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批判

——重讀韓毓海《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

劉復生

《天涯》2009年第二期

　　在1990年代末關于“自由主義”的論爭中，韓毓海的這篇名為《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的文章曾備受爭議，如單從所受指責的刻薄與措辭激烈程度而言，應是極富代表性的一篇。

　　這不是沒有理由的。這是一篇繞開繁復的理論糾纏，直抵思想分歧之實質要害的文字。它抓住了所謂自由主義的理論表述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真實的歷史企圖和政治訴求，包括那些所謂自由主義者自己都不曾意識到的這套表述所具有的真實的歷史內容。此文無意于用規范的學理軟化尖銳的立場，相反，它用清晰的態度鮮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判斷，決絕地表明了它與批判對象之間的無法彌合的根本原則上的分野。這種揭老底式的意識形態批判的理論洞察，和它敏銳、尖利的表達風格，當然冒犯了它潛在的理論對手。

　　需要澄清一個廣泛的誤解：這篇文章批判了自由主義。其實，韓毓海從來就沒有打算批判自由主義，更沒有批判作為權利的“自由”；相反，韓毓海比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更愛自由，更尊重作為一般價值的自由。他所質疑和批判的是當代中國關于自由的那一套話語或說法（它們甚至嚴重違背了自由主義的精神），以及這種話語實踐所試圖掩蓋，也試圖塑造的真實的歷史實踐，和現實的實質性的制度安排。這也正是韓毓海要給自由主義加上引號的原因。與之相對照，韓毓海在文中有時也引用自由主義大師如密爾、伯林的論述，卻帶著某種肯定的意味——那與其說是在理論上贊賞自由主義，還不如說是對冒牌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嘲諷更準確些。韓毓海當然不是要拿所謂真正的自由主義來批判假冒的自由主義，這樣的對照只了為了說明：這些以西方自由主義傳人自居的中國學生，恰恰可能并不明白，更準確地說是并不在乎老師們說了些什么，他們之所以祭起自由主義的神圣大旗，只不過是為了進行更動人的理論欺騙罷了。“而今天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那里，保留的實際上不過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某些詞句，喪失的卻是自由主義的精神——反對一切形式的控制之民主的斗爭精神。他們雖然聲稱要‘回到古典自由主義’，但是，這最多不過說明他們自己是一些力圖用十八世紀的頭腦來思考二十世紀問題的智叟罷了。由于姿態化和簡單化，某些‘自由主義者’——特別是自稱得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真傳的人走得離現實世界的確太遠了。”

　　另外，同樣值的注意的是，除了給自由主義加上引號，韓毓海在指稱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時，經常會使用“新右派”及“保守的自由主義”這樣的稱謂。這是一個準確的定性。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者”帶有濃重的保守主義色彩，更類似于西方自由主義中的極端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如美國的諾齊克，政治立場上更接近于西方的新右派（New Right）。韓毓海要揭露的正是當代中國右翼的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實質，以及它所代表的現實理解的狹隘性和排他性——它自命為對當代現實的唯一合法的理解，代表著唯一的“政治正確”的標準（韓毓海譏諷道，在這一點上它一點都不寬容，一點都不自由主義）。

　　所以，對于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的批判，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不是規范式的理論批評（如社群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之類），所謂“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朱學勤語），那樣只能沖淡乃至掩蓋了真正的關鍵問題——雖然某些具體理論的批判與探討是必要的。

　　這正是《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的核心內容，它是對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批判。在這一點上，它閃爍著馬克思式的批判鋒芒和理論風采。

　　雖然理論重心是意識形態批判，韓毓海仍做了一些必要的理論分析，比如，他時常把中國當代“自由主義”表述與他們表面上奉為師傅的西方自由主義傳統進行對照，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指明：他們刻意強化了自由主義的哪些部分，又刻意遺漏了哪些部分。這正是對阿爾都塞式癥候式閱讀的方法的出色運用。

　　不難發現，這是有選擇性的簡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復雜的，不乏自相矛盾的自由主義傳統進行了削足適履式的裁剪（自由主義內部對公平、民主的復雜論述——比如羅爾斯、德沃金的論述被忽略了，來自自由主義內部的反省與自我批判的緊張感消失了）。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遠遠不能代表自由主義，他們真正奉為圭臬的是西方世界197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以區別于歷史上的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的意識形態，它是在對抗帶有某種社會主義色彩的福利國家制度中成長起來的。從中也不難發現，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右翼意識形態的內在深刻關聯。韓毓海提示了這樣的線索，但未來得及展開這方面的論述（對于他的文章的議題而言也沒必要）。《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發表已越十載，今天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自由主義”的真實的邏輯和歷史后果，當代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原本就具有超越民族國家利益的本質。

　　作為對“自由主義”批判的一部分，韓毓海重新強調了民主的意義，這當然不是在一般的自由主義背景上談民主。他關心的不是制度意義上的形式民主，而是實質性的民主，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民主，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民主。在他看來，這是建立一種合理的體制安排的前提。韓毓海指出，“新右派”通過“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表述所要呼喚的政治方案，維護的正是對民眾及社會進行剝奪的現實秩序，除了經濟上的剝奪，還有政治上的剝奪，即取消反抗這種社會安排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能力。所謂“最小社會”、“消極自由”，所試圖摧毀的正是對擴張性的市場力量進行必要限制的社會保護力量或“公共性”本身，民眾面對強勢的市場社會的精英集團（包括官僚集團）維護自己權利或基本“自由”的能力（顯然，這種“積極自由”不屬于“自由主義”的內容）。“自由主義”那一套把國家、市場相對立的理論表述，把政治與經濟領域分開的思維方式，試圖掩蓋的不過是這一事實：經濟安排其實正是一種政治安排。這樣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自由主義”曲折的、真實的歷史意圖。所以，毫不奇怪，為何“自由主義”者一方面要最小政府，另一方面又要強化那種推行市場制度的國家力量，這種放任主義和威權主義集于一身的矛盾性格最好不過地說明了“自由主義”的政治企圖。“保守的‘自由主義’向右翼的極端發展，已經勾勒出一條清晰的線索：‘自由主義’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權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對公共事物的參與，限制政治領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權的政治原則。”而“自由主義”對“多數民主的暴政”的擔憂，則不過是站在強者一邊的“自由主義者”真實的政治恐懼的理論呈現罷了。

　　韓毓海對民主的重新強調，包含著對自由主義遺產做出的富于革命性的再闡釋，“這個遺產的寶貴之處就體現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力必需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這個遺產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只有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方式擴大社會成員政治參與的范圍，才能最有效地對包括政府在內的集中權力進行限制和監控，才能防止各種形式的專制的產生。”它提示著一個對當代中國至關重要的問題，政治的、文化的“公共性”喪失的問題，其中蘊含著舊有社會主義實踐遭受巨大歷史挫折的沉重教訓（中國、蘇聯及東歐）。“在那些地方，市場摧毀的從來不是全能的政治社會，它摧毀的只是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種類似于‘發誓三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之式的知識分子和無數奉行明哲保身主義的冷漠大眾。”事實上，這也是中國現實的內在政治危機。不幸的是，這也是這十年來的某種普遍的現實狀況。在對民主的呼喚里，清晰地流露出韓毓海對建立一種具有公共性的創新性制度的期待。不過，很顯然，只有首先打破“自由主義”試圖建立的壟斷性的社會方案，這種未來的新體制才是可能的。

　　這是《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留給我們繼續思考的問題。

　　十年之后，重讀此文，我們可以更公正的對它的歷史意義和不足之處做出評價了。我想，它最大的貢獻在于戳破了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大氣球——至于對自由主義的實質性的理論批判，我倒并不認為有多么重要，事實上，作為思想史一部分的自由主義學說，也可以成為所謂“左派”思想的一部分。甘陽不認可那個顯然別有居心的“新左派”命名，大概這也是原因之一，他認為沒有什么“新左派”，只有“自由左派”（《中國自由左派的由來》），當然，這個說法，多少還是混淆了所謂的“左”與“右”之間更深刻的思想差別。

　　但顯然，“新左派”的命名帶來了廣泛的誤解，其實，這一命名本身就是誤解的產物。在此后的論爭中，韓毓海的這篇文章招致的批評和這種誤解密切相關。在此，我想說，如果有人指責韓毓海未能提出一種替代性的方案，我能夠理解，盡管那不是這篇文章的目的，也承受不了這種使命。或者，如果有人指責這篇文章情緒過于激烈，未能認真區分自由主義者內部的差異，把某些具有批判性立場的自由主義者“驅趕”到了“強者”一邊，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掩蓋了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者共同分享的前提。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有人批評說，韓毓海把所有的當代社會問題都歸結為資本主義，如，“新左派朋友認為中國已經卷進了全球化，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泛濫成災，主要的抵制對象應該是外來的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入侵，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 朱學勤：《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分歧何在》）；或者，批評韓毓海，說他認為中國當代壓根兒不存在所謂“左”的問題，都是因為自由太多惹得禍——順著這個邏輯，甚至認為韓毓海必然會反對包括普遍的財產權、言論自由在內的自由權利（汪丁丁《自由：一段腳踏實地的敘說》）……，總之，批評他在討伐自由的同時，輕易放過了中國的專制力量（當然不包括市場的專制），甚至為它做了辯護；再進一步，說他反對市場，全面擁護文化大革命。那我只能為這樣的批評者的理解力表示遺憾了——當然，揣著明白裝糊涂的除外。

　　事實上，如果不懷偏見地認真讀讀這篇文章，一個合格的讀者應該能明白，韓毓海所呼吁的恰恰包括那些自由主義所看重的現代自由權利，只不過他要求把在市場社會中處于弱勢的廣大普通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包括在內，而且這種自由必須是實質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當然，和那些同樣熱愛這種自由的人們所不同的是，他對這些自由可能在當代喪失的原因，以及這些自由如何才可能有效地得到保障的路徑，理解上可能有所不同。他只是提醒這些同樣熱愛自由的人們，不要放過真正的敵人，哪怕這些人自命為“自由主義者”。

　　還有一點需要特別提及，韓毓海的這篇文章雖然出色地完成了它自身的使命，卻也忽略了自由主義話語（不一定表現為自由主義的理論形態）在中國當代的意義衍變過程，和它在不同語境中的不盡相同的內涵和意識形態功能。當韓毓海一鍋煮地將“二十年來”的自由主義表述一起批評的時候，多少還是冤枉了自由主義表述可能具有的某種革命性意義（尤其是早期的時候）。

　　應該看到，自由主義有一個演化的過程，它聯系著知識分子歷史位置和社會功能的變化軌跡。早期的有關自由的表述，由于那種歷史性的天真，尚未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歷史內容，因而得以保留了它動人的理想主義形態和鮮明的美學風格，具有寬泛的解放性意義。后來，隨著歷史邏輯的真實展開，自由主義逐漸獲得了意識形態的自覺，這導致了自由主義自身的庸俗化和市儈性格——1990年代以后，在喪失了理想性的“新右派”眼里只剩下利益了，于是，自由主義也褪去了任何的理想主義特征和美學裝飾，同時也喪失了理論的想像力，喪失了自我批判性的內在緊張。“自由主義”墮落為干枯的意識形態說辭。

　　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是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群體的普遍淪落：要么，是真實地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成為新興權貴階層的代言人與意識形態的辯護士（這在經濟學、法學領域表現得最明顯），或者文化幫閑（文學領域），他們在事實上或在想像中擠進了權貴階層——“右派”也俗了。

　　要么，就是仍沉浸在舊有的意識形態迷夢中，根本不知道自己高喊的“自由”已開始具有了怎樣的真實的歷史意義，也不清楚自己正在扮演著何種歷史角色，在一種對“自由”的唯名論的或本質主義的崇拜中，這些天真的、不乏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為自己可能并不贊同的歷史進程敲著免費的理論邊鼓，這部分的謂知識分子在不知不覺中成了真正的笨伯。

　　韓毓海雖然沒有描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變化，對此卻是清醒的，否則他不會在《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的最后部分鄭重地談起知識分子的話題，事實上，這決不是與“自由主義”無關的題外話。在這段真正曲終奏雅的點睛之筆中，韓毓海通過不無痛苦的反省，指出在當下這個時代做一個批判性知識分子意味著什么，以及要成為一個具有總體眼光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在精神上和能力上做出什么樣的準備。

　　我揣測，這也是韓毓海等人（或許還要包括以汪暉為代表的一批人）從文學研究出走的原因，他們不滿意當代的文學研究對既定意識形態前提的不加反省的態度（如對人性，自由，啟蒙），更不愿意在此基礎之上做出一些不但意義空洞，而且十分危險的研究——因為這些研究可能在加固著他們所試圖批判的不合理的秩序。這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所不愿承受的。

　　韓毓海曾經是位出色的文學批評家，這在他的理論文章中留下了痕跡。我們不難從他的文章中看出鮮明的文學批評家的氣質，它體現在理論方法和修辭風格上，并給我們帶來了理論的文學感染力。《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既帶給我們思想的啟示，也帶給了我們閱讀的愉悅。十年之后，舊文重溫，我們仿佛又再次回憶起初讀此文時的美好感覺。

附文：

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

韓毓海

《天涯》1998年第五期

　　今天，中國知識界撇開許多緊要問題：諸如民主、資本、腐敗、利益分化等問題，獨獨高揚起“自由主義”的大旗，這種立場的選擇并非偶然。因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確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廣大人群卻要求有發言的場所和表達自己聲音的方式——“民主”。兩廂比較，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站在哪一頭，應該說是清楚的。各種主張、各種流派的自由主義不是沒有自己的歷史。但是，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不無驕傲地認為，在他們之前，中國就沒有過“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即使有，也不過是“自由主義的插班生”，因為那些“插班生”只會從“政治和文化角度”談自由主義，而不會從“經濟角度”談自由主義，不懂得財產私有、市場經濟是自由主義的根本，那么，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真的懂市場經濟嗎?這其實正是可疑之處。例如他們一般地說，市場經濟可以代替和摧垮一個全能的政治社會。但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在前蘇聯、東亞和拉美這些迅速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地區，市場社會助長了一個權錢交易的社會，這項交易——權錢交易，被歷史證明是市場交易中最符合交易原則的大買賣。在那些地方，市場摧毀的從來不是全能的政治社會，它摧毀的只是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種類似于“發誓三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之式的知識分子和無數奉行明哲保身主義的冷漠大眾。自由主義的先驅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說：“一個絕對不能參與政治事物的人，不能叫公民。”由這個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來，當代中國的某些“自由主義者”可能連現代意義上的“公民”都算不上。
　　實際上，在某些奢談“市場”的“自由主義者”那里，市場經濟從來就不是以官僚精英政治為對立面，而是以公共參與和人民主權的“公民道德”作為自己的對立面而提出并且被捍衛的。“自由主義者”在贊揚市場時一般聲稱，市場規定了人人賺錢平等的原則，規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因而，只有市場才能把我們帶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們很少去指出名義上的機會均等與現實不平等的關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現實中是怎樣運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樣的問題。由于他們根本沒有思考僅僅是在名義上、形式上獨立公正的國家在面對強勢的經濟和弱勢的群體時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所以，正如魯迅所指出的，這樣美麗的空話還不如不說。馬克思說，不是契約里規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條文上規定的平等，而是現實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占有量，決定了我們實際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經濟保證的自由就是賺錢的自由，但是，根據這樣的“自由”，這樣的社會自然就有讓孩子輟學的自由，就有讓女人賣身的自由，就有允許官僚腐敗的自由——只要這些行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只要這些行為看起來是“自愿的”就行。所以，一切肯動腦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現實都只能從馬克思所說的現實出發，從而毫不費力地明白一個起碼的常識：在這樣的“市場”勝利的地方，站起來的從來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種畸形的“資本主義”。是一個不受社會公意制約，可以獨自為社會立法的，具有“自組織性”和控制社會能力的所謂“市民社會”。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從政治的、文化的、公眾參與的——一言以蔽之——從民主的角度談自由主義是膚淺的，只有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才是一個公正、自由、合理的制度的真正基礎。把自由主義從根本上看作一個經濟決定論思想的人們忘了，自由主義并不是一種經濟學說，它同樣是一種政治學說和通過政治競爭達到民主的方案。古典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競爭的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是通向民主的途徑。由于從“混合型民主”思想中汲取了在政府、市民社會、人民大眾之間“分權”的互相制約互相競爭的思想，自由主義曾經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是，由于職業政客和政黨的作用膨脹，代議制的弊端造成的人民對政治的冷漠，由于經濟力量對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干預操縱，消極自由主義的民主模式越來越面臨危機。
　　在當今世界，大資本和利益集團控制投資，操縱政治，使政治的自由競爭不可能公開公正。而市場造成的經濟危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分配的不合理說明市場競爭也離公正差得更遠。但是，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從來拒絕回答是什么東西造成了人民大眾對政治的冷漠，是什么東西阻礙了大眾在一個互相競爭的“混合政治”中扮演一個有競爭力的角色。像他們自招的，他們只喜歡從經濟角度談自由，刻意地將政治和經濟領域分開來。就是在經濟領域內，他們也不談民主，或者說，不從民主角度談經濟和談經濟民主。難怪他們今天連“真正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不愿談。他們好像不懂得，民主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自由主義不過是實現民主的一個方案，古典自由主義甚至是在實現民主方面不太成功的一個方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批評，就是為了回應古典民主(在西方就是希臘民主)的欲求。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方面片面地理解自由主義，鼓吹“補上古典自由主義這一課”，另一方面，則攻擊古典民主制度，同時無視自由主義的當代自我反思和發展的歷史，在他們眼里，人類歷史仿佛就是他們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的歷史，是那種自由主義一步步走向勝利的歷史，而不是民主的歷史，不是民主的力量一次次被壓抑、被扭曲的斗爭的歷史。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不是一種統治形式，而是“自由的象征”，這一見解即使僅從理論上看也是很成問題的。毫無疑問，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之間劃出一個界限，這的確是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發明。但是，卻沒有一個西方古典自由主義者不加分析地像他們魯莽的當代中國傳人那樣肯定地說，相對于政治這個“強制”的領域來說，經濟領域是完全“自由”的、“公正”的、非“強制”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真義毋寧是：對私人領域不能進行強制和侵犯。所以，如果他們能夠看到經濟和市場成為對私人領域、社會公共領域和基本人權進行如此控制、強制和侵犯的力量的話；如果他看到這個市場使人“自愿”賣身、“自愿”欺詐、“自愿”輟學、“自愿”當奴隸的話，我想，他們一定會像要求對政治領域進行限制一樣，立即主張對無限擴張的經濟領域進行限制。因為古典自由主義的真義就是主張必須對那種全能的社會控制力量進行限制，這是由他們的民主追求所決定的，也是他們的主張在當時具有活力和戰斗力的原因。
　　實際上，稍對自由主義有常識的人就會知道，即使是功利自由主義的思想也曾經為現代西方福利國家的設計提供了依據。而今天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那里，保留的實際上不過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某些詞句，喪失的卻是自由主義的精神——反對一切形式的控制之民主的斗爭精神。他們雖然聲稱要“回到古典自由主義”，但是，這最多不過說明他們自己是一些力圖用十八世紀的頭腦來思考二十世紀問題的智叟罷了。由于姿態化和簡單化，某些“自由主義者”——特別是自稱得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真傳的人走得離現實世界的確太遠了。毫無疑問，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僅僅是表達了對官僚制國家和國家專制的不信任。他們只是在國家干涉經濟事物方面劃出了一個限制。他們既不敢，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動用國家權力，以法律和立法的名義，捍衛“市民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唯一合法性，同時壓抑不同利益集團的聲音和組織形式的存在。但是，在當代新右派或保守的自由主義那里，國家一方面要弱，要單純地為經濟活動提供機會；另一方面國家要強，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來壓抑那些對惡性經濟活動構成壓力的組織和聲音。當代新右派自由主義所謂的“最低限度的國家”概念，實際上是與某種強烈的干預思想相聯系的，這種干預就是要抑制那些向所謂“自由市場”所造成的不平等挑戰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必然是強制性的或強力國家。新右派已經把國家當作了經濟利益集團的統治工具。這些人的確是要歪曲和限制國家，但是，他們限制的是對國家的民主性的理解和運用，并以這樣的方式促進他們反民主的“自由主義”大業。
　　因此，需要問的是：當前企業集團化以及壟斷化的趨勢，是否意味著經濟權力的集中?經濟權力的集中會不會導致政治權力的集中?如果自由主義還承認權力的集中就是專制的根源的話，那么，是否可以認為市場經濟及其生產關系不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認為市場不會演化成，乃至就是一種統治形式?是否應該對集中的權力進行限制?怎樣限制?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顯然拒絕回答這些問題。他們于聲稱在自由主義勝利的地方就是民主的終結的時候，是否忘記了，他們不是自己聲稱是“民主的斗士”嗎?根據這樣的原則，他們不是應該贊成參與，贊揚機會的均等嗎?可是他們在面對現代社會最大的集權——經濟霸權時又是怎么說的呢?在當代世界通過經濟權力的集中重建集權政治的過程中，他們又是怎樣做的呢?
　　“保護少數人”和“防止多數人專制”是自由主義的口頭禪。但是，他們沒有結合具體的歷史狀況問一問：這種說法是誰，為什么提出來的?它為現實政治的哪一方服務?無庸諱言，今天主張補古典自由主義課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更多地是在重復哈耶克的新右派理論，但是，在當代中國，幾乎沒有人注意哈耶克對“經濟人”的批判，沒有人注意哈耶克理論的困境，即使拋開哈耶克的理論自身的問題不談，在現實運用方面，尤其必須慎重。在這方面，當代俄羅斯已經給我們提出了教訓。首先，哈耶克的理論是一種為了糾治西方福利國家制度之偏而設計的。但是，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文革”中國，都不能算是“福利國家”，計劃經濟和國家官僚制度不是“福利國家”制度，在前一個制度里，廣大人民實際上沒有享受到多少“福利”。斯大林主義制度也不能被看作與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判然分明的社會主義制度，恰恰相反，在那里，國家官僚抽取剩余價值，控制資本積累，剝奪國家企業，履行著有產者擔任的角色——只不過是以匿名的方式。在這樣的國家里，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描述的“福利國家”所出現的“多數人專制”對自由造成的威脅，因為專制的還是少數人——無論是以人民的名義還是以公共國家的名義。
　　由此，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對“多數人專制”威脅自由的恐懼自何而來是要再分析的。反過來說，市場對少數人專制的狀況有制約能力嗎?哈耶克起碼沒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實際上只有廣大人民對政治事物和公共事物的參與，只有保證公民權和國家政治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制約少數人專制。這個問題是哈耶克不愿面對的。實際上，在俄羅斯，市場經濟沒有能力對少數人專制形成制約。相反，那些以匿名的方式抽取剩余價值，剝削國家企業，控制資本積累的官僚，可以通過市場化重新使統治更為集中化。在1989年之后，他們通過資本全球化，以改革的名義與跨國公司攜手，與世界資本市場結合為一體，正是通過這一過程，他們使自己成為“合法的”市民社會，而把民族國家的廣大地區和人口邊緣化為“非洲”。而通過將國家機構和企業公司化、市場化，他們則巧妙地使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和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轉化更加合法化。與哈耶克估計的完全相反，資本主義在這里加速了權力的集中化，使權力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重新集中起來，其結果是：腐敗盛行，貪污合法化，金融投機和生產徘徊不前，人民大眾普遍的政治冷漠。
　　當“自由主義者”暗含著對人民民主、人民主權的否定，表達他們對于“多數人專制”的恐懼時，他們沒有拿出過哪怕是一件嚴肅的事實分析作為自己學術論爭的依據，以說明人類現代歷史上真的存在過“多數人專制”。就是在他們可能舉出的唯一的例子里，他們自己不是也承認，“文化大革命”是“個人獨裁”而不是“人民民主”嗎?實際上，自由主義通過把社會簡化為政府和市民社會兩個領域，把政治簡化為政府行為——他們通過這樣一個致命的錯誤，一方面把人民從政治活動中開除出去，另一方面，使掌握著投資和生產資料的市民社會和經濟領域實際上掌握和操縱著政府和政治。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國家就不再是人民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形成的公共領域，不再是不同階級、種族、性別和利益集團討論、競爭和表達自己聲音的制度保障；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也就不再是在社會的有機聯系和利益分歧中思想的，具有總體眼光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再是穿行于不同利益阻隔之間的，為弱勢群體爭取發言權的“文化游擊隊”，知識分子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依附于政府和市民社會的經濟領域的“有專業知識的管理者”。毫無疑問，根據“自由主義者”們的理想，這些“有專業知識的管理者”將會使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更加科學化，更加有效率，但是，真正具有諷刺意味的卻是：這種管理越科學，越有效率，它對“自由”的威脅就越大，直到它可以取消所有人的自由——包括那些可笑的“自由主義者”自己的自由——而在此后還不會自動停止。
　　實際上，我們迄今為止所受的痛苦，遠遠不是來自所謂人民民主和“多數人專制”，在人類現代歷史上，少數經濟既得利益者的專制和少數目光呆滯、不近人情的職業官僚的專制鐵籠，是我們最耳熟能詳的，是打熬我們時間最長的專制形式。自由主義者經常說，人民是目光短淺的、感情沖動的和朝三暮四的，但是，他們從來拒絕回答，使人民群眾得不到信息，使他們對當代政治既無參與能力，又無理解能力的那些制度的基礎實際上究竟是什么呢?難道不正是少數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造成的對政治和公共領域的壟斷才造成了“消極冷漠的大眾”嗎?——是的，在現代歷史上，人民大眾經常犯錯誤，但是，我相信，他們所犯的錯誤絕對不會比少數精英們犯的更多。今天，盡管許多“自由主義者”是以政治專家的面目出現，但是他們對政治的理解卻是狹窄的。這就是把政治僅僅理解為政府的功能，而政府的功能僅僅是保證所謂“自由化”經濟。政治僅僅與職業管理者和資本自由有關，而與人民和公意無關。他們不懂得：自由主義在什么意義上才是人類思想中偉大、寶貴也是有發展生命力的遺產。
　　這個遺產的寶貴之處就體現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力必需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這個遺產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只有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方式擴大社會成員政治參與的范圍，才能最有效地對包括政府在內的集中權力進行限制和監控，才能防止各種形式的專制的產生。但是，也正是在政治領域，也就是在如何對政府進行限制方面，自由主義具有理論的困境，存在著不同的爭論；甚至也就是在這種矛盾和爭論中，政府應該如何負責任和更好地負責任的問題，逐步被演化、模糊為政府可以不對人民負責任的命題。因為一旦人民和廣大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的能力和機會被遏制，國家就不再是公共的。而一旦把政治行為僅僅理解為政府的事物，同時將社會參與看作是有害的，那么，國家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只能是名義上的。當這個名義上的公共國家的作用僅僅被限制為制定法律保障經濟活動的自由時，它就實際上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通過接受社會成員的批評，改善自己的工作，而只能把所有的社會問題統統推給“自由競爭”的市場去“自動解決”。——而那個市場卻是遵循著保護“最大利益”和“最大利益集團”的基本原則。
　　保守的“自由主義”向右翼的極端發展，已經勾勒出一條清晰的線索：“自由主義”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權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對公共事物的參與，限制政治領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權的政治原則。他們認為，人民主權的原則實行到底只能是摧毀所有差異性，拉平社會差別，而且，人民參與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會動蕩。正是因此，他們才認為“消極自由”和“消極參與的大眾”比積極的參與要好得多。與此同時，他們并不認為各種形式的集中權力和“少數人”專制是危險的，而認為直接民主才是“萬惡之源”。而這就是近二十年來我們耳熟能詳的高貴的“自由主義”的聲音，是當代中國主流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意識形態。
　　今天，當代社會正在承受著這些智叟們所制造的社會方案的后果，但是，我依然十分懷疑：右派“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是明智的，明智到足以真正看到了他們方案的后果。因為面對著這樣的世界，我分明聽到了偉大的自由主義先驅依賽亞·伯林的警示，這是對把公共參與開除出政治領域，把政治僅僅理解為政府行為的錯誤思想的警示。他借用馬克斯·韋伯的論斷說：“在當代世界上，唯一可以選擇的是：或者公民大眾在只有議會制外表的科層制‘權威國家’中既無自由權利，國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對公民們進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國家以使公民們成為‘共同統治者’的方式把他們整合到國家之中。一個‘主宰民族’對此只能選擇后者，因為只有這樣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進行角逐。誠然，民主化可以一時被阻擋，因為有權者的利益，以及各種偏見和恐懼癥在這里全都聯合起來反對民主化。但為此很快就會付出代價；大眾的全部精力都會用來與國家作對，因為國家外在于他們，大眾并不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部分。這種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許使某些社會集團得益，但斷然違背整個民族的利益。”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經常以國家發展的名義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并把壓抑政治公共性和民主參與視為代價和必然。他們忘了，對公共參與的取消，對人民主權的取消就是取消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同時也取消了經濟發展的合法性基礎，因為它最終將破壞人們“追求福祉”的理想，從而在根本上破壞人們對經濟發展追求的正義性。自由主義近二十年的得勢既不是因為它獨立于政治，也不是因為它創造了最好的政治模式。自由主義的得勢是因為它為右派政治提供了擺脫政治合法性危機的理論借口。這一政治合法性危機是指：現代國家的“公共性”名義和它實際上的“資產階級資產管理委員會”的實質之間的矛盾。這樣的國家要擺脫人民民主和普遍參與對自己責任的追究，從而使自己合法地，明目張膽地僅僅為官僚和資產階級服務，就只能借助右派“自由主義”的思想，以憲法和法律的名義，遏制引進批評市場的力量，從而單方面地維護所謂市場“自由化”的原則，因為只有這個市場的原則無可避免地要遵循“利益最大化”的準則并且合理合法地保護“最大利益者”。自七十年代末，西方世界的里根、撒切爾政權正是利用了福利國家制度出現的問題，借助右派自由主義的思想，建立起右派資產階級的強權政治。正是這個政治開動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旨在滅絕全人類的“星球大戰”計劃，展開了最嚴酷的軍備競賽。直到最近，早已退休的撒切爾依然奔走于英國軍火商人和臺灣之間，為加劇海峽兩岸的沖突出力。里根政府給美國留下的是種族暴動、失業增加和經濟衰退。金斯堡當年在《美國》中寫道：“美國我已將一切奉獻給你我如今一無所有/美國1956年1月17日兩美元一角七分/美國我受不了自己的思想/美國我們何時休止世界大戰?/用你們的原子彈操你們自己去吧。”——只是，即使詩人的想象力也沒有到這樣的程度：他并沒有想到那個當時放狼狗到柏克利校園對付學生的加州州長日后會成為美國總統。右翼自由主義與政治的結合說明：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標榜的相反，自由主義政治從來就既不“獨立”也不“寬容”。
　　同樣，1989年在蘇東和社會主義陣營所發生的事變，是由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掌握著生產和企業的經濟官僚共同推動才發生了這樣的戲劇性轉化的，它當然借助了人民民主的力量，借助了對現代“社會主義”國家合法性危機的批判聲音，但是，這是“自由主義”的勝利，并不是民主的勝利。因為它同樣為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危機提供了不祥的解決方案。這種危機是指：社會主義的斯大林版并沒有真正實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改造，市場取消后所留下的空白被國家官僚填充了，國家官僚實際上扮演著有產者的角色；人民只是在名義上有參與政治和經濟事物的權力，而實際上這樣的權力操縱在少數官僚手中。對這一合法性危機的解決因此可以有兩種方案：一種是通過擴大民主參與的方式和渠道，使政治領域日益成為公共的；一種是通過實際上是受控的，自上而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使少數人對生產資料的掌握，由匿名的，變成公開的、合法的。而主張保護最大利益者的“自由主義”思想不幸成為了后一種道路的主要理論依據。因為他們的自由最多是所謂“公開性”而已——這種“公開性”就是“少數人”由匿名的壟斷和占有，借助市場和“自由競爭”的名義，變成“公開的”壟斷和占有，由對一個表面上均衡、公開的社會和理論的破除，導向一種“天然的不合理”、“自然的不公正”。
　　因此，當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勝利的時候，他們是否愿意回答：在那些地方，市場是“自由”嗎?人們在“自由的市場”里是自由的嗎?不同階級、種族和性別以及各種利益共同體是否找到了形成政治公共性的新的、有效的途徑?毫無疑問，在俄羅斯，新的經濟利益集團與統治權力的關系是不清楚的，在東歐，“專業管理階層”成為最大的經濟利益集團。“自由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勝利的地方就是歷史的終結，于是，一個絕望的問題重現在我們面前：在自由主義勝利的地方，民主為何失敗?特別是：以這樣的形式，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走向這樣的失敗——這是沒有公開的對民主的審判，所以不但沒有辯護，沒有討論和復議，沒有抗辯和不服，沒有上訴——甚至連同情都沒有，所有的只是代表著上層社會的沙龍里的假想的意見一致，和代表著整個社會在經濟方面的利益一致。
　　對自由主義的歷史稍作回顧就會知道，自由主義的歷史中并沒有多少華彩樂章，自由主義并不總是那么清白無辜，它毫無疑問幫助過歷史上那些最不合理的制度。作為一種理論的自由主義并不是好的或者壞的，問題是自由主義與什么樣的政治和統治形式相結合。特別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反思在當代被如此夸大了?今天，民主并非老生常談，真正的老生常談是所謂民主將危害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說法。“自由主義者”幫助散播這種老生常談以使民主不得人心。但是，他們從不睜開眼去看一看，現代社會的總體趨向卻是：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隨著市場的壟斷，越來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會的邊緣。他們參與市場競爭和公共事物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物質和文化資源的限制。一方面是他們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市場”，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市場越來越神秘莫測，越來越沒有公開性和公共性。結果，人們除了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那些只對自己系統的利益負責的官僚和只對自己最大利益有興趣的經濟利益集團之外，交給那些民眾無法使其負責的集團之外，就別無出路了。
　　我相信，理解真實世界的方法不是看知識分子怎么說，而是看現實究竟是什么。當越來越多的人作出捍衛“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姿態時，我們要不要問：現實中的經濟狀況是什么?它是怎么運作的?很多刺心的現象那能叫市場經濟嗎?自由主義者一方面說，正是自由主義為各種思想和利益集團提供了生存的場所；但是，實際上，另一方面，他們主張用法律和政府的職能去維護和捍衛他們那個意義上的市場，壓制對市場的不同理解。歷史證明，凡是用強力推行的東西，無論是好是壞，都很難造成好的效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這樣做的時候沒有考慮過，保證所有的人公開、公正，自主地參與公共領域和經濟活動，不正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嗎?根據這一原則，市場經濟的原則難道可以不以民主和公共參與作為保障和前提嗎?根據這樣的原則，在當代生活中，真正存在單元的、唯一的“市場經濟”和“不容質疑的市場經濟的理想形態”嗎?——如果不是這樣，那么他們要捍衛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這個不斷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義的得勢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這種得勢還會持續更長的時期。在這方面，我甚至比一切“自由主義者”都對自由主義的“前景”更為樂觀。因此，我對批判思想的前途比“自由主義者”的估計要更加悲觀。但是，自由主義的得勢并非因為它說出了什么“真理”，相反，它以“人性的弱點”：自私、貪婪和控制欲——不可克服，不可超越的抽象人性論的名義，順應和維護的是建立在這些弱點基礎上的某種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并且認為，這種制度是不可克服，不可超越的。實際上，當代“自由主義”以經濟活動不得干涉的名義，捍衛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著經濟活動的最大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實——更多地站在當時社會最強大的勢力一邊，而不是站在社會公意和人民民主一邊，這就是“自由主義者”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沉浮中的一般選擇，盡管他們(包括我自己在內)經常自稱為民主的捍衛者和人民的同路人。也正是這種選擇決定了相當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般命運，——這是一種十分可悲的命運——因為在這種虛偽的姿態背后，暴露出的是知識分子主流的合法性危機，是作為“公意”和公共性的天平的傾覆——由于這個天平的傾斜，很多知識分子的知識和精神已經在事實上，從內部崩潰和破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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