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后20年來，民主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憑借對民主話語的壟斷，西方戰略家將其包裝成全人類的所謂“普世價值”和全球性政治標準。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論家提煉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諦，演變為一種政治宗教，成為西方對外輸出的政治圣經、基本軟件和影響他國的“利器”，成為打造西方霸權的“開路先鋒”。

　　其一，民主被泛國際化。在西方戰略家眼里，民主已經是一種全球化現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一樣，成為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價值、觀念、標準、制度、原則，甚至做法。近些年來，國際上的“民主陣營”甚為囂張，極盡政治滲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這不僅導致了國際關系緊張和國際政治動蕩，也延緩了一些地區政治發展的進程，敗壞了民主的聲譽，導致了以下伴生性政治“后遺癥”：民主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變、民主結果異化、民主機體潰瘍、民主泛化與民主赤字并存、不少國家政治風險上升和政局動蕩頻繁。與此同時，依附性民主、復仇政治、寡頭式民主、財閥的自由等一些民主異質現象也開始出現。

　　其二，民主被神圣化、宗教化。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現為宗教化、教條化。譬如，宣揚民主拜物教，將民主形式神圣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論教條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一些西方政客眼里，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旦籠罩上“民主、自由”的光環，便可以隨意指責對手是野蠻的、專制的、獨裁的。對于民主的宗教化色彩及背后的戰略考慮，西方政治學者常常開門見山，毫不掩飾。比如，亨廷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就寫道，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扎根于西方社會;民主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對外政策制定者所利用。

　　其三，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典型的西方政治邏輯就是：我即民主，誰不與我站在一起，誰就是民主的敵人。冷戰后，一些國家繼續以民主劃線，將世界分割成敵我對立陣營。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嚴肅的民主話題變成了“政治快餐”，不僅惡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發政治沖突，誤導了一些國家對政治發展的探索，拖累了整個世界的政治發展進程。有人誤認為實行民主就是政治放松、絕對自由、黨派競爭，民主化就意味著要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改組、政黨斗爭、投票選舉、全民公投等等。實際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養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妥協、協商。

　　其四，民主被標簽化、碎片化。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往往將民主制度與西方的政治制度簡單等同，將民主化視為西化;一些國家急欲給自己貼上“民主化”的標簽，以求在國際關系中能夠與“冷戰”后的西方大國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國家也習慣以自己的民主框架來衡量和談論別國的政治制度或政治進程，把持民主的定義和標準，隨意給他國打上“民主”或“獨裁”的標簽。西方篤信民主的普適性和通用性，忽視民主的多樣性、現實性和發展的階段性。殊不知，民主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民主的發展程度與其所處的歷史階段密切相關。實際上，近年來包括原蘇聯、東歐地區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國家在內，人為移植西方民主模式很少給這些地區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其五，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這方面突出表現在將復雜龐大的政治體系簡化為民主化，并將民主化等同于選舉和多黨競爭，進而將復雜的政治民主進程簡單化為一套選舉程序。事實上，雖然選舉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現和形式，但它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實質。我們看到，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普選常常變成一場全社會范圍的“政治大賭博”，公民投票就像是在下“賭注”，為了贏得選舉，一些黨派和政治領袖往往不吝許諾，讓普通選民在政治制度、社會發展方向等問題上進行選擇。結果是，過分關注投票過程和結果，而忽視選舉之后的政治規制和監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權出現憲政危機或獨裁當道，從而陷入無休止的政治動蕩和社會泥潭。在這種情況下，倘使法制軟弱無力，買賣選票和政治腐敗現象就會極為猖獗，民主就變成選票的市場交易，議會所體現的不過是院外活動集團的利益。

　　其六，民主被絕對化、終極化。主要表現是宣揚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適性和歷史永恒性，認為在一國政治中，民主涵蓋了所有政治進程。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民主成為政治發展總體進程中唯一的和終極的追求，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和絕對的“民主”，可以不顧甚至拋棄穩定、效率、秩序等政治價值。典型的例子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在這些極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國家里就曾出現過所謂民主化浪潮。然而，這些國家的民主化潮流始終起起落落、來去匆匆，以至于短短數年時間里，這里的人民由“渴望民主”變為“厭倦民主”，轉而追求穩定和秩序。

　　今天，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由于對民主的不當追求，一些國家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認識誤區和思想迷局，從而引致各式各樣的政治亂象。與國外情形相近似，在國內，民主之于國內思想理論界既熟悉、又混亂，對民主的理解歧義頗多，在認識上存在著不少誤區和模糊之處。什么是民主?如何發展和實現民主?什么是正確的民主發展觀?世界各國政治發展與民主化的前景如何?西方某些國家強行推銷的“民主化”暗含哪些危險?提出哪些思想挑戰?這些都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分析、來回答。

　　(1)對于民主不應抽象地和孤立地去研究，而應注重分析和研究民主的歷史性和實踐性。局限于從概念或借助西方民主教科書來闡釋民主，在今天已無助于民主研究的深化。為避免紛爭，應當將研究的重點由民主的一般性、概念性或規范性研究轉到民主的實證性、國際性比較研究上來。應結合冷戰后國際政治領域中的一些鮮活例證，來分析一些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的成敗得失，以國際的視野和發展的眼光，探討民主化的理論邏輯、實踐順序和成長條件。面對民主問題上的迷思和爭論，要進一步樹立正確的民主觀，深刻認識到，民主是多樣的、具體的、現實的、歷史的。當前的歐美債務危機，是對“西式民主”缺陷的進一步暴露，也是對民主歷史性和實踐性的深刻印證。

　　(2)關注民主化進程的國際環境及國際經驗教訓，勇于超越西式民主理論，學會駕馭民主化進程。應當看到，當今世界的民主理論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而西方大國主流的民主理論和民主化策略又是主要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出來的。這也構成了西方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國際角度研究民主問題，首先要關注西方民主理論的演變，同時，要著力比較分析美國、歐洲這兩個主要“民主推手”的戰略意圖和策略差異，通過比較國際上多數國家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實踐，總結政治興衰的經驗和教訓，發現民主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進而超越西式民主理論，駕馭民主化進程。

　　(3)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長性和發展的包容性。冷戰后，民主的潮起潮落以及近幾年圍繞東西方發展模式優劣的辯論表明，民主進程是政治發展進程的組成部分，民主并不是唯一的、終極的，用民主概念并不能解釋一切。研究中東和拉美地區等第三世界的民主化歷程會發現，一個國家需要的政治發展方式、發展道路、發展價值和目標，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是不同的。不同的國家戰略和民族目標任務決定了這個國家這一時期的政治主題和政治方式。與政治發展一樣，民主有著特定的發展順序、速度和方式。民主有其成長的環境、條件、土壤、文化、成本與質量。民主進程要統一于政治發展的總目標，要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法治建設等進程相協調。

　　(4)關注中國發展的政治經驗，樹立正確的民主觀。國際歷史經驗表明，每個國家的民主都應符合自身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發展民主應當因地制宜，外部強加或全盤照搬往往得不償失，適得其反。我們應樹立正確的民主觀，深入剖析西方推廣民主背后的地緣戰略意圖，深入總結俄羅斯等國家在民主化問題上的教訓，努力擺脫西方在民主、人權領域的話語禁錮，努力提煉和歸納中國的政治經驗和理論價值，增強政治自信力和理論說服力;要針對國際上流行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權排行榜”，研究一套科學而全面的政治發展力評估模型，研發中國版的“世界政治發展力評估報告”;要堅持政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探索全面而科學的政治發展理論，促進政治民主、政治穩定、政治高效、政治廉潔，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越走越寬廣。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民主迷局與發展悖論——冷戰后國際‘民主化’的經驗與教訓”負責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9期，摘自2013年5月29日《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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