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國國際關系領軍理論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 發表了一篇題為《霸權之后》的著名作品，它的主題是：大國之間對領導權的傳統爭奪方式正在消逝。在傳統的斗爭方式中，勝利者占據國際秩序的霸權巔峰，支配所有其他國家，決定全球體系的方向，比如說，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常常被認為是處于這個如日中天的位置。基歐漢認為這種意義上的霸權已經過時，在當代世界，國際關系不再是一個爭奪軍事和領土優勢的零和博弈，它們從根本上已經成為一個正和的經濟交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國就關稅和管制相互協商，以達成互惠的交易，這些交易時間長了，穩定下來，就成為他所說的“國際政體”。這個政體是和平的和基于合意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對其他國家頤使氣指。在二戰以后的金本位體制下，美國也許曾經是西方的霸主，但是自從1970年代早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國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建立在理性的經濟交換和合作基礎之上的新的多邊秩序的合伙人之一，盡管是比較大的一個。

　　2006年，中國思想史領軍學者、政治思想家汪暉提供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診斷。在他著名的論述“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文章中，他指出當代的世界秩序展現了一個可怕的霸權結構，用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初表述來說，這個結構結合了三個不同的、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或者層面：第一部分是國家層面的霸權，處于任何給定的社會之中，第二個是國際層面的霸權，處于國際體系之中，第三個是超國家層面的霸權，它穿越了國家的界限，涵蓋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我想接過這個非常豐富的理論提議，就每個層面說一點細節。我的進路首先是一個比較語文學的練習，因為像現代性、民主或者合法性，以及許多其他政治概念一樣，“霸權”的概念有一段非常復雜的歷史。如果我們想要清楚地把握它和我們周圍當代圖景的相關性，我們就要理解這段歷史。那是一段覆蓋了四個獨特的國家文化的歷史。我將以探討各個文化開始。

　　歐洲傳統中的“霸權”觀念

　　在西語中，“霸權”這一術語最先來自古希臘，但是它的現代用法源于20世紀初沙皇俄國革命運動中的辯論。在這個正在生成的俄國傳統里，這個術語 gegemonia，首先是由帕維爾-阿克塞羅德(Pavel Axelrod)創造，然后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同事接過這個術語，用來指稱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沙皇專制的共同斗爭中，能夠和應當對其他社會階級——首先是農民階級——實施的領導權。那種領導權應當通過目標的清晰、說服的技藝和組織的效能來贏得。在此基礎上， 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列寧發展出了他稱之為工人階級的民主獨裁(專政)理論，作為布爾什維克的戰略視野。這個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基于先前的霸權觀念，它指稱的是一個政體，在其中，獨裁，也就是通過強力(force)的統治，將被實施于敵對階級——那就是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身上。而霸權，即通過合意(consent)的統治，將統領工人階級和聯盟階級，首先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之間的關系。因而，在誕生的時候，霸權的觀念是革命斗爭中合意維度的工具。

　　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根據這個公式成功地發動了一場革命，以強力鎮壓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權力，用著名的口號“面包、土地、和平”將農民自愿地召喚到革命的目標之下。在20世紀早期，當新的蘇維埃國家贏得俄國內戰之后，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在被他的黨派遣到莫斯科學習和交流的過程中，接觸到布爾什維克的霸權概念。然而，當他回到羅馬之后，在意大利取得勝利的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法西斯反革命。葛蘭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在一個法西斯監獄中度過余生。在那里，他寫了一系列出色的筆記。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霸權這個在莫斯科期間給他以深刻印象的概念。但葛蘭西逐漸將它轉變成一個比在俄國的辯論背景中更為核心的概念。他所引進的關鍵修改，產生了第一個系統性的霸權理論。這一修改是將它從工人階級的策略，擴展到對任何社會階級的穩定統治模式的描述——首先，也是最顯著的，是有產階級，即地主和工業家，而他們正是霸權這個概念在俄國所反對的對象。葛蘭西在他的《獄中筆記》之中，給了意大利復興運動中加富爾的皮埃蒙特溫和黨很大篇幅，作為這一類霸權的歷史范例——你也許記得，加富爾正是梁啟超的英雄之一。葛蘭西指出，這個在商業地主和制造業者之間的聯盟在19世紀主導和控制了意大利的統一進程，邊緣化了更為激進的馬志尼的行動黨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追隨者，并且有力地鎮壓了真正大眾——農民或工人——形式的政治表達。

　　在作出這個社會學上的擴展的同時，葛蘭西不可避免地改變了這個俄國術語的意義。很明顯，加富爾和他的繼承者們在意大利所建立的資本主義統治，涉及到暴力——有很多暴力——包括許多由軍人和警察實施的屠殺，但這一統治也涉及到合意。葛蘭西作品的霸權總是指稱強力以及合意二者的結合。但在同時，和這個概念的俄國起源保持一致的是，葛蘭西的著重點落在霸權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他將霸權看作一個不僅僅建立在強力基礎上，而且也建立在文化優勢 (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權力體系。換而言之，在這個意大利的傳統中，霸權被理解為這樣一種類型的統治：它所配備的不僅是軍事暴力的決定性權力，而且首先是獲得被支配者對他們所受支配的道德同意的能力。葛蘭西指出，這樣的意識形態支配，必須提出一系列對世界的描述，必須提出統領這些描述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大部分將被受支配者內化。和俄國不同的是，在西方，這種霸權仍然緊緊地掌握在剝削者手里，被剝削者必須以剝奪他們的霸權為目標，但是——正如葛蘭西在監獄中多么清楚地看到的那樣——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被剝削者并沒有這么做。

　　葛蘭西的健康被法西斯監獄摧毀，他于1937年4月死于意大利，幾個月之后，一個成熟的霸權理論在德國完成。《霸權：論居于領導地位國家之書》(Die Hegemonie. Buch der führenden Staaten)于1938年年底希特勒吞并蘇臺德地區之后在德國出版。這是一個著名的德國法學家海因里希·特里佩爾的著作。原初的列寧主義霸權概念側重于特定國家內部各階級之間的關系。葛蘭西在繼承和轉化這個概念的時候，保留了這個側重點。他的論述霸權的筆記大多考慮國家內部的階級間關系，然而他也偶爾——雖然是不成系統地——將這一術語用于國家間的關系，當然并沒有對這一獨特的權力層面進行完整的理論化。而海因里希·特里佩爾，一個因截然區分國內法學和國際法學這樣一種二元的法學理論而聞名的法學家，正是把重點放在這一點上，將霸權作為國際關系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現象來處理。他的長達600頁的著作追溯了霸權的歷史，從古希臘開始——霸權的概念在那個時候被創造出來指稱城邦聯盟中居于領導地位的城邦，經過中世紀，最后是西班牙、法國和英格蘭作為先后相繼的歐洲霸權力量的興衰。

　　在發展他的理論的時候，特里佩爾對葛蘭西的筆記一無所知，葛蘭西的筆記直到1947年才得見天日。特里佩爾對葛蘭西筆記背后的俄國傳統也一無所知。然而，他復制了這位意大利思想家許多的知識框架，相似程度堪稱驚人。特里佩爾解釋道，最初激發他對霸權反思的，是普魯士在德國統一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加富爾在意大利統一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葛蘭西的霸權范例一樣。像葛蘭西一樣，特里佩爾通過跟支配(Herrschaft)的概念比較，來建構他的霸權概念：一個是通過強力(force)的權力，另一個是通過合意(consent)的權力。再一次，和葛蘭西非常相似的，他強調了任何霸權所涉及到的文化領導權，以及它引發受霸權統治者的模仿現象的方式。特里佩爾甚至將這個概念擴展到國家內群體或個人對于群體的關系，從而招致了卡爾·施米特的批評。如果不是因為這一點的話，施米特會非常佩服他的著作的，因為施米特將霸權概念僅僅用于國際關系。但是在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特里佩爾和葛蘭西有尖銳的分歧，對特里佩爾來說，霸權是一種權力，它處于支配(domination)和影響(influence)之間，霸權比影響更強，但是比支配更弱。而對葛蘭西來說，霸權相對于支配來說，是一種更強的和更穩定的權力形式。

　　這個差異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個結構性的理由，反映出兩位思想家各自的原初關注點的差異。葛蘭西關注的是國家內的階級關系，特里佩爾關注的是國際關系。在這個由特里佩爾和施米特所共享，并且傳遞給二戰以后德國領軍法學家們的傳統之中，非常明顯的是，從歷史角度來看，在國際關系中，強力總是壓倒合意。實際上，特里佩爾觀察到，在國際領域，霸權和支配之間的邊界從根本上是變動不居的。對于任何霸權來說，總是存在向支配轉變的誘惑或者傾向，將支配作為權力的最高形式。然而，甚至這一點，通常也有其限度，因為在國內和國際霸權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國內霸權是一個階級或者社會集團相對于其他的社會階級或者集團的統治體系，但是在早期現代歐洲發展出來的國際體系中，沒有一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統治另一個國家。基于領土的主權概念排除了這一點。

　　當然，強制作為一種威脅無處不在，用霍布斯的話說，和平只不過是戰爭的暫時中止。但是，這一點沒有，也并不能被制度化，成為類似國家在其國內空間中的壓迫性體系那樣的東西。同時，在這樣一個體系中，合意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弱得多的因素，它只是對于利益或者影響力的追求。因而在國際關系領域，霸權作為強制和合意必要的結合，總是很難獲得。和國內領域相比，在國際領域，霸權即便在獲得之后，也更為松散、更具有隱喻意義。在俄國和意大利傳統中，霸權從本質上說就是國內霸權，而且首先是基于合意的。在德國傳統中，它從根本上是國際的，而且是基于強制的。

　　中國的王霸之道

　　以上是歐洲的三個關鍵的思想傳統。但是，當然，有一個亞洲的傳統，比歐洲傳統中的任何一個都更為古老，同時也更為現代。在中國，1963年～1964年之間的著名的“九評”標志著中共和蘇共之間的決裂。“九評”中的每一封信都是面向全球聽眾的論證有力的政治干預。隨著中蘇裂痕在接下來的一些年中進一步加深，官方文件越來越多地將蘇聯稱為霸權，甚至是比美國更為危險的霸權。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拋棄蘇聯采取的道路。1969年，毛澤東在中國北方向他的人民警告戰爭的危險，告誡他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他所用的術語是新造的——霸權，但這一術語乃是基于一個非常古老的概念。戰國時代的中國古典思想很早以前就已經產生“霸道”的概念，作為“王道”的對立面。但是在這個毛澤東對之保持忠誠的傳統中，這一術語的意涵被逆轉了。對孟子來說，霸道恰恰不是通過合意的統治，而是通過暴力的統治，和通過仁義的統治有天壤之別。而后者是要獲取合意。

　　在《孟子》一書中，二者之間的對比是簡單和說教性質的。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

　　我在這里用overlord來表達的意思，中文術語是“霸”，在英文中，早在1920年代就被翻譯成hegemon，接近這個詞的希臘用法，即附庸盟友的領導者，因為“霸”在漢語中最早指稱的是一個脫離了周天子權威的封建等級的頭目。或者，正如孟子憤憤不平地說的那樣：“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荀子提供了一個更為復雜的類型學分析。他提供的是對于統治者的三分法：“王”、“霸”和“強”。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荀子·王制第九》)

　　在這個類型學中，“霸”只不過是強制的一種形式。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存亡繼絕，衛弱禁暴……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荀子·王制第九》)

　　“王”、“霸”區分到底在什么地方?雖然荀子比孔子和孟子看起來像更為嚴肅的政治思想家，但不免重新落入標準的儒家忠誠的窠臼。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荀子·王制第九》)

　　他怎樣才能夠創造這樣一個奇跡呢?“修禮者王”， 而“霸”只是“為政者強”，比“強”好不到哪里去，而“強”的赤裸裸的暴力則會自我毀滅。

　　荀子的三分法可以被理解為對特里佩爾的一個反轉，德國思想家將權力的形式劃分為支配、霸權和影響三種——強制的支配是最高的形式，霸權是中間的形式，而影響是最低的形式。古代中國思想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來排序，王者的“修禮”是最高的形式，霸道是中間的形式，暴力是最低的形式。兩種分類法之間的差異和他們的核心關切密切相關。雖然荀子是在戰國晚期寫作，但像那個時代所有的思想家那樣，他總是首先考慮給定的國家內部的權力實施，而特里佩爾考慮的是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在那個方面，荀子和后來的俄國、意大利傳統更為接近，雖然對他來說，權力的實施者是統治者，而不是階級。當然，他的建構的弱點，在于他從他的儒家前輩那里繼承來的王者的理想形象。盡管從視野上來說，他通常更為現實一點，他仍然無法和他的前輩決裂。

　　要等到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出場，這些迷信才得以驅散。韓非子以激進的方式重新表述了權力的概念領域。他忽略了荀子在王道、霸道和強道之間的三分法。而提出“主道”，這種統治理論，綜合了暴力和意識形態、強制和合意，成為一個單一的環環相扣的體系。在三分法的位置上，法家為他提供了一種綜合，用以控制大眾：正是法律的物質權威——強制和灌輸，而不是禮的魔術般的效果，才獲得臣民的服從。而道家給他提供了一種綜合，用來控制國家機器內部的官員，而這和儒家浮華的禮治方式截然相反。

　　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韓非子·顯學》)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君;虛靜無事，以暗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韓非子·主道》)

　　和荀子一樣，韓非子最重要的關注在于一個國家內部的權力機制，雖然他在表述上更為清晰和直接：

　　治強不可責于外， 內政之有也。(《韓非子·五蠹》)

　　中國古典思想因而發展出了豐富的關于強制、合意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這樣的問題意識的思考，把它們理解成為不同的權力機制，而在西方一直沒有出現任何可比的東西，直到在許多世紀之后，這個概念空間被俄國和意大利的霸權觀念所占據。當代的霸權術語在20世紀重新出現，但它只能以一種非常奇怪的邏輯，通過改變自身的范圍來與古代的用法相連接。因為在這個由毛澤東創建的傳統中，霸權指向的并不是國家內的權力關系，正如中國古典思想所關心的那樣，而是指向國家間的關系，這一轉變是合乎邏輯的。因為正如德國傳統所理解的那樣，國際關系正是合意要比強制更為脆弱的領域，霸道常常壓倒王道。漫長的中國傳統因而是唯一的一個傳統，同時包括了國內和國際的霸權領域，盡管中間隔著千年的距離。

　　邁向“霸權之后”的現實可能

　　現在，讓我轉向發展了這些不同的反思霸權的傳統的最出色的當代思想家們。有兩位最為引人矚目。在意大利，葛蘭西的遺產在阿瑞吉那里得到繼承和豐富。在1960和1970年代，阿瑞吉在意大利領導了一個以葛蘭西命名的革命群體，他在工人和學生運動中是活躍的斗士。在阿瑞吉的作品中，這筆側重于國家內關系的意大利的遺產，第一次和思考國際關系的德國傳統聯姻，形成了一個將這些領域關聯在一起的歷史理論。對阿瑞吉來說，正如對葛蘭西來說一樣，霸權結合了強力和合意，但合意是占首位的。在國際上，這種合意通過更為優越的組織和消費模式來獲得，而這些模式不僅贏得對于霸主的理想和價值的順從，同時也在其他國家中產生了對于這些模式的普遍模仿。作為回報，這樣的霸權給所有國家中的統治群體帶來利益，為國際秩序設定可預測的規則，防備共同的威脅。在這種意義上的霸權和“剝削性的支配”并不同，在后者，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通過暴力的實施來從其他國家那里獲取順從或者貢賦，而并不給予他們利益作為補償。

　　阿瑞吉認為，支配應當被設想為首先依賴于強力，而霸權則是“附加到支配性群體之上的額外權力，它的獲取，有賴于一種能力——它安排各種問題，使得沖突在一個‘普遍的’層面上得以展開。”這在國際關系中意味著什么?在這里，霸權是世界領導權，授予任何“能夠令人信服地宣稱自己是一種原動力，促進統治者相對于被統治者的集體權力的全面擴張”或者“能夠令人信服地宣稱，其針對于某些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國家的權力擴張，符合所有國家中的被統治者的共同利益”的國家。對阿瑞吉來說，這一結果的實現，通常并不僅僅通過某種管理，而是通過對先前的國家體系的轉化。這樣一個轉化涉及到什么?從結構上說，它帶來的是對于資本主義和領土擴張主義的新的結合，企業層面的資本積累，國家層面的領土擴張，彼此獨立但形成相互嵌入的動力機制。

　　這正是產生出阿瑞吉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所追溯的前后相繼的世界─歷史霸權的框架。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熱那亞這樣的原型霸權之后，他的敘事轉向了三個強大的近代霸權：第一是17世紀的荷蘭共和國;然后是19世紀的英國，最后是20世紀的美國。這個序列的驅動力是什么?從根本上說，在于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周期。最先進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里，資本主義擴張最初是物質性的，即對商品生產的投資和對市場的征服。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競爭降低了利潤，以至沒有任何一個資本集團能夠控制競爭對手，發展出降低最終價格的技術或者產品的空間。在那個時候，霸主的積累轉向了金融擴張，競爭的國家在領土擴張的沖動下就流動資本進行競爭。隨著對抗，往往是軍事沖突的升級，霸權崩潰，產生一段時間的體系性混亂。從這一混亂中，新的霸權力量最終產生，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開始了物質擴張的周期，新的霸權力量有能力服務于所有其他國家的利益以及他們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這個序列中，每個繼起的霸權都更為全面，比上一個具有更廣泛和更強有力的基礎。

　　我們今天處在歷史的什么位置呢?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堅定和清晰地認為，在美國領導之下的戰后資本主義物質擴張在1960年代就逐漸消逝。自從1970年代初的危機以來，興起的是金融擴張的周期，美國用它來保持其過時的世界權力。阿瑞吉同樣很早就預測，這一輪金融擴張是不可持續的，在其內爆之后，美國霸權會走向終結性的危機。這個預測的第一部分現在正在我們眼前展開。第二部分呢?在他的1994年發表的《漫長的二十世紀》之中，阿瑞吉觀察到，美國霸權的黃昏具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維度，那就是，和荷蘭或英國霸權的衰落很不同的是，軍事權力和金融權力之間的分野已經開始，美國的軍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壓倒性的全球優勢，雖然它逐漸下降到一個負債國家的地位，而世界的錢柜轉移到了東亞。以前沒有發生過像這樣的事情。再一次，隨著一個霸主的凋零，體系性的混亂近在眼前。

　　從這一場混亂之中將會產生出什么?在1990年代中期，阿瑞吉認為有三種可能性：或許是另一場有可能摧毀整個星球的世界大戰;或許是歐洲和美國加在一起的西方所管理的世界帝國的痙攣性回歸;最后，也是更大的可能，是出現一個更為平等的世界市場社會，在其中，霸權業已消失，因為在國家之內的階級差別不再嚴重，國家間的關系基于相互尊敬和平等，換而言之，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中心是在東亞。在2009年逝世之前，阿瑞吉更為自信了。戰爭的危險減退了，一個新的泛西方世界帝國的可能性也變得遙遠。他的最后一本書《亞當·斯密在北京》，剛剛在中國露面，其中心論題是：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于一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諾，已經決定性地改變了全球前景。看起來，好像全人類將要把霸權作為不平等的權力的結構甩在身后。阿瑞吉的臨時性結論，以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徑達到了和基歐漢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所作出的并無不同的判斷。我們現在能夠期望邁向一個“霸權之后”的時代，但并不是基歐漢理解的資本家間合作的和諧世界，而是一個資本主義最終被超越的世界。

　　那么，對阿瑞吉來說，美國的霸權已經奄奄一息，被不斷上升的外債、軍事冒險主義和中國崛起所削弱。阿瑞吉過去是對的嗎?現在是對的嗎?所有的這些發展都有一些模棱兩可之處。美國的債務規模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于沒有債權人敢于催逼，因為害怕美國崩潰給自己帶來的結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對于美國來說，二者都算不上很大的經濟壓力。而在華盛頓的這個被認為是開明的、多邊主義的新政權，就像那個被認為是愚昧和單邊主義的舊政權那樣，相信它最終會勝利。確定無疑的是，從這些華盛頓輕易挨過去的事件中，看不到有和越戰可相提并論的失敗。而就中國來說，它自身的發展和穩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消費者和美國國債，至少在近期之內，不會輕易打挑戰美國權力的主意。那么，阿瑞吉的猜測的另一面，即一個遵照斯密的方針實現的、以東亞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場社會的長期愿景，又會如何呢?不管這個前景是多么誘人，必須質疑它的現實性。僅僅談論一個市場，而不具體分析鑲嵌其中的財產關系，只是一種抽象。斯密是在另一個歷史時期進行寫作，這個時期早于工業革命和現代公司的出現，更不用說后現代的金融資產的證券化了。他對于今天來說，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啟示。

　　生產和消費的相互嵌入是資本全球霸權的關鍵

　　阿瑞吉的亞洲對應者提供了一個對于時代的不同解讀 。對于汪暉來說，“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當下時代的標志。“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味著什么呢?從根本上說是取消任何大眾的能動性，取消任何為尋求超越現狀的替代方案而斗爭的能力，而現狀只不過是模擬了代表形式，卻掏空了對立和沖突。這樣的政治是去政治化的，但它并不是去意識形態化。相反，它徹頭徹尾是意識形態化的。只要考慮汪暉分析的霸權的三個領域中的第一個層面，即國家層面。就足夠了。

　　我們以過去30年橫掃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的兩大母國，撒切爾時代的英國和里根時代的美國為例。正是撒切爾提出了最為著名的新自由主義口號，準確地抓住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本質：別無出路。別無出路，是針對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場來說的，是針對資本的統治來說的。但這是撒切爾和里根政府的唯一意識形態裝備嗎?根本不是。它本身非常干枯，非常粗魯，對于那個時代的現實過于直言不諱。因而它總是需要一種補充，為它提供掩飾和緩沖。在英國，補充物是民族主義和“家庭價值”——正如撒切爾所說的那樣。在美國，補充物曾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民族主義和宗教。這種意識形態的二元性是國家層面的霸權的典型公式。從歷史上來說，中國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這樣的結合。人們只要想想許多世紀以來——正如何炳棣所說——中國的國家權力從表面上看是儒家的，但從功能上來看是法家的，用一個著名的公式來表達，就是“儒表法里”——更不要說它可能的現代的應用了。

　　那么，國際層面的霸權又如何呢?在這里，中國思想再一次為歐洲傳統提供了一個修正。對于那個為德國所主導的思想路線來說，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就其定義來說，就是單數的——每個時代只能有一個霸權。阿瑞吉繼承了這個前提。在他的敘事中，首先是荷蘭，然后是英國，最后是美國霸權，每個都是排他性的。然而，從歷史來看，正如美國保守派大歷史學家保羅·施羅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樣，在19世紀，當拿破侖最終被擊敗并流放之后，英國并不是單獨對歐洲大陸實施霸權。它和那個時代另一個強大的反革命力量，即沙皇俄國，分享了霸權。但在施羅德之前，毛澤東把握了這種國際結構的可能性。當他在1960年代談到霸權的時候，他的首要對象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蘇聯。但他也沒有忘記另一個強權，即約翰遜和尼克松領導的美國。世界上有兩個霸權，而不是一個。阿瑞吉的理論從來沒有思考雙頭霸權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正是另一個可能性引起了更多注意，那就是某個單一霸權，通過同樣的歷史序列，取代美國的位置。那個霸權就是中國。當下西方的一本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正如其標題所表明的那樣，根據前面的想法，這個時間點正在到來。本書作者并不是中國的敵人，也不是出于對于這一前景的恐懼而寫作，而是一個熱心的仰慕者，他歡迎這一前景的到來。而更現實的恐怕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其他中國的朋友。有許多人期望G2，美國和中國，成為這個星球必要的管理者。在蘇聯崩潰，世界由單一霸權統治20年之后，世界也許會再次返回雙頭霸權。如果看到這樣一個他所譴責的結構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出現，毛澤東會感到滿意呢?還是不安?

　　最后，在汪暉所描繪的去政治化的世界中的第三個霸權組成部分，超國家或者全球的部分，即不是在國家或者國際的層面運作，而是超越所有文化和社會的邊界的部分，又是如何呢?汪暉正是因為深邃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超越了所有以前的關于霸權的理論。這個超國家的霸權組成部分的實質是什么呢?讓我以摘錄他的語句結束，并且附加一點文字。

　　“霸權并不僅僅與國家或國際關系有關，而且也與超國家的和跨國的資本主義密切相關。霸權還必須在國際市場領域中加以界定……市場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更為直接的表達者是媒體、廣告、超級市場和各種各樣的商業機制——這些機制不僅是商業的，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它的最為有力之處在于訴諸感官和“常識”，即訴諸所謂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將人轉化為消費者，并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地服從其邏輯。”

　　在這里，汪暉正確地指出消費主義是資本全球霸權的關鍵。但是在這個層面，今天的霸權結構仍然是雙重的。消費──是的，那正是日常生活中一個被意識形態俘獲的領域。但是我們千萬不能忘記，資本主義是一個基于生產的體系。正是在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的枯燥無味的壓迫”之中，資本主義的霸權才日復一日地在工作和休閑中被重新生產出來。而這種異化勞動的壓迫無情地迫使人們適應既有的社會關系，抑制他們想象任何其他和更好的世界秩序的能量和能力。在生產和消費相互嵌入的世界里，生產和消費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補充，正是這個雙重的存在結構，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超國家霸權結構。

　　讓我以一個例子來象征性地闡明霸權在今天的意義。我要談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事情。這個獎包括一百萬美元的現金和無數其他的公眾宣傳，它完全屬于超國家的名人文化和商業消費。在國家層面，這個獎項在這位現任領導人聲譽開始衰落時，對其形象進行打磨拋光。在國際層面，它提醒世界，美國仍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過，是以“儒表法里”的形式來操作的。一位領導侵占伊拉克的軍隊，使阿富汗的暴力升級，在巴基斯坦大打出手的總統因為其為人類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西方最高的榮譽——真是具有21世紀特色的仁義。偉大的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在評論以前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如基辛格——的時候說，最好用它真正的名字，諾貝爾戰爭獎，來稱呼這個獎。從古典時代來看，這也是令人熟悉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曾經用來描寫他所屬的征服世界的城市的霸權的言辭，正可以用來描繪伊拉克和阿富汗被蹂躪的村莊和土地： Auferre, trucidare, rapere, falsis nominibus imperium; atque,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蹂躪，屠殺，篡奪，他們謊稱為帝國;他們制造出沙漠，然后稱之為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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