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我對中國社會變革前景的一個“關鍵質疑點”

　　為什么中國從官到民都呼喚改革?到底哪里出了非改不可的問題?不同的人，也許有不同的答案，雖然都高呼“改革”，而出發點和目標訴求卻是千差萬別，我個人認為中國未來的任何改革都必須面對一個最核心問題——嚴重失衡。

　　盡管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但嚴重失衡的問題仍在加劇，而不是在縮小。新班子的政策仍在擴大這種趨勢，加劇失衡的“圈子理論”有愈演愈烈之勢，發達地區的“亮窗效應”越來越大，發達地區是更亮了，但相對而言，其它地方就相對亮度減弱了，也產生了對比性的“黑窗效應”，這將會使中國的不穩定因素因勢擴散。

　　中國的決策者一直清楚地看到了鮮明的對比差距，但一直不愿意正面解決問題，權力的視覺集中度始終不愿意離開亮點位置，以達到經濟數據持續穩定的政績目標。中國幾乎所有的地區差距都是政策累積后的結果，而不是中國獨有的原始創新力所致，這種狀況毫無疑問地要激起落后地區的不滿情緒，當這種情緒達到一定界限時，必定成為改革的攔路石。

　　一個十分可怕的問題是：中國不僅僅只是存在地區之間的“亮窗與黑窗效應”，行業間、城鄉間、公私間、群體間等都存在相同的效應，所有處于利益失落的一方都抱有仇視對方的心態，用“國家大局論”和“改革漸進性”來做思想工作已經收效甚微，人的生存歸根結底取決于物質，人類危機歸根結底也是物質危機，這里所說的物質危機決非物質短缺意義上的危機，而是物質不公意義上的危機，有不公平，就一定有要求體現公平的群體產生，他們最終會構成影響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

　　用行政的力量埋葬或掩蓋這股決定性力量，從長期角度看是無效的，正確地做法應當是盡快滿足他們的訴求。國家在“長三角”、“株三角”、“大北京”等少數圈子里用力過大，盡管短期可以延續經濟增長慣性，但它絕對要危害中國的整體健康，中國所有有關全民性改革都將會葬送在不同圈子過大的級差上面，試圖用“先進帶后進”的觀念來彌合分歧絕無可能，歷史反復證明了這個結論。

　　按理講，中國各方面都已經意識到結構失衡的嚴重危害，就可以找到解決之道，但多數人都把目光僅盯在產業失衡上面，而不是關注中國各類性質的全面失衡。新班子新政策也試圖調整不合理結構，然而，政策的著力仍然選擇“失衡”的作用點上，這怎么可能解決失衡的現狀呢?難道不是要惡化現狀嗎?

　　中國各類性質的失衡從政治角度去分析應當可以總結為“權力圈子”的失衡，權力圈決定政策作用力的方向，政策作用力的方向決定不同比較優勢的走向，“有效權力與利益結果”的雙向互動最終將導致正常圈子變成“權力怪圈”，越走越迷失方向。

　　自2013年以來，大家更多地關注金融改革和城鎮化改革，這兩個方面被多數專家認定為劃時代意義的改革，并且認為可以改變中國人的兩極分化問題，能讓更多人走向生活水平接近的目標。事實上，我認為恰恰相反，這兩項改革最大的作用是催化“又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絕不是讓更多人共富起來。私人銀行可以開了，誰可以開?當然只有“人上人”才可以開。金融業只是個服務業，它本身創造生產力嗎?能變成多數人的致富工具嗎?不能。城鎮化，也許高層有專門班子在做“頂層設計”。但是，我再次斷定最高層沒有搞懂中國城鎮化的現狀和未來，他們只能依靠城鎮化作經濟助長工具使用。

　　虛擬經濟和土地經濟仍將是未來十年的主旋律，歸根結底還是泡沫經濟，沒有大的崩盤性危機，這種局面不會有改變。很多人疑惑中國泡沫喊得久，為什么就沒破呢?難道不存在泡沫?非也。中國泡沫未破得益于三個核心因素：一是中國人有足夠忍耐力和欠缺的認識能力，不到絕境就是幸福;二是中國人口的數量效應，消化泡沫的能力相對較強，也就是說中國的“泡沫桶子”比人口少的經濟體要大;三是權力的集中度世界獨有，能更長的拖延泡沫破滅的時間。即將臨近的“大會”肯定會有很多“大政策”，不少人會興奮一陣，我想提前作個預測：政策仍會走“轟動表述，溫柔實施”的老路，統計數據一變弱，橡皮筋立馬變形。為什么會這樣?答案很簡單：只有頂層設計，沒有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不能只是“活動”，而應當始終體現到政策制定上，離開這一點，政策的宣傳價值肯定大于實踐價值。

　　自貿區，好不好?我認為有一定好處，但不是很好。說好，是因為它可以讓有能力搶到政策的地區得好處，讓與自貿區相關的少數人快速致富;說不很好，是因為它對普通國民貢獻微乎其微，在所有大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好象沒有一個國家靠自貿區承擔讓國民走向致富的重任，中國的問題恰恰不是出在貿易自由上，而是出在國際貿易地位的不平等及特權階層的固化上，自貿區本意是想打破某些既得利益者，而實際效果卻是把這部分人做得更大更強。上海搶到了第一塊牌子，第二塊在哪里?第三塊、第四塊在哪里?落后地區能搶到嗎?若搶不到，你就是再少分一塊國內蛋糕。西部大開發喊了一二十年，開發了什么?在我看來，也許就開發了幾個省會吧，其它的亮點是看不到的。

　　中國是一個輻員相對遼闊的大國，人口分布也要從合理化及科學化考量，不能寄望把14億人都往發達圈子里挪窩，人口流動極其直接地影響著國家安全，并不是堆滿黃金的地方就更加安全。不能把所有的小企業都往大企業里并，更不能把所有的窮人都往富人家里趕。

　　再次提醒有關方面：中國最嚴重的問題絕不是物質短缺的問題，而是極其嚴重的失衡問題。也很期待有關方面：國家層面上的重大政策布局應當是中西部，而不是發達區域，未來政策的重點應該是“逆向失衡”，也就是要在落后地區多播種子，尤其是“綠色種子”，金融、稅收、貿易、基礎設施等均優先以中西部為先發受益地。

　　解決其它不同種類的失衡問題也需要同樣的“逆向失衡”的政策來導向，包括產業導向的“逆失衡”和分配體制的“逆失衡”，以促進社會均衡持續健康地發展變革，兩極分化由政策造成，必須靠政策修復，均衡不是平均主義，均衡有利于穩定，又不失創造力，平均主義雖然穩定，但遏制創造力。

　　我最擔心也最可能出現的一種未來是：以家族結盟和意識結盟為取向的“利益圈子”漸成大勢，一旦他們坐實做大，不只是各類產業淪為少數人的囊中之物，政治上也將形成“美國式家族帝國現象”，對少數人而言，失衡加劇就是實現他們美式夢想的鋪路石。

　　一個嚴重失衡的社會不會有共識，也不會有理性，對抗從來不是弱者志愿，只是無奈的選擇。對多數人而言，失衡加劇就是粉碎他們幸福夢想的破碎機。

　　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鄧先生用“短、平、快”實現了自己的偉大試驗，因而被記載為偉人。今天的中國，“短、平、快”已經是一種危害，不可能靠它造出偉人。未來的中國，如果要出偉人，一定是能夠引領中國和中國人走向平衡、理性、共富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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