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南方周末》與民運分子合唱“人權”、“憲政”
葉勁松
最近,我國有關社科研究機構搞了個“認識國家治理狀況”的治理評估框架(當然,我對這治理評估框架準確性是持否定態度。階級社會,企圖用似乎超階級的治理評估框架來評估,其荒謬性是顯而易見的)。本來,國家治理范圍很廣泛,而《南方周末》借此來大談憲政、人權,以此間接呼應最近民運分子的《xxxx》。
2008年12月17 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其筆桿子笑蜀的、名為《人權成為治理標準的憲政啟示》的文章(以下簡稱笑文)。說它是間接呼應,是因為笑文未從字面上提及民運的《xxxx》,卻借“認識國家治理狀況”的治理評估框架之事,與民運分子遙相呼應大談人權、憲政。笑文借治理評估框架之事說,憲政、人權是國家“治理標準”,而人權要靠憲政保證。意思是國家治理得如何,應以國家人權、憲政狀況來檢驗,而沒有憲政就沒有人權,所以實行憲政非常重要。民運分子以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等周年紀念切入,談人權、憲政等;而笑文也兩次談到“立憲百年”,并回顧百年憲政史,最后以“總結百年立憲”樣子談憲政實施迫切性。
笑蜀與民運文不僅有以上共同。對1949年解放后到改革前的中國,民運文給以了最惡毒的攻擊,而笑文則給以貶低。笑文說,“如果說,我們的第一個三十年主要是階級斗爭為綱,第二個三十年主要是經濟建設為中心”。笑文在這兒對建國后第一個三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表示出極大的輕視和貶低。
的確,我國建國后第一個三十年的經濟建設中,曾出現嚴重錯誤,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優越性在一些時候未能充分發揮。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存在,其優越性就會顯現。這從1950—1979年這29年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可見。
國家 1950—1979年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
中國 13.3%
美國 4.5%
日本 11.9%
西德 6.5%
英國 2.5%
法國 4.2%
印度 6.3% ( 資料見《國民經濟統計簡明手冊》第120頁。如據《1949——1984中國工業的發展統計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第14頁資料換算,1950—1979年工業生產平均增長速度為12.6%)
因此可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三十年,由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優越性,其工業增長速度高于包括日本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哈美精英們常贊嘆戰后日本工業高速發展,但對于比日本工業發展速度更高的中國工業的發展,卻視而不見,或肆意貶低。以達到他們攻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目的。
民運分子文和笑文最重要的共同點是回避我們所處的階級社會的階級狀況,回避社會上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殘酷剝削壓迫,去侈談人權、憲政。憲政也是西方的舶來品,憲政的概念眾說紛紜,但多來自于精英們對西方資產階級學界關于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憲政觀點的傳聲。
憲政的概念雖眾說紛紜,但大致意思就是憲法指導下的民主政治。因此關鍵詞就是憲法、民主政治。如僅從字面看,民運分子文和笑文大談人權、憲政是很迷惑人的。猶如封建社會熱衷大談仁義道德來迷惑人一樣。
民運分子文和笑文大談人權、憲政,但二者通篇抽象地談人權、憲政,二者通篇都回避現在的社會是階級社會這事實,回避現在的社會是剝削階級剝削壓迫被剝削階級這一事實。從而二者都回避說明他們要建立的這有人權、憲政的國家是一個什么階級性質的國家,回避說明在這有人權、憲政的國家中能否使被剝削階級擺脫剝削階級的剝削壓迫的問題。我們認為,不是如笑文所說的憲政、人權是國家“治理標準”,而應是能否使被剝削階級擺脫剝削階級的剝削壓迫作為國家“治理標準”。因為如勞動大眾不能擺脫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勞動大眾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被剝削壓迫和剝削壓迫關系時,勞動大眾豈能和資產階級平等享受人權。如勞動大眾不能和資產階級平等享受人權,笑文和民運分子文談得天花亂墜的人權、憲政不是很虛偽嗎?
笑文和民運分子文都回避一個國家經濟與政治的緊密聯系,回避一個國家經濟基礎與政治、法律上層建筑的緊密聯系,好像二者是孤立存在的。它們大談人權、憲政,卻回避談論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而笑蜀和民運分子文的起草者們,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憲政的擁護者、鼓吹者。我們到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去,看一些并非共產黨人的進步學者,對“憲政”的西方國家資產階級和勞動大眾關系的看法。從這些看法中我們可以判斷,在這憲政下,勞動大眾是否能與資產階級平等享有人權。
法國著名律師郎克羅瓦,在1974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法國司法黑案》的書。朗克羅瓦在書的序言中寫道,“我們的社會使不公平制度化了。當社會存在富人和窮人,當法律和法庭竭力維護富人特權的時候,還有什么公平可言……但愿有人來指責我,說世上也存在誠實的富人,他們是靠自己的血汗一點一點地積累財富的。我敢說,沒有一個真正誠實的富人。只有當他們剝削別人的勞動,以高價出賣商品時,他們才會發財致富……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讓這些無知的受害者保護他們,讓司法合理的概念以法國人民的名義確立起來,倒過來又壓制法國人民。服從法律和法庭便是這種欺騙的最終目的。每個公民從小就學到:法律是準繩,法庭是公正的。但是,只須少許經驗與思考,便可發覺這是十足的虛偽。難道一個建立在非正義基礎上的社會需要建立維護正義的法制嗎?難道特權階級想集體自殺嗎?”(《法國司法黑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2)從郎克羅瓦的話中我們知道,這標榜憲政、人權、自由,公平的社會,勞動大眾受剝削,建立剝削經濟基礎上的法律、法制、公平對勞動大眾全都是十足的虛偽和欺騙。法律、司法不過是保護富人和“壓制法國人民”的。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大眾能享有真正的、與富人平等享受的人權?這樣的憲政對哪個階級有利?
另一些法國學者也談到富人剝削窮人。“我們傲慢地自稱為自由世界,并妄言生活‘民主’。對國內來說,這已值得商榷,對國外來說,則純屬虛偽。我們首先是剝削窮人的剝削者,我們依靠的是一種占支配地位的經濟體系,它是為富人巧妙的設計的。”(〔法〕勒內.杜蒙、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4)美國學者麥克勞也指出,資本主義“力圖建立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反對者稱之為‘工資奴隸制度’。不少作者根據卡爾.馬克思給資本主義所下的原始定義,強調資本主義體制不只是市場經濟,也蘊含著由資本家或由其利益統治的政治體制。這種定義包含著相當大的真理……一旦市場開始替代這些常規,政治權利就開始移向新富”(麥克勞《資本主義世紀》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6、7)。美國學者羅伯特.希爾寫道,在美國,“公眾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幾百家超級多國公司正在替我們作出關于我們前途的根本決定,而它們本身則不受控制。……政府制定規章人員、外交官、國內收入署官員,與其說是作為管理公眾事物的人員,還不如說是作為各大公司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尼克松以后的美國——多國公司時代》商務印書館,1977.1、2)
從這里,我們看到,這些法國、美國學者也認為,富人剝削窮人的資本主義,是“是為富人巧妙的設計的”,適應富人要求的。他們還認為,“ 資本主義體制不只是市場經濟,也蘊含著由資本家或由其利益統治的政治體制”;而所謂憲政下的政府官員,根本不是為全體人民服務的,而“是作為各大公司(即大公司的資產階級—筆者注)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即資本家不僅在經濟上剝削勞動者,他們還有“由資本家或由其利益統治的政治體制(這個由資本家或由其利益統治的政治體制,被笑文、民運分子文美化為‘憲政’——筆者注)”來對勞動大眾進行統治、壓迫。而這政治體制的官員同時又“是作為各大公司(即大公司的資產階級—筆者注)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很明顯,“由資本家或由其利益統治的政治體制”, 政治體制的官員“是作為各大公司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這種憲政,不過是資本家們統治勞動大眾的工具。因此,在這些國家,雖有憲政名義,政治權利卻在富人那里,窮人沒啥政治權利,窮人卻有接受統治的義務。
魯迅曾揭露了標榜仁義道德的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而上述法國、美國學者也揭露了在憲政、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等掩飾下,西方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的剝削壓迫。實際上,法國、美國學者講述的西方實際情況,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很容易解釋。按歷史唯物觀,經濟基礎決定包括政治、法律在內的上層建筑。而笑文、民運分子文所講的憲政,就屬于政治、法律上層建筑范疇,它同樣要被資本主義的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即經濟基礎)決定,并為資本主義的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服務,即為資本利益服務,為保住這有利于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服務。為切實實現這種要求,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金錢力量要轉化為政治力量,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也要占統治地位。如果他們不能在政治上居統治地位,如果他們不能掌管包括軍隊、警察、監獄、法院等鎮壓機關,以及立法機關在內的國家機關,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地位就將被被他們剝削而貧困的勞動大眾推翻。因此,資產階級不會為了讓貧困的勞動大眾享有和他們同樣的權利,而放棄政治統治特權。這正如郎克羅瓦所說,“難道一個建立在非正義基礎上的社會需要建立維護正義的法制嗎?難道特權階級想集體自殺嗎?”
而笑蜀、民運分子們遠沒有那些法國、美國學者誠實和正直。笑蜀、民運分子們不能象上述的法國和美國學者一樣,揭露私有制下富人在經濟上剝削窮人,在政治上統治并欺騙窮人的事實,更不象這些學者痛斥這些剝削和欺騙。笑蜀、民運分子們不僅掩蓋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掩飾為這種經濟關系服務(即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治、法律體制的階級性質,還要求將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西方政治、法律體制做為榜樣,移植到中國來。笑蜀、民運分子們整個就是贊美西方唱詩班的成員,總是熱衷于為殘酷、丑惡的剝削社會唱贊歌,以欺騙勞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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