種惡性循環到在2012年終于到了國內外某些勢力期盼已久的“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本來不法商販為牟取暴利發明的“地溝油”最早報道的文章源于2003年，如果政府及時處理，這頂多就是個商業丑聞，處理得當會給業界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有利于規范商業行為。然而政府的不作為，等于鼓勵投機取巧，很快由個別行為發展成危害全民健康的行業通病，成為繼奶制品行業危機以來的又一個行業性重創。就這么一個簡單的地溝油產業鏈，從03年開始曝光拖到2010年人民憤怒到了極點，政府才“于2011年采取重大措施首次全環節破獲了一起特大利用地溝油制售食用油的系列案件”，遲至2012年才進入司法程序，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商業道德滑坡，還是政府執政能力官德大滑坡，是體制障礙還是行政障礙。

　　房價之所以能夠一而再、再二三地上漲，房地產的價格已經嚴重背離了價值，其原因絕對不是剛性需求能夠解釋的，而房地產升值保值的預期才是房價不斷上升的最大動力，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抑制這種全社會扭曲的投機沖動，那就是一種嚴重失職。房價漲了一倍不作為，漲5倍時政令還慢慢悠悠地出不了中南海，一直漲到了有錢人一夜暴富，窮奢極欲;窮人則更窮，買不起也不起房，吃不起肉，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民怨快沸騰了才想起該下狠手。現在一線城市有房的就是幾“百萬富翁”，有幾套房的就是千萬富翁，而沒房者原本幾十、幾百可以租房的現在要花成百上千元去組同樣的房子，極大地拉大了貧富差距，毒化了和諧社會的基礎。而各行各業都來投機房地產，使中國的實體經濟受到嚴重傷害。這種行政失誤造成的貧富差距拉大，國家經濟秩序紊亂本是政府缺乏自信無所作為之果，反倒被某些黨當政者和吳敬璉一樣起的精英們歸結為制度性障礙，成為需要“政治改革”之因了。

　　一邊高喊政治改革的口號，一邊放任社會亂象的不斷加劇而不作為，讓人難免猜疑，任憑民怨積累，沸騰，就是為了達到以民逼官，推動憲政改革那一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似乎只要政改成功，閉著眼睡覺，一切社會問題也都會迎刃而解，百姓安居樂業了。這種邏輯簡直讓人哭笑不得。

　　經過朱镕基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國已經從計劃經濟的僵化體制蛻變出來，整個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然而改革是伴隨著社會利益再分配的過程，朱镕基的粗放改革難免傷及一些人的利益，需要通過進一步地深化改革去爭取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同時，兼顧各階層人民的利益。按此思路下來，過去十年改革開放進入微調階段，中國本無大的社會矛盾，只要不斷完善既有的改革措施，中國應該進入一個較為平穩的發展期。然而現實卻是，十年間既無深化改革，也無新的改革方案出臺，“無為而治”導致亂象叢生。倒像是背后有一只手在操控著這些本來不大，不難解決的社會問題，小疾拖成大病，特別是在一些國內外傳媒的惡意炒作和激蕩下，往往一個小小的漩渦硬是給攪和成傷害國本的滔天巨浪，甚至惡化到“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以至于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都無比自信地聲稱“我們要聯手中國內部的盟友和支持者，他們被稱作年輕人、他們被稱作互聯網一代，他們是五億互聯網用戶以及八千萬博主，他們正在給中國帶來變化，這些變化將會扳倒中國，如此，我們才有機會上升，贏回我們制造業的優勢”。

　　回顧過去幾年發生的朗朗上口的重大社會危機：蘇丹紅、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問題膠囊，房價暴漲，腐敗蔓延，通貨膨脹等無一不是局部或個別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控制，拖了多年一旦爆發都引起全社會的巨大沖擊。中共十八大高調提出堅定“三個自信”，新一屆政府提倡“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腳踏實地地解決問題，通過行動扭轉過去幾年國內彌漫的悲觀失望情緒和大范圍的失敗主義思潮。

　　5. 給洋人打工的汽車模式才最符合頂端設計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之歐美模式

　　中國汽車產業技術進步走了一條同高鐵完全不同的路，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一汽、二汽、上汽這些優質國有企業資產股份化，國際化，搶搭跨國公司爭食中國汽車井噴般市場大餅的快車，肥了自己，坑了國家。結果是打著市場換技術的旗號給外資打了30年工，既丟了市場，也沒學到技術。由于沒有掌握汽車的核心技術，至今沒有搞出一款經得起市場考驗，合格像樣，有規模效益的國產品牌轎車，還綁架著中國這個當今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成了萬國汽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舞臺。每年跨國公司從中國攫取的利益少則數千億，多則上萬億，但從未見吳敬璉說一個不字，反而夸贊“現在中國是世界汽車第一生產大國!”。而對高鐵短期出現的政策性虧損，作為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暫時性利益犧牲，就被吳敬璉窮追猛打不依不饒。大概只有鐵道部和部屬企業都成了外企的打工仔，肥了跨國公司虧了國家，中國鐵路上運行的都是洋品牌機車吳敬璉和西方國家才會點頭稱許吧。

　　南美巴西、阿根廷汽車產業曾有過類似中國汽車今天的輝煌，然而由于缺少產業的核心技術，沒有幾年就輝煌不再。上世紀80年代起以美國為首，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全面推廣，其結果就是這些國家就像吳敬璉今天所熱衷的一樣，按西方的要求開始大規模改革，包括實行貿易自由化、金融市場開放化、放寬投資管制、公營事業民營化、私有化等。特別是將國有資產包括銀行控股資產大量出讓給西方跨國公司;將本幣與美元掛鉤;大幅度提高利率。這些措施非常符合世界銀行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要求。于是，一時間大量外資流入，經濟在短時期內高速增長，汽車市場和產業快速膨脹。然而這種失去主權控制力的金融和市場體系，完全靠那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很容易被外界操控引發國家的災難。1997年阿根廷最大10家銀行中，8家屬于國外資本控股。終于完成金融全面開放的“改革任務” ，落實了世行推薦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一年拉美發生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全面萎縮，短短一年內，阿根廷銀行國有股本又下降到33%，西方資本控制67%，GDP下降31%。1997年巴西發生金融危機后，幣狂貶，股市暴跌，失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外資紛紛撤離，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幾乎減半，汽車產銷量一落千丈。巴西現代化的工廠每年能生產320萬輛汽車，但去年的汽車銷量僅為150萬輛，轎車銷量也遠遠低于1997年高峰時的水平。這些國家過分迷信西方經典經濟學理論，在歐美模式的忽悠下最終一起掉進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不能自拔。如果中國高鐵和汽車一起走“汽車市場換技術”模式，中國將有朝一日和巴西、阿根廷一樣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悲哀。

　　“第二屆嶺南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出席并發言，他在談及本次鐵道部政企分離改革時稱，鐵路方面改革的核心，是看外部的投資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進入，改革是否成功就看這個指標。說實在的，如果依改革頂端設計的規劃，如果鐵道部長一念之差2006年就采納吳敬璉的構思去改革，當時鐵道部部屬企業按世行的要求被市場化、股份化、國際化、私有化，大同、唐山、株洲、長春、青島四方機車制造廠，非常可能像一汽，二汽，上汽一樣不思進取，互相壓價，只謀求如何搭上外企快車分食中國井噴般高鐵市場大餅。中國高鐵現在的局面就不是一個和諧號，而是像臺灣高鐵一樣完全靠高價引進，自相殘殺，肥了外企，鐵路上跑的是多國機車，技術上是互不兼容的外國高鐵制式分割著中國鐵路市場，幾十萬與高鐵相關的產業工人沒飯吃。中國高鐵就可能永遠錯失發展獨立自主高鐵技術的機會，而是產業殖民地化，技術上越來越依賴西方，特別是高鐵網絡的核心技術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國家的交通大動脈便受制于人，成為國防的軟肋。除了引進高鐵，還要無休止地花大價錢進口零部件和售后服務，導致國民經濟不斷失血，人民日益貧困化，走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歸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改革是否成功的指標不是看有沒有利于社稷民生，而是看有沒有外資愿意進入，這樣的“副主任”代表的是中國政府的咨詢機構還是跨國公司的買辦，還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6. 從“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到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吳敬璉在他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著作中系統地論述了改革頂層設計的路線圖，“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起，中國就從蘇聯承襲了斯大林稱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的西方國家早期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經濟社會矛盾的日益嚴重。這些矛盾包括：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中國“目前的生產力發展在內還面臨著諸多體制性障礙，而言要打破‘諸多體制性障礙’，唯一的辦法是切實推進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體制改革”，“主要就是要減少政府﹑國企控制的資源﹐要實現民進國退”﹐促進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建立“歐美模式”中的“憲政民主”體制。

　　吳敬璉的想法代表了一大批中國財經精英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像吳敬璉自己說的一樣：“我在1954年從復旦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滿腦子可以說一句話，就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1983年1月吳敬璉靠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來到美國耶魯大學 重新學習經濟學那是在耶魯大學，有很大的理想，很強的進一步改革的影子”，顯然這個“進一步改革的影子”是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吳敬璉兩種思想的轉變看似很大，但骨子里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失去知識分子應具備的思想和創造能力，只會邯鄲學步。聽到蘇聯好就要照搬蘇聯，在美國進修一年半，感覺進過天堂似的，就要照搬美國的，并至死不渝地要把“天堂”搬到中國。

　　筆者長期觀察過一種現象，就是八、九十年代到西方，特別是到美國進修過一年半載的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心中把美國完美化了，他們對美國崇拜到了信仰的程度，尤其是當初想留在美國而沒能留下的，在美期間對美國的了解只局限于校園生活和理論上的認識，缺乏對美國社會全方位的觀察，加上當年中美物質條件的巨大反差，在他們內心深處把美國看作“此景只能天上有”的感覺。這種距離產生的美，使他們完全失去學者，官員因具備的起碼的科學、客觀的準則，在他們看來美國就是人間天堂，美國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中國的，特別是不按美國人指的道走就是錯的。其實筆者十分理解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本無力動搖他們已經根深蒂固的“信仰”，但還是建議他們如果有機會在美國的老百姓中生活上幾年，最好的一個實驗是看他敢不敢拉個旅行箱在距離美國總統府白宮十英里的街區，大白天走一圈而不怕被人搶，甚至挨一槍。

　　美國有很多值得中國人學習和借鑒的地方，但是美國的模式拿到中國，中國就變成美國了那也太天真了。如果真是如此世界上就不該有那么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主國家。美國的國情是，美國大部分家庭有占地很大自己的獨立別墅，如果中國家庭也效仿美國，中國恐怕就沒有耕地了。美國把美洲原住民幾乎趕盡殺絕，擁有無限的土地和資源，中國13億龐大的人口永遠也不可能擁有美國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上的富有。美國當年靠榨取非洲奴隸的血汗攢下第一桶金，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中國學得了嗎?幻想照搬別人“普世”的模式，中國就變成美國了那是做夢。歷史告訴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模式行不通，如今照搬歐美模式也一樣行不通，中國是一個有特殊國情的大國，絕無別人給你的現成道路可走，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

　　吳敬璉曾說過：“從世界來看，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建立，是通過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自發形成和試錯過程”。然而中國改革開放才30來年，新中國建國也就64歲，吳敬璉十分理解西方用了幾百年的試錯期，才進化到比較文明的，適合發達國家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而偏偏對只有30年歷史的中國模式容不得試錯。中國模式并沒有導致中國經濟社會嚴重倒退，民不聊生，反而中國模式正在快車道上，中國的經濟社會在日新月異地進步著，為什么一定要中斷中國前所未有復興的步伐，去走一條無數發展中國家屢試屢敗、西方推銷的“普世”憲政民主之路，非要在精英們改革頂端設計下一夜變成歐美模式呢?

　　吳敬璉一再強調“在強勢政府掌握的‘舉國體制’下，中國的確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成就。然而為贏得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驚人”。“在實事求是地分析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時，不能回避的事實是：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后30年和始終未能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間的最大區別，在于我們進行了市場化的改革和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對接”。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帶來了活力，這是筆者和吳敬璉教授的共識，但是把中國的成功完全歸結于西方模式就太牽強了。吳敬璉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成功的方面都歸功于效仿西方模式，而“社會出問題是因為改革尚未取得完全成功。當前的癥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中國經濟既包含新的市場經濟因素，又包含舊的計劃經濟因素，行政權力過多介入經濟活動”，言外之意當前社會出現的問題是沒有徹底貫徹西方的“普世”制度，市場經濟因素還不徹底。那么世人不禁要問，世界上有那么多國家，不管是南美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國家，還是20多年前易幟的前蘇聯和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美國的近鄰墨西哥，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老牌民主國家菲律賓，他們要么早就按照華盛頓共識的精神，走上新自由主義康莊大道，要么如蘇東國家至少二十年前就“改革”了，徹底自由市場化了，但他們中間可有一個能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輝煌比肩的國家嗎，他們可有一國發展出世界領先，類似中國高鐵而傲立群雄的產業嗎?沒有，一個都沒有，因為他們走的不是一條自主發展的道路，他們沒有中國模式。

　　7. 財經精英流行的方法論不是實踐檢驗真理，而是用西方經濟學理論檢驗中國具體實踐成了唯一標準

　　媒體對比了幾個“高鐵大國”，發現中國高鐵的票價遠低于發達國家，我國高鐵每公里票價約為法國高鐵的三分之一，日本新干線的四分之一，德國高鐵的五分之一。中國鐵路30年沒有漲價，睡一宿臥鋪比住一晚旅館還便宜對平抑物價起到不可磨滅的功勞。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私企所不能做到的。在中國大地上一萬多公里高鐵線路上日夜奔馳著的高鐵盡管有2011年慘痛的7.23動車追尾事故，盡管建設中存在貪腐的前部長已經被刑拘，盡管年輕的中國高鐵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然而瑕不掩瑜，中國高鐵的輝煌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抹殺掉的。

　　反倒是中國某些學者、官員和輿論界興起一股不正常的學風、文風應該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度警惕和重視，那就是不能實事求是地面對中國不斷發展中出現的社會現象，不是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而是動不動搬出幾十年幾百年前西方根據他們當時的國情總結出來的經濟學教條，用所謂普世的“真理”去檢驗活生生中國的具體實踐，張口亞當斯密、閉口凱恩斯、弗里德曼，似乎離開這些西方極樂世界的故人，中國就不會走路了。被洗了腦的財經精英們手中只有西方經濟學理論一把尺子，習慣用放大鏡來挑剔驗證中國人民在改革中創在的奇跡，只要我們的社會實踐不符合他們無比推崇的西方理論，即使再成功，也是離經叛道，“是一條死路，是一條絕路”。

　　8. 所謂的“改革共識”是當前體制避免被革命的救命稻草嗎？

　　什么是吳敬璉要推進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體制改革”，什么樣的道路才是吳敬璉心目中的正道呢?稱得上中國改革“頂端設計”綱領性著作，2010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一書中吳敬璉就反復強調，中國應當走向體現“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吳敬璉及西方價值追隨者們的改革“頂頂端設計”，有綱領、有組織、有政府相關部門的扶持、有財團資助、有外部勢力的積極配合、有世行的鼎力相挺、有所控制的眾多財經網絡平臺的烘托，經過多年來的體制內外的共同努力，已經取得“政治體制改革”的廣泛共識，按吳敬璉語“過去我的一些言論在網上反對的人比贊成的人多，這次90%的人贊成，這就是我說的共識”。有了這樣的共識底氣，吳敬璉才具備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氣坐在道德制高點上指點“高鐵危言”，“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如果不能靠穩健有序的改革主動消弭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各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就會贏得愈來愈多人的支持”。什么是吳敬璉所謂“極端的解決方案”?是暴力革命還是洪培博的扳倒中國。吳敬璉的言外之意，改革的“頂頂端設計”是當前體制避免被革命的唯一根救命稻草。謝天謝地，在“中國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的危機時刻，總算還有一根 “頂頂端設計”的救命稻草。

　　日本《外交學者》6月14日文章“一個全國性面訪調查(結果最近發表在《政治研究季刊》上)發現，中國公眾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極高。根據對隨機訪問的3763名中國人的調查，民眾對北京的平均支持率約為8分(滿分是10分)”。吳敬璉的“各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就會贏得愈來愈多人的支持”的政治判斷不夠準確。

　　9. 推進什么樣的改革對“中國性命攸關”？

　　日前《中國新聞周刊》發表了吳敬璉的《推進改革對中國性命攸關》的文章。作者再次提到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問題，雖然還是老調重彈，只談“轉型”卻從來沒有具體的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措施。然而不同于以往的是剛用完“轉型”這塊遮羞布，立刻就把它扯了下來，圖窮匕見，僅僅“經濟增長模式轉型” 有用嗎?“這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根本的問題在體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顯然作者強調的是不從根本上改革體制中國將性命難保。吳敬璉的“根本”就一個，《高鐵危言》說穿了就是“體制危言”，吳敬璉已經迫不及待地要推翻現有體制，動搖中國的根本。

　　當然，要吳敬璉拿出經濟增長轉型的具體辦法太難為他了，作為只善模仿、只知道某某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離開書本寸步難行的專家，特別是在他無比崇拜的歐美國家的經濟也是一團糟，無藥可救的時候，歐美的現狀實在沒有說服力。倒是中國雖然沒有無副作用的靈丹妙藥拯救中國經濟，但是被吳敬璉貶低的一無是處的“用增加投資的老辦法來拯救經濟”不但把中國，而且把世界從衰退的漩渦中拉了出來。事實和吳敬璉所說的完全相反，中國的性命不但沒問題，當金融危機世界經濟止步不前，許多發達經濟體倒退的時候，中國借機上了一個臺階，世界500強企業中國上榜企業數量連續第10年增加，近年來上榜公司以每年20%的增長速度增加，中國如果保持現在增速， 2015年中國或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500強排行榜上的第一大國。請問吳敬璉研究員，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成功的經濟增長模式嗎?

　　世界公認的是，08年華爾街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進而殃及全球經濟以來，如果沒有中國經濟發展強大的拉動作用，世界可能已經進入類似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經濟大蕭條。面對這次來勢洶洶危機，歐盟首先掉進主權債務危機的陷阱不能自拔，歐元區風雨飄搖;始作俑者美國更是無計可施，只剩下昧著良心一次又一次地量化寬松，憑著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濫印鈔票打劫全世界，轉嫁經濟危機。美歐的經濟增長模式都出了問題，無顏讓發展中國家效仿，確實讓那些只相信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專家們難堪了。

　　即便如此，習慣于雞蛋里挑骨頭的專家們在中國經濟出現的任何一點波動中都能洞察出“中國性命攸關”的大問題，盡管中國危機論已經喧囂了幾十年了，但作為體制內的專家，國務院的高級智囊高喊“中國性命攸關”還十分罕見。不明白為什么有些人看著中國蓬勃向上的發展勢頭就那么難過，非要把中國也拉向埃及那樣的制度革命再制度革命的惡性循環，民不聊生的厄運才心滿意足嗎?

　　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這些阿拉伯之春變革的經驗;烏克蘭，格魯吉亞顏色革命的教訓才真的是中國政府和人民需要認真思考的：“我們到底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經濟，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不被那些專家學者引入萬劫不復的邪路，才是“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性命攸關”。

　　10. 不要把改革的良好愿望變成別人扳倒中國的工具

　　美國前駐華大使，總統候選人洪博培曾信心十足地表明美國要聯合在中國內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國，是美國長期以來孜孜以求和正在做的促使中國顏色革命，和平演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工作。“棱鏡計劃”泄密者斯諾登披露美入侵中國網絡長達15年。斯諾登透露，美國國安局全球范圍內的網絡攻擊行動超過6.1萬項，針對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此類行動數以百計。吳敬璉政治改革共識的自信和洪博培扳倒中國的自信可謂異曲同工，這和棱鏡透露出來的美國監聽互聯網信息而對中國互聯網一代的思想動態以及精英們的“改革共識”了如指掌想必有極大關聯。

　　美國一直就網絡攻擊問題施壓中國之時，卻從不提及美方大范圍攻擊中國網絡的情況。而在中方指出美方動作時，面對媒體的求證，美國政府始終拒絕公開置評。谷歌一方面痛斥中國政府網絡監管，另方面卻主動向美國政府輸誠，積極配合美國政府對全世界的監控計劃。棱鏡事件告訴那些迷信西方“普世價值”的人，普世價值在美國核心利益面前算個什么東西?洪博培依靠在中國內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國才是美國給中國人灌輸民主、自由、憲政夢的真實目的。不管美國多強大，口頭上多么民主、平等、自由，維護美國民族國家的利益永遠高于其它國家的生存權，發展權，老百姓的人權。還在不斷做憲政民主夢的人不知是假天真還是真糊涂。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典型農耕民族本分、保守、善良的秉性，擁有羊一樣與世無爭的處世哲學;而西方作為游牧民族具有非常強烈的進攻性、虎狼般的戰略思維，按照他們的邏輯己所不欲的也正是對手的致命弱點。美國一方面利用它手中獨有的高科技技術和設備的優勢，肆無忌憚地要求美國的網絡設備、計算機、軟件系統生產商為美國政府預留對它國網絡攻擊的后門，要求美國網絡運營商提供機密信息，不間斷地秘密通過互聯網滲透到他國網絡的核心服務器去竊取他國的戰略信息和為未來的信息戰做準備。另方面卻賊喊捉賊，擺出一副受害者和維護網絡正義的化身譴責中國政府支持網絡黑客行為，以此束縛對手的手腳和占領道德制高點。這是典型西方先發制人的思維方式，就是要從戰略戰術上和道德心理上取得絕對優勢，壓制對方換取不道德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美國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后盾，通過互聯網滲透到它國獲取戰略信息，利用這些信息制定針對性的網絡戰計劃，包括意識形態洗腦，挑起顏色革命，號召推翻政府等，最終達到像搞垮蘇聯那樣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輝煌成就。

　　民主實現了，蘇聯沒有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講只有幾十年歷史的蘇聯土崩瓦解使得許多國家都松了口氣，但是站在俄國民族利益看，蘇聯崩潰是民族的災難和屈辱，俄國至今翻不起身，淪落為被西方瞧不起的二流國家。阿拉伯之春春風送暖，許多阿拉伯國家盛開民主之花，但結出的卻是阿拉伯社會陷入無休無止的混亂紛爭之惡果，倒霉的是人民。西方以極少的代價搞亂了阿拉伯世界，取得了按布什語，第十次“十字軍東征”的勝利。有一天，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大陸上，憲政實現了，中國沒有了，美國瓦解或消滅了世界上最后一個可以以實力抗衡美國霸權潛在的競爭對手，世界從此成了美國的家天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分裂成幾大塊，爭先恐后地爭寵于美國，淪落為美國的附庸。這難道就是精英們孜孜以求的結果嗎?政府可以換、憲法可以改，但失去的國家將永遠一去不復返了。

　　參考資料：

　　吳敬璉《高鐵危言》：http://book.jd.com/11235599.html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吳敬璉著，2010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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