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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安全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馮宏良 · 2010-10-30 · 來源:烏有之鄉
美國文化冷戰 收藏( 評論() 字體: / /

意識形態安全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作者 馮宏良

原載 《探索》

   摘 要:意識形態安全的實質是鞏固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合法性信仰,在根本上體現為人們對于主流意識形態內在價值主張的高度認同和自愿踐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本質內涵在于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內化于人們的精神生活過程,進而在世俗生活領域形成人們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觀點與主張的認同情感與遵從態度,最終達至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現實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也就是不斷推動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構成了鞏固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與之相伴隨,在社會思想領域各種思潮泛起,與處于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爭奪話語權,企圖影響中國社會走向。這大大改變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存在與發展的生態環境,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凸顯出來。因此,黨的十七大提出,要“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構成了鞏固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也就是不斷推動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過程。
  
  一、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安全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視野中,所謂意識形態,是在階級社會中,適合一定的經濟基礎以及豎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而形成起來的,代表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觀念體系和價值取向…。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基于自身利益對現存社會關系自覺反映而形成的認知體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藝術、宗教等社會學說及觀點所構成,反映了一定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并為其服務,成為其政治綱領、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社會思想的理論依據。任何社會都存在著主流意識形態和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構成一個社會思想文化的中樞和支柱,構成一個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礎和載體,起著擴大政治認同、進行政治整合、規范政治行為、增強政治體系的合法性、促進政治穩定的作用。
  意識形態的基本功能表現為兩個方面:辯護功能與規范功能。對于任何社會的特定形式的統治取得正當性、對于這種統治下的社會保持穩定甚至和諧來說,意識形態的辯護功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沒有意識形態的辯護,或者說意識形態的辯護功能失去效力,統治就無法長期維持,社會也會因此而四分五裂,不得安寧。意識形態的規范功能是指意識形態成為社會生活——尤其是社會公共生活——中的普遍認可的是非標準,這種是非標準一方面用來對一些現象進行批判,另一方面被用來對一些趨勢進行引導。意識形態功能正常發揮的前提是意識形態安全,即必須確保主流意識形態在社會文化領域居于主導地位、發揮主導作用。
  意識形態安全的實質是鞏固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合法性信仰,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安全在根本上體現為人們對于主流意識形態內在價值主張的高度認同和自愿踐行。意識形態合法性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在規定性。
  第一,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恩格斯指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意識形態是與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直接相聯系的,其內容是社會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人與人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的反映。意識形態的各種形式起源于以生產勞動為基礎的社會物質生活,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所以,特定意識形態的理論內容和價值主張必須與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相一致,超越或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意識形態是很難獲得其合法性的,這就要求意識形態內容的與時俱進、持續更新。
  第二,意識形態內容與制度結構相統一。即意識形態的理論邏輯與其外在表達形式的制度結構安排之間是契合的,而不是割裂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基于自身利益對現存社會關系自覺反映而形成的認知體系,反映了一定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內容表達的是一種抽象的價值理想和利益訴求,而制度則是對于價值理想的落實與型構,特定的制度結構是以特定的意識形態為精神指引,并以實現特定的價值目標為最終歸宿的。所以,兩者是相對應的而不是相脫離的。人們對于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評判是以其外在表現形式的制度結構為感性依據的,一旦意識形態與其外在表現形式的制度結構之間出現了偏離,原有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就必然隨之消弭。
  第三,意識形態外在表達形態的制度結構與作為制度結構實踐形式的政治運行機制之間是統一的,而不能是斷裂的。制度結構作為意識形態理論邏輯的外在表達形式,只是一種靜態的存在。對于這一靜態的存在進行考察,無法準確判斷出意識形態與制度結構二者之間是否實現了完全一致。因而還需要對于作為制度結構實踐形式的政治運行機制進行動態考察,只有實現了制度結構與政治運行二者之間的高度一致,才能認為意識形態與制度結構之間是完全契合的、沒有斷裂的。如此,人們才可以依據對于現實政治運行效果的感性認識,來決定是否建立對于現存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信仰。顯然,意識形態的價值主張與利益訴求,如想引起社會共鳴和廣泛追從,就必須在政治運行中展示出來,舍此,將不可能獲得充分的合法性。
  第四,意識形態宣傳與政策落實及政治行為相統一。意識彤態的生命力從根本上取決于其理論主張被大眾接受的程度,只有被社會大眾廣泛接受的意識形態才有頑強的生命力。這就涉及意識形態的宣傳,即通過多元的傳播途徑和方式使意識形態的理論內容為社會所認知。意識形態宣傳本質上只是文字符號和語言描述,它若想被社會大眾真正了解并認同,尚需要一個實踐上的注解,即把意識形態的價值主張具體化為政策并通過政治主體的政治行為加以執行和落實。如果意識形態宣示與政策落實、政治行為之間出現不一致,人們就會產生對于意識形態宣傳的懷疑,進而直接質疑意識形態理論內容本身,最后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也就蕩然無存了。
  
  二、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意識形態建設所面對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凸顯出來。就國際環境來說,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種制度體系的長期并存與作為兩種意識形態的激烈交鋒皆不可避免,這顯然不同于改革前兩者之間的關系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說改革前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依托各自陣營而在相互隔絕中進行著意識形態的靜態較量,這種靜態較量更多表現為一種理論上的論爭,即在理論上論證何種意識形態更具有優越性;那么改革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則是在密切接觸與相互交往中進行著意識形態的動態較量,這種動態較量更多表現為一種實力上的展示,即通過國家治理效果以證明意識形態的合理性與優越性。
  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不同社會制度主導地位的較量和競爭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會繼續存在下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和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知識社會的到來,西方國家試圖以向全球推廣其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念作為其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從表面上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抗似乎正在淡化,但實際上,在構成意識形態內容的其他方面諸如政治思想、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影響和沖突并沒有減弱。胡錦濤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較量和斗爭依然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非常尖銳的,西方國家加緊向全世界傳播它們的價值觀念。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將長期面對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一些發達國家在進行經濟援助和技術輸出的同時常常把它們的意識形態、政治意圖、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作為經濟與政治的附加條件附帶在技術和經濟手段上,向其他國家滲透它們的社會制度、思想意識。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先進的傳播技術和全球信息網絡,通過向其他國家的人民灌輸其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等手段來滲透其價值觀念;通過其遍及世界的傳播媒介對各種政治事件、新聞事件的有傾向性的報道體現其政治意識。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但沒有放棄意識形態滲透,反而變本加厲,甚至要用武力手段在世界范圍內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美國出臺“普林斯頓計劃”,著手構筑“民主同盟”;日本忙于搭建“自由與繁榮之弧”;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宣揚美國制度的吸引力。這些現象表明,意識形態差別仍在分裂著世界。正如布什2002年9月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序言中所說:“今天,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和巨大的經濟政治影響”,“我們尋求創立一種有利于人類自由的均勢”,我們將利用“歷史性機遇”、“最好機會”,“把自由的好處推廣到全球各地,我們將積極致力于把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之后,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遭遇了巨大挫折,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暫時處于下風,西方學者也高喊出了“意識形態終結”的論調。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他認為: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已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成為“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福山認為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終結了曾經被世界上億萬人民奉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而成為人類惟一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交鋒開始處于一種非均衡的狀態,在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成為全球主流話語的時候,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面臨著維護自身安全和爭奪話語權的任務。面對資本主義依托經濟強勢裹挾而來的多元社會思潮,如何通過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加以化解和整合,這成為實現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所必須破解的難題。
  就國內而言,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使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大大改變了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生態環境,意識形態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經濟基礎的深刻變革,這必然給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帶來挑戰。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根植于經濟基礎,并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經濟基礎的改變必然給意識形態安全帶來挑戰。這種挑戰的實質在于:舊的意識形態面對經濟基礎深刻變革的現實,需要通過調整完善理論內容以重塑其合理性與合法性。對我國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主流意識形態,伴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我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先后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都大大充實豐富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基本適應了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客觀經濟現實。但這里面還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經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復雜關系,尚缺乏在基礎理論層面實現內在邏輯的一致性。由此派生的另一個問題是,對于經典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繼承與創新關系,也需要理論上的細致入微,即厘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于經典社會主義理論繼承在何處,創新又在哪里。只有把這些具體問題說清楚,才能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說服力。
  第二,社會轉型期的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特殊困難。社會轉型一般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形態的變遷,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變遷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推動中國進入社會轉型加速期。以文化的視角觀之,傳統與現代交織中的價值多元構成了社會轉型期的獨特景觀,市場經濟所賦予人們的個體理性,推動實現了文化選擇的自主性與多樣性。這必然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都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存在并發揮作用,因而,他們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發揮各自影響力的同時形成了一種文化“場域”。在這一文化“場域”中,主流意識形態與多元社會思潮的沖突與碰撞在所難免,而如何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多元社會思潮就成為轉型期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的特殊困難。
  第三,意識形態的理論規定與現實中的政策落實、政治運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現象,這必然折損國家意識形態的說服力與合法性。意識形態的理論主張只有與其外在表現形式的制度設計、政策落實及政治運行實現高度一致,才能獲得其真正的生命力。反之,則必然喪失其真實性與說服力,進而失去民眾的信任,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危機也就會出現了。對我們國家來說,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制度是高度統一的,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策落實、政治運行與意識形態規定之間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現象,比如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滯后、官員腐敗嚴重等,這些現象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加以改變,就必然折損國家意識形態的說服力與合法性。
  
  三、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保障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途徑
  
  在學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一般被認為是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教育人民,使之成為人民群眾接受、認同和信仰并自覺付諸實踐的價值體系的過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大眾化,是這一理論體系由抽象到具體、由深奧到通俗、由被少數人理解掌握到被廣大群眾理解掌握的過程。這種對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內涵的界定,完全從概念本身出發,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因為它沒有揭示出中央在提出這一重要概念時所蘊含的戰略意圖。
  中央在提出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要命題時,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使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各種思潮在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領域與處于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爭奪話語,權,企圖影響中國社會發展走向。這大大改變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存在與發展的生態環境,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凸顯出來;與此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進程推動形成了一整套源于經典社會主義但又與之不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國家意識形態內容的調整與更新需要在保持理論邏輯連續性的前提下被社會接受。在這樣的背景下,十七大報告提出要“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本質內涵在于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內化于人們的精神生活過程,進而在世俗生活領域形成人們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觀點與主張的認同情感與遵從態度,最終達至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現實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構成了鞏固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也就是不斷推動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過程。
  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戰略的成功實踐需要注意以下兩個層面:
  第一,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理論邏輯。
  中央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側重點在于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大眾化。但在理論邏輯上,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所涵蓋的內容不僅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且包括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體的經典社會主義理論。經典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間,既存在著緊密聯系,也呈現出顯著區別。其聯系在于,后者是以前者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后者堅持了前者的核心價值和精神主旨,因而兩者是一脈相承的;其區別在于,后者是對前者的創新和發展,創新意味著區別,發展標志著不同。這種創新和發展在改革開放的實踐進程中所展示出來的是計劃經濟逐漸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全新命題,因為它超越了經典社會主義所涵蓋的理論范圍。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政治現象,社會主義一直是作為與資本主義相區別的思潮和制度存在的,這種區別的重要標志就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分野。因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使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界限不再囿于經濟體制,而是在根本上表現為哪一種社會制度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推動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使得經典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制之間出現了邏輯跳躍,這種邏輯跳躍一般被解釋為是一種繼承創新關系,但問題在于理論上需要進一步搞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于經典社會主義的繼承與創新中,“承”在何處,“新”在哪里?只有在理論上真正搞清楚了以上問題,才能真正實現經典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基礎理論層面的通順邏輯。為此,就必須“堅持思想解放原則,依據新的時代事實和中國改革經驗,形成社會主義必然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解釋體系”,“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走向馬克思主義現代化”,進而全面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第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踐策略。
  馬克思認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可見,理論的徹底不僅在于其內在邏輯的完整與嚴密,更在于其通過人的實踐所展示出來的正確性與生命力。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普及化的過程,更是馬克思主義運用于實踐,通過實踐證實其正確,進而掌握群眾的過程。因而,實現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戰略目標,需要適當的實踐策略。具體而言,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在實踐策略上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形式上的通俗化、豐富性。理論若要掌握群眾,必先說服群眾;理論若要說服群眾,必先為群眾所了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主張為民眾所認知、熟悉和掌握的過程。這就要求宣傳形式上的通俗化和豐富性,通過通俗化的語言和更為豐富、多元化的傳播途徑,使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更能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
  其二,制度建構的民主性。抽象的價值主張只有在具體的制度建構中才能展示出其現實的生命力,無法在制度建構中體現的抽象價值就如同空中樓閣,無論看上去多么氣勢恢宏,最終也會煙消云散。這樣的理論不可能說服群眾,更不可能掌握群眾。民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價值主張,但馬克思并沒有也不可能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建構提供現成答案,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探索并創造出優越于資本主義的新型民主制度。對我國來說,盡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已經基本建立,但依然面臨進一步完善、創新的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將持續增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說服力。所以,制度建構的民主性成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實踐策略的重要內容。
  其三,政治運行的法治性。任何制度建構所蘊含的內在價值都需要在政治運行中展現出其真實性,否則,良好的制度建構就會名存實亡。現代民主制度的運行需要法治的保障,否則民主將變形走樣,難以為繼。民主與法治相互依存、不可分離。對我國來說,民主制度的建構與政治運行的法治性要求之間,還存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相適應問題,個別黨委政府部門不民主、法治建設滯后的現象還很突出。這種現象必然會折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戰略的實施效果。只有堅持政治運行的法治性,才能更好地推動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其四,政治行為的親民性。無論是制度建構,還是作為制度實踐的政治運行,都離不開人這個政治主體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主體的政治行為構成了政治運行的實際內容。也就是說,政治運行的現實過程是通過人的政治行為表現出來的,人們一般根據政治主體的政治行為狀態來判斷政治運行的真實效果。對于我國來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執政為民是國家制度建構與政治運行的核心價值,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亦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級領導干部的政治行為準則。可以說,我國在制度建構、政治運行與政治主體的政治行為之間是基本契合的,但少數領導干部的貪污腐化現象仍然對三者之間的契合構成了威脅,這在深層次上會侵蝕馬克思主義在社會領域的權威性與說服力,進而弱化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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