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汪暉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演講談“變動秩序中的中國文化自覺”

　　我不是為20世紀的悲劇辯護，20世紀充滿了悲劇和犧牲，值得我們反思。但是另一部分遺產，也更值得我們思考……

　　——汪暉

　　汪暉，知名學者，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1996-2007年任《讀書》雜志主編。汪暉的早期學術方向以魯迅研究為主，上世紀80年代末轉向中國現(xiàn)代思想研究。代表作有：《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死火重溫》、《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等。

　　汪暉

　　“變動秩序中的中國文化自覺”這個題目是同學們給我出的。(注：5月10日，汪暉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做題為“變動秩序中的中國文化自覺”的演講。)我有過類似話題的訪談，這其實是個非常不好講的題目，每個字眼都可以展開討論。

　　20世紀文化政治傳統(tǒng)：

　　超越原有民族國家身份

　　看到這個題目時，我想起美國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沖突論”，這是冷戰(zhàn)結束前后影響最大的著作。

　　亨廷頓批評了美國的外交政策，認為美國錯誤地把阿拉伯伊斯蘭作為對立面，并重復了文明沖突論的看法：未來的社會，能夠對美國構成挑戰(zhàn)需要具備兩 個基本條件，第一是美國一貫的外交政策傳統(tǒng)，要有實力。阿拉伯沒有實力，有潛力構成挑戰(zhàn)的是中國和歐洲。第二點，歐洲在文化上屬于西方文明，跟美國一樣， 不構成文明沖突。但中國不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又具有挑戰(zhàn)美國的實力，所以美國的對抗重心是中國，而不是伊斯蘭世界。這當然是基于美國的政治文化保守主義 脈絡上的討論：冷戰(zhàn)之后，怎么看待當代世界。

　　我不贊成亨廷頓的看法，但是這樣的看法，在一定時期的政治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原因)不在于他是不是準確描述，而是他引導人們重新理解世界。

　　有知識分子批評亨廷頓，主要角度是“全球化”——世界已經是平的。但較少人談論另一個角度：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20世紀的文化政治的傳統(tǒng)。

　　當我們討論文化，往往會想到儒家、道家、宗教等，但其實這也是重要的文化傳統(tǒng)，看起來不同的人站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目標，這種政治文化的傳統(tǒng)，是 20世紀留下的重要遺產。別的時代并非沒有這樣的因素，但只有19、20世紀大規(guī)模的國際主義運動，產生了這種文化。人們已超越了自己原有的民族國家的身 份。

　　現(xiàn)在，這種政治傳統(tǒng)是逐漸消失的傳統(tǒng)，很少被重新記起、提出。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在“文明沖突論”成為一種論調論式的時候，還可以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和回應變動社會中的秩序。實際上是希望從這兒出發(fā)重新理解20世紀遺產對我們的意義。

　　新文化運動

　　反思傳統(tǒng)重提價值

　　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一般的思考，更多的是對20世紀的批判、否定。由于20世紀發(fā)生了很多悲劇，對這個時代進行批判否定，有合理的部分。我在這 里舉個簡單的例子：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他著有多卷本世界歷史著作，而對20世紀所起的標題是：極端的年 代。很多20世紀重要的知識分子、作家、科學家對這個世紀的評價、看法，都是比較負面的。

　　《極端的年代》寫的是一個“短的20世紀”：起始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是1991年蘇聯(lián)解體，由大戰(zhàn)開始，至冷戰(zhàn)結束，并不是100年。在這個極端的年代里，發(fā)生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穿插了無數的暴力和沖突，這在人類史里是罕見的。

　　另一方面，20世紀對中國來說，包括對很多國家、地區(qū)來說，又是不可繞過的時代。整個中國的現(xiàn)代轉型，離開20世紀是不可能理解的，這是一個變 動的世紀。100年前我們還在進行科舉，留辮子，穿長袍馬褂，處在完全不同的社會秩序中。站在這里回想100年前的事情，有時覺得不可思議。

　　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重大變遷，就需要理解20世紀和中國之間的關系。文化自覺這個命題，在20世紀是尤其突出的命題。

　　“五四”提出覺悟，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共和危機，有非常深的關聯(liá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前，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都是把西方的一切看成我們 的模式，要學習西方制度，建立現(xiàn)代國家。但“一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發(fā)現(xiàn)這樣學習是有問題的，仍然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樣的處境，得從頭想起。陳獨秀在1916年 1月的《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一九一六年》，里面說“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間，在歷史上畫一鴻溝之界：自開辟以訖一九一五年，皆以古 代史目之。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這段話表示，從1916年起才是現(xiàn)代，要跟過去的想法決裂，所以提到“自覺”這樣 的問題。那時的知識分子忽然意識到，中國人尋求變革，尋求半天，但尋求的方式有問題，所以這個時候提出覺悟。

　　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生，不僅僅是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包括相對保守的一批人，那時候也重新思考文化、文明，所以發(fā)生東西論戰(zhàn)、反傳統(tǒng)運動。在文化上重新提出價值的問題，設定出新的出發(fā)點，認為原有的模式要重新改過才有可能獲得新的未來。

　　我為什么提這個例子?這個例子正像是我們所處的現(xiàn)在——同樣處在普遍危機中。2008年以來的世界性金融危機，1916-1919年同樣是世界 性危機，整個世界戰(zhàn)爭和社會危機同樣爆發(fā)出來，今天的狀況和新文化運動時期對比，危機內涵不同，但也是處于世界性的危機里面。但我們看知識領域，看國家、 媒體，人們與那時候面對危機的方式完全不一樣。2008年以后有各種各樣的具體方法、經濟對策出臺，但很少出現(xiàn)文化討論，很少思考危機背后文化的根源是什 么。我們只是想經濟的原因，比如信貸危機怎么傳播到全世界，很少想到文化和人們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實際上，討論文化問題與拯救經濟危機的方式不是沒有聯(lián) 系，雖然兩者有區(qū)別。1916-1918年也要討論戰(zhàn)爭貸款，知識分子不是不關心這些問題，但他們還是去討論文化問題，因為這樣的政治模式本身需要從根本 上進行再思考。修補是不行的，需要徹底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的問題，文化運動和文化自覺在一戰(zhàn)整個過程當中，成為中國知識領域中的重要問題。

　　20世紀文化的意義在于創(chuàng)造政治能動性

　　20世紀中國的文化和政治之間有一種特殊關系。文化扮演創(chuàng)造性職能，創(chuàng)造新人和新的政治。過去常常說被政治決定，政治不是我們的創(chuàng)造物，而是決 定我們命運的事情;到了今天，市場、利益、經濟活動決定我們的選擇，只有在這個背景下確定人生的戰(zhàn)略目標。大部分情況下，無論我們多么聰明能干，都沒有真正具有能動性、能創(chuàng)造主體性的，我們其實是被政治或經濟決定的。

　　而20世紀曾經產生過這樣一種文化，在特定歷史時刻，給我們自我創(chuàng)造的機會，創(chuàng)造自己的政治，自己介入社會，不是被動的，不是經濟的政治的動 物。簡單地說，政治包含兩種不同的含義，第一個含義，只要在社會關系中的人都是政治的，從各自的思考出發(fā)，能動地介入政治，這是每個人所具有的政治能力。 第二個，也就是通常說到的跟國家、政黨，跟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政治，在這個意義上，能動性沒有了。20世紀文化的意義，在于創(chuàng)造政治能動性。

　　大家都知道最近釣魚島問題變成新的危機，但現(xiàn)在的情況跟40年前不一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是在冷戰(zhàn)格局下發(fā)生的。臺灣海峽對立，美國 控制了周邊區(qū)域包圍中國，共產主義陣營跟資本主義陣營激烈對抗。不同陣營的社會里，對人的身份有強烈界定，政治性、身份論、階級成分……跟另一個陣營發(fā)生 任何關聯(lián)都是危險的。但保釣就是臺灣去美國的留學生中首先爆發(fā)的運動，訴求是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愛國主義運動。去年清華開過一個關于保釣運動的討論 會。40年后(從保釣運動算起)這些臺灣留學生到大陸來，年紀很大，其中有人發(fā)言說，他們這些人大多數是國民黨后代，很多人的父輩都是高官，而恰恰在保釣 運動里面，他們重建了跟自己祖國、跟大陸的血肉聯(lián)系。這是他們超越了冷戰(zhàn)身份，創(chuàng)造了不同于冷戰(zhàn)政治的政治。

　　新文化運動產生出了新的政治，創(chuàng)造出不同于機械界定的社會身份的一種人。這是文化跟政治之間最明顯的互動。這種文化政治的力量，在今天變得越來越珍貴。越來越開放、流動性越來越高的社會，自己決定的能動性、創(chuàng)造政治的能力，卻未必高。

　　改革有現(xiàn)代傳統(tǒng)的

　　內在脈絡

　　在我看來，20世紀以戰(zhàn)爭與革命為最重要線索，一個重要開端是辛亥革命，離開辛亥革命這個變動，很難理解20世紀。

　　現(xiàn)在很容易把“五四”時期或者上世紀80年代看成文化高峰期，思想自由，新說迸發(fā)，但重新閱讀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文化討論并沒有中斷，并不僅僅是知 識分子運動，政黨政治內部也是。簡單的例子是跟改革有關，改革從1978年開始，理論基礎是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學經濟的人應該知道，改革很重要的理論依 據就是孫冶方提出的價值規(guī)律。但價值規(guī)律理論是什么時候被正式提出的?孫并不是在改革時提出的，而是在1959年。而顧準發(fā)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 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是在1957年。這些理論脈絡，在中蘇分裂后已經在孕育，沒有中止，上世紀70年代中期再出來。

　　為什么“五四”時期跟上世紀80年代有相似性?原因很簡單，新文化要拒絕軍閥政治、政黨政治，創(chuàng)造不同的新的政治，讀《新青年》可以看到里面的 政治領域，包含婦女解放、勞動、勞工問題、文化、教育、家庭……這些都是政治，新的政治，同時也是新的文化。20世紀發(fā)生的很多事情，最為重要的成就，就 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沒有這樣的新政治，也沒有后來的進步政黨出現(xiàn)、土地改革、婦女翻身、階級解放……上世紀80年代有相似也有不同，一代新人誕生，在政 黨政治之外產生文化，但文化運動的空間不再嚴格控制在政黨結構下，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間，是在另一個知識分子與文化的空間下出現(xiàn)。

　　20世紀有悲劇也有遺產

　　在我看來，現(xiàn)在經濟危機、社會分化的情況，不僅在中國、不僅在第三世界，而是全世界都出現(xiàn)。

　　從政治角度，需要政治改革，沒有人對此懷疑，但是要什么樣的政治改革?要是有人覺得他可以給出一個特別自信的答案，最好不要相信，我不相信存在 一個現(xiàn)成的給定的模式可以解決。我曾經把政治危機概括為“代表性的斷裂”。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在西方有議會制，多黨制等不同形式，但是在很 大程度上，19世紀形成的政黨政治，無一例外出現(xiàn)嚴重危機，也就是代表性危機。

　　今天我們碰到的極大問題是媒體問題。每個人都是媒體，只要表達就是媒體。重要的在于這種空間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時候，有什么樣的文化政治產生。如今媒 體政治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核心，過去差異的邊界在消失，看起來是對立的、不同的，但很多時候其實是合謀的。過去國內報紙和西方報紙意識形態(tài)對立，而今天有時 對立，有時一個調子。這個狀況意味著不是在對立中選擇(一方)，而是怎么說出自己的話，以什么語言、什么方式敘述問題。

　　中國革命里至少提出兩個道統(tǒng)，一個是毛澤東提出的，可以從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理解，是一種反抗的、革命的道統(tǒng)。另一個是孫文的道統(tǒng)，堯舜禹文 武周公……是創(chuàng)造道德的合理化譜系的道統(tǒng)。工業(yè)化帶來原有的革命模式面臨困難，這是真實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學術界和理論家也辯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估 價問題。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是列寧。

　　矛盾從一開始就存在，要克服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得不進行新的勞動分工，依照現(xiàn)代分工模式，重新組織社會。在毛的時代已經意識到了，也有辯論，是 革命問題里頭完全無法克服的問題。這是20世紀一個不完全成功的政治實驗，這個政治實驗里同時包含自我否定。20世紀的政治發(fā)展，文化運動是運動的自我否 定，一邊推進運動，一邊檢討、批判，尋找超越形式。今天走到這樣的路徑當中，我們處在市場經濟社會里，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分化，許多分工不可避免，分工的方 向有沒有提供文化政治的可能性，是值得理論探索的。

　　20世紀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也存在這樣的探索，探索企業(yè)文化中工人地位問題，比如德國憲法中就規(guī)定工人的地位問題，這個法律化過程，是上世 紀60年代以后推進的結果。西方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抗議運動爆發(fā)前，是特別穩(wěn)定的社會，在穩(wěn)定的情況下爆發(fā)運動，這個部分是重新思考文化遺產的時候需要去 探討的。在給定的現(xiàn)實中生存需要適應，不適應不可能，但文化運動本身包含超越、批判的狀態(tài)，是不適應。這就是20世紀暴力型的文化動蕩，另一部分是文化的 不安，不滿意現(xiàn)實，要介入現(xiàn)實創(chuàng)造超越的形式。我不覺得我們現(xiàn)在可以重復這個遺產，形勢、條件發(fā)生太大變化，值得提出的是，(遺產中有一部分)恰恰是不斷 從文化領域重新界定政治經濟的邏輯。比如我前些時候去少數民族地區(qū)看他們重建社區(qū)的努力，目前還很初步，但已經產生出可能性，比如勞動者跟雇主關系的協(xié) 調、怎么利用社群力量抗爭，不按照一般法律模式。《勞動合同法》本來是保護工人的，但是由于勞資關系很不穩(wěn)定，工人覺得工作壓力太大常常主動離崗，一年要 換一個地方，得不到法律保護。在這種方式下，彝族的少數民族工人，創(chuàng)造出社群性連帶來獲得企業(yè)中的位置和補償。當地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也在幫助、研究、 討論怎么使他們獲得組織的形式，微觀層面也有文化運動。這就不是單純適應，而是創(chuàng)造生存模式，超越舊有社群之間的模式。

　　我不是為20世紀的悲劇辯護，20世紀充滿了悲劇和犧牲，值得我們反思。但是另一部分遺產，也更值得我們思考。要思考悲劇發(fā)生的原因，而不是抽 象否定，否定只能是為意識形態(tài)服務。當下的政治跟經濟是最主導我們的兩個領域，不能以為套用舊的、別人的模式可以解決。學習各種各樣社會的經驗，理解今天 碰到什么問題，是必要的。文化自覺不是抽象的東西，以每個人的能動性為前提，重新理解立足的時代處在什么狀況，面對什么困難挑戰(zhàn)，新穎性究竟在哪里。這是 變動秩序中文化自覺的含義。

　　早報記者 許荻曄 整理

　　(注：今年5月10日，汪暉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做題為“變動秩序中的中國文化自覺”的演講。本文為演講整理稿，標題與小標為編者所加，未經原作者審閱，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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