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能夠接受知識就是權力，或者知識與權力相互滲透、知識是權力的不可分割的構成要素這樣的觀點，那么對知識的思考必然將包括知識的公共性問題。道理很簡單，權力意味著人與人的支配關系，任何形式的權力都應該具備公共性，否則便構成腐敗。

　　權力的形式可以粗略地分為三種：通過對國家機器的控制而形成的政治性權力、通過對私人資本的控制而形成的經濟性權力、通過對知識的掌握而形成的文化性權力。可以說，人類社會正處于這樣一個階段，對權力的公共性的要求仍只限于政治性權力，只有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力濫用被認為是腐敗，應該得到制裁。而經濟性權力和文化性權力則可以合理合法地被用于私人目的，且可以世襲，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無非是被歸入“階層再生產”的范疇而已。

　　這里我們只討論知識的公共性，并簡略地從兩個方面看一下這個問題。

　　與公共性原則最明顯地背道而馳的無疑是知識產權了。歷史的真實發展歷程表明，知識的生產被納入專業化社會分工的軌道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服務于資本積累的需要。比如，工業化初期的很多偉大發明都源自于普通勞動者，后來才出現專門從事技術創新的工程師這個行業，而知識產權理論以及國家機器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這個進程的邏輯結果。

　　知識產權理論自然是一套自足的體系，比如它認為只有保護知識產權，企業才有動力投入研發資金，促進技術進步。這當然是有說服力的，但是不能掩蓋其深層次的本質，即，資本通過投資于新知識新技術的生產及對成果的排他性使用，達到積累經濟性權力的效果。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經濟性權力對政治性權力的影響力是直接的。

　　另外，知識產權也是國家間相互競爭的武器。19世紀的美國就因為不尊重知識產權而被英國追著罵，但美國硬是拖了半個世紀才接受這套規則，如今呢，美國成了知識產權最積極的衛道士。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知識產權理論是服務于特定的權力等級的，維護的是制度性的剝削。當然，這一批評不限于知識產權理論，它只是一個典型代表而已。這是第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被認為是全人類共同財富的那部分知識也正在逐步喪失公共性，表現為版權構筑的壁壘。一般認為，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降低了獲取信息的門檻，但這僅是指便捷程度，相應地，絕大多數在圖書館里免費的內容在網上卻是要付費才能獲得的。受這一壁壘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窮人，它增加了窮人學習的成本，“窮人恒窮”的定律由此得到了強化。

　　正在有越來越多的人投身于爭取“信息共產主義”的運動，當然他們也遭遇了圍堵和打擊。今年1月11日，26歲的美國技術天才阿倫·施瓦茨自殺身亡，他在2010年9月利用麻省理工的網絡資源下載了480萬篇JSTOR(存儲學術期刊文章的非盈利機構)文獻，并計劃將其在網上共享，給“被捆綁的知識”松綁。

　　他侵犯了“版權”，于是被逮捕，即便JSTOR放棄了起訴，他還是被檢察官提出13項指控，面臨35年的刑期。他的自殺可能是對在知識上建筑越來越高的壁壘的抗議，在這個意義上，阿倫是一個殉道者。但他的死注定不會引起“主流”的關注，他是屬于未來的英雄。

　　讓我們期待將阿倫奉為“圣徒”的時代的到來，那必將是一個更開放、更平等、更美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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