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刊于烏有月刊第30期，2006年12月20日。

　　編者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思想界出現的影響廣泛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新左派”三大社會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矛盾與沖突，鮮明表達了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在急劇變動的時代的感受與愿望。自由主義立足于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之上，扮演著哺育新階級的乳母和代言人的角色;民族主義則以挑戰全球化內在邏輯的姿態，對自由主義給予中國未來選擇發出強烈質疑;“新左派”承襲世界主流思潮的拷問現代性的批判性話語風格，將反思傳統社會主義與批評資本主義、西化潮流熔于一爐。每一種思潮都有它的歷史淵源與學術背景，彼此間呈現出既有重大分歧又有密切關聯的特質。本文通過歲三大思潮及其相互關系的評析，試圖展現當代中國思想界沉浮分化、進退起伏的圖景，幫助讀者深入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與變遷。

　　改革開放的26年，是中國社會思想界空前活躍的26年。1978年底，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四分之一的世紀里，中國發生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乃至政治體制都已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巨大的社會變遷自然也反映到中國人的精神領域，對中國人尤其是對年輕一代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猶如“萬花筒”，世界上所有的社會學說、思想流派幾乎都能在中國找到其蹤影。但改革開放以來，真正能在中國社會形成廣泛影響、構成社會思潮的思想意識卻并不很多，其中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新左派”最具影響，是值得人們關注的三大社會思潮。

　　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潮，是社會現實在思想文化領域里的反映，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精神表現。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等三大思潮突出而集中地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反映了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在一個急劇變動的社會中的感受、經驗以及他們的愿望。

　　關于社會思潮與社會生活的關聯可以從三重意義上加以把握。

　　思想生發于問題。社會中存在的各種重大問題和矛盾是社會思想的原動力，問題與矛盾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去尋求解決方案，并最終導致了社會思想意識形態的形成和發展。

　　立場決定觀念。任何一個社會的思想觀念從來都不是單一的，面對同樣的社會現實，思想反映卻一定是多種多樣的。多種思想觀念并存，反映了人們因立場和經驗不同而產生的相互區別對立的意志和愿望。

　　公眾篩選思潮。面對社會的問題與矛盾，人群中會產生許多想法與觀念，但最終能形成具有廣泛性、流行性，稱得上社會思潮的并不多。社會思潮是那些最能集中和鮮明地反映部分社會群體利益的思想觀念。社會思潮以社會實踐為宏大背景，廣泛反映群眾的社會心理，與人們的經驗相契合，與之共鳴，為之接受。

　　社會思潮總是在兩個層面上存在和發展，首先是社會心理形態，即群眾的社會意識中的共同心理傾向。這一層面的社會思潮只能通過社會調查統計加以了解把握，可稱之為統計意義的社會思潮;社會思潮的第二個層面是觀念形態的，主要通過具有一定觀察、思考與概括能力的并掌握一定話語權知識分子，將群眾意識進行概括和表達，他們是社會思潮的表述者。這一層面的社會思潮表現為形形色色的學說、理論，可稱之為文獻意義上的社會思潮。社會思潮中涌現出的思想家、理論家們的著述、學說，從一個側面反映所代表的思潮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推動著思潮，但任何思想家、理論家的思想言論都不能等同于思潮本身。社會思潮有著自身的內在邏輯和外部邊界。

　　流行于當代中國的三大社會思潮都源自社會，具有現實的基礎。同時，它們又反饋于社會實踐，反作用于社會現實，對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透視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認識中國社會的過去和現在;透視社會思潮，可以幫助人們預見中國社會的未來。

　　一、自由主義思潮：來自西方的“理想國”

　　自由主義思潮是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最早、流行最廣的社會思潮。所謂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從根本上來說，是試圖效法現代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中國社會，使中國融入所謂世界潮流的意識形態。

　　自由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初。1976年的秋天是中國的“多事之秋”，9月毛澤東主席去世，距他去世不到一個月“四人幫”被捕，中國的政治方向發生急劇轉變，毛澤東倡導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失敗。急劇的政治轉變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革，對中國社會乃至人民的心理帶來了巨大而深刻的沖擊，特別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造成了一次巨大心理挫折，迷惘是那一時期年輕一代的思想基調。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里，中國思想界隨之發生了一次影響巨大的“移情”現象，當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完美理想破滅之后，人們需要另一個完美理想填充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世界。當然，這個新的“理想國”就是“西方”。西方意識形態及文化附著在中國對外開放形成的經濟流、物質流之上洶涌進入華夏大地。

　　“啟蒙”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80年代發動的第一場思想運動。李澤厚[1]等80年代在中國相當知名的知識分子，提出中國自19世紀以來，民族危機引發的包括共產主義革命在內的“救亡”運動壓倒了用西方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建立新世界歷史觀念及公民意識的“啟蒙”運動。因此，當代中國社會需要補上“啟蒙”這一課。他們要求以西方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啟發中國民眾，特別呼喚知識階層的獨立意識、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他們特別熱衷于對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和肯定，熱衷于人道主義的張揚，并在80年代中期以后掀起了所謂“文化熱”，以引進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價值觀批判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的現實。1988年由中央電視臺反復播出的著名的電視政論片《河殤》，集中反映了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對中國以及世界的態度，其核心理念是：以黃色為象征的中國傳統的“大陸文明”已經死亡，中國的出路在于投入以藍色為象征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海洋文明”。

　　在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自由主義取得了主流地位，被普遍地賦予了真理性和正義感。上海師范大學蕭功秦教授曾經用“80年代的共識”，來形容80年代的自由主義在中國思想史上所獲得影響和地位。

　　1989年的政治風波被平息后，自由主義一度陷入低潮，曾經許多活躍一時的自由派精英人物紛紛流亡西方。但經過一段沉寂之后，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再度“浮出水面”。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于1998年12月25日，在發行量很大的報紙《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文章《1998，自由主義的言說》。該文提出，90年代自由主義以知識分子學術思想為形式再度出現，“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之一，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理立場浮出水面。”

　　“那么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后是一種現實要求。”朱學勤進而全面解釋了自由主義的“學理立場”，他說：“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后，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2]

　　朱學勤回顧了90年代自由主義回到中國公共話語的歷程。他說：“在中國的這一百年，自由主義得到言說的機會卻并不常見。1957年以后，這一學說基本沉默。進入八十年代，它重新發育，但一開始只能借用其它學說的理論符號。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在知識界明顯分化以后，它才逐漸浮出水面。1997年11月中旬《南方周末?閱讀版》第一次以整版篇幅發表學術文章，紀念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逝世，可能是這一言說從學術圈走向公眾的一次嘗試。3個月后，《顧準日記》于1998年2月正式出版。李慎之先生為此書作序，將顧準先生的思想追求明確表述為‘自由主義’：顧準實際上是一個上下求索、雖九死而無悔的理想主義者。……因此說他放棄的是專制主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毋寧更切合他思想實際。”“李慎之先生在這里是第一次破題，發出了1998年自由主義言說的第一聲。1998年5月，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在多聲部合唱中慶祝百年誕辰，劉軍寧編輯出版《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凸現了北大自由主義傳統。李慎之再次作序，以他那一代人的特有語言說：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

　　朱學勤教授是公認的持自由主義觀點的學者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對自由主義從隱蔽到公開歷程的回顧應具有一定的權威性。

　　如朱學勤所言，自由主義是一種具有廣泛社會經濟、政治訴求的思想理論。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1997至1998年間公開了他們的思想理論綱領，自由主義成為一種公開思潮，一種輿論。它的公開化的過程與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及政治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市場化進程大大加快，私有經濟迅速成長。自由派知識分子曾經將80年代“民主運動”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中國私有經濟發育的不成熟。而90年代市場化、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導致的中國社會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再次燃起了他們在中國推行自由化和新一輪“民主運動”的希望。

　　互聯網上廣為傳播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劉軍寧的一篇題為《私有財產權：憲政的命門》文章，概括地表達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將帶來的政治后果的期待。他的主要看法是：“財產權是民主的前提條件。……財產權與民主的相關性，根本一點在于，財產權改變了公民與國家的關系以及公民對這種關系的理解。……財產權開辟了屬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領域，在這一領域之內，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若要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修改舊憲法，通過新的憲法條款來確保私人財產安然無恙。”[3]

　　自由主義并非中國本土思想，而是以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特別是古典自由主義和當代新自由主義為理論來源。它和80年代所謂啟蒙思想或者說與曾被官方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同源同理，“90年代的自由主義對80年代文化熱中的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基本持肯定態度，并與之有一種繼承、發展關系”[4]。

　　9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主要表現是，政治上，主張恢復被“打斷”的自由主義傳統，提出走“以英美為師”的老路。經濟上，聲稱人間正道乃私有化。文化上，主張發揮大眾文化所具有的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培育發展西方式精神文化。

　　自由主義思潮在政治取向上基本否定了中國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秉承的政治信念和道義基礎。他們說毛澤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糟蹋了哲學，也糟蹋了社會”，“毛澤東的命題都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命題，而每一個命題的實踐展開和邏輯結果卻都是這樣可怕”[5]。他們批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思想地位，說“竭力反復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但抑制不住地要產生繁瑣、獨斷的印象”[6]，“馬克思主義和宗教沒有區別，其本質在于求善而不在于求真;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關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都帶有空想成分，激情多于真理”[7]。

　　關于中國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道路的主張，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始，中國大陸才從以俄為師之歧路旁出，回轉以英美為師的老路，回歸近代文明的主流。眾人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只是說明這一回轉在主觀認識上很不自覺，思想清理很不徹底，擠著推著摸著甚至是拉著走，才有20年里種種回潮、漩渦與悲劇，可謂一步三回頭。“從1919年到1978年，曲折起轉之間，‘轟動’60年，整整一個甲子，至少虛擲了三代人的血淚精華”[8]。

　　自由主義思潮的經濟學觀點，集中于倡導產權改革及在國有、集體經濟領域實行私有化。有論者認為“八九風波”后中國迎來了又一次“思想解放”，認為限制私有制是“戴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項神秘的無形緊箍咒”。這種“咒語必須由另一個法力更強的咒語來破除，在現代中國，法力最強的咒語莫過于：“私有制萬歲!”。“中國繞了一圈，驀然回首，出路是在私有制。我們對私有財產的所有制是應該看定的。”[9]自由派人士還直言不諱地稱道中國新生資本家階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把那些‘精明強干、穩重可靠、經營有方的人’召喚到社會主義市場上來，成為‘新的幸運騎士’”。他們更坦言：新的幸運騎士“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尋覓和召喚他們在思想上的代言人”。[10]“市場經濟方針的確立使經濟自由主義的旗幟鮮明地亮出來”。[11]

　　毋庸諱言，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正在形成中的新資本家階級有著天然的聯系，自由主義一方面自覺不自覺地為之代言，同時又在扮演著哺育新階級意識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階級又為自由主義提供著更加肥沃的社會土壤和資源，并在精神上鼓舞著自由主義的成長。

　　二、民族主義思潮：回應全球化挑戰

　　80年代的人們很難設想，在10年后曾具有“共識”中國思想界會出現劇烈分化，并最終呈現出多元化狀態。而首先挑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就是后來被稱為民族主義的新思潮。

　　民族主義思潮的崛起，民族主義思潮能夠在中國知識界乃至中國社會打破自由主義的“一統天下”并日益取代自由主義中國民間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時代原因，有著廣闊的國際背景。綜觀90年代以來中國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民族主義思潮的崛起大致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八九風波”的震撼是90年代中國社會思潮轉向的第一個原因。1989年的那場看似突如其來的政治沖突打亂了中國的政治節奏，也攪亂了人們的思想。無論今天的以及今后的人們怎樣站在各自的立場，根據各自的感受來認識和評價十多年前的那場政治風波，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深深地為那場政治風波所震撼。政治變局可以改變權力關系，而權力的變更未必能改變人的思想意識。但是，如果政治變動能夠真正震撼了人心，引發了人們內心的思考，這種變動就會對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八九風波”就屬于這樣深刻的政治變故。毋庸諱言，自由主義在80年代的言說，盡管十分復雜，有時還顯得相當晦澀，但自由主義的話語所具有的對中國現存政治秩序的顛覆性是顯而易見的。1989年政治沖突徹底展現了自由主義話語的現實政治涵義，在自由主義的“兌現效應”面前，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大眾變得慎重起來，開始了重新的思考。他們在認真的考慮中國是否真的需要一場轉向西方的社會革命，而那正是自由主義所極力推薦給中國的一種未來選擇。中國的思想潮流由此發生了改變。

　　90年代伊始，一篇來自海外署名聞迪的長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對80年代政治精英們的思想傾向提出了全面質疑。幾乎與此同時，一位國內的年輕學者何新發表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80年代的西化和民族虛無主義傾向。聞迪與何新，一外一內，率先在中國的思想界揭開了對80年代再反思的帷幕，并在90年代里逐步發展成了中國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識中的一種新的傾向。

　　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原因，是經歷了“八九風波”后中國在90年代的發展以及中國的國際環境的變化。而這背后正如中國新一代思想家們所揭示的，是迅猛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以及中國面對全球化境遇造就了民族主義新思潮的崛起。90年代興起的民族主義新思潮對自由主義的挑戰，首先指向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來源——西方集團以及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批判全球化，批判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是中國當代新民族主義思想的基礎。

　　全球化對中國的波及和影響，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產生最深刻的原因。盡管在外界看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在中國內部則切身感覺到了全球化的壓力和挑戰。有的中國學者指出，“與西方一樣，民族主義在中國也是現代的產物，確切地說，是現代性的產物。與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的民族主義是在西方民族的現代化過程中自發自然地產生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是在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和沖突中被動地產生的。”[12]

　　民族主義思潮中所顯示出的全球化的觀念是：全球化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專制的、反民主反自由的過程。全球化的經濟規律是“資本流遍世界，利潤流向西方”，全球化只是西方利益的普遍化而不是經濟福音的普遍化。因此，作為“外圍”國家的中國在不可避免地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自覺地有選擇地抵制全球化。在民族主義者眼里，全球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坦途而是一條的艱難曲折的道路。

　　對美國的態度是衡量當代中國人民族意識的一塊試金石。1995年5月至8月，《中國青年報》等單位進行的新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引起廣泛影響的針對中國青少年進行的政治觀、國際觀進行的調查《中國青年看世界》，第一次十分清楚地通過對西方、對美國的看法，把中國普通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意識反映、透露出出來。這次調查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中國青少年一代表現出了明顯的反美愛國情緒。調查顯示，87.1%的青年人認為美國是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同時超過5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最反感的國家是美國，美國高居最反感國家的榜首。[13]這樣的驚人數據，與人們對中國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觀念自80年代以來形成的印象大相徑庭，大大出乎包括調查主辦者在內的許多人的意料。美國方面十分關注這次調查，當時的美國總統，后來在國會作證要求改變對華政策時，將這組數據作為了他的重要論據。這次調查的意義在于，它使人們覺察到，中國政治風向在悄悄地發生變化，透過青年人國際觀、美國觀的變化，人們清楚地看到：90年代的青年已經改變了80年代的否定性傾向，轉而對中國現狀持有基本肯定的態度，對國家和社會出現了較高的認同，對中華傳統文化、風俗和中華民族的特性、歷史也持有基本的肯定態度;對中國的國際地位、國際形象的信心增強，對國際關系持有現實主義的認知。一句話，中國青年心中久違的民族意識在復蘇。

　　如果《中國青年看世界》反映的僅僅是普通青年人的政治心理層面的變化，那么在隨后的幾年中民族主義思潮迅速地向理論層面爬升。從1996年至1999年，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后》、《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等三本暢銷書的問世，被看作中國青年一代民族意識新覺醒的標志。《中國可以說不》是中國建國以來最為暢銷的政治評論性書籍，其出版和暢銷主要價值在于，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民族獨立意識復蘇的歷史性現象;《妖魔化中國的背后》的主要價值在于代表和反映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特別是長期受過美國教育的年輕知識分子對美國的不同于80年代的再認識，該書試圖通過美國對華態度揭示中美關系的真實，而這正好涉及了新民族意識中的核心問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首次從實現民族復興的視角探討了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關系，試圖對于青年一代中出現的新民族意識進行歸納整合。這三本書被境外輿論認為是反映當代中國青年一代民族意識代表性的著作，[14]并且引起了西方政界的注意和一些西方戰略家的重視。美國戰略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其新著《大抉擇——美國站在十字路口》中在有關亞洲和中國的論述中，特意提到《中國可以說不》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他指出：這兩本書反映出的基本看法是，“全球化是美國政治霸權和文化霸權的延伸”，并認為這兩本書所反映的思想，很可能成為一種很有吸引力的學說，進而成為一個促進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主義”取代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思想平臺。[15]這三本暢銷書的出現，也標志著民族主義議題大規模地進入了公共話語領域。

　　概括起來，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有五大基本訴求：

　　——反對全面開放，主張適度開放。民族主義者大都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與其它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中國是一個大國，有相對的獨立的經濟循環與經濟主權，中國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記憶，這些都是在全球化中免受西方經濟剝奪與政治顛覆的有利條件。但中國畢竟處于格局的外圍，全球化對于中國風險大于機遇，不利多于有利，對此中國人不能一廂情愿，必須考慮如何保護自己國家的經濟主權。

　　由于中國的社會性質和大國經濟的特點，民族主義者大都主張走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的道路。即擴大內需，同時加強對農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支持和保護;限制糧食進口，鼓勵國內糧食生產;集中力量在高新技術領域實施進口替代，拒絕引進的短期效益的誘惑，扶助本國糧食生產和高新技術產業體系的自我成長。

　　——推進區域化，建立亞洲經濟圈。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和中國作為后發的大國進入現代化進程的雙重壓力下，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政治關系成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主題。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生存發展空間，中國作為后發國家的資源、市場、資本、技術約束，都成為中國的愛國思想家們最關心的話題。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提出了一種“生存空間理論”。在戰略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不約而同地將區域化看作是抵御全球化負面作用的利器，認為推進區域化有助于增強民族和地區經濟抗御全球化浪潮沖擊的能力，所以對第三世界國家非常重要。實行開放以來，中國面向西方的開放，使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加快，卻造成了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發新的矛盾。如果繼續走面向西方擴大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出口的路子，不僅不能解決自然資源和原材料不足的問題，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資源短缺。因而中國要重視與東南亞以及中亞和西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以制衡對西方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經濟上的依賴，最終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聯結東南亞、中亞、西亞和俄羅斯的共同市場，制衡和消解對日本、美國、西歐的依賴，擴展中國對外開放的空間。

　　——尋求“效率”與“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的大分化，中國也不例外。民族主義認為，長期推行改革之初提出的“效率優先”的原則，是無助于擴大內需、啟動消費的。由于全球化的影響，中國的沿海地區與內地差距不斷擴大，使得外資分布不均勻。在貧富分化加劇的情況下，還會帶來社會團結和穩定問題。所以應改“效率優先”為“兼顧效率與公平”，以防止中國內部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分化。

　　——抵制西方話語霸權，矯正崇洋媚外心理，建構民族新文化。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全球化也是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向全球滲透、蔓延的整體過程。民族主義者時常提醒國人：“我們不僅要對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認識，有正確的對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對西方的文化霸權、話語霸權要進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個面對即將來臨的后殖民時代的外圍民族，必須進行認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識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間，保持民族生存的權利。”文化民族主義希望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資源，形成富于時代氣息的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文化，以抵御西方文化挾持話語霸權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而對中國現實的統治。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十分注意青年一代民族精神和健全心理的培育。民族主義思想家十分憂慮和平主義和所謂“世界主義”意識對青年的腐蝕和麻痹，大聲疾呼培育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為民族崛起的斗爭做好精神和心理上的準備。

　　——發展中國的戰略產業。和各國民族主義者一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主張發展中國自己的重化工業和戰略產業。他們認為，中國的開放屬于外資主導型的開放經濟，這種經濟形態不利于受資國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不利于國家產業的技術升級。外資主導型的開放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國公司主導的開放經濟，跨國公司投資于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勞動力參與了國際資本循環，而沒有或很少有先進技術的沉淀，長此以往“外圍”國家企業的技術開發，特別是自主開發的能力就會大大降低。因此，近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經濟學家把大量精力投向了關注民族技術和產業的發展。

　　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以令人震驚的速度發展，迅速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自80年代以來彌散在中國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失敗主義情緒逐漸散去，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得到加強。這一社會心理變化，從另一個方面支持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全球化的挑戰和中國的崛起，猶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推動著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走向高漲。

　　三、“新左派”思潮：社會變遷的新結果

　　“左”，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國成了一個禁忌語。人們視“左”為患，避之不及。在“文化大革命”結束近20年后，“新左派”再度回到中國的公共話語領域，這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

　　人們是從90年代后半期開始聽到“新左派”的言論并進而感覺到它作為一種思潮而存在的。“新左派”一登場便是以兩種面目出現的，一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反思，二是矛盾直指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形成的親資本主義的西化語態，反思、批判所謂“現代化”、“現代性”問題。它直接針對是80年代后的自由主義思潮所主張的現代性和現代化模式。這兩大反思反映了“新左派”作為世界主流思潮的一種批評性話語的特質，同時也反映出“新左派”的兩個基本的思考維度：反思傳統社會主義，意味著“新”;批評資本主義與西化潮流，體現了“左”。

　　“新左派”在90年代后期以來，能在籠罩在自由主義語境下的中國知識界乃至中國社會取得一定的話語權，首先要“感謝”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廣泛而急劇的社會分化。80年代以來，“市場”、“自由”、“權利”等自由主義的招牌話語已經確立了在中國的“政治正確性”地位。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公平缺失，帶來的對相當數量的社會成員生活景況的沖擊，使被自由派知識分子奉為金科玉律的經典觀念，遭到了來自多數社會成員的越來越多的質疑。尤其是自由主義關于人的自由與普遍主義的經典訴求，受到了來自知識界內部的懷疑、批評，直至挑戰。中國知識界所謂的“分化”，其實就是這樣形成的。

　　關注“弱勢群體”是“新左派”給中國社會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所謂“弱勢群體”，是對市場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群體一個委婉的稱呼。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中國“弱勢群體”在人口比例上已并非“弱勢”。“新左派”為中國“弱勢群體”的代言，主要集中于對市場化進程中的產權改革私有化傾向的批評，“新左派”一直在強調改革、改制中國有、集體資產流失是造成中國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公的主要原因。隨著中國所謂“弱勢群體”的增加和社會分化、對立現象的加劇，“新左派”也愈加受到關注，并在社會心理上不斷獲得新的“政治正確性”，成為中國目前成長性最好的社會思潮。

　　與關注“弱勢群體”這一主要話題相連的是，“新左派”對階級、階級斗爭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話語的重提，2000年中國新一代左翼文藝家將20世紀最出名的無產階級斗士切?格瓦拉搬上了中國的話劇舞臺，令人瞠目結舌地再次賦予了“革命”這一最大的禁忌語以正義性，在中國的舞臺上大唱、大跳、大演“革命”。話劇《切?格瓦拉》的成功，使許多同為“新左派”的知識分子都感到意外和震驚。

　　“新左派”對于中國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的批判，并沒有停留在社會現象層面，甚至也沒有停留在中國社會歷史的范圍之內，而是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私有化浪潮作為一種世界歷史現象而加以觀察和思考，這與被認為是“新左派”思想群體的知識背景很有關聯。所謂“新左派”從年齡上看大多是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是在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并大多有留學西方背景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恰恰是這樣一批似乎應當天生屬于自由主義陣營的年輕學者，選擇了反資本主義的平民主義立場，選擇反西方的中國立場，這正是“新左派”作為一種思想現象值得深入探究之處。

　　反思“現代化”、“現代性”是“新左派”批判市場化的一種理論上的深入。“新左派”的一些理論家認為，以物質主義、技術主義為基礎的現代理性統治了現代人的思想。物質和技術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給予市場經濟、私有制、資本主義以觀念上的合法性。因此，不從根本價值上探索人類社會的前進方向，現代人類社會就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藩籬。

　　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公有資產流失即私有化傾向，被“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歸罪于政府的失職，并迅速將這一批判主題引入政治領域。盡管“新左派”對資本主義民主保持批評態度，但“新左派”在政治問題上給人更深刻的印象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與模式的批評，進而“新左派”把傳統社會主義的整體思想理論也納入了自己批判反思的領域。這一點映襯著80、90年代蘇聯、東歐巨變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陷入低谷，更顯示出“新左派”以馬克思主義繼承人自居的意味和自信。

　　“新左派”結合當代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的背景，在民主政治觀、社會主義本質觀和歷史進步觀等三大領域提出了自己的獨立思考與見解。“新左派”在上述三方面的基本觀點是：

　　更加強調民主，特別訴諸于人民民主和制約社會主義政權官僚化趨勢。在這一點上，“新左派”高度認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他們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講是“繼續革命”的一次偉大的嘗試。在對待毛澤東、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和觀念方面，“新左派”在當今中國扮演著毛澤東最忠實的學生的角色。

　　關于社會主義本質，“新左派”提出了不同于中國90年代主流觀點的看法，認為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之一，但并非充分條件。社會主義在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需要的同時，還必須改變人的需要本身，以提升“人性”。“新左派”幾乎毫無例外地反對經濟決定論，認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是社會主義面臨的更重要、更艱巨的任務。“新左派”認為與單純的生產力本質論相比，社會主義的本質應更加全面，社會主義是一種和諧，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新左派”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引入了人和自然關系的新視角，注重從人與自然關系的層次思考、認識社會關系領域中的問題，以支持和擴展自己的思想主張。這也是“新左派”思潮一個重要的特征。

　　與更加強調歷史發展的主體性、主觀性相適應，“新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社會歷史沿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不斷進步上升的線性歷史觀，也提出了強烈質疑。這實際上是對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客觀條件相互關系的進一步追問。在許多“新左派”看來，社會歷史并非總是進步的，道德和信仰也并非的隨生產力發展而提升。他們懷疑“生產力標準”，在歷史觀上多執二元論觀點。

　　從總體上看，“新左派”思潮具有鮮明現實批判性。批判市場化、批判現代性和批判經濟決定論，訴諸民主、訴諸群眾，主張社會均衡發展等，體現了“新左派”的基本思想傾向和理論主張。

　　四、三大社會思潮關系的評析

　　影響當代中國社會的三大思潮，是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社會群體利益與愿望在思想領域中的反映。既然中國的現實是它們的共同對象，這三大思潮之間就自然會有所交集，三大思潮之間既有差別分歧又有關聯。

　　1.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主要爭議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對中國的現實有著強烈的不滿和干預傾向。這可以說是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對當今中國某些社會不良現象的抨擊往往來自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他們是社會上的最常見的批評者，只是他們的角度、立場和要求解決問題的方向每每是相反的。

　　在對待政權問題上，“新左派”呼吁監督權，要求公眾可以對改革進行監督，對財富分配進行監督，對社會公平進行監督。但尚未對政治的一元化的權威性加以否定，他們更多的是強調集體領導和共產黨黨內的民主和更多人民性。

　　自由主義則要求改變國體、政體，結束共產黨一黨執政局面。一些自由派人士就曾說，“檢討過去，是否能得出這樣的看法：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義在野，現實主義在朝，社會抗議在野，技術操作在朝?”[16]，“關鍵之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議事日程”[17]。“就以中國政治的現代化進程而言，中國要實現民主政治……就必須引進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這幾乎是一切致力于解決中國現代政治問題的思想家們的共識。”[18]

　　對于實施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新左派從根本歸結為改革方向存在問題，是自由主義或曰“新自由主義”主導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和人民財產被盜竊和掠奪。而自由主義覺得這些痛苦都是應交的學費和應付的代價，社會進步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淘汰的過程。“新左派”將其斥責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

　　關于社會基本價值。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新左派強調社會公正。自由主義者視言論自由為生命，主張全力爭取言論自由;而“新左派”則強調今天的中國抽象的言論自由是偽命題，當今中國真正缺乏言論自由的是不是自由派知識分子，而是深受市場化剝奪的工農大眾;而自由派知識分子更多地替有產者代言，壓抑了無產者的聲音和利益訴求。自由主義者在當今中國崇尚的基本價值為：自由、財產權利、憲政民主，而“新左派”關心社會公正、平等、對勞動權利的保護。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競爭不充分，效率不高;“新左派”認為，中國社會競爭過度，缺乏公正。

　　在看待與評價兩股思潮對中國社會現實的影響和作用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更是針鋒相對。自由主義批判新左派有著過分的早期馬克思人道主義的激情，有著深深的晚年毛澤東情結，空想色彩濃烈，沒有警惕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學說中的專制基因;對毛澤東的迷戀更是不應該，如果要再次搞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式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那將是中華民族的又一場災難。“新左派”則批評自由主義是西方的應聲蟲，不顧國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隨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會使中國“拉美化”。

　　2.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話語權競爭

　　民族主義者反對全球化，反對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是自由派所無法接受的。在對待美國的問題上，以及對待以美國為象征的任何事情上，民族主義思潮和自由主義思潮都是對立的。在自由主義者看來，美國是當今世界自由、民主、富強的化身，是中國學習的榜樣;而民族主義者卻認為，中國的問題都是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導致的，所以必須對美國說“不”。

　　依自由主義觀點看來，民族主義思潮和新左派思潮基本觀點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自己的對立面，并不著意分辨民族主義與“新左派”的區別。但自由派知識分子似乎更積極主動地把“新左派”當作自己主要論戰對手。

　　民族主義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拒斥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應注重國家的政治穩定，要加強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對外。在對待社會矛盾問題方面，強調“安內必先攘外”，在開放條件下和面對全球化，解決外部問題具有首要性，外部問題解決了，有利于化解內部矛盾。

　　民族主義這樣看待國內問題，它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大多數問題的基本背景是中國“后發展”的基本歷史方位和基本國情，而國際資本在全球化進程中對發展中國家的壓制與掠奪是加劇發展中國家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必須對西方國家保持足夠的警惕，要辨證地對待全球化，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趨利避害。因此，參與全球化應該是有條件、有保留的，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根本上是對立的。自由主義者則認為，中國必須完全與國際接軌，完全照著美國模式來搞才會有將來，才會有出路，而現在中國出現的問題，恰恰是沒有完全照搬美國或學得不好、學得不夠造成的。

　　在看待中國國內問題上，特別是看待民主與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上，民族主義的態度雖然也具有民主訴求，但和自由派在對民主內容和功能的理解上有很大差別。民族主義主張中國最好選擇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主義，認為在當代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是最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社會發展道路;認為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全球化時代是高度契合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自由主義則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破除具有專制和獨裁色彩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徹底實施西方模式，反對民族主義對中國現政權支持的態度，認為民族主義情緒只能使中國共產黨權力和中國現行體制得到強化。

　　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更深刻的分歧在于對待西方文明的看法和態度上。從世界觀、歷史觀的角度看，自由主義是一些“普世主義”者或曰普遍主義者。他們具有一元論的世界歷史觀，認為歷史發展中存在有普遍模式、共同價值和終極標準，而這些重要的歷史元素，都包含在當代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中。民族主義則注重文明的個性，否定普遍模式和普世價值。對于以美國代表的文明，民族主義者更是嗤之以鼻。他們視美國文化為“一次性”文化，反自然、反人性，是徹頭徹尾的文明異化的標本，毫無價值和前途可言。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持有的主要觀點是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可持續性，而美國文化是不可復制的。90年代以來，東南亞金融危機，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以及蘇聯、東歐國家巨變后的衰退等全球化在90年代后期出現的一系列波折與負面效應，加強了民族主義解釋力和說服力，而自由主義則在經濟政策領域以外日益顯示出與中國社會現實的疏離，明顯地脫離了對中國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的關注，經常處于失語狀態，其自身的激進和在小圈子里的激動與在其在公眾中被冷落與淡化的趨向形成了對照。

　　3.民族主義與“新左派”的異同

　　民族主義和“新左派”有著微妙的關系，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在廣義上，二者都可劃歸左翼思潮范圍，其主要差別在于對解決中國面臨問題的先后順序及側重點不同。

　　民族主義對主流意識形態和現政權沒有新左派那樣悲觀，民族主義思潮對增加現政權的正當性、輿論上的合法性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基調是國家主義的，主張維護黨和國家權威。而“新左派”則對黨和政府相當失望。

　　在對待國內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方面，“新左派”主張“攘外必先安內”，民族主義則抱持“安內必先攘外”的思路。“新左派”似乎將包括國際上中國受到美國打壓等諸多問題，歸結為黨和國家沒有實行一條正確的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對外綏靖主義，對內投降主義，自然什么問題都解決不了。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先端正執政黨的路線和明確國家發展的方向問題。而民族主義認為，國內的諸多問題必須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認識，中國只有一致對外，抵制強權，擴展生存空間，才能獲得較好的發展環境，進而才有可能比較好地解決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

　　民族主義和“新左派”訴諸的社會利益群體不同。“新左派”更多地關注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是如何分化的，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是如何產生的，立場自覺地站在勞動階級和弱勢群體一邊。民族主義更多關注的是國家利益形成和保障，換言之，民族主義的立場更傾向于所謂國家利益，事實上更多地站在政府立場，民族主義思潮與主流及政府的最大分歧往往在外交政策方面，而非意識形態整體發分歧。簡而言之，“新左派”更強調階級、利益集團的差別，更傾向于為部分社會群體代言，而民族主義則更強調社會團結、和諧、和解，希望全社會用一個聲音講話，具有統一的意志和行動。

　　五、三大思潮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聯及現實社會影響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中進一步指出：“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有吸收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爭，有滲透又有抵制。”[19]這種對當代世界思想文化狀況的描述也十分適合中國自身的情況。

　　1、自由主義的沉浮

　　自由主義在中國流行時間長，近年來勢頭雖有減弱，但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自由主義思潮自80年代初改革開放伊始在中國出現以來，其思想內容與形態沒有顯著的改變，但存在的現實條件和社會心理背景卻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80年代，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主要的社會心理基礎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現的所謂“移情”效應。西方社會及其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新的希望和理想，填補了中國社會遭遇巨大挫折后留下的心理空白。除此之外，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所需要的社會形態條件，在當時的中國還遠沒有出現。而耐人尋味的是，盡管缺乏必要的經濟社會方面的基礎，但作為觀念形態的自由主義能在很大程度上引領80年代中國的思想潮流，其重要的歷史機遇在于，它和上了當時中國社會思想轉型的節拍，這就是轉向西方尋求真理、尋找出路。反思自我和向西方學習，可以說是80年代中國的時代精神，甚至還可以說，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在為8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知識界設定議題。社會思潮的引領者，首先是思想議題的設置者，同時又是社會問題的主要闡述者，自由主義在80年代的中國扮演的正是這個角色。

　　自9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的際遇發生了重大變化。可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從有利的方面看，80年代所缺乏的而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應當具備的社會形態條件出現并逐漸地發展起來了。這就是由于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國的經濟形態基本上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至少在覆蓋城市的“計劃體制”內部是一種“同質”社會，官民一體，“國家”與“社會”基本是同一的。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所依據的社會問題，或者說，反映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社會的分離，即自由主義所說的所謂“公民社會”的存在，這是自由主義生存的真正的社會歷史空間。在這一空間中，自由主義主張限制國家及政府權力，保障個人自由和權利。這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和主要的現實訴求。由于市場經濟的形成、國家與社會一定程度上的分離以及權力—權利問題的產生，中國的自由主義終于結束了80年代以來的那種“漂浮”狀態，在社會現實中找到了自己的對應物。從這個意義上看，自由主義將有理由、有根據在未來中國長期存在并產生自己的影響。從過去的情況看，自由主義在推動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和培植中國社會的權利意識方面發揮了作用，今后自由主義思想還將在這些領域中產生影響。

　　但9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也遇到了麻煩，中國的政治生態出現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自由主義的變化趨勢。由于經濟全球化的流向的變動、國際政治格局的轉變和中國的崛起，90年代以來，中國與外部、中國與西方關系，正在發生著實質性的改變。以中美關系來說，中美之間結束了戰略合作關系，逐漸轉變為戰略競爭關系。這是中國與世界的一系列經濟、政治、戰略變動的綜合結果，對未來的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也將極其深遠。對于中國的思想界，對于中國的自由主義，簡而言之，這種變局意味著有關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議題發生了變化。而時代精神、時代主題，正是影響社會思潮起伏變化的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如何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特別是在與西方的競爭與沖突中，實現國家崛起、民族復興，是今日中國社會之主題，未來數十年這一問題并將越發突出。顯然，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一個外圍國家，欲于當今險峻的國際世界格局中異軍突起，實現民族復興，國家民族的權力與利益將大大優先于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這正是自由主義在中國將長期面對的邏輯困境。

　　基于這樣的原因，自由主義已經失去了原先的勢頭。如果和80年代做一個對比，這種變化趨勢就顯得更加清晰了。在整個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西方觀察家們一直喜歡把中國的政治家分為“改革派”與“保守派”，并將希望寄托于所謂的改革派身上。但近年來這種西方的觀察家們似乎不再有興趣做這樣的分類了，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一直在強調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決不搞西方民主政治，決不走西方的道路。西方的觀察家已經很難在中國政治高層找到可以寄托希望的所謂自由開明的改革派人物了。而原來受到自由主義很大影響的普通黨政官員則變得越來越務實，越來越認同現行路線，這種氛圍似乎使得作為另類思想的自由主義的吸引力變小了。在除經濟官員以外的中國黨政官員中，已經出現了這種趨向。

　　也許更讓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憂慮的是，即使是在青年學生中思想的流向也在轉變。2003年底，共青團中央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舉辦了一次大型的針對青年知識分子政治意識的抽樣調查，范圍涉及中國最有影響力的20所大學的學生和青年教師。[20]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屬于社會“精英”層次的青年知識分子對中國現行制度和發展道路基本持肯定和相當樂觀態度，國家民族意識繼續保持了90年代以來的上升勢頭。調查報告顯示，在回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景時，31.3%的被訪者選擇了“堅定不移地走下去”，45.8%選擇“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微小調整”，兩者相加為77.1%。12.1%的被訪者認為“若干年后要做根本調整”。在回答對未來預期的問題時，66.9%的被訪者認為未來“肯定能”“過上更好生活”，26.8%的被訪者認為“或許能”，兩者相加高達93.7%。上述兩組問題及答復的交叉顯示青年知識分子具有較高的政治認同度。對于某些經典的自由主義理念，如“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表示“非常贊同”和“比較贊同”相加僅為16.1%，而表示“很不贊同”為25.5%，“不太贊同”的32.9%，兩者相加為58.4%。[21]

　　如此的分析論證，并非是說自由主義已經勢微。面對今日之中國，自由主義依然有其強勢話語，如政治批評依然是自由主義的利器，自由主義將中國社會嚴重存在的腐敗、官僚主義現象甚至分配不公統統歸于政治上的集權，并以此要求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即使在今天，自由主義的批評性話語和否定性思維方式，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甚至部分黨政官員當中，仍有相當的魅力。這樣的聲音，更獲得了期盼更大自由的新興企業家階層的廣泛共鳴。

　　2、民族主義的空間與制約

　　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也同樣與90年代中國社會主題的轉換密不可分，并且與主流意識形態相互交叉融合，日益成長為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潮。

　　90年代初期，生發于知識界的民族主義思潮與主流意識形態并無多少交集，僅是作為一種有利于論證政權合理性的社會思潮而得到默許。主流意識形態對于民族主義的話語形式則相當生疏而產生異樣感，對于民族主義所依據的理念和主張的政策傾向就更加疏遠。對比一下90年代初、中期有關民族主義思想與官方版本的政策宣示，二者的差距顯而易見。對全球化的批評及其相關的思想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理論依據，自90年代初，中國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思想家、理論家開始大力闡釋其有關全球化的觀念，其核心思想是認為全球化會加劇全球分裂，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呼吁中國對全球化保持警惕和趨利避害。與民族主義對全球化的消極評價和批評態度大相徑庭的是，官方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對全球化十分積極和全面肯定。這曾令當時中國的全球化批評者們十分尷尬。然而，1997年后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為契機，中國官方對待全球化的評價開始發生變化，到1999年“五八事件”[22]后，中國官方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局勢的判斷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2000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出席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在會就經濟全球化等問題做了專題發言，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官方在正式國際場合就全球化問題所做的惟一一次專題闡述政府立場的發言。江澤民說：“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國的地位和處境是很不相同的。在發達國家盡享全球化‘紅利’的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卻仍飽受貧窮落后之苦。發展資金匱乏、債務負擔沉重、貿易條件惡化、金融風險增加以及技術水平的落后，使發展中國家總體上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窮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現在已上升到74：1。目前聯合國成員國中有48個最不發達國家，而二十年前僅20有余。更令人擔憂的是，當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經濟主權正面臨著空前的壓力和挑戰。這不僅不利于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也給一些國家的社會穩定、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帶來威脅。”[23]以此為標志，民間思潮在關乎民族主義信念根基的重要觀念上與官方立場基本契合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了重要修改，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改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盡管媒體和知識界并沒有更多地關注這一修改，但對黨的性質進行如此重新定義意味深長。這一變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世界歷史條件下，在中國社會深刻而廣泛社會結構變動條件下，面對未來新的歷史任務，對自身及其歷史使命的新的認識;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獲得合法性、正當性的新的認識和調整，這必將長遠地影響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行為。而中國共產黨更高地舉起愛國主義的旗幟，更加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更加強調自己作為全民族政治代表的合法身份，與民間的流動著的民族主義思潮及其在理念上對全球化條件國際關系、利益格局和政治訴求的解說形成了默契。

　　在主流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思潮所持有思想觀念更加接近的時候，民族主義真正的樂園還是在普羅大眾特別是新一代青年之中。1996年的《中國可以說不》以近300萬冊的銷量，成為建國以來最為暢銷的政治評論性書籍之一，這本身已經說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民眾中受關注的程度。這本書曾被眾多的批評家斥為膚淺草率之作，就連此書的作者們也不否認他們的非專業水準，但這似乎更加證明了公眾對民族主義的關注和對這方面論著的需求。進入新世紀，民族主義思潮并沒有降溫，2003年底進行針對知識精英層的《2003：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繼續顯示中國青年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的國家民族意識依然保持較高水平。在回答用以折射民族意識國際關系問題時，2003年情況和可以提供比較的1995年有關調查的結果基本類似，日本、美國等國依然被列為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最無好感的國家的前兩位，只是二者次序有所顛倒，日本被列為首位。法國和俄羅斯分列最有好感國家和對中國最友好國家之首。另一組反映調查對象愛國情感和民族情緒的指標也很值得關注，在對待“臺獨”問題上，主張在臺灣宣布獨立情況下“用武力捍衛統一”的占壓倒性多數，達84%，與此相關，認為中國軍事力量“不夠強大，需要加強”的也高達83%。同時，希望未來中國“成為軍事強國”的達49.6%，希望“成為區域軍事強國”的占20.6%，二者相加為70.2%。[24]

　　當民族主義思潮在民間及互聯網上大行其道的時候，民族主義也受到了來自知識界的批評抵制和來自官方的制約。知識界中自由派人士日益感到來自民族主義思潮的壓力，開始反擊、批評民族主義思想及其某些代表性人物。對民族主義的批評主要是集中于關于“極端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指責方面。所謂“極端民族主義”的指責更傾向批評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行為表現，民族主義被指責“反美”、“反全球化”，妨礙中國的開放和融入主流國際社會的進程。而“狹隘民族主義”則更多地是指民族主義是“民族利己主義”，過分強調本民族利益及眼前利益，而不顧及全人類利益，也同樣有害于中國的開放和對外交往，不利于中國以負責任的態度對待國際社會和全人類做出貢獻。

　　民族主義思潮與官方以及官方政策的關系則呈現出微妙關系。從意識形態角度看，作為“外圍”民族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十分有利于中國堅持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民族意識高漲，一般地有利于穩定國內政治秩序，強化政權的合法性，加強社會團結和促進積極的政治參與。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高度肯定和評價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報告中，要求“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25]

　　但在另一面，在未來20年“戰略機遇期”內維護中美關系的現狀，保持與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交往，爭取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即繼續堅持和平發展是時代主題判斷，堅持“韜光養晦”的戰略策略，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的“和為貴”外交政策則經常受到民族主義的批評，中國的外交表現也經常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互聯網上成為被詬病嘲弄的對象。而持有傳統保守風格的中國外交部門，也常常抱怨受到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干擾，中國的外貿部門的官員也抨擊民族主義的經濟學說。在這方面，事實恰恰與西方政府和輿論經常發出的對中國官方縱容民族主義的指責相反，中國政府實際上是非常小心對待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并盡量對其加以控制。在日益融入國家意識形態和與官方政策發生碰撞之間，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也頗有幾分尷尬。

　　3、“新左派”的優勢與弱點

　　由于中國急劇的社會變遷、加速的社會分化，“新左派”是目前中國成長性最好的社會思潮。“新左派”思潮的銳利在于其對市場經濟關系建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不公正、不合理現象的嚴厲批判。任何社會中，社會思潮對主流意識形態具有的比較優勢都在于批評性。主流意識形態就其基本性質而言，屬于肯定性思維，具有辯護性特征。這就不免要與人的思維主體性特征——否定性相抵觸。而社會思潮一般都具有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性，這就正好與人的否定性思維方式相吻合，而易于在公眾中獲得響應和流行。“新左派”在當今中國“社會轉型”中出現各種社會問題和不良現象的尖銳批評者，其矛盾指向市場經濟中的不公正，指向“社會轉型”的冷酷性。盡管自由主義從來都在批評，一直在將各種問題歸結于舊體制、舊傳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公眾對市場經濟及新社會問題感受體驗的加深，似乎“新左派”的批評更合乎情理、更接近事實。“新左派”的分析、批判和主張，也得到了越來越多思想共鳴與回應。比如，在“新左派”一再強調的重新認識和調整“效率與公平”關系的問題上，即使大學生中的“精英”層面的思想認識也正在向“新左派”的觀點靠攏。在前面提及的調查中，那些青年“精英”們在長期以來具有衡量價值取向的指標意義的“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上，似乎更傾向于社會公平。面對“如果在提高個人收入和加強社會保障之間發生矛盾，您認為應該如何”的問題時，74.6%的被訪者贊同“加強社會保障，犧牲一部分個人收入”，而相反的回答僅占10.7%。[26]這與80、90年代的價值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語。“精英”的態度尚且如此，就更加表明了風向的轉變。

　　“新左派”不僅在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中與自由主義爭奪聽眾，面對眾多的社會問題，主流意識形態自十六大以來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并迅速地反應在社會政策領域。十六大以來的新趨向，使“新左派”與主流意識形態在重大理論問題上有了明顯的接近。

　　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以“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導思想和原則;提出以“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四個統籌”為標準，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7]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不僅是一次政策層面的調整，也是對長期以來的關于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的一次的總結和調整。以注重社會均衡思想指導社會發展，注重經濟發展成果的社會公平分配，強調經濟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協調性，正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觀念和設想。而這與“新左派”的社會主義本質觀，至少在表面上是非常協調的。

　　任何社會思潮的發展都有其局限性，“新左派”也不例外。與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相比，“新左派”思想還顯得有些稚嫩。“新左派”的主要論戰對手自由主義有西方數百年的學理背景，有西方思想界現實的學術支持，有西方及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實踐經驗，在理論的完整性和實踐操作方面，“新左派”尚難于和自由主義爭鋒。另一方面，“新左派”思潮主要存在于城市知識分子中，加之“新左派”的理論家大多為學院派知識分子，不少人留學海外多年，對中國實際情況乃至話語習慣尚有隔膜，使之一時還難于提出更多富有建設性的思想主張和政策建議。不少代表“新左派”思想的理論著述因政治環境的壓力而表現得相當學術化，止步于觀念領域的演繹推進，而令一般讀者艱澀難懂、望而卻步。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左派”思想的傳播與影響。

　　中國社會依然處于迅速的發展變動之中，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三大思潮也將隨之進退起伏。中國思想界的分化、矛盾與爭執，還將長期存在下去，并將反饋和影響于中國實際的社會生活。社會思潮是一面鏡子，通過對社會思潮的觀察認識，可以幫助我們從社會的精神層面更加深入地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與變遷。

　　發表于《復旦政治學評論》第4輯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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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名美學家，90年代流亡海外。

　　[2]朱學勤：《1998，自由主義的言說》，《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3]劉軍寧：《私有財產權：憲政的命門》，網絡資料。

　　[4]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開放時代》1999年3期。

　　[5]錢理群：《語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序，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6]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62、63頁。

　　[7]何家棟：《誰誤解了馬克思》，《北京文學》1999年第2期。

　　[8]朱學勤：《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灶》，《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4期。

　　[9]曹思源：《在世紀的分水嶺上——草原部落“名報名刊精品書系暨知識分子文存”

　　座談會紀要》，網絡資料。

　　[10]張賢亮：《小說中國》，第45、32頁，經濟日報、陜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11]徐友漁：《自由的言說》，259頁，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

　　[12]張汝倫：《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111頁。

　　[13]《〈中國青年看世界〉讀者調查統計報告》，中國青年報，1995年7月14日。

　　[14]參見《北京第三次出現“說不”的聲浪》，新加坡《聯合早報》，1999年8月12日。

　　[15](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抉擇——美國站在十字路口》，新華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77—179頁。

　　[16]《書齋里的革命》，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425頁。

　　[17]《書齋里的革命》，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426頁。

　　[18]胡偉希：《傳統與自由之間》，中國圖書商報，2000年1月11日。

　　[19]中共中央宣傳部編《“三的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2003年6月版，

　　第64頁。

　　[20]抽樣調查《2003：中國青年看世界》，主辦單位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學校部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放問卷樣本6000份，回收有效樣本5609份。調查對象高等學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師。調查地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大學、中山大學、廣州醫學院、四川大學、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等20所高等學校。

　　[21]引自《〈2003：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數據統計報告》。

　　[22]1999年5月8日，科索沃戰爭中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中國記者許杏虎、邵云環以及許的妻子朱穎等三人死亡。

　　[23]《江主席在千年首腦會議分組討論會上發言》，人民日報，2000年9月8日，第一版。

　　[24]引自《〈2003：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數據統計報告》。

　　[25]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9頁。

　　[26]引自《〈2003：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數據統計報告》。

　　[27]《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2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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