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讀書》又改組了,“汪黨余孽”被進一步清洗了。這倒沒有什么可遺憾的。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當代中國,具有“公共性”(而非利益集團“黨派性”)抱負的報刊如何才能在官僚和資本的重壓下幸存下來。
2月25日,三聯書店發布人事調整公告,稱因原執行主編賈寶蘭調離,任命三聯書店總編輯助理鄭勇接任《讀書》雜志執行主編,前副主編李學軍改任文化出版分社社長。而據坊間傳言,除李學軍之外的若干汪暉時代的編輯也都將離職,成為一次徹底的“大洗牌”。
繼任者鄭勇何許人也?公開資料顯示,他是北京大學文學碩士,1996年進入三聯書店,策劃過“三聯精選”、“三聯講壇”、“Home書系”、“閑趣坊書系”、“學苑話題”、“曹聚仁作品系列”等百余種圖書。一個人被他所做的事所塑造,從這些書的基本內容來看,可以斷定《讀書》以后會更趨于文人趣味,淡出所謂的“左右”政經論爭。想來這是三聯領導想要的結果——這本“不安分”的雜志,至此可以說被完全“馴服”,可以讓領導們放心了。
筆者早已多年不看《讀書》。自從2007年后賈寶蘭主政之后,《讀書》在思想界的影響力早已日趨式微。衡量一本刊物的思想影響力,可以采取一個非常樸素的標準,即它到底引發了多少嚴肅的思想爭論,如果它發的文章沒人關注和討論,那就根本談不上影響力。以這個標準來衡量,80年代當然是《讀書》的黃金時期,汪暉時期的《讀書》也常常成為知識界的爭論焦點,如其對于“三農”問題的討論,對于世界格局變化的分析,常常發揮設置知識議程的作用。而后汪暉時代的《讀書》在知識界討論議程的設置上幾乎是無所作為。
要理解這種“無所作為”,只要看一看知識界所關心的大問題,有多少在《讀書》上反映出來。2008年后的世界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大震蕩和政經格局重組,有木有?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有木有?中日韓三國矛盾與東亞區域整合的困境,有木有?國內關于唱什么打什么的討論,有木有?“三農”問題的現狀和新挑戰,有木有?中國中產階級在惡性土地食利資本主義之下的生存狀況,有木有?
一本雜志的風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主事人員決定的。汪暉時代的《讀書》能夠設置討論議程,就跟汪暉本人對當今世界秩序問題的敏銳把握有很大關系。而其繼任者賈寶蘭在這方面就差了很多。在其當政期間,賈寶蘭引起公眾注意的并不是其思想活動,而是其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動物保護提案。在歸真堂“活取熊膽”輿論事件中,賈寶蘭的確是風光了一把。但是坦白說,所謂“動物保護”(實質是“寵物保護”),從根本上是一個城市精英階層議題。那些衣食無憂的精英人士在蓄養寵物的過程中對寵物產生了感情,將其推而廣之,才產生所謂“動物保護”的議題。所以才有了高速公路上攔卡車“救狗”,肆意侵犯他人財產權這樣的事情。而當貧窮的卡車司機因丟失所運的狗而被雇主勒令賠償十幾萬元時,那些寵物保護人士根本就無動于衷。《論語》里紀錄馬廄失火,孔子只問人,不問馬。而今天的寵物保護人士們對寵物的愛早已超過了對窮人的感情。這種寵物保護的情感本身應當被“問題化“,作為中國當下階層分化的一個例證而提出來討論。而賈寶蘭卻浸淫其中而缺乏反思,恰恰證明其思想缺乏深度。一個這樣的城市中產階級趣味十足的主編,是很難敏銳補充新問題并加以問題化的。或許正因主政《讀書》缺乏思路,賈寶蘭未能培養出自己的擁躉,在其為自己的政協委員地位被奪而在網上鳴冤叫屈時,無論左右派都是一片嘲諷之聲。
當然,三聯領導當年搞掉汪暉,讓賈寶蘭來主持《讀書》工作,本來就是不希望《讀書》棱角過于鮮明。從這個方面來說,賈寶蘭還是比較好地實現了領導的意圖。在她主持下,《讀書》變得四平八穩,知識界左、右派的文章都有一點,但相互之間不爭論,主流是體制內廣泛接受的一種所謂“改革派”腔調,而思想上比較接近汪暉的其他幾位編輯也都很難設置議程。實際上,不是三聯沒有能力通過《讀書》在知識界設置討論議程,是三聯自己放棄了設置議程。理由很簡單:過于尖銳的討論會惹政治上的麻煩,同時也未必會增加企業的利潤。至于一些知識界人士從意識形態角度出發批判汪暉以及汪暉主持的《讀書》的聲音,不過是被借用來造勢罷了。
至此,我想起2007年汪暉離職時某些人群彈冠相慶的景象,仿佛汪暉一走,“認賊作父”的《讀書》就會“撥亂反正”,回到80年代的那個虛幻的“共識”里。他們肯定也不希望《讀書》搞成風花雪月的文人趣味,而是成為自由的旗手、民主的先鋒。但他們忘了,無論是汪暉,還是他們,都深深鑲嵌在當代中國“去政治化的政治”之中。官員與老板們對于太尖銳的“左”與“右”其實都不放心,《讀書》只有奔著風花雪月文人趣味去了,才能真正做到人畜無害。
《讀書》又改組了,“汪黨余孽”被進一步清洗了。這倒沒有什么可遺憾的。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當代中國,具有“公共性”(而非利益集團“黨派性”)抱負的報刊如何才能在官僚和資本的重壓下幸存下來。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