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國家的歷史進程，甘肅的改革開放也進行了30多年。30多年間，特別是西部大開發10年來，甘肅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成就之巨大、變化之深刻有目共睹。但是，其他地區和一些部門出現的問題、留下的教訓也值得甘肅認真研究，甚至可以說，甘肅本身也同樣積累了一些經驗教訓。

　　某些領域的改革之所以廣受詬病，就在于這些領域的改革沒有很好地維護社會公平，沒有很好地維護和發展人民利益。對此進行總結，并在總結的基礎上更好地進行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是一個不斷地調整政策、變更制度以適應新的客觀形勢的過程。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手段是應當并且可以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而加以調整的。廣大群眾由上世紀80年代的一致支持改革，轉而對改革產生了不同的評價和認識，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導致了利益分化。有人受益很多，自然支持改革;有人受益甚少，甚至受到了損害，故而心生憤懣。一些群眾的意見在于，現今貧富差距過大，拉大差距的速度過快，以至于我們在短短三十年里積累的貧富差距甚至超過了三百多年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再者，我國一些富人的暴富并非誠實勞動所致，并且在致富之后沒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因而導致了群眾的不滿。

　　現在，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相當大了，甚至已經超過了警戒線，今后這種差距只能逐步縮小，而不能進一步擴大，否則我們的經濟就不能叫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前面冠以“社會主義”四個字，這是畫龍點睛，使得我們的市場經濟有了質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我們的市場經濟的前提，而絕不是可有可無的。

　　我們一時一刻也不要忘記改革開放的目的。改革開放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們不能為了改革而改革，不能為了開放而開放。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是國家的強盛和人民的福祉，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改革開放的最高價值觀。國家的強盛，需要的是真正的中國制造，而不是血汗工廠;人民的利益，需要的是符合社會公平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數人的一夜暴富。廣大人民群眾而不是少數人從改革和發展中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多少，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了什么利益、實現了多少利益，是評判改革開放方向對錯、質量高低的根本尺度。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不停地追問改革開放的目的是什么，凡是符合改革開放目的的改革開放措施，都應當加以推動、加以推廣、加以肯定;否則，就應當加以調整、加以糾正或加以否定。

　　由于改革開放造就的活力和機遇，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應當說，這是改革的成果。但改革不能止步于一部分人的先富，還應當致力于人民群眾的共富。共同富裕，應當成為改革的根本方向和終極目標?，F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任務已經完成，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應當向共同富裕轉變、向扶助弱勢群體轉變，否則改革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正當性。不向共同富裕轉變的改革，非但不能緩解矛盾，反而會積累矛盾，最終釀成大規模的社會沖突，那將是一場災難。要緩和矛盾，避免動蕩，增進和諧，就必須進行正確的改革，正確的改革就是在提高效率的同時，最大限度地謀求社會公平，讓老百姓從改革中受益，讓老百姓分享改革的成果。這需要政府的政策調節，需要體制性的改革，也需要先富者履行帶后富的責任，進行慷慨捐輸。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不應當是先與后的關系，而應當是同時解決的問題，即用效率來改善公平，用公平去促進效率。公平是社會正義、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的基石。公平是方向，方向重于效率。如果方向正確，即使慢一點也無妨;而一旦方向有誤，效率越高，離正確的目標就越遠。違背公平的效率是沒有意義的，甚至是有害的。今后的改革所要的效率，應當是沿著公平方向加速發展的效率，而不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效率。實踐已經證明，片面地強調一部分人加速致富的效率，不但有損于公平，也有損于效率本身，并最終毀滅效率。當然，這里所說的公平，主要不是指數量的均等，而是指機會的公平，與歷史上的平均主義有著本質區別。

　　某些領域的改革失當或失誤，客觀上有經驗不足的因素和舊體制制約的因素，主觀上則歸因于既得利益和部門利益作祟。有些所謂的改革，實際上是打著改革的旗號，謀取部門利益、集團利益而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這種行為損害了黨的威望和改革的信譽，積累甚至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了種種不良后果。

　　國企改制，應當成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的過程，而不應成為“私有化”的代名詞，更不能成為某些人侵吞國有資產、損害工人利益的可乘之機。人民利益是改革的最高價值觀，同樣是國企改制的最高價值觀。那種可以犧牲數千萬職工利益的所謂“代價論”和改制過程中損害廣大工人利益的行為是不道德的，是違反改革本意和社會主義方向的，甚至是觸犯法律的，因而是不能允許的?，F在的一些國企管理層懷有私有化預期，為了能夠及早實現管理層收購，把本來可以經營得很好的企業，也搞得效益不佳甚至出現虧損，以此給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政府允許所謂“改制”，從而達到私有化目的。還有一些黨委和政府領導人，與所在地國企管理層形成默契，雙方共同從國企私有化中獲取巨額物質利益。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從政策和法律層面打消國企管理層對私有化的預期，并采取信托經營等現代企業制度切實提高國企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

　　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在哪里都行不通。深化改革，一方面是在法治基礎上的進一步市場化，政府管不好、管不了的領域，讓市場來調節，充分發揮市場在經濟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調節作用。為此，我們必須進行政府職能轉變和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市場化不可能取得真實有益的進展。離開政府職能轉變和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而一味地市場化，只能導致比計劃經濟更差的“偽市場化”。另一方面，市場不是萬能的，如果把什么都推向市場，那么市場就會變成脫韁的野馬，只會導致兩極分化的進一步拉大。在應該管又管得好的領域，政府應責無旁貸地承擔起責任，加大管理和調節的力度，以彌補由于市場化而導致的社會不公。

　　人民利益，是改革的終極目標，是改革的最高價值觀。假改革之名而謀權貴之私，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堅決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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