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和國家體制的分類
世界上現存的政府,大致可以劃分為民選政府,革命政府(包括政變后成立的軍政府),或原統治家族,或統治集團政府內部的世代更替,這樣三大類。世界上現存的國家體制,也大致可以分為三權分離的民主憲政體制(包括總統制,內閣制和雙首長制),君主立憲制和統治家族,或由統治集團核心實行黨,政,軍全面掌控的獨裁體制,這樣三種。當然,這個世界是多樣性的,通過這三類政府和這三種國家體制的排列組合,加上政黨政治意識形態的差別和所信奉宗教和主義的調色,可以演變出各種五光十色的花樣來。再經過執政當局運用權力和政府行政資源,直接,或間接掌控媒體的自我鼓吹和宣導,精心的形象設計和形式包裝,真真假假,似真似假,甚至掛羊頭賣狗肉,只見得個個都表現出道貌岸然,顯示有其執政,實行統治和衛道的合理性。
按照在國際上占有壓倒性優勢的西方媒體,特別是英文媒體的報道和宣傳,以及那些投奔了西方,拿了人家俸祿的職業吹鼓手的分類,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是維護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民主國家,是在各種排列組合中最優秀的一個極端,而以原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各國是沒有自由,壓制民主和踐踏人權的獨裁國家,是其中最惡劣的另外一個極端。然而,歷史卻不可更改地清楚記錄了,前者是靠弱肉強食,巧取豪奪,殘酷剝削,貪婪掠奪和壓榨殖民地起家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后者則是代表著受壓迫,受剝削,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掠奪的民族和人民,通過革命斗爭,武裝反抗,勝利后成立的國家。在這里,掠奪者,吸血鬼,殺人犯和海盜所經營和后續發展的國家,被披上了最華麗的外套,與堅持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正人君子劃上了等號,而代表受壓迫,受剝削,遭受掠奪的人民,為自由,民主和人權而奮起反抗,革命勝利了的一些所謂的共產黨國家,卻被污名化,被栽上了獨裁,專制和踐踏人權的惡名。歷史很不幸地被完全顛倒了。當然,這里不可忽略了這兩種政府和國家體制的極端組合,雙方各自在冷戰時期的國家管理,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建設的發展,也不能忽略了雙方在經濟基礎起點方面的巨大差距和所選擇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道路所帶來的后果。
二、權貴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我們就先來看看被包裝得最雍容華貴,光彩奪目,被自我鼓吹和宣傳成最講究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被一些所謂的"民主斗士"和"自由主義"代表人士,肉麻地描述為人間的天堂,具有最完美的民主憲政體制的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盡管有壓倒優勢的國際媒體宣傳,掌控國際組織和機構的實力,和絕對優勢的軍事威懾力量,也無法以此證明美國政府能夠如其被宣傳的那樣,表里如一,名副其實,掛羊頭賣羊肉。組成政府的是人,是否能認真遵循國家體制,具體完成合理和合法操作的也是人。因此,不管是何種政府和體制,雖然設立了這樣,或那樣的監督機制,到了具體主持和操作的個人當政者手里,配合著國勢的強弱,該時國內和國際的政治氣候和輿論導向,還是有著很大的政策性選擇 "變數"和"靈活處理"的余地。而正如著名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佩里?安德森教授曾說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有好壞共四種,蘇聯是壞社會主義,美國是壞資本主義。在所有自稱為資本主義的國家中,權貴資本主義就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當年通過民選上臺,按照三權分離的民主憲政體制當權的德國希特勒政府和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日本民選政府,在一群野心勃勃的軍人和追隨者的鼓動下,跟隨著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為了重新瓜分世界市場的"國家利益",不是都走上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獨裁的不歸路?當代的所謂民主政體典范,奉行新保守主義的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小布什政府和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英國布萊爾政府,為了追求美國和英國的"國家利益",視聯合國如囊中物,還不是在世界上到處舞槍弄炮,手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竭盡威脅利誘之能事,假借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恐戰爭"的光鮮大旗,一意孤行,不惜屢屢發動侵略戰爭,爭奪世界資源,強占和控制戰略要地,橫行無忌?
三、恐怖活動愈演愈烈的所謂"反恐戰爭"
當世人以不同的心態,注視和評論著在征服和統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軍死亡人數時,又有誰關心和統計過在美軍發動的侵略戰爭中,被美軍的現代化高科技武器所屠殺和傷害的成千上萬無辜平民百姓?美國小布什政府窮兵黷武,以暴治暴的所謂"反恐戰爭",由于夾帶其急功近利的私心,根本就無意檢討美國政府以往的錯誤政策和作為,也從沒打算過真正要鏟除恐怖主義的根源,結果是反而使得世界越來越不安寧。怨冤相報,當"反恐戰爭"被當作了一種乘機擴張和牟取私利的工具,只能導致恐怖活動越來越囂張,手段也越來越殘暴。現在的恐怖攻擊活動已迅速擴散,成燎原之勢,越發不可收拾。然而,對美國而言,卻撈到了拒恐怖活動在美國境外的短暫好處,并假借著"反恐戰爭"的名義,占領和控制了世界石油資源的源頭和戰略要地,進軍了中亞,享盡了通常在和平時期不可能達到的,稱霸世界的戰略目標的好處。"反恐戰爭"成了美國軍事工業巨頭發戰爭財,牟取暴利的一系列巨大商機和小布什政府"振興經濟",動員和利用美國選民愛國主義熱情,爭取連任的重要手段。
發生在土耳其,西班牙,印尼,俄羅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恐怖攻擊事件,以及愈演愈烈的以巴沖突和伊拉克反抗美軍占領的抵抗運動和自殺式恐怖攻擊活動,事情反正不是發生在美國和英國的本土,事不關己,小布什和布萊爾盡可等閑視之。一切以"國家利益"至上,為了達成稱霸世界的戰略目標,在小布什和布萊爾的手里,民主,自由,人權和"反恐戰爭"都成了"內外有別","敵我有別",不同標準的可利用工具。收留俄國車臣和中國新疆"東突"的恐怖分子和亡命之徒,默許他們在紐約明目張膽成立了"東突流亡政府",以及當初為了對付美國的宿敵伊朗和前蘇聯,由美國一手扶植,提供資金,武器和培訓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和阿富汗的塔里班和本拉登國際恐怖組織,這些胡作非為都是美國政府無法抵賴的罪證。然而,在這場所謂的"反恐戰爭"中,只要能夠給美國和英國認定的"潛在對手"帶來恐怖和不安,小布什和布萊爾政府都會打著"人道主義"的幌子,充分加以利用。
資本主義國家的民選政府和民主憲政體制的性質,也許對該國的社會穩定,鞏固利益分配格局,處理國內事務和滿足部分選民的投票選擇欲望而言意義重大。然而,一旦上了國際舞臺,只要扯上了"國家利益",再有當權者背后所代表的壟斷財團利益和選舉獻金金主利益的糾葛,民選政府和民主憲政體制的一切光環都黯然失色了。盡管他們可以打著"自由","民主","人權"和"反恐"旗子作為偽裝,在國際上的實際行為卻仍然是唯利是圖,延續著炮艦政策,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毫無道義可言。想當年,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典范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龍頭老大,美國和前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期間的爭霸戰中,各自大量輸出武器,到處挑起對抗戰火,為了取得核武器方面的優勢,各自生產了足以毀滅地球若干次的原子彈,成了毀滅地球次數上競賽,走向了瘋狂,成為了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可見其在國際社會的責任和行為方面毫無差別。前蘇聯共產黨領導核心的和平演變,自我解體,加上俄國新政府的一味崇美,中了美國"休克療法"的陰招,瘦身成了二流國家。因此,美國成了這個地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軍費超過了所有國家軍費的總和,成了擁有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軍事基地遍布全球,咄咄逼人,并且橫行無忌的恐怖主義國家。
四、權貴資本主義的民主十分有限
資本主義的民主選舉制度只能是該國富翁俱樂部成員,官僚精英,社會名流和政界圈內人的游戲。尤其在實行新保守主義的美國,這是一種比金錢,比家世,比人脈,比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關系和比背后交易手段的嘉年華會。一般的平民百姓,勞工階級,甚至高薪階層,只要不是圈內人,只有跟著看熱鬧,瞎起哄的份,與他們的切身利益風馬牛不相及。從地方行政首腦的選舉,眾議院和參議院議員席位的選舉,到總統選舉,處處浸透在金錢政治的污泥濁水中,選舉費用節節升高。除非是背后有財團和利益集團為靠山的個人,根本無法籌集起參加選舉過程中所需要的巨額費用。選民一人一票的選擇權,只是當各參選政黨和利益集團確定了他們的代言人,圈定人選后的無奈選擇。因此,美國式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民主選舉制度,其民主程度十分有限,從被關在監獄里的和被監管的犯人,占總人口的高百分比和選舉的低投票率就可見一般。
盧瓦克?瓦關在"從福利國家到'監獄國家':美國將窮人關進監獄"一文中聲稱,"'自由世界'的監獄已經爆滿,其中最為爆滿的,是美國監獄。在過去二十年內,由于貧富不平等的加劇,美國大肆求助法律和秩序的效力,導致刑事懲罰的加重。","1997年美國每10萬個人中就有645人被扣押,這個數字是1973年水平的五倍。","在1995年,美國的2200萬黑人成人中……共9.4%的人在監獄系統的某個環節中被管制著。對于有1.63億人口的美國白人來說,這個百分比據估計最多是1.9%",接近了百分之二,這可也是一個驚人的高百分比。除去了那些不合格選民,在美國一億左右的合格選民中,歷年來只有半數真正參加了投票。由于美國總統選舉實行的是選舉人票決定勝負的間接選舉制度,并不能直接反映選民的意愿。如2000年的總統選舉,小布什的實際得票數低于戈爾,只得到了半數左右參加投票的合格選民的低于半數的投票支持當上了總統。這個結果只能反映了低于四分之一美國選民,在財團和政客團體已圈定的候選人中的無奈選擇。就從這一點來看,美國的執政當局還有何資格來奢談民主?
五、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是最壞的社會主義
再來看看被西方媒體群起而攻之,被罵的狗血淋頭,被描寫成專制,獨裁,冷血,簡直邪惡到了極點的,當年那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盡管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套政治和經濟體制的確存在很多十分嚴重的問題,但是整個事實卻決非如此,除非當時居住在共產黨所領導國家的廣大地區,近二十億人民都真的瘋了。當年共產黨鬧革命,為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和打倒官僚買辦階級,為勞動人民的翻身當家作主人,為爭取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而奮斗。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受到了人民的廣泛支持和愛戴,否則有著八百萬大軍,有美國提供全部武器裝備,一手扶植的腐朽,反動的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就不會在抗戰勝利后短短的三,四年間就徹底垮臺了。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軍干部,在人民中的崇高地位和聲望也是無與倫比的。從當年萬眾一心抗美援朝,熱火朝天,齊心合力搞四個現代化經濟建設,就可以充分顯示了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新政府的愛戴和擁護。這是裝不來的,也不是用謾罵和攻擊就可以抹煞的。
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沒有被瓦解之前,世界上有不少國家都稱自己為社會主義。有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有被斯大林開除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古巴的社會主義,印度的社會主義,還有一些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前蘇聯是當年社會主義陣營的龍頭老大,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以大規模屠殺封建貴族,資本家,地主和富農,沒收其財產的鐵腕,冷血的肅反,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使人毛骨悚然的克格勃,為當年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國樹立了一個最壞的典范。前蘇聯被第一個瓦解,四分五裂,俄羅斯在一片混亂中自動瘦身,曾幾何時的超級大國的迅速敗落,可見其積怨之深。因此,在這些個社會主義模式中又以前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為最壞的社會主義。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的美帝國主義正好配成了一對,在冷戰期間是爭鋒相對,在國際上的行為毫無差別,是這個世界各種政府和國家體制組合中的最壞的兩個極端。
六、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選舉
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也有選舉活動,不過這是一種由組織確定了候選人后的組織內部舉手表決,或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等額,或差額選舉。其中最大的盲點,就是黨和政府的官員自認為就是人民的當然代表,而且是人民的領袖,不承認和模糊了當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已由反對黨的角色轉為了執政黨,取代了原來被推翻了的國家統治者的地位。即使是原來深受人民擁護的革命者,在當權成為了國家的統治者后,位置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正是因為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人在執政過程中,擁有動用政黨和政府行政資源的權利,他們的政績就必須接受輿論的監督和人民的檢驗,他們當權的是否稱職?必須由公民投票選舉決定取舍。如果執政者承認國家應該是由人民當家作主,想繼續代表人民掌權,就不得不通過全體選民的公開選舉,再次得到合法的授權。
然而,在所有社會主義各國,事情卻演變成了打天下的要坐天下,民主革命的目的轉變成了要千方百計鞏固自己的統治。一切以政治正確為第一考量。政治正確又以是否在同一陣線為準則。領導集團內部的個人崇拜,官官相護,這樣子一味地護權,護利,護短,完全壓縮了黨內外的民主空間,就使整個政治體制逐漸走向了反面。
遵循這種錯誤的思維方式,黨和政府的負責人和接班人都成了共產黨領導核心內部協調和考核圈定的人選。這么一種顯然黑箱操作的做法,被習以為常地認為是向黨和人民負責。久而久之,統治集團與其理論上所代表的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和知識分子的距離越來越遠,甚至走向了對抗。以人民領袖自居的毛澤東,雖然意識到了官本位體制造成共產黨干部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和腐化墮落,和平演變將發生在共產黨內部的事實。他卻沒有想到要去設立一套真正民主的選舉和監督制度,把相信人民群眾,由人民當家作主,用法律的形式,從國家憲政體制建設角度固定下來,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圖通過革命和政治斗爭的人治手段來扭轉乾坤。
七、空想共產主義的失敗
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當年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貧窮落后的經濟基礎之間的巨大落差,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脫節,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共產主義戰士的道德標準,與自私,貪婪,丑陋人性在不受制約的權力催化下,得到了惡性膨脹的內心的巨大反差,形成了體制上的不合理和那些經不起誘惑的干部們表里不一,被撕裂了的人格。這些問題一直在困繞著以人民的領袖自居,被吹捧為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和各國那些堅定的共產黨領袖們。一場接著一場的大規模政治斗爭和群眾運動,一次又一次的清理革命隊伍和堅持階級斗爭,反修,批修和防修。1966年毛澤東甚至發動了一場動員人民群眾揭桿起義,向各級政府和黨組織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造反和奪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注:在1967年1月8日毛澤東把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向當時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奪權,稱為是一場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結果,文革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人算不如天算,通過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也根本無法改變這些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了。分析其崩潰的主要原因,不應該簡單地歸屬于是被資本主義陣營的冷戰和軍備競賽拖跨的,而是失敗于內部反專制,反腐敗,反官僚主義的群眾基礎和更為關鍵的共產黨領導干部隊伍中的嚴重信仰危機,所導致的自我解體式的"和平演變"。
按道理,在中國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就應該迅速還政予民,完成從革命政府向民選人民民主政府的職能轉換。民主革命既然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就應該把權利交還給人民,這是當初千百萬烈士參加革命,甘愿流血犧牲,奮斗的目的所在。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如果因勢利導,制定出一整套民主選舉的法令,法規,通過民主選舉重新獲得選民的授權,再次驗證民心所向和中國共產黨獲得執政權力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豈不名正言順?而且可以避免往后一系列錯誤的發生。然而,緊迫而來的朝鮮戰爭和不等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鑒于當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的國際形勢嚴峻現實,選擇了拋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方向,決定全面照搬了蘇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使得還政予民,完成從革命政府向民選人民民主政府的職能轉換,成為了不可能。無比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在不受制約的權力催化下,得到了惡性膨脹的丑陋人性,把空想共產主義大試驗逼入了死角。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否定,宣告了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在實踐中的徹底失敗。
八、在兩種極端的經濟體制下游走
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又增長了四倍,實現了自歐洲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歷史上第四次經濟大變革。然而,一味地追求GDP的高速增長,私有化,原始資本掠奪性地累積,產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的后果是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或被蠶食,貧富差距被急劇拉大,地區經濟發展的進一步失衡,生態環境遭到更大規模的破壞。日趨嚴重的"三農"問題和已經遠超出了警戒線的貧富差距,使階級對抗和社會矛盾正在走向惡化。
經過了前近三十年的空想共產主義大試驗和后二十幾年的轉向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先是在集國家資本,計劃經濟和統購統銷的體制下謀求大躍進,隨后又在改革開放,走向私有化,資本化,商品化,產業化,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然而,無論是原蘇聯蘇維埃政權,還是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以及當代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崛起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遵循這兩種極端的經濟體制,謀求"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中國如果跳不出蘇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國模式的權貴資本主義,或以香港和一些殖民地買辦經濟模式的發展路線,就根本做不到真正的"和平崛起",也無法保障"永不稱霸"。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的進一步依賴,只要是以"唯利是圖"為目標,為了"國家利益"不擇手段奪取世界資源和市場,必然要以政治為手段,以軍事力量為后盾,最后不得不步原蘇聯,原德國和日本,和今日美國的后塵,走上霸權主義,甚至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九、走到了三岔路口的中國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人們都一直在談論著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問題。如果按照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和既得利益集團代表人物的如意算盤,既然經濟發展走上了原始資本積累,商品化,產業化和市場化,那么政治體制改革也只需要照搬美國的模式,徹底走上美國發展的"陽光大道",就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然而,這條路會走得通嗎?如果中國從經濟體制到政治體制,真正地完成了全面的"和平演變",走上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極端,上述的這些社會問題和階級斗爭只怕會愈演愈烈,中國就真的將會從內部崩潰,面臨再一次的革命了。人們不禁也要問,經過這一百多年來千百萬個中國民主革命的前驅,他們拋頭顱,撒熱血,浴血奮戰到底為的是啥?他們不就是想要建立起一個人民能夠當家作主,不受封建地主和官僚買辦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凌辱,不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壓和掠奪的新中國?不就是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個和平,民主,公平,公正,社會和諧,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的新社會嗎?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難道在革命勝利50年后,居然又要走回頭路,重新去自我積惡形成和引狼入室,堆積起新的三座大山?再說,即使走了回頭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和在一旁虎視眈眈的日本會樂予見到和允許,另一個與美國一樣的,為了"國家利益"爭奪世界資源和市場,可以不擇手段,為所欲為的超級大國"和平崛起"嗎?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國土遼闊的世界大國。在這兩個極端的經濟體制下,中國向這兩個方向各自狂奔了三十年和二十余年,累計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中國確實已經到了一個必須認真反思,決定何去何從的三岔路口。目前的中國,由于大量國營企業還繼續存在,聲稱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農民代表的共產黨(注:已經改口為"三個代表")還無可爭議地在控制著政權,并且從沒有放棄過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張,因此總體上應該說還是一個姓"社"和姓"資"的混合體。這也就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主要原因。1970年代末期,經過文革十年動亂,百廢待興,空想共產主義這條路是走不下去了,然而經濟總得要發展,日子還得過。鄧小平當年提出發展就是硬道理,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意味著要解放思想,盡一切可能把經濟搞上去,先試探性地按照市場經濟的方向上路,把思想理論,國家政治體制建設推后再處理。經過了二十余年走向市場經濟的發展,隨著改革的深化,現在的中國已經直接面對思想理論和國家政治體制的建設問題,不得不慎重地思考了。盲目地跟隨原蘇聯老大哥的烏托邦實驗,這個教訓難道還不應該引以為戒嗎?在前面要走的路還沒有真正看清之前,政治體制改革就只能一步一個腳印,急不得,萬萬不可草率上馬,更不可盲目崇美,生搬硬套,走向另一個極端。
十、中國走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
中國的國情,與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移民國家美國是大不相同的。當年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殖民主義者是通過野蠻屠殺和驅逐美洲的原著民印地安人,連騙帶搶占據了印地安人的土地。后又經過到美洲落戶的新移民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通過獨立戰爭,并通過不斷地武力擴張版圖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漁翁得利",才有了現在的美國。這是具有悠久歷史和十三億龐大人口的中國所無法仿效的。如果經濟上放任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急功近利地采用殖民地買辦經濟的做法,不計后果地盲目引進外資,千方百計迎合國際壟斷財團牟取暴利,把中國搞成一個世界性的加工廠。政治改革也照搬美國的模式,走上金錢政治,壟斷財團和利益集團起著主導作用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之路。中國將不是崩潰于內亂,也會步南美巴西經濟發展的后塵,只能成為跟在發達國家后面,為了滿足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而生存的二流國家。中國將會被掐死在"中國威脅論"的經濟圍剿和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聯盟的軍事包圍,不斷挑起邊境紛爭,沖突,制造內亂和軍事競賽的長期對抗中。
依靠赤字預算,國家大規模投資推動經濟增長;高能源消耗,低利用率的生產項目規模急劇擴張;各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無統籌兼顧的工業園區的盲目開發;大批良田被占用,高環境污染的工業項目(如煉焦碳業)紛紛上馬,這些會帶來后患無窮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迫在眉睫。前些日子被鬧得沸沸揚揚的國有企業改革和改制之爭;教育和科技界的腐敗和產業化之爭;醫療黑洞和產業化之爭;是否要設立農民的健保體制之爭;貪污,腐化和廉政審計的對抗;中國經濟南美化,巴西化的警鐘;GDP的增長與工業增長的背離;消費增長與投資增長的背離;東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的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等等問題,這些都只是整個冰山之一角的方方面面。
十一、守住社會健康發展的底線
中國新一代的胡溫領導班子十分清醒地提出,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改革。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民主和法制并非專屬資本主義所有,民主政治是建設任何一種模式的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基石。黑箱作業和金錢政治都違背了民主政治的真諦,如果想要保住中國一百多年來民主革命的成果,只有充分相信選民,依靠人民群眾,通過民主憲政體制的改革和不斷完善,充分保障社會各階級和階層利益的相對平衡,監督批判的話語權和投票否決權。既然脫離社會現實的空想共產主義和巧取豪奪,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都不可行,中國為什么不可以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吸取兩者之長處,克服兩者之短處和弊病,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尋求統籌平衡和協調發展?面臨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模式的最終選擇,為什么中國不可以在理論上解放思想,尋求突破現有的框架?實踐上謀求以我為主,架構起有利于中國的和平崛起,持續性發展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操作上多一點愛民,務實,包容,辯證,中庸和多樣性?遵循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以中華歷史的燦爛文明和優良文化傳統為底蘊,腳踏實地走出自己的第三條路來?
事實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西方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和那些新轉型為"民主國家"的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拋棄了美國模式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樣兩個極端的體制,選擇的是向中間靠攏的折衷道路。這些國家既在經濟上堅持走向市場經濟,又同時在國家體制上堅持全民的福利,守住社會健康發展的底線,把社會穩定,環境保護,全民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保障和社會救濟,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西方資本主義各國都有數量多少不等的國營企業,東方的日本,新加坡和中國臺灣也都有。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和地區,如果不想受制于人,由國營企業掌控經濟命脈和國防工業是很普遍的做法。再說,一個企業經營的好壞,并不是由國營,還是私營的所有制來決定的。國營并不具有經營不善,虧本和貪污的原罪,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監管和經營的體制。當年那些急于轉型的東歐國家,包括俄國,是紛紛采用不同的方式,變賣和瓜分了大部分的國營企業,不過,這些國家在亂糟糟的轉型過程中,由于工會力量的強大,起碼都保住了上述社會健康發展的底線。
十二、中國應該拿出自己的"主義"(主意)來
為此,作為中國的新一代領導班子,急需明確地拿出自己的"主義"(主意)來。政府既要遵循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規律,又要維護好生態,嚴格制定和執行環境保護的法令,并且自主,有效地經營好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國防的國營大企業作為中流砥柱,努力協調,克服和減輕盲目無計劃性生產造成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弊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既要使得社會精英團體,商會,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得到確認,政治主張能夠表達,也要立法保障工會,農會和各種勞工團體能夠依法正常運作,能夠在國家政治體制中和通過媒體發出他們的聲音,維護社會各階級和階層的利益相對平衡。憲法和法律既要保護經過正當途徑獲得和經商發財致富的私有財產,又要立法嚴懲違法亂紀,通過不法途徑獲取不義之財的社會蛀蟲,通過稅收和國家財政預算,維護工人,農民和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和公民權利,使他們獲得職業培訓和個人發展的機會,他們的子女享有接受國家義務教育的權利和獲得高等教育的平等機會,并且使窮人有病能夠獲得正常醫療和救治的保障。
中國目前所遭遇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最終選擇是史無前例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艱辛歷程也是沒有樣板可以仿效的。從"友誼商店"批發來的各種"主義"和"古玩店"里搬來的祖宗"遺訓"只能供參考,卻是發不得書呆子脾氣,也中不得投機政客的圈套和更不能順從既得利益集團的如意算盤,去偷懶胡亂搬弄的。中國必須按照中國的實際國情,努力守住能使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的底線,緩解國際大環境的巨大壓力,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中國急需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統籌協調的健康經濟發展模式和全球和平發展的戰略主軸,堅定不移地發展出一套,既能夠擺脫"黑箱操作",又不至于陷入"金錢政治"泥潭的真正"民主政治"體系。至于這一套能夠保持中國長治久安,經濟持續性發展,"和平崛起"的方略和思想體系,應該被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或者"新馬克思主義"?還是分開為幾個什么更為確切的稱呼?在這一套方略和思想體系的發展,形成和逐步完善過程中,正確的定義自然就會形成的,現在不必過多去操心。
注:本文原刊于烏有月刊第十三期,2005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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