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主與文化重建　　

余英時《論文化超越》　　

在（20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有什么客觀的因素（如經濟）決定著中國人非依照蘇聯的方式組織國家不可呢？（20年代的國民黨及黃埔軍校也是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條件下或改組、或接受援助而壯大起來的）分析到最后，我們恐怕不能不承認這是文化的力量。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思想從十九世紀末葉便不斷地從西方傳到了中國。由于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偏于大群體，近代知識分子比較容易為社會主義的理想所吸引。這種觀念一旦征服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自然便進一步成為他們行動（革命）的指南針。……社會主義被理解成“天下為公”一套道德理想；資本主義則被看做一種代表“自私”的經濟制度。稍稍熟悉中國傳統的人當可看出此中關鍵所在。中國知識分子拼命擺脫傳統、擁抱西方，但始終未能跳出傳統的思維模式。……放眼全世界，我們到處都看到宗教力量在復活，民族主義在抬頭，這些都是‘文化’推動歷史的證明。伊朗的宗教力量和由之而來的“革命”更顯然是對所謂（西式意識形態）“現代化”的一種反動（但不反科技，科學無疑是‘文化超越’的最好見證，它使人超越自然的限制。）美國應該算是最“現代化”的國家了，但是美國立國精神仍是宗教——清教，今天美國的宗教力量大得出人意外。（民族的文化傳統是一種退保的自我防衛意識）　　

文化要求理性和情感的平衡，而現代中國則恰恰失去了這個平衡。　　

林同濟《形態歷史觀》：　　

    列國階段是任何文化體系最活躍、最燦爛、最形緊張而最富創造的階段。有了列國單鍵競爭的局面，多少可以減輕個性潮流陷入放蕩享樂的危險；有了個性的伸張，多少可以維持國家最后活力的來源。同時，距離封建階段尚不太遠，個性潮流的推進得到“貴族遺風”的熏陶，多少也可免登時“庸俗化”的危機。這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的一個文化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峰就是列國蛻形、個性發展與貴士遺風三大元素恰得調和狀態的歲時。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國共合作》：

在1921年列寧把蘇俄轉向他的新經濟政策以后……（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正在利用亞洲的落后國家，作為獲得利潤的源泉，以支持資本主義體系。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對亞洲的剝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較高工資，資本主義就會垮得更快。亞洲的民族主義革命會奪去帝國主義列強的有利市場和原料供應，從而在西方資本主義最脆弱之處對其發動“側擊”。……從1922年到1927年期間，共產國際選中中國作為它對外斗爭的主要地區，并把英帝國主義作為主要的攻擊目標。（二戰后擴展到柏林墻和38線）　　

汪暉：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綱領，而且還經常是一種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現的政治綱領，它的話語形式包裹在“經濟”的范疇－－如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優先、利潤最大化、反對國家干預、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經濟秩序的中介組織的功能，等等－－之內。用一位學者的話說，它“在一個有各種強力關系構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強力者一邊”，“對任何可能對純粹的市場法則構成障礙的集體結構提出質疑。這些集體結構包括：民族國家、工作團體、捍衛工人權利的集體組織、工會、協會和合作機構，甚至還有家庭。” 新自由主義所稱道的市場關系從來都是一種理論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意識形態的－－抽象，其實質是通過這一抽象將經濟與政治－－或者更準確地說，經濟過程與社會過程－－徹底分離開來，進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實踐排除在當代世界的社會生活、特別是經濟生活之外。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主要地是一種在廣泛的范圍內爭取民主的斗爭，一種建立有關市場條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努力。新自由主義對于國家干預的批判、對于政治性的排斥絲毫不能掩蓋這一意識形態與利益集團和政治權力及其政策的內在的聯系，例如，在戰爭和新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等問題上，新自由主義幾乎從來沒有掩飾它的政治性，雖然這種政治性經常包裹在諸如“主流文明”之類的偉大神話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經濟秩序的制定者不僅是跨國公司和國內經濟集團，而且常常是民族國家本身。因此，對于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并不能等同于贊成國家的過度干預或反市場，關于這一點，我將通過歷史分析加以展開。（引文見皮埃爾·布迪厄：《無止境剝削的烏托邦－－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中國知識人接受馬克思主義， 沒有世界性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對中華帝國的沖擊和近代自然科學理論對中國知識人的刺激，是不可設想的；但若沒有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某種精神資源，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也難以設想的。　　

對于“法先王”的儒家來說，儒家既不需要現代的社會主義理論，也不需要現代的資本主義理論，僅有內圣外王之學就夠了。馬克思主義化的現代儒家不也可以嘲笑“原儒”者們的法先王不時時務，要他們背上使儒教精神僵死的歷史罪過？任何思想系統或流派中都會有左、右派之間的打斗現代儒家內部有左右派打斗也不是什么新鮮事。當年荀子指斥思、孟一路“不知隆禮義”，判為“俗儒”，稱知類、統類，“法后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萬”才是大儒。馬克思主義化的現代儒家不也可以指斥熊子和牟子一路為“俗儒”？宋儒先覺涵化佛教義理，“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后，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教義”（陳寅恪）。現代新儒家繼承此遺業，涵化西方義理而能大成，但儒教偏重的政治制度遇到的挑戰，承宋學的現代新儒家并沒有能力應付。“法后王”的荀子吸納現代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歷史觀（辨證-歷史唯物論），因應現代政治組成教團，未嘗不能“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儒教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結合，有何不可？馬克思主義化的儒家像荀子斥思、孟為“俗儒”那樣，來一番批孔孟之道的運動，又會難理解到哪里去？批倒孔孟，可崇的儒教圣人還多的是——禹、湯、文、武、周公，未見批到他們頭上，怎么說批孔孟之道就不是儒了？孔自繼承周公使命，開創中國政教紀元。如今現代性“天翻地覆慨而慷”來了，中國進入新的世界，要繼承周公使命，不革掉孔子之命怎么行？周公的使命不就是革前代的天命而來的？　　

                  重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因為中國和印度崛起，他們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及他們對地球資源的潛在需求，讓很多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尤其是物質文明是沒有辦法在全球范圍復制的，尤其是美國消費主義，是不能復制的。復制的話，我們就需要6個地球，而不是一個地球來維持這一個物質文明。后進國家沒有選擇，被迫找尋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和一種社會發展模式，來解決公正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美國的虛胖是建立于美圓殖民體系之上的軍控金字塔）—— 朱云漢：大轉折--從金融危機談四重歷史新趨勢的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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