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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文稿:在審判等政法工作中要堅持群眾路線

邱水平 · 2013-10-10 · 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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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政法工作和全黨的中心工作是一致的,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是政法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政法工作和全黨的中心工作是一致的,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是政法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一、堅持群眾路線是政法工作的優良傳統和重要法寶

  人民性是政法機關的根本屬性。早在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性質時指出:“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的,是我們與古今中外一切政法機關的根本區別。在我們黨領導的長期司法實踐中,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和作風,需要堅持和繼承下去。這里列舉幾個典型的例子。

  1.“馬錫五審判”方式。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馬錫五兼任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后,探索創立了一套體現群眾路線的審判方法和作風,被稱為“馬錫五審判方式”。馬錫五審理案件,注重事實、注重調查,不單純依靠案卷,不簡單搞法律判斷和推理,而是經常“走出衙門、深入鄉村”,深入到群眾中,在炕頭上、田地上、院子里進行調查研究。此外,他還創造了就地審判、巡回審判等許多便民方式。毛主席稱贊馬錫五審判方式是“一刻也不離開群眾”。馬錫五說:“國民黨反動派所經常采用的審判方式是高高在上的坐堂問案的方式,我們所采用的審判方式是群眾路線的審判方式”。這是我們必須要繼承和發揚的好傳統。現在一些案子確實有簡單搞法律推理、玩法律技巧的現象,根本不去調查研究,所以會導致其判決結果脫離現實真相。

  2. 人民調解制度。農民運動時期,像1922年彭湃在廣東領導的“赤山約農會”下設的“仲裁部”,專門調解農會會員之間的糾紛。抗日戰爭時期在陜甘寧、晉察冀等許多根據地,都成立了“人民調解委員會”。解放戰爭時期的華北人民政府還制定了《關于調解民間糾紛的決定》。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專門指示“人民司法工作還須處理民間糾紛……應盡量采取群眾調解的辦法以減少人民訟爭。”1953年第二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后,全面建立了人民調解制度。所以,這是我們司法工作的一個傳統,是我們國家司法的一大特色,在國外被稱為“東方經驗”、“東方一枝花”。

  3. 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制度。早在上世紀30年代革命根據地的司法工作中,就開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頒布的《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規定了人民陪審制,特別是2005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制度的決定》后,人民陪審制度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人民陪審是非常好的方式,但現在這個制度還不是執行得太好,很多是獨任制審判,陪審越來越少。西方國家的陪審團制,反而做得更好,引進民意更多,這是我們需要反思的方面。黨的十六大后,全國檢察機關為加強對檢察機關辦理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自偵案件)工作的監督,提高執法水平和辦案質量,確保依法公正履行檢察職能,逐步試點和推行了人民監督員制度,有效強化了對檢察工作的群眾監督。這些年來,北京市政法委以及政法各部門還建立了特約監督員制度,廣泛邀請社會各界群眾,通過定期或不定期明察暗訪等方式,對首都政法工作進行監督,為提升首都政法工作水平建言獻策。

  4. 司法公開制度。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第16條就規定:“審判必須公開,倘有秘密關系時,可用秘密審判的方式,但宣布判決時仍應公開進行”。1941年5月制定的《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對各縣司法工作的指示》中也規定:“判決案件完全是公開的,在必要時可以舉行人民公審來判決。但法律規定的不宜公開審判的案件除外。”新中國成立后,司法公開制度被憲法確定下來。改革開放后,司法公開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人民法院針對審判公開工作制定了實施意見,明確了依法公開、及時公開、全面公開三項原則,推出了一系列審判公開的措施,檢察機關也實行了“檢務公開”措施。現在,各級公安、檢察、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都在通過網上法院、庭審直播、公檢法博客等一系列方式,努力為群眾提供公開、透明的訴訟環境。

  5.專群結合、群防群治。在政法工作的各個時期,我們都始終堅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把專門工作與群眾工作相結合,努力贏得人民群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為政法工作提供堅強的民心支持和力量保證。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為這場運動制定了明確的工作路線,提出要“黨委領導,全黨動員,群眾動員”,要“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使公安、司法等專門機關的工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密切結合起來。1957年中國第一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頒布,中央希望“經過充分的群眾工作,依靠廣大農民的自覺自愿,依靠廣大農民的支持來管理壞分子,依靠多數人的支持來約束少數人侵犯他人利益擾害公共秩序的行為”。中央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實行群眾路線。在執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時候,必須依靠廣大群眾”。改革開放后,我們繼續堅持這一優良傳統,積極探索新形勢下群防群治的新機制、新模式,在 2008年奧運會、2009年國慶60周年和一些重大活動安保維穩工作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與時俱進,把黨的群眾路線發揚光大

  進入新的時期,人們的觀念、社會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法工作所面臨的環境、肩負的任務、工作的條件、服務的對象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時期我們應該怎么辦,過去一些好的傳統怎么發揚,形勢發生變化了群眾路線如何執行,這些都是需要思考解決的問題。

  一是從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外在條件越來越好,群眾工作的定位怎么找?近年來,我們的工作條件一步步改善,但是,外在條件變好之后,也出現了一些反差:樓蓋得越來越高了,群眾進門辦事卻越來越難了;交通工具越來越發達了,與群眾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了;通信手段越來越便捷了,與群眾的溝通卻越來越困難了;干警的學歷越來越高了,給群眾講的話群眾卻越來越難懂了。一些干警認為,現在的司法工作就是要追求職業化、精英化,不應當再強調司法的群眾化、大眾化、民主化。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非常需要深入思考。條件改善了,但政法工作的本質卻是永遠都不能變。這個本質就是牢記宗旨、牢記人民性。條件的改善,應該是為我們服務人民、服務群眾提供了更優越的環境和手段。我們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理念、核心不能變,這是關鍵點。有人說現在法院、檢察院的臺階越來越高了,讓當事人一級一級低著頭走上去,體現公檢法機關的威嚴、儀式感,這恐怕是理解錯誤,我們不能追求這個東西。我們的干警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人民法官、人民檢察官、人民警察,心要和人民貼在一起,要在回應群眾對政法工作的新期待、新需求上下功夫。

  二是政法干警數量越來越多,專群結合的方法怎么用?一方面,我們要探索新形勢下的群眾動員機制。適應新的經濟社會條件下人們的心理需求、價值需求、物質需求,使志愿服務理念與傳統群防群治工作有機結合。現在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群眾對參與群防群治工作不感興趣,很難動員,羨慕北京的“百萬大軍”。當然北京比較特殊,群眾的政治意識強、覺悟高。但是我們也要考慮,未來再過些年怎么辦,沒人感興趣了怎么辦,百萬大軍的源頭在哪里?要積極探索運用社會化、市場化的機制,創新組織動員群眾工作,為群防群治工作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使群防群治力量覆蓋各行業、各領域。這些工作的內容也要由單一的治安防范向矛盾糾紛化解、城市管理、法律服務等綜合性服務管理職能拓展,以創新和加強社會管理。我們在這方面要調整思路,要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專業力量。比如,退休的政法干警越來越多,可以動員他們作為調解社會矛盾的重要力量,還可以發揮行業協會的力量,等等。另一方面,要提升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過去的老干警做群眾工作很有經驗,但現在許多干警特別是新進的年輕干警不會做群眾工作,不懂得群眾心理、不會用群眾語言、不善于和群眾溝通,進不了門、見不了人、說不上話、更交不了心。這方面我們確實需要一些新的辦法、想些新招。

  三是利益訴求越來越復雜,群眾心結怨氣怎么解?現在利益訴求是很復雜的,不是單一的。人民群眾的自主意識、平等意識、法律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有的是爭利益,有的是爭公平,一些群眾有時為爭得一分公平甚至比爭得幾分利益還要執著。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人民群眾不僅要求依法處理、討個說法,而且要求有效實現權益,真正解決問題;不僅要求程序嚴格、處理公正,而且要求公開透明、文明規范;不僅要求行使自己的知情權,而且要求實現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如果在審判過程中僅僅簡單套用法律,就沒法充分回應當事人的要求。當事人也需要受尊重,比如法官審理案子,當事人來了,法槌一敲就開審,威嚴感有了,但與當事人的距離一下拉開了。近年來,北京法院系統一直在推廣海淀區法院法官李紅星的工作方法。他用的就是群眾工作的方式。審判方式不同,給當事人的感受也就不一樣。李紅星審案時不是馬上讓當事人到法庭上、自己居高臨下,而是先和群眾見面,聊聊家常,拉近距離,傾聽其訴求,然后再開始進行案件審理,這樣做效果就很好。他辦理了那么多案件,沒有一件引發上訪問題。這里有方式方法問題,說到底是對群眾的感情問題。如果在判案中就法論法,好像顯得很嚴謹,但當事人就是不服氣,認為需要去調查事實,可法官不去做調查,這就會引發很多上訪。還有在立法的問題上,有些立法越來越技巧化、復雜化,普法越來越難了,群眾越來越難搞清楚了。這些都是需要考慮解決的問題。

  四是信息傳播越來越快,群眾工作方式怎么跟?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形態,很多網絡上的問題對我們提出了挑戰。比如,要求司法工作公開透明,不公開的話就通過網絡曝光的方式施加壓力,這就要求我們政法隊伍一定要更加廉潔,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公開。要善于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搭建服務群眾的新平臺。像網上的審批、受理、辦公能不能加快點,一些網上審批以前需要幾十天的,現在能不能縮短到幾天。實際上,我們通過網絡信息技術能夠做得到,余地非常大,能夠更好地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過去羈押一個人判個案要半年,現在一個星期就能辦完,通過信息技術的確能夠解決很多問題。要善于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搭建與群眾溝通的新平臺,通過網絡與網民、老百姓拉近距離。這個工作當前需加強。現在很多涉法的問題都是網上引發的,如果能夠及時澄清,解釋清楚,就能夠及時解決問題。整個政法系統的網上建設要加強,網絡宣傳引導工作要加強。提倡干警建立自己的微博,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與群眾互動,不要死死板板地打官腔、說官話。

  三、切實解決好“四風”問題

  在一些政法機關和干警中間,存在著特權思想、官僚主義和衙門作風。有的對群眾訴求無動于衷、對群眾利益漠不關心,對群眾冷硬橫推拖,執法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嚴重傷害了群眾感情,損害了群眾利益。政法機關在“四風”方面有些問題還比較集中、比較突出,比如形式主義方面,會議多、文件多,以會議落實會議、以講話落實講話、以文件落實文件,等等;在官僚主義方面,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少,不接地氣,服務基層意識需要進一步提高,等等;在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方面,有的同志缺乏事業心和責任感,革命意志消退,把一些社會庸俗風氣帶入工作和生活中,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反省、下決心整改的。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政法委常務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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