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亂也好，戰爭也罷，總會有記者不顧生命危險前往戰地“見證歷史”的。但美國自越戰經驗后，只準“嵌入記者”（嵌入式新聞（embedded journalism）是新聞記者被嵌入軍隊單位，成為軍事行動的一部分，不能自由活動）；有的國家如以色列，根本禁止戰地記者。敘利亞也一樣。不同的是，沒有任何外國記者敢“偷進”加沙地帶“見證歷史”。

英國《獨立報》著名專欄作家羅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的文章篇篇必看，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不僅僅驚訝他的歷史知識、個人經驗和分析能力，他的宏微觀點、人文情懷、反思反省更令我敬佩不已。

他在3月3日《獨立報》發表的一篇正是如此。他的題目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態度：《英雄式的神話和戰地報道真相的不安》（"The heroic myth and the uncomfortable truth of war reporting"）。與其他戰地記者一樣，他一生冒著生命危險，“見證歷史”。但接近40年后，他對自己的專業感到矛盾感到不安。

這次敘利亞內亂，美國記者瑪麗·科爾文和法國攝影師雷米·奧克利克22日在反政府武裝勢力重點霍姆斯市（Homs）遭炮襲身亡，另有3名記者受傷。他們的犧牲、他們的報道，暴露了戰爭的恐怖、戰爭的殘忍，但反映了敘利亞內亂的真相嗎？這也是菲斯克的矛盾與不安吧？（劉伯松）

菲斯克：《英雄式的神話和戰地報道真相的不安》

能夠進入霍姆斯市是需要很多勇氣的；天空新聞、BBC和幾個勇敢的男女都進去向全球報道這個城市的苦難，其中最少兩次，他們遭遇災難了。然而，我只能反映這一周，我們能辨認拼搏且受傷的英國攝影師孔恩洛（Paul Conroy）的名字，但對拯救他而被狙擊手擊斃和在炮火中喪生了的13名敘利亞志愿者的名字卻一無所知。當然，這是與孔恩洛無關。但我只想一下，有哪些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或我們是否有意要找出他們的名字？

這一切隱隱約約地顯示出殖民主義色彩。我們從小就受到電影中那些不拍生死的戰地記者的影響，他們莫名其妙地成為比他們所報道的人更重要。比如，據說海明威解放了巴黎，但有那個讀者記得任何一個解放巴黎而犧牲的法國人的名字？我記得在2003年被美軍殺死的無所畏懼的電視同事洛德（Terry Lloyd），但除了薩達姆以外，又有誰記得美軍侵占伊拉克時死去的25-50萬任何一個伊拉克人的名字？同年，美國空襲巴格達時炸死半島電視臺記者。有哪幾個還記得他的名字？答案：阿尤布（Tareq Ayoub）。他是巴勒斯坦人。他被炸死的那一天，我們曾在一起。

防彈衣現在已幾乎成為每個電視臺戰地記者的象征。我沒有反對防彈衣。其實，我在波斯尼亞也曾穿過一次。但看到那些穿著藍色的太空裝，在毫無防御的戰爭受害者間來回走著，并問這問那，越來越深感狼狽。我知道，保險公司堅持記者與工作人員穿這些東西。但在街上，卻出現不同的印象：西方記者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比那些在他們周圍遭遇災難的“外國”平民更珍貴、更值得，更有價值。幾年前，在貝魯特槍戰中，一個穿著12磅重的鋼包的記者要我穿上防彈背心作一次電視采訪。我謝絕了。采訪也告吹了。

15年前，一個類似的、同樣令人不舒服的現象出現。記者怎么“應付”戰爭？他們經過如此可怕的經驗，是否應該接受“輔導”？他們應該尋求“終止”吧？《新聞公報》給我電話要求評論。我拒絕了。隨后的文章對記者遭受的創傷說個沒完沒了，然后建議那些拒絕心理“幫助”的記者都是酗酒的。可怕的真相是，我們頂不住時，可以飛回家。那些他們留下的窮人、沒有防彈衣的人——沒有國家會接受的護照、沒有外國的簽證、拼命試圖防止他們脆弱家庭的家破人亡——才真正需要“幫助”呢。1991年海灣戰爭序幕，與“戰地”記者的浪漫主義已經十分明顯了。各種外國記者穿著軍裝在沙特阿拉伯出現。其中一位美國記者甚至還穿上畫著樹葉的靴子——其實只要看一看真正的沙漠，根本一棵樹木都沒有。奇怪的是，我發現，在真正沙漠的孤獨中，許多真正的士兵，尤其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他們都在寫戰爭經驗日記，甚至提供給我出版。記者，現在看來，想成為士兵，而士兵們卻希望成為記者。

當“戰地記者”談及他們的“作戰經驗”時，這種奇怪的共生體實在太明顯了。3年前，在美國一所大學，當一名記者使用這個可怕的短語時，我聽到美國3名受傷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退伍軍人拆了他的臺。“對不起，先生，”其中一個很有禮貌地說。“你沒有‘作戰經驗’。你有的是‘作戰曝光’。這是不一樣的東西。”這位退伍軍人了解安靜蔑視的權力。他沒了雙腿。

又有誰能夠忘記以色列《國土報》駐被占領西岸的記者哈斯（Amira Haas）的話，我經常引用的。她在耶路撒冷對我說，外國記者的工作不是“第一個見證歷史者”（這是我自己可憐的定義），而是“監察權力的中心”，特別是當他們正要開戰的時候，特別是當他們打算以謊言為基石的時候。

是的，我們應該向那些在霍姆斯報道的記者致敬。但這里有一個想法：當以色列人在2008年和2009年對加沙發動了殘酷的轟炸時，他們禁止所有戰地記者進入，就像敘利亞人在霍姆斯試圖那樣。于是，以色列人非常成功地防止我們西方人看到血洗后的加沙地帶。哈馬斯勢力和在霍姆斯“自由敘利亞軍隊”其實有很多共同點——兩者皆是伊斯蘭主義者、面臨著無限的火力、戰斗失敗——但只留下巴勒斯坦記者報道自己同胞的苦難。他們表現得很好。有趣的是，倫敦和華盛頓的編輯部并沒有像進入霍姆斯那樣的熱情進入加沙。僅僅是一個想法。一個令人十分難過的想法。（劉伯松擇譯）

小結

戰地記者為了一個故事，為了一張照片，在烽火連天，出生入死，心驚膽跳在戰火當中拼搏，的的確確充滿著羅曼蒂克的，而他們的行動、作為和表現更應該值得大家肯定和敬仰的。問題是，在過去10年來，布什總統“創造”了所謂“嵌入式新聞”后，戰地記者突然變成了隨軍記者，而戰地報道也成為了團隊報道。我們再也看不到戰爭的恐怖、戰爭的殘忍了。這是一點。

另一點是，在報道一個國家內亂或內戰時，戰地記者幾乎都站在反政府一方，在過去的波斯尼亞如此，不久前的利比亞也如此，今天的敘利亞更如此。翻開報紙，扭開電視，不只是“積極分子說這積極分子說那”的嗎？幾乎聽不到敘利亞政府的聲音。不過，菲斯克問得好：為什么在以色列攻擊和封鎖加沙地帶時，他們不那么熱情地紛紛進入加沙地帶報道真相呢？

深一層看，戰地記者在前線的報道不會全是謊話，但也不會全是事實，有意或無意，很多時候僅是反映一方的期望和看法，因而有真相是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之說。

他們曾在利比亞，尤其在班加西制造了英雄式的神話，今天的利比亞怎么樣啦？他們現在又想在敘利亞霍姆斯市制造另一個班加西，巴薩爾·阿薩德不是卡達菲，“自由敘利亞軍”撤退了，“根據地”也沒了，只是英雄式的神話仍在繼續編造中，敘利亞戰地報道真相的確令人不安的。（2012-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