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茅于軾對貧富懸殊的辯護　　

葉勁松　　

為剝削的辯護與剝削是如影隨形。這表現在存在殘酷剝削的地方總是有學者模樣的人談論著這產生剝削的制度的合理性，也表現在普通民眾談論剝削、貧富懸殊等社會丑惡現象時，總有學者模樣的人站出來指責這樣認識社會不對，并要求民眾按他所講的那樣來認識這些問題。例如公開宣稱自己是“幫富人說話”（即為剝削階級——資產階級說話）的茅于軾，又以學者模樣站出來為資產階級說話、辯護了。　　

4月1日，不少網站都刊登了某媒體對茅于軾的訪談——《茅于軾：一個仇富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茅于軾說，“平等這個概念不能籠統地說，我覺得至少該分成地位的平等和財富的平等兩個話題，就像我們說一個人有錢有勢，錢就是財富，勢就是地位。但仔細想來，二者是有區別的。有錢的人不見得有勢，有勢的人不見得有錢。我有個小發現，人類發展有一個趨勢，財富的差別越來越大，但是人的地位差距，特別是人格尊嚴的差距卻在縮小，比如現在一個服務員給布什總統倒一杯咖啡，總統也得說一句‘謝謝’，但當年慈禧太后絕對不會對李蓮英說‘謝謝’。一個是主子，一個是奴才。也許我們對現狀還很不滿意，但這畢竟是一種社會的進步。”　　

茅氏作為資產階級的學者，在“財富的差別越來越大”的社會中發掘出“地位的平等”的“美”來，并要求廣大勞動者從不利勞動者的“財富的差別越來越大”的沉重“話題”中擺脫出來，多想想使人快慰的“地位的平等”話題，沉醉在 “地位的平等”有“ 社會的進步”這種浮想中。另外他要人們多想想“有錢的人不見得有勢，有勢的人不見得有錢”的不易兩頭都占全狀況。茅氏實際是對普通勞動者說，你雖貧困些，但享受了“地位的平等”這種“ 社會的進步”也應知足了。總之，茅氏在這兒向勞動大眾灌迷魂湯。　　

但是，總統對服務員說聲謝謝，或老板與雇傭勞動者握一下手等等，就是“地位的平等” ？“ 社會的進步”？勞動者就應陶醉于此，而放棄爭取經濟上的平等？從階級角度來講，經濟不平等，政治地位也不會平等。馬克思主義觀點是，社會的經濟關系決定政治關系，經濟上被剝削，政治上只有被統治的地位。這也被社會實踐所證明是正確的。統治階級成員中，可能有的成員偏于有錢，有的成員偏于有勢。從這個角度講，統治階級成員內部，“有錢的人不見得有勢，有勢的人不見得有錢”是成立的。而普通勞動者相對于統治階級成員，則是既無錢，又無勢。統治階級成員內無勢的人，對于他雇傭的幾十個工人來講，他是既有勢，又有錢，而那些工人相對他而言，則是既無錢，又無勢。　　

有勢又有錢統治者，虛偽地對無錢又無勢的統治者說聲謝謝，茅于軾就以此熱炒一下，向勞動大眾大講，“人的地位差距，特別是人格尊嚴的差距卻在縮小”，在趨于平等。茅氏企圖以這種低劣辯術，論證出受剝削、壓迫的勞動者已經享受到地位平等。茅氏企圖通過他對這種“人的地位差距，特別是人格尊嚴的差距卻在縮小”的“美”的贊嘆，撫摸、麻醉受剝削、受壓迫普通民眾，使他們安于現實生活而不反抗。從而有利于資產階級的統治穩固，有利于資產階級繼續集聚財富。　　

雖然茅于軾企圖讓勞動大眾沉溺于“地位趨于平等”的陶醉中，以淡化對貧富懸殊的關注。但現實中殘酷的貧富懸殊還是繞不過去的。當采訪者提出社會貧富懸殊使窮人“受傷”時，茅氏則又對我國會貧富懸殊狀況予以辯解。他用比賽輸贏來解釋社會貧富懸殊，并要求人們不要“仇富”。他說，“每個人條件不一樣，競爭中自然有優劣。但我想我們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我想舉奧運會的例子，一個比賽，……冠軍只有一個，得到榮譽包括金錢，像劉翔都是千萬富翁了，其他人就不值得關注了。……沒有必要仇恨冠軍，也沒有必要恨富人。……一個仇富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　　

茅氏說，“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競爭中自然有優劣”，有冠軍和失敗者。茅氏言外之意是：富人是“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競爭的“優勝者”，而窮人則是“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競爭的“失敗者”。按此說法，貧富懸殊不過是“公平的競爭”的結果，具有合理性，無可指責。然后，茅氏還要求勞動大眾，應該象體育比賽中失敗者不“仇恨冠軍”一樣，做為“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競爭的“失敗者”，不應該仇恨競爭的“優勝者”——富人。茅氏實際是說，你們仇“恨富人”，猶如“仇恨冠軍”一樣沒道理。　　

茅氏以上說辭，似乎很中立，但實際是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代表他們利益而發出的聲音。因為，茅氏等主流經濟學家所講的“公平的競爭環境”（或稱為機會平等的競爭環境，或簡稱機會平等），完全是粉飾資本主義經濟現狀，給予貧富懸殊以“合理性”解釋：市場經濟給了所有人公平參與自由競爭的機會（即機會平等），他的富裕是因為他的能力和才干，你的貧困是因為你的無能，是你在“自由競爭中失敗”的后果（這很符合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即經濟學在群眾傳播的主要訓條之一，是“民眾應該把自己的災難歸咎于自己”）。一句話，貧富懸殊中富裕方所集聚的財富，是“優勝者”在機會平等情況下競爭獲勝的結果，人們不應譴責它。相反，社會應該自由放任資產階級“靠能力”肆意聚斂；普通民眾也應平靜地、心甘情愿地接受貧富懸殊現狀。　　

但茅氏在這兒說謊，掩蓋事情的真相。一切物質財富（包括作為收入形式出現的物質財富）都是勞動創造出來的，而不是競爭出來的。所以，一切財富都是勞動大眾的勞動創造出來。資本通過剝削勞動大眾，攫取巨額剩余價值來獲巨額收入并更富。有不少官員、精英等也富，那是因為他們為資本服務，得到剝削階級——資產階級賄賂或賞賜而富，他們富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社會存在階級剝削。剝削階級用他們榨取的巨額剩余價值中的一部分來拉攏官員、精英等。勞動者因為遭資本剝削、壓迫才貧窮。茅氏卻用競爭之說掩蓋勞動創造財富（包括作為收入形式的財富）的真相；用“公平的競爭環境”下優勝者收入多，失敗者收入少之說，來掩蓋資本家剝削勞動者致富，勞動者受資本剝削而貧窮的真相。　　

茅于軾以他飽有學識的派頭說謊，掩蓋我國私有制情況下存在的剝削，掩蓋剝削造成貧富懸殊。在這一點上，茅等主流經濟學家遠不如西方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誠實和正義。一些法國學者談到貧富時說，“我們傲慢地自稱為自由世界，并妄言生活‘民主’。對國內來說，這已值得商榷，對國外來說，則純屬虛偽。我們首先是剝削窮人的剝削者，我們依靠的是一種占支配地位的經濟體系，它是為富人巧妙的設計的。”（〔法〕勒內。杜蒙、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第4頁）　　

美國學者麥克勞也指出，資本主義“力圖建立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反對者稱之為‘工資奴隸制度’。不少作者根據卡爾.馬克思給資本主義所下的原始定義，強調資本主義體制不只是市場經濟，也蘊含著由資本家或由其利益統治的政治體制。這種定義包含著相當大的真理……一旦市場開始替代這些常規，政治權利就開始移向新富”。他還寫道，在美國，“至于普通工人，被權力大過他們的幾乎每個人剝削”（麥克勞《資本主義世紀》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6、7、358頁）。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承認，反全球化的美國大學生們在“大學校園內反對血汗工廠”。“血汗工廠”就是美國資產階級剝削的表現。不少西方學者都指出，生產資料私有制符合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卻使普通勞動者飽受剝削。而茅于軾卻拒絕指出這些事實真相。　　

窮人、富人是對階級剝削社會表面現象的一種表述，它們并未接觸到階級剝削社會的深層次的東西——階級剝削。窮人、富人這種對階級剝削社會表面現象的表述是幾千年前就有的，是人們對社會認識不深入的表現。而階級剝削這些能揭示剝削社會本質的概念，則是最近一兩百年才出現，是人們對階級剝削社會認識深入的表現，它能揭示階級社會出現窮人、富人的原因。而我們分析社會，應從社會本質進行分析，而不應只限于社會表面現象。但茅氏等主流經濟學家卻刻意回避對社會本質——階級和階級剝削進行分析，只限于對社會表面現象——貧富進行講述。然后，茅氏等主流經濟學家大談不應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的“競爭優勝者”有“仇富”心理。但是，茅氏販賣的為貧富懸殊辯護的“公平的競爭環境”之類觀點，在西方也會遭到比較誠實、正直的學者的批駁。　　

當年，美國總統里根就用每人參與競爭、致富的機會平等（按茅氏說法是每人都有“公平的競爭環境”），來為其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并導致貧富懸殊加劇的政策辯護。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托賓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國《紐約書評》發表了題為《里根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文章。文章寫道，“機會均等一向是美國的理想或者美國的辯解借口……當然經濟和社會成果是極不平均的，其辯解借口是大家的機會都是平等的……然而實際上機會是極不平等的。美國雖然沒有舊世界的封建等級制，卻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種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礙，即使克服了 這些障礙，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會在競賽中得到優先起步的地位，這仍是鐵一般的現實……他（里根）肯定能夠做到的不過是把財富、權力和發展機會重新分配給富裕而有勢力的人們及其子女而已。”托賓的話實際上說明，機會平等、“公平的競爭環境”是資本主義社會騙人的鬼話。　　

美國學者愛.艾亨也指出，“機會均等的宣傳，只是讓少數人變得更加富有，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正匯入窮人大眾的洪流。”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面對“機會均等”下貧富懸殊加劇的現實，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對外贏得了冷戰，但在本國國土上，我們在機會均等和社會公正的經濟戰線打了幾場敗仗”（分別見《國外理論動態》1996年合訂本107、109頁）　　

在托賓等人眼中，私有制社會中，發財致富的機會平等、“公平的競爭環境”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不過是粉飾貧富懸殊現狀的“辯解借口”。而茅于軾等主流經濟學家卻如獲至寶地撿起機會平等、“公平的競爭環境”之類說辭。茅氏鼓吹“我們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實質是漠視貧富懸殊給普通大眾帶來的危害，并論證應讓富人擁有更多財富的必要性。但茅氏卻掩蓋他那“幫富人說話”的階級性，似乎他那些維護資產狹隘私利的說辭是“中性”的，似乎公正而且堂皇。　　

即使兩三千年前，人類祖先雖不知階級、剝削等概念，也知道當時的社會（即私有制社會），富人不是靠“公平的競爭環境”下競爭獲勝致富，而是靠一般大眾認為不道德的壞伎倆致富。例如，西方“多數倫理系統都有嚴厲告誡,說追逐富有如何如何毒化靈魂。公元前六世紀,雅典政治家梭倫評述道：‘壞人多富,好人多窮’。圣經中《馬太福音》提醒說：‘讓富人進天國,比讓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即富人壞，只配下地獄，不配進天國──筆者注）’”（《資本主義世紀》第5頁）。茅氏不象西方古代倫理系統那樣指出私有制時富人的壞，相反卻給他們戴上公平競爭的優勝者的獎章。　　

掩蓋剝削，漠視貧富懸殊現實卻大談“我們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充分說明“幫富人說話”（即為剝削階級——資產階級說話）的茅氏，不過是專司為資本辯護，為此不惜大肆撒謊和隱瞞真相的人。2004年9月8日《參考消息》，轉載了《香港觀察星報》題為《經濟圈歌舞升平是種病》的文章。文章指出，大陸“在一些經濟學家的帶頭下，越來越多的人投入資本的懷抱中，拿他們的錢，為他們論證，為他們研究，替他們代言。”也就是為資本謀利益。主流經濟學家的本性如此明顯，連香港報紙也看他們不起。他們輕視普通群眾及其利益，是為資本謀利益的奴仆，卻在人民面前裝作高貴的、飽有學識的學者像（實際上，他們飽有學識的紙老虎形象已被廣大群眾戳破。“磚家”、“叫獸”的稱號證明了這點），說人們的關注點不應受普通大眾的沒有“先見之明”的關注貧富懸殊的呼聲的影響，“我們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總之，他們不僅自己對發展著的貧富懸殊裝聾作啞，他們還以“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的名義要其他關注貧富懸殊的人們閉上嘴巴。這是茅氏等主流經濟學家拿資本的錢，為資本代言，為資本謀利的必然結果。　　

雖然機會平等、“公平的競爭環境”在西方已是老掉牙的濫調，但茅氏等主流經濟學家試圖以“高貴的氣度”和學者的姿態證明，容忍貧富懸殊的機會平等、“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是“現代的觀點”，而一切對貧富懸殊持批評態度的觀點是“前現代的”、“老一套的”和“非理性的”。他們認為，“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維護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的話語應是壓倒一切的話語，人們的觀點乃至政府的政策都應進行調整以適應這種話語。如果我們都沉醉于茅氏等“公平的競爭環境”這顆毒丸而產生的未來美好幻想中，似乎我們就算前進了、現代了、時尚了，就已超越凡夫俗子而走在時代前列，我們就會對貧富懸殊的嚴酷現實產生厚重的麻木，放任貧富懸殊惡浪更兇猛地到來，并欣賞地看著它長久蕩滌我國。而這正是茅氏等所服務的資本所希望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