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是孔子誕辰的第二千五百六十五周年。而隨著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誕辰二千五百六十五周年紀念日這天的到來，國內外必定又會掀起一場新的儒學熱。從而使目前已經很熱的儒學，熱上加熱。

　　儒學在歷史上，通常也稱之為是儒家思想或是儒家文化。儒學是我國春秋時期由孔子所創立的一種學說，是當時諸子百家學說中的之一。自漢武帝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之后，儒家思想不僅成了我國絕大多數漢族封建王朝絕對的政治統治思想。而且經過兩千年的演進，儒家文化也更是成了漢族傳統社會的絕對主流文化。只是在人類社會進入到了二十世紀之后，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入侵，從而使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中華民族面臨了嚴重的亡國滅種的危機。而為了挽救中華民族，因此在啟蒙、救亡、圖存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期間，中國人第一次憤怒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而后在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崛起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發生了以“破四舊”和“立四新”為內容之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專門的“批林批孔運動”，因此，儒學也就被打得奄奄一息了。而儒學奄奄一息的那個時代，也正是曾經百年挨打的中華民族由于擁有了毛澤東思想和“兩彈一星”而敢于并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與引領世界潮流的時代。然而由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結束之后僅僅只有兩年多的時間，我國就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階段，于是儒學不僅迅速復活了，而且還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儒學更是越來越熱。因此說，改革開放構成了儒學的復活與越來越熱的時代背景。可是隨著儒學的復活并越來越熱，改革開放后的我國面對美日等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步步緊逼，甚至就是在遭受到了大使館被炸和外交官被打這種嚴重侮辱的情況下，也就只能“韜光養晦，絕不出頭”了。

　　從我國今天的社會現實來看，和那些時刻不在想著殘酷剝削和壓榨工人的資本家都無不鼓勵員工學習《弟子規》的做法相同，與那些無時不在想要多玩弄一些女性的流氓都不無推崇儒學中的封建女德一樣，改革開放的一些推動者由于從一開始就懷著一切為了私有化的這個不能告人的真實目的，因此這才有意識地復活了儒學。而私有化，則更是為儒學的復活創造了條件。所以私有化的程度越深，儒學也就會越來越熱。

　　當初在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基礎上為了推行私有化而又不招致工農大眾的抵制甚至是反抗，那就只有拋棄毛澤東思想而復活儒學。因為只有儒學，才能使工農大眾再次變得愚昧和懦弱。愚昧能使工農大眾由于看不出他們的，從而才能讓他們“騙出一個體制來”;而懦弱則使工農大眾對隨之而來的殘酷剝削、欺壓、甚至是侮辱而不敢反抗，從而最大程度地接受他們的剝削、欺壓、甚至是侮辱。的確如此，三十年來，幾千多萬的工人和無法計數的農民不只是平靜地接受了使他們失去賴以生存的工作崗位和土地這樣的改革，甚至也無奈地接受了妻女被迫去賣淫這樣程度的侮辱。

　　由于人多地少而造成的勞動力過剩這一問題的長期存在，從而導致了我國在私有制的歷史條件下，剝削和欺壓都超常的殘酷。因此除卻毛澤東的時代，無論是在舊中國，還是在當今時代，當年的地主和如今的資本家威脅長工或是打工者最具殺傷力的一句話就是：“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活人有的是。不愿意干，那就馬上滾蛋。”

　　在超常地剝削和欺壓下而又不引起被剝削欺壓者的反抗從而引發社會的內亂，那么最好的辦法，就是使被剝削欺壓者養成超常的忍受能力。而使被剝削欺壓者養成超常的忍受能力，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接受儒家文化。因為在消解人的血性而造就人的奴性這方面，儒學的確是有著特殊功效的。如果說在消解人的血性這一點上，以往的儒家還不敢大張旗鼓或者還是無意識的話，那么今天的新儒家，那可就是明目張膽并有意識地進行了。

　　據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報道：廣東東莞的蒙正國學館所辦的“女德學堂”，就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逆來順受，絕不離婚”這十六個字，作為了自己辦學的“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打不還手、逆來順受的社會，無論其剝削和欺壓多么殘酷，那也絕對會減少、甚至是徹底消弭大規模內亂的。的確，引發北非和中東阿拉伯世界內亂的“顏色革命”，就是由于突尼斯的一個街頭小販用自焚的方式抗議警察的粗暴執法而引發的。可是改革開放的我國，在征地拆遷和城市管理以及街頭執法的過程中，城管、開發商和黑社會打死、軋死、燒死當事人以及被害人用自焚的方式來抗議粗暴執法的事，盡管早就數不勝數。然而我國社會，對此卻平靜如初。愚昧、懦弱、甚至是精神已經麻木了的中國人，對這樣與己無關的事，早已是見怪不怪了。所以平心而論，在“止內亂”的這方面，儒學的功能的確是非常強大的。這就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剛一開始，儒學便馬上復活。而隨著改革開放的越來越深化，而儒學也越來越熱的根本原因。沒有私有化這個時代背景，根本就不可能有儒學的復活與越來越熱。

　　如果說私有化的改革構成了儒學復活與越來越熱的時代背景，，那么“中美國”這一現象的出現，則是儒學復活與越來越熱的國際背景。

　　同沒有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成為漢族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成為漢民族的主流文化一樣，如果沒有一股強大力量的推動，僅憑一些儒學的傳承者，是掀不起如此規模的儒學熱的。所以，當今中國的儒學熱，與“中美國”和裸官現象的出現以及先富起來的那些少數人大多都負有原罪是緊密相連的。

　　從當今中美兩國之間出現了一個財富流通和危機轉嫁的雙通道這一現象上，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石里克教授共同總結出了中美兩國已經形成了“中美國”這一獨特的存在形式。這一形式之所以獨特，就是美國華爾街的屬于私人性質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發行紙質的美元，用以購買中國生產的實體物質財富。而中國政府卻不但要給生產實體物質財富的出口企業發放大量的出口補貼，而且還要再發行與出口創匯收取到的美元幣值等量的人民幣，以收取出口企業手中的美元;中國政府用出口實體物質財富換來并用等量發行的人民幣收取到的美元，去購買美國政府發行的國債。美國政府再用向中國出售國債換回來的大量美元，補貼給本國的民眾和再返回到中國進行投資。就是通過這樣一條財富流通和危機轉嫁的雙通道，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成果流入到了美國。從而使美國的實體經濟即使沒有多少發展，但物價卻能夠保持穩定。而中國的實體經濟越是發展，但物價卻是越來越高。這就是造成中國經濟不管如何高速增長，但人民群眾卻就是享受不到經濟發展成果和美國發行超量的美元，但物價上漲的惡果卻轉嫁到了中國人民頭上的根本原因。因此尼爾•弗格森和石里克兩名教授才會把當今中美兩國之間的這種經濟關系，定位為是“中美國”。而中國之所以會用實體的經濟財富去換取虛擬的美元紙幣以接受美國經濟危機的轉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當今中國出現了大量的裸官和那些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大多都負有原罪的這一現象。

　　所謂的裸官，就是官員本人還留在國內，利用所掌握的的權力繼續為其本人、家族榨取中國人民的財富，而其妻子兒女和財富，卻全都轉移到了國外，從而為自己建立起了另一個“根據地”。目前這些裸官的妻子兒女和財富的去向，主要就是美國。因為當今的世界，只有美國敢于公開庇護中國的那些貪官、裸官。因此這些裸官的貪污腐敗行為一旦敗露，那么在美國建立起的這個“根據地”，就成了他們最穩固的避難所。

　　據有關媒體報道，我國目前裸官的數量，大約有一百一十八萬人左右。對于那些妻子兒女和財富都在美國的裸官，且不說美國政府會抓住他們貪污腐敗的把柄逼其為美國服務而被動地成為漢奸。就是為了經營自己的避難所，這些裸官也會把中國的財富繼續輸往美國，從而主動去地當漢奸。這種現象，在那些原罪負有的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中，也同樣存在。

　　對于任何人來說，在埋葬著自己祖先的祖國尚還完整，在生養自己的民族尚還以獨立的姿態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的情況下，主動出賣自己的祖國，主動戕害自己的民族，其內心的負罪感與害怕自己罪行暴露的恐懼感是可想而知的。特別是那些裸官和原罪負有的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一方面他們本人在國內利用權力和金錢把別人的妻子、女兒霸占為了自己的二奶或、小三。可另一方面，他們那身在國外的妻子和女兒，卻正被外國男人霸占、而且還更有可能是主動成了外國男人的二奶或小三。在如此諷刺、甚至是殘酷的現實面前，這些人的內心將會承受怎樣的痛苦與羞辱的煎熬。然而由于為了保住已經榨取到的財富，這些人一般是不會主動坦白的。而為了減輕自己的負罪感與恐懼感和痛苦與羞辱的煎熬，于是這些人就只能去大力弘揚儒學。一方面用它來愚昧工農大眾，從而使之發現不了自己的罪惡。另一方面，也是用來麻醉自己那充滿了負罪感與恐懼感和正承受著痛苦與羞辱煎熬的心靈。因此當今的中國，儒學越熱的地方，裸官也就越多。廣東的裸官最多，所以廣東的儒學也就越熱。以至于都熱到了象東莞這樣極致的程度。而隨著儒學的最熱，東莞這個地方也最黃。

　　對于曾經兩次敗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手下的美國來說，當然會強烈地支持目前中國所出現的儒學熱。只有儒學熱，毛澤東思想才會冷。毛澤東思想冷，中國就會軟。儒學熱，中國就要蔫。就是由于軟和蔫，所以當今的中國盡管還擁有毛澤東留下來的“兩彈一星”與核潛艇這樣的終極武器，但卻不僅對美國俯首帖耳，甚至都淪落到了要主動給美國當二奶、做小三這樣的卑賤程度。因此，“中美國”這一中美兩國新的存在方式的產生，就是當今中國出現儒學熱這一現象的國際背景。

　　盡管在“止內亂”這方面，儒學的確是具有超強的功效。可是在“抗外侮”上，儒學的功效，卻幾乎就等于零。因此漢民族徹底儒化之后，也就遭受了無盡的民族苦難和屈辱。不用說宋明兩代，就是“強漢盛唐”，也不得不靠屈辱的“公主和親”，來維護國家政權的存在。以至于晚唐詩人李山甫都發出了憤怒到這樣程度的吶喊：“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從漢民族儒化后的兩千多年歷史來看，漢民族所承受的民族苦難和屈辱，正好就是和儒學的發展成正比的。

　　當今的儒學盡管很熱，但卻還沒有超越它歷史發展的最高峰。迄今為止，儒學發展的最高峰，出現在宋明兩代。其標志，就是所謂的宋明理學。然而宋明兩代，盡管儒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可是宋明兩代，卻也是漢民族遭受苦難和屈辱最多、最為悲慘的時代。無論是北宋和南宋，還是大明與南明，其結局都非常悲慘。北宋滅亡時，不僅徽欽二帝被擄往了“五國城”去坐井觀天。而且多達上萬人的皇后、嬪妃、公主、宮女以及良家婦女，還更是被金人送往了浣衣院，從而淪為了金人的“慰安婦”;南宋滅亡的最后一戰崖山之戰，由于宋軍的不戰自潰，于是不僅丞相陸秀夫背負著年僅幾歲的小皇帝投海殉國了，而且十幾萬的官員、宮女和隨同南宋小朝廷流亡的平民百姓，也只能紛紛蹈海自盡;一六一四年，由于大明王朝最精銳的部隊關寧鐵騎正駐防在山海關以抵御滿清八旗的入侵，于是就導致李自成輕易地打進了北京城，從而逼得崇禎皇帝上吊自殺;一六一五年，在消滅了李自成的主力部隊之后，滿清八旗的兵鋒指向了南明。在征服南明的規程中，為了徹底打掉漢族人敢于反抗的精神，滿清八旗兵先后制造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廣州、四川等地的一系列大屠殺。在這一系列的大屠殺之中，不知有多少漢族同胞倒在了血泊之中。

　　今年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第一百二十周年。中日甲午之戰，是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一戰。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使我國進一步淪落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淵。因此在甲午戰敗的第一百二十個紀念日到來之際，特別是在目前我國正面臨著來自美國和日本等國的嚴重軍事威脅情況下，我國政府和軍方不僅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而且還更是組織了包括將軍級的著名軍史專家金一南和肖裕生等人在內的一些專家學者，對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原因，進行了廣泛的總結。然而盡管這些專家學者所總結出來的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原因可謂是林林總總，可是他們所總結出來的這些原因由于太過表象化，因此就是一些地地道道的胡說八道。歸根到底，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之所以會遭受到如此的慘敗，根本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民族文化所決定的民族性格。就是腐朽的儒家文化，所造成的中國人性格的懦弱。這一點，不僅在后來的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軍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巨大的差異，就能讓人看得一清二楚。而且甲午戰爭爆發前二百五十周年所發生的那場甲申之難，更是早就告訴了每一個中國人。當年面對兇殘的日寇，把儒家“禮、義、廉、恥”這種說教成天掛在嘴邊上的蔣介石所統帥的國民黨軍隊，是“聞風八十里，槍響一百二”。而大力倡導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卻扛著土槍土炮，手拿大刀長矛而毫無懼色地迎擊了上去;南明滅亡之時，面對只有一萬多人的滿清八旗兵，擁兵二十多萬的明朝名將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卻竟然不經一戰，就輕而易舉地投降了。特別是明末的大儒錢謙益和顧炎武，在國破家亡之際，身為南明高官并曾經高調公開宣稱要投水自盡以殉故國的錢謙益，最終卻匍匐在了侵略者的馬蹄之下而當了漢奸;另一個曾經入仕南明王朝并更是出任兵部司務的顧炎武，則不僅更是唱出了“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這樣的高調，而且還更是把儒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可是顧炎武在他人生的最后，卻不僅在入侵者的統治下心安理得地當起了順民，而且還更是安安穩穩地撰寫出了《日知錄》。以狡辯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與“亡國”和“亡天下”之別。

　　顧炎武不僅是明末清初之時名噪一時的一代大儒，而且還更是被后人贊譽為是明末清初之際與王夫之和黃宗羲并列的三大思想家之一。明末清初之際中國的主流思想，只有儒家的思想。所以那時的思想家，也就只有是深諳儒學精髓的思想家。可是一個民族如果只能產生這樣的思想家，那么不國破家亡，也就奇了怪了。

　　同樣是中國人，同樣是由中國人所組成的軍隊，國共兩黨的軍隊之所以會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差異，就是由于國民黨的軍隊所接受的是蔣介石所倡導的的儒家文化以及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所產生封建買辦文化。而共產黨的軍隊，接受的卻是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我國傳統的墨家文化相結合而創立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就是由于毛澤東創立出了無產階級的人性文化并把它注入到了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中華民族的體內。因此，不只是由于接受了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的大多數成員都是農民所組成的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只是由于接受了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的人民軍隊，成為了一支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的戰無不勝的偉大軍隊。而且就連一百多年來挨遍了全世界所有帝國主義列強欺侮的中華民族，也由于接受了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從而變成了一個“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林的能力”的這樣一個偉大民族。

　　文化不僅是決定了一個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更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性格。然而不管是一個人也好，還是一個民族也罷，其命運又是同性格緊密相連的。英國十六到十七世紀的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影響極其廣泛而深遠的至理名言，“性格決定命運”。就是由于毛澤東所創立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性格，因此中國人民這才打跑了日本侵略者，這才打怕了美國野心狼，這才打敗了蘇修新沙皇。從而不僅改變了中華民族自己的命運，而且也更是改變了全世界所有落后國家和弱小民族的命運。

　　直到今天，我國不僅還是一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而且就連中華民族，也還只是一個政治概念上的民族，而并非是一個有著共同文化血緣的民族。其原因，就是中華民族直到今天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文化。在長期的歷史上，儒學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并沒有為中原地區周邊的其他民族所接受。而在今天，盡管漢族已經成為了中華民族內部的主體民族，雖然漢族文化也更是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主體文化。但是由于其他民族自己的文化不僅還存在，而且在儒學熱的影響下，也一定會活躍起來。所以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過熱，都會對中華民族的統一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在今天復活儒學并使之越來越熱，對中華民族最終向一個有著共同文化血緣的統一民族的過度從而最終完成，并沒有任何的積極意義。目前隨著內地的儒學熱，而在一些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群眾中也出現了伊斯蘭教得以強化并因此而導致民族分裂問題出現的這一教訓，就是非常值得并必須吸取的。

　　孔子不僅是儒學的創立者，而且更是儒學的最主要代表。孔子所創立的儒學，雖然作為漢族的主流文化已經傳承了兩千多年的時間了，盡管它為漢民族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它卻并不是一種先進的文化。因此它已經不能為當今的人類世界提供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從而促進人類世界的發展。

　　衡量一種文化是否先進，不僅要看它能否為全人類、哪怕是只為一個民族提供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與先進的價值理念，而且更要看它能否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同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相比，儒學的腐朽墮落不僅在于它為中國人所提供的那種生活方式的腐朽墮落，而且還更在于它阻礙了中華民族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因此作為人類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我們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到來之前，除了早期曾經在自然科學領域為人類貢獻了“四大發明”之外，其余便是一片空白。而在毛澤東時代短短的二十七年時間里，中華民族便產生了造福全人類的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和復方蒿甲醚等這新的四大發明。特別是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指導和鼓舞下，不僅我國的地質科學工作者突破了“中國貧油”的這道緊箍咒從而發現了大慶油田等一系列大型油田。而且就連國際上的一些科學家，也更是在毛澤東“物質是無限可分的，基本粒子也是無限可分的”這一具體科學論斷的指導和鼓舞下，突破了基本粒子已經不再可分的這一科學限制，從而發現了基本粒子的下一層組份。因此在一九七七年九月間召開世界第七屆粒子學討論會上，參加會議的那些科學家們不僅全體起立為毛澤東的逝世進行默哀，而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美國的物理學家格拉肖更是呼吁要把稱為是夸克的構成基本粒子的下一層組份，定名為是“毛粒子”。而今雖然儒學不僅得以復活了，而且還越來越熱。可是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后盡管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然而不用說在人類社會制度的創新上，即使是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面，中華民族為全人類的貢獻，又微乎其微了。因此美國總統奧巴馬這才會在美國從“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體中獲得了巨大經濟利益的情況下，還要嘲笑中國搭了三十年的便車。這真是讓人得了便宜，還能賣乖。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出現了重重的困難。而中國改革開放后了的世界，更是深深地陷入了嚴重的災難之中。這個災難，就是那些弱小民族和落后國家，在歐美獸性文化所主導下的弱肉強食的國際規則面前，正在面臨著的滅絕。

　　自大航海把世界連為了一體以來，歐洲國家以及后來的美國和日本依仗他們強悍的獸性文化和又率先完成了工業化之力，通過野蠻的殖民擴張運動，從而用侵略戰爭的方式，把在歐洲獸性文化所主導下的弱肉強食的國際法則，推向到了全世界。而我們遠離歐洲的古老中國，也同樣是歐洲人所掀起的這場殖民擴張運動的受害者。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后，歐洲獸性文化所主導下的弱肉強食的國際法則，又隨著美國兵的軍靴，踐踏到了全世界。而那些弱小民族和落后國家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正面臨著滅絕的嚴重威脅。那么靠儒學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和而不同”等這種理念能否解決這一問題?從歷史的教訓看，是根本就做不到的。當年在歐美國家掀起的殖民擴張運動中，儒學主導下的中國，就連自身都難保，更何況拯救全人類了。因此不要說要拯救全人類，就是拯救中華民族的自身，那也只有靠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因為只有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才能戰勝被歐美國家和日本奉為了是天條的那種獸性文化，才曾經戰勝過被歐美國家和日本奉為了是天條的那種獸性文化。

　　一九五○年十月，盡管中國人民才剛剛站了起來，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依然是處在百廢待興之中，可是當美國侵略者的鐵蹄踐踏到了朝鮮這個善良而又弱小的民族的頭上的時候，英勇的中華好兒女還是毫不遲疑地組成了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而主動去迎戰武裝到牙齒的美國侵略者。為了維護人類世界的正義，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安全，由于接受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因而充滿了血性并滿懷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中華好兒女，不惜犧牲自己的血肉之軀。

　　抗美援朝戰爭，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武器之間差距最大的一場戰爭。憑借著國家的強大工業基礎，美軍早已進入到了立體化戰爭的時代。而此時的中國卻由于還是一個遠離工業化文明的落后的農業國，因此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的手中，拿著的還是在反侵略戰爭中繳獲而來的“萬國牌”武器。然而盡管如此，由于有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最為強大的精神武器，由于有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最為科學、最為強大的方法論，所以盡管武器之間的差距巨大，但是英勇無畏的中國人民志愿軍還是將武裝到牙齒的美國侵略者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了三八線，從而維護了人類世界的和平，捍衛了人類世界的正義，維護了自身的安全。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告訴了那些被殖民主義者和大國霸權主義者壓迫、蹂躪、宰割的落后國家和弱小民族，只要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只要擁有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就一定能夠打敗任何的侵略者，就一定能夠戰勝西方世界的那種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弱國一定能夠打敗強國，小國也能夠戰勝大國。

　　抗美援朝以及之后不久取得的抗美援越戰爭的勝利，同樣迫使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不得不承認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存在的同時，也不得不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那種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

　　自從殖民化時代開始以來，把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當做是天條的歐美國家及日本可謂是打遍了天下無敵手。然而當歐美國家及日本在打遍了天下之后，卻在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的驅使下，不僅又開始了同類之間的相殘，而且還更是曾經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兩次的世界大戰，不僅給全世界的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而且還更是嚴重地傷及到了歐美國家及日本的自身。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使大英帝國從世界霸主的地位上跌落了下來，而且還更是導致了曾經號稱是“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歷時三百年才構筑起來的殖民體系的徹底解體。三百年征戰的惡果瞬間灰飛煙滅，從此英國人不僅又只得龜縮回了英倫三島，而且還更是淪為了美國人的跟班和小三。殘酷的現實使得這些歐美國家意識到，如果沿著這種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所開辟的道路繼續走下去，那么自己最終也必然要為這種獸性文化所反噬。然而此時人類世界盡管早已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共產主義這個迄今為止人類世界最為先進的思想和最為科學的理論，但卻還沒有能夠找出徹底戰勝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的有效方法。而抗美援朝以及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戰爭的勝利，特別是我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歐美國家不僅不得不承認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的存在，而且還更是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的面前，感受到了自己的那種自古以來就奉為了是天條的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的邪惡與丑陋。特別是從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上，這些歐美國家也看到和找到了自身以及全人類能夠一同走向未來的希望和途徑。也只能是因為如此，所以這才會有了曾經把維護獸性文化理念當做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的西方世界霸主美國的總統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我國的時候，在與我國共同發表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中的美國方面聲明和雙方聲明里的這樣表述：

　　“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國際爭端應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的相互關系中實行這些原則。”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

　　“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反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范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

　　只有認識到了什么才是人類世界的真正正義并由于接受了毛澤東所創立的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從而看到了整個人類世界的未來，所以曾經滅絕了印第安人、曾經販賣過黑奴和鴉片、曾經吞并了夏威夷、曾經殖民到菲律賓，曾經把整個美洲都看作是自己的后院而不許任何人染指、曾經在全世界到處殺人放火和奸淫擄掠，從而把弱肉強食的獸性文化都推向了極致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美國，才能夠有了上述這樣的認識和轉變。而也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認識和轉變，因此在一九七九年當蘇聯悍然入侵阿富汗的時候，美國才能夠堅定地站在我國以及全世界所有正義人民的一邊，堅決支持了阿富汗人民武裝反抗蘇聯侵略的正義行動。可是當毛澤東逝世之后，就象法國的前總統德斯坦所說的“由于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那樣，從此不僅中華民族，而且就連全人類，都再也看不到正確的前進方向了。于是不只是我國在近三十年變成了一個物欲橫流的國度。甚至整個人類，也都重新變成了一個獸性橫行的世界。

　　蘇聯盡管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引下而建立起來的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由于蘇聯同樣也有著濃郁的弱肉強食的這種獸性文化的底蘊，因而蘇聯在信奉共產主義的同時，不僅還保留了強烈的民族利己主義，而且還更是與帝國主義、甚至是與法西斯主義分子一道，積極參與了對弱小國家的掠奪和瓜分。特別是后來當蘇聯公開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后，還更是公然推出了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大國責任論、國際分工論、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和利益相關論”的“勃列日涅夫主義”這樣一種典型的修正主義理論并拼命地謀求在全世界的霸權。因此毛澤東才不僅將蘇聯這個國家定性為了是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而且還更是把修正主義定性為了是最壞的資本主義。而也正是由于修正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必然要把整個人類都帶入死路的資本主義，因此蘇聯這也才遭到了全世界所有正義人民的共同唾棄和本國人民的徹底拋棄，從而走上了亡黨亡國的道路。

　　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與孔子的儒家文化的根本性不同，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是一種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文化。而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文化，卻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文化;毛澤東所倡導的“五湖四海、團結友愛、互相幫助、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公而忘私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能使人性走向崇高，能夠凈化人的心靈，能使人的靈魂得到升華;而孔子所倡導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愛人、毀家紓難等”，只不過就是人性的底線;只有在理想主義的基礎上，才能產生英雄主義，因此理想主義是英雄產生的土壤;而實用主義卻只能強化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解構英雄產生的條件。所以漢民族自徹底儒化之后，就極少再產生民族英雄。即使是偶爾出現了幾個象岳飛、文天祥、于謙、袁崇煥與史可法等那樣的民族英雄，但其個人的最終命運，也只能是悲劇性的結局。其原因，就是徹底儒化之后的漢民族，由于充滿了實用主義的毒素，已經使英雄失去了其存在、甚至是產生的土壤。因此即使偶爾出現了幾個英雄人物，但是由于他們總是處于孤立無助的狀態，所以他們的人生結局，幾乎都是在同胞們充滿好奇心理的冷漠注視下，默默地走向了最終的悲劇。而在有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之后，中華民族由于充滿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和無私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因而也就變成了一個英雄輩出的國度。就是靠著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和無私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所以中國人民這才打跑了日本侵略者，這才打怕了美國野心狼，這才打敗了蘇修新沙皇。

　　英雄們的人生結局幾乎都是悲劇的這一歷史現象，給漢民族帶來的打擊是災難性的。它使越來越的人意識到，所有為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所做出的個人犧牲，都是毫無意義的。而只有保住了個人、家族的利益，才是最終的根本。這就是每當遭遇外敵入侵的時候，有著悠久歷史的漢民族，為什么會大量產生漢奸的一個主要原因。這也是當今中國在還沒有遭遇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就能夠自發地產生漢奸文化和大量漢奸的根本原因。因此說，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這種充滿了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就是漢奸文化的源頭。所以如今的儒學越來越熱，其真實的目的，就是為了給漢奸文化和那些自發的漢奸正名。孔子本人就主張“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嘛。只有名正言順，中美兩國的夫妻關系才能確定。只要確定了中美兩國的夫妻關系，那么“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也就“師出有名”了。

　　不用說漢民族徹底儒化之后長期的挨打屈辱歷史，就是中華民族百年的挨打歷史，也能充分證明儒學不僅不能促進中華民族的發展，而且在弱肉強食的歐美獸性文化仍然主導著這個世界的情況下，就連維持中華民族的生存都做不到。因此在美軍對我國進行“C”軍事包圍的十大軍事基地的構建已經完成，在中美國這樣的殖民經濟體已經形成，在美日等國對我國已經暴露出了他們的猙獰面目的今天，如果徹底拋棄毛澤東思想而請回儒家思想，如果徹底拋棄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而追求儒家文化的復活，那么中華民族就不只是如蠅逐臭了，而純粹是在自尋死路。然而由于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和那些多達一百多萬的裸官按照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教導，不僅早就把老婆孩子與財產都轉移到了國外，而且就連本人也早就做好了開溜的一切準備。因此到時所可憐的，也就只剩下中國的工農大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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