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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們黨正在開展群眾路線的教育活動。有人說,是因為“黨存在脫離群眾的危險”,有人說:是因為“人民對黨出現(xiàn)了信任危機”。
開展群眾路線教育,能不能解除“危險”、解脫“危機”?我看不一定。因為這些“危險”和“危機”的根源,出在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上,不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因而脫離了群眾,失去了群眾的信任。群眾路線的消失,是“果”、不是“因”。
群眾路線成為我們黨的根本路線,那是由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性質決定的。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它只有解放全人類最終才會解放自已。因此,無產階級的革命,必然是群眾性的斗爭,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斗爭。黨的綱領、路線、政策,只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共產黨如果不進行無產階級的革命而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那就脫離了無產階級,也就脫離了群眾、更不會有群眾路線。
用這一段“大道理”來看當前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就很清楚了。
為什么改革開放以來,群眾路線就逐漸淡漠了呢?黨群關系越來越緊張了呢?成千萬的上訪大軍困擾著北京城,維穩(wěn)費超過了國防費,每年發(fā)生千人以上的群體事件(鬧事)千余起;警察、特警、國安、國保的隊伍急劇膨脹……。這些都不應該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正常狀況。它的起因,是有些共產黨人背離了無產階級,背離了社會主義,背離了人民。他們毀掉社會主義,發(fā)展資本主義;他們顛覆了工、農當家作主的地位,把他們變成了“弱勢群體”(這個新名詞比“工奴”、“農奴”好聽)。
處在這樣一種社會狀況,無產階級會跟著黨走嗎?黨還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嗎?干群關系能是魚水之情嗎?人民會《唱支山歌給黨聽》嗎?孩子們會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嗎?……
難怪中共中央黨校的一些高干學員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群眾在哪里?”,“群眾路線怎樣走?”(見《學習時報》)
讓我們來分析改革開放中一些重大的路線、政策問題吧:
首先說“國企改制”。改革家們制定了一個方向路線圖,就是“國退民進”。說得明確一些,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退出,資本主義的民營(私營)進來。
可以說“國企改制”從一開始,就受到人民群眾的反對,特別是國企職工的反對。一直到今天,那些強迫改制的企業(yè),留下的創(chuàng)傷,仍然在感染著整個社會。
下面試舉一例以說明之:
襄陽軸承廠是三線建設中誕生的一個大型企業(yè),它是典型的“自力更生”產物,職工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老轉”,一是“知青”。他們一進“廠”,就自己搭席棚、自己筑“廣打壘”,炸山平地,土法上馬。沒幾年時間就在鐘靈毓秀的“古隆中”旁,建起了一座花園式的新城。建成后,飛快發(fā)展,躍進到世界先進水平。連當地的官員們也羨慕“襄軸”生活、工作環(huán)境和福利待遇,想方設法托關系進“襄軸”。
改革開放后,幾經折騰,“襄軸”走了下坡路。在“靚女先嫁”的口號下,當地黨委為她四處找“婆家”。這“萬山之花”(“襄軸”建在萬山腳下)引來的卻多是狂蜂浪蝶——投機家和騙子。最大的一次折騰是招來科龍集團總裁顧雛軍,他經過一番“資金運作”,就空手套了白狼,不花分文,把十多億資產的“襄軸”收歸到他新組建的格林克爾集團旗下。哪知天不從人愿,出了個“郎顧之爭”,(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朗咸平揭露了顧雛軍的詐騙作為,也包括“襄軸”收歸格林克爾這件事件)。兩人打官司,顧雛軍露出馬腳,以詐騙罪判了刑。這一偶然事件,才使“襄軸”免入虎口,不過幾次大折騰,使“襄軸”元氣大傷,工廠陷入絕境,職工生活也陷入困境。
“襄軸”的一些開拓元老們,聯(lián)名給省、市委寫了一封信,請他們高抬貴手、不要再折騰“襄軸”了,他們問:國企改制,只有“賣”這一條路嗎?你們知道,這對萬名職工,意味著什么?這對幾萬名職工家屬,意味著什么?……
市委書記回答說:你們提出的問題,不在市委考慮之列。改革開放堅持的是“發(fā)展才是硬道理”,引進大的投資商,最好是跨國集團資本進入我市,這才是我市的希望所在。
工人們只有抗爭了,這就導致了萬名職工臥軌堵塞了通向西南、西北的襄樊鐵路樞紐事件。
“襄軸”,是依靠群眾建設起來。
“襄軸”,是鎮(zhèn)壓群眾出賣。
再拿遍布全國城鎮(zhèn)的“強拆”來說吧。
拆遷,本是一件大好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改革開放前,拆遷是喜事,老百姓總是敲鑼打鼓迎新居。為什么改革開放后普遍形成了“強拆”呢?改革開放前,拆遷是社會主議建設,是人民群眾切身的事業(yè),而今日的“強拆”說是“城市建設”,實是官僚、資本家的利益驅動。官員們要賣地,叫“土地財政”;資本家叫“拿地”,拿到手就是暴利。中國的大富豪多是房地產業(yè)的大亨。強拆,實際上是政府官員和房地產商聯(lián)合的暴政。在全國成千上萬的上訪大軍中,幾乎有一半是被強拆的居民,對他們施行的殘暴手段,是恐怖的、血腥的。很多地方,還雇請黑社會分子來施暴,建立“黑監(jiān)獄”來施刑。
這些地方的一些共產黨人,他們能走群眾路線嗎?他們的行為能夠“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嗎?
最近,“城鎮(zhèn)化”已成為熱門話題。有的改革家把“城鎮(zhèn)化”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城鎮(zhèn)化是人類經濟活動、發(fā)展的必然。奴隸社會就有了“日中為市”的交換場;封建社會分封各國就有了都邑,并發(fā)展成長安這樣的大城市;資本主義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形成“圈地”運動。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業(yè)合作化基礎上,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城鎮(zhèn)化的雛形就產生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實際上為一個一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打下了基礎。只是由于當時生產力的局限,有的地方成為“烏托幫”。但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像華西、南街、劉莊、洪林、官橋八組這樣的村莊,就城鎮(zhèn)化了,而且比之他們臨近的老城鎮(zhèn)更為城鎮(zhèn)化、現(xiàn)代化、合理化、舒適化。
這樣的城鎮(zhèn)化是農民群眾參與建設起來的。沒有資本的“圈地”運動,也沒有今天的“強制性土地流轉”,也沒有產生失地農民的大批流浪。
可惜,改革開放后,推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瓦解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弄得農村凋敝,農戶空心。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央發(fā)了十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花了幾百億的錢也沒能搞出一個像華西、南街那樣的樣版來。聽了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話,要搞“土地流轉”、讓資本進入,并列了一個公式,叫“資本+農戶”,中央還作了土地流轉的專門決議。結果呢?2009年,廣東烏坎村和周圍村子兩萬農民的“暴動”,攆走了村兩委,舉起“還我土地”的旗幟,自選政權。
最近,把城鎮(zhèn)化作為中國經濟發(fā)展新的增長點的計劃也是由一個美國人,世界銀行行長提出來的。這當然是以資本主導的城鎮(zhèn)化。一開始推行,就受到農民群眾的抵制。和城市建設的“強拆”一樣,專家們把它稱之為“強制性的土地流轉”。
“強制”,還有什么群眾路線?還有什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前些日子,在網上看到河南省南陽地區(qū)鎮(zhèn)平市三個村莊農民發(fā)的貼子,題目是:“誰賣了我們的地?”三千多畝承包地,不許秋播,開發(fā)商開來推土機進行平整,農民不知地是誰賣的?賣給了誰?
難怪有些地方基層干部,在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學習時,提出這樣簡單而又難解的問題:“這群眾路線怎么走啊!”
在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應該面對上述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照鏡子、正衣冠”,就看你在這些大是大非面前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
近來,從報紙、電視上,看到了許多關于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的報道,多是一些不著邊際的漫談。有一個地方黨委常委召開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報道,很為媒體重視。
書記自我批評說:“我迫切關心的事是建設的速度和發(fā)展,也就是GDP吧,對群眾利益的事,也關心,就是不那么迫切。”
副書記批評說:“你抓經濟建設就過硬一些,扶貧工作,也是抓了,但是比經濟工作做得差了一些。”
副書記自我批評說:“我工作中有些急躁情緒,總是急于求成。”
書記批評說:“你辦起事來,總是任意造規(guī)模、樹聲勢,今后要穩(wěn)重踏實一點才好。”
……
請來參加常委民主生活會的群眾代表都鼓掌,說這樣的生活會,把領導和群眾的距離拉近了,官架子也拉下來了。
記者們說:來,來,來,領導和群眾一起照個相,作為歷史的紀念。
書記說:我們這次照相,領導和群眾的關系要擺正,讓群眾坐在前面,常委一班人站在后邊,“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嘛。
我這個“老記”看了這場面,感從心來,想給這條新聞增添一點趣味性:
“忽然,禮堂外人聲喧嚷,書記問:‘什么事?’信訪局長說:‘上訪群眾來見書記’,秘書長說:‘告訴他們,書記下訪了’。公安局長說:‘這是一次非法集會,聚眾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按公安處罰條例第二十三條處理’”。
我增添的這段情節(jié),可不是胡思亂想,任意編造,有無數的事實依據。
我想起剛入伍時在連隊當兵,每周五都舉行這種領導人的民主生活會,有時還請士兵代表參加。士兵們聽得不滿意時,常用兩句口頭禪來評判:一句是“高射炮打蚊子”;一句是“大帽子底下開小差”。用這樣的話來評判今天某些地方領導的群眾路線教育民主生活會,恰當不恰當呢?
2013.10.6
于武漢東湖澤畔凈竹齋
【后記】
網友們會看到我這篇博文后面落筆之處多了“凈竹齋”三字,這三字是從“禁足哉”三字諧音而來。在這篇博文之前,我寫了有關群眾路線的兩篇博文,一篇是《群眾路線何處走,民警遙指馬家樓》,一篇是《暴政必(逼)出暴民》。國慶長假前兩天,機關黨組織找我談話,要我不要去北京。我很奇怪,為什么突然不讓我去北京呢?一打聽,原來是兩篇博文惹了禍。馬家樓的訪民們把我的兩篇博文下載了,并印成了傳單散發(fā),還傳言“丑牛這老頭兒要來馬家樓”。
國慶長假前一天,我的前門有了崗,后門有了哨,我一出門,就有人跟蹤盯梢。遇到了老同志,老朋友,他們開玩笑說:“老革命,你長尾巴了”。我只好淡然一笑。這話不僅是對我這個老兵的嘲諷,也是對一個老共產黨員參加群眾路線教育的嘲諷。
(請認同觀點的同志們廣為轉發(fā)!并請同志們一并將古老博客地址附上,老同志年齡大了——他在用生命余下不多的時間為信念拼命!同志們珍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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