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目標PK民族主義
(2009-04-05 20:20:05)

　　按：《中國不高興》的劇烈反響，表明民族主義力量的上升。這一次本人選擇做《中國不高興》的諍友，提出一點不同意見。

　　觀察一個大國核心價值觀的演變，大體可以識別出三個階段或三種狀態(tài)。以前蘇聯(lián)-俄羅斯為例，從列寧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lián)在全球推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倡導這種紅色版的普世價值，從東亞到西歐，從南非到北美，曾經席卷世界，以至于在20世紀的許多時候，許多國家、許多地區(qū)的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志士們，不分膚色、種族、國籍，無論是城市知識分子，還是熱帶叢林的游擊戰(zhàn)士，都曾以蘇聯(lián)為自己精神上的祖國。接下來，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時期，原有的意識形態(tài)崩潰，俄羅斯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為市場、多元、民主的意識形態(tài)所支配，形成一個短暫的文化殖民地階段。經過十余年，到2000年普京執(zhí)政，俄羅斯民族意識漸漸蘇醒，重建秩序，振興經濟，對北約采取不屈的姿態(tài)，直到恢復中斷了15年之久的戰(zhàn)略轟炸機值班飛行，在俄格沖突中強硬出擊，等等。很明顯，以普京執(zhí)政為標志，俄羅斯進入了一個民族主義的新階段。
　　從普世價值到文化殖民地，再到民族主義，是一個大國的意識形態(tài)從上升和鼎盛到瓦解，再到復蘇的三段式。由于民族主義的內涵是一個民族自我利益的維護和伸張，因此，一個大國，一個在國際社會有可能成為領導者，或者有領導者抱負的大國，就注定要超越民族主義，而建構和采取一種國際主義的世界觀，一種為國際社會所認同的普世價值。可以說，一個國家在什么范圍的國際社會成為領導者，就必須采取什么范圍的普世價值。只有你倡導和肩負的價值能夠普惠于眾人，能夠被眾人分享，你才能被眾人擁戴，這是領導者與惡霸的基本區(qū)別。這是常識。因此，道理很淺顯，民族主義只是大國意識形態(tài)成長進程中一個暫時的過渡階段。
　　上述大國意識形態(tài)演變的三段式，中國也經歷過，只是在輪廓和程度上比較模糊和含混。13年前，一本《中國可以說不》風靡，這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第一次從民間立場集中表達和宣泄，不免讓許多西方媒體錯愕：中國的城市青年知識分子，居然也可以是愛國的？
　　中國的事情總是被推延，所以我們至今仍沒有走出《中國可以說不》的時代氛圍。目前，圍繞《中國不高興》的爭論，仍然主要局限在是主張、還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問題上。針對民族主義，爭論的雙方大多停留在比較簡單的、正方與反方“條件反射”的層次上。
　　《中國不高興》有個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這是該書真正的標題，也是它的振奮人心之處。這里單說“大目標”，也想在這個方面向該書作者們建一言。
　　什么是“大目標”？從書中看，簡而言之，就是“領導世界”。用該書一個作者的話說，就是“我們要管理比現(xiàn)在大得多的資源，經濟上進行管理，政治上進行指導，我們要領導這個世界。從人類文明的歷史來看，我們是最有資格領導這個世界的”。
　　那么，與這種“領導世界”的“大目標”配套的意識形態(tài)是什么？作者的回答是：民族主義。具體到中國的對外關系，作者說，“你只要看一下我們中國的現(xiàn)狀，我們的人口，我們的資源，我們的能力，就只能得出這兩句話：人要走出去，東西要拿進來。”很簡單，這是自16世紀以來西方舊殖民主義的歷史經驗。因此，作者們對“持劍經商”這一概念，順理成章地也是按照這一經驗來理解的。
　　這里的是非且不論，問題在于，憑借維護一國利益的民族主義，能做“世界領導者”么？做“世界領導者”，是靠霸王硬上弓么？或者要大目標，或者要民族主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二者選一，魚與熊掌，不能兼得。
　　目前，中國面臨的問題重重。但是，我們需要用理想照亮現(xiàn)實。毛澤東曾說過：“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我們需要大目標，在我們目前關于未來的經濟規(guī)劃和計算之外，的確需要對未來的中國與世界，對未來的全球格局，做出我們中國人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想象和預期。中國有權利、有責任、也有潛力，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更加平等與和諧的政治經濟秩序。但是，一個有志于經略世界的國家，必須打造出一種國際主義的普世價值，這種普世價值不管最終選擇了哪一種版本，都應當是對民族主義的超越和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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