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殺”，還是“老死”？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我曾與很多朋友討論過資本主義的前景。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數人都認為：資本主義即使周期性地出現危機，也并不構成對自身的致命威脅，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具很強的自我愈合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　　

這讓我想起了莊子說過的一句很有哲理的名言：“夏蟲不可語冰”（《莊子•秋水第十七》）——意思是說，不能和生存在夏天的蟲子談論冰。為什么呢？因為這些蟲子出生在夏天，冬天還沒有降臨就已經死去，從未見過“冰”是何物。　　

莊子的這句話啟示我們，不能用個人生命的長短來觀察資本主義的存亡；理解資本主義的壽命，一定要有大歷史的眼光。　　

決戰說得好：“國家或者王朝，尺度在兩三百年之間。主義這種大制度卻跨越千年”。一個人的生命長度，可以用“百年”來衡量；一個朝代的生命長度，可以用“數百年”來衡量；一個制度的生命長度，則要用“千年”乃至“數千年”來衡量了。　　

沒有人能長生不老，沒有哪個制度能永恒存在。不論精英們怎么忽悠，都決不要相信資本主義老兒能夠萬壽無疆。用個人的壽命長短，去衡量社會制度的存廢,那是夏蟲的境界。　　

資本主義的確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復”功能，在過往的危機之后，資本主義都能夠從周期性的危機中走出來，“擦干了血跡，掩埋了尸體，繼續前進”。用熊彼特的話講，這是“創造性破壞”，是自由資本主義永保活力的秘方。　　

但是，每次危機給予資本主義的，不僅僅是“自我修復”的自覺性，而且也是身心的嚴重打擊和創傷。舉個例子：　　

在沒有任何干預措施下，一個育齡婦女總會周期性地懷胎，如何走出這種困境呢？答曰：人工流產。問題在于，雖然每一次“人流”都會讓她走出困境，但每一次“人流”也在重復地損害她的身體，直到最終毀掉她的生育能力。　　

資本主義就是這個育齡婦女，資本主義的每次危機，就是這種重復的“人流”(黃鴻年先生曾經問我：“為什么喜歡用女性作比喻？”答曰：“在下決無褻瀆女性之心，無它，為了便于理解以增加點擊率耳”)。　　

有人說：資本主義最終可能“壽終正寢”，但它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和平演變的結果。　　

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曾經嘗試用革命來“謀殺”掉資本主義，比如前蘇聯、東歐和中國。可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又重新復活了。有一種解釋是：在這些國家，“謀殺”資本主義的條件還不具備，所以，“我胡漢三又回來了”，最終難以避免。　　

這個解釋主要是從生產力和物質基礎的角度去看問題，其邏輯結論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將逐漸演變，最終不流血地退出歷史舞臺。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不是被革命“謀殺”的，而是自己“老死”的。　　

但激進的左派拒絕接受這個解釋，他們認為，這是“單純的生產力觀點”，是“唯生產力論”。　　

在我看來，死亡是資本主義的最終歸宿，這是沒有疑義的。至于它是被謀殺的，還是老死的，并不會改變歷史的最終結局。所以，只要堅信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不論是“謀殺論”者，還是“老死論”者，我都視為同志。　　

在以“和諧”為主流的當今，天下蒼生想必都不喜歡打打殺殺的血腥，所以，資本主義若能被和平演變，當然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然而，如果“謀殺”能夠成為新社會的助產婆，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從此“告別革命”呢？何況即使到了產期，新生兒也未必一定順利降生，助產婆的作用就不是可有可無了。

問題在于，不論是謀殺還是老死，都需要起碼的物質條件。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不僅“謀殺”需要具備用于謀殺的武器，“老死”也需要具備能夠老死的身體條件：即使是“善終”，也總是器官衰竭、無力抵抗疾病襲來的結果，所謂“壽終正寢”，多半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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