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在眾人驚羨實行公有制經濟的華西村的巨大發展成就聲中,不時冒出異類的嗆聲,這聲音雖然小,卻格外刺耳,大約是2009年《齊魯晚報》就刊登出一記者的長篇大論,質疑華西村的財產不透明、囤積不分,人員不自由,周邊后擴進來的村民與原先的村民待遇不一致,吳仁寶及其家人的權力太大等問題;2011年11月24日,《騰訊新聞網》等一些網站、貼吧又刊出了同一內容但不同標題的文章,或曰《華西村書記4名兒子支配全村90%資金 全家任要職》,或曰《華西村:吳仁寶4子支配全村9成資金 普通村民月入千余》等等,繼而又編寫出《堅決剝下華西村土皇帝吳仁寶的畫皮》,竟然通過所謂“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華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些有關職工收入的數據”,“考證”出華西村造假賬、冒充富裕的問題,給人的印象更不得了,華西村書記吳仁寶及其家人大搞特權,竊取整個村莊為己有,把村里的財產當成自家金庫,想怎么揮霍就怎么揮霍,甚而對村民肆意盤剝,成了橫行鄉里的土皇帝……
華西村真是這樣嗎?顯然是造謠放屁!
華西村我是考察過的,與其說這是一個鄉村,更不如說是一座城市,村內不僅工廠、高樓林立,而且學校、醫院、廣場、公園、商場、酒店以及各種娛樂場所一應俱全,更為神奇的是村里實行集體所有制經濟,村民高福利,統一分配別墅、轎車,房子都在四百平方米以上,每人每年體檢費有八千多元,每年人均可以拿八萬元以上,村民存款少的有六百多萬元,多的有二千多萬元,真正實現了“基本生活包,老殘有依靠”、“全村沒有一個暴發戶,也沒有一個貧困戶,家家都是余錢戶”……這樣的條件,不僅吸引得周圍十余個村莊的村民紛紛要求并村,爭當華西人,以致面積由原來的不到一平方公里擴大到三十平方公里,人口由原來的二千多人增加到五萬多人,甚而讓我這個久住城市的外鄉人也羨慕得不得了,當時就感慨,如果允許,我情愿到這里當村民……
既然如此,為什么社會上還有批判之聲呢?好象讓人不可思議,但當你仔細研究了這些批判者都是什么身份,批判之聲都是些什么東西,卻又豁然開朗了。
批判者什么身份呢?很簡單,無一不是社會精英,或記者,或專家,或教授等等,他們有知識,有文化,專長于“分析思考”,所以能夠羅列出種種“證據”以佐批判。而批判之聲更不復雜,歸納起來其實就幾條:村里的巨額財產不分配或很少分配;獎金、分紅不能拿到全部現金,大部分要以入股的形式與集體財產捆綁成一團;村里的別墅產權歸集體,不歸村民私有;福利不能由個人隨意支配,一旦離開華西,或者不在村辦企業工作,包括房子、獎金與分紅之類都將收回;村規民約太多、太嚴厲,大搞思想禁錮,村民們不自由;吳仁寶及其兒子們都處于管理層,權力過大;后加入的華西人和外地來的打工者不能與原村民享受同等待遇等等,由此他們得出結論,華西搞的是吳氏家族的專制,村民們并不幸福。
批判者的舉證如何呢?村里的巨額財產的確不分配或很少分配;獎金、分紅的確不能拿到全部現金;村里的別墅產權的確歸集體,不歸私人;福利的確限于在華西村享受;吳仁寶及其兒子們的確處于管理層,權力大;村規民約的確多,并且很嚴厲;后加入的華西人和外地來的打工者的確沒有與原村民享受同等待遇,甚而時下村民們還要“以股代錢”繳納一定的別墅“租金”。但為什么這樣做,批判者卻不去研究了,甚至故意回避。然而,我們仔細研究一下華西村的發展歷程、發展模式和經濟所有制形式,卻沒有任何可質疑的。
華西村原名華西大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是我國農村的先進典型。當時我國農村普遍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方式(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華西村實行了大隊統一核算。在七十年代末國家強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華西村頂著很大的壓力繼續實行大隊核算,直至當權者強行取締人民公社,華西大隊才不得已改為華西村。隊雖然改成了村,但華西人的思維模式——依靠集體的力量發展集體的經濟、享受集體的生活并沒有改變,他們把土地集中起來使用,一方面發展農業,另一方面創建工、商企業;賺了錢,除了拿出極少的一部分分配用于個人生活外,而把更多的錢集中起來建更多的工、商企業,賺更多的錢;然后一方面繼續改善生活,一方面繼續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創建更大的事業,結果推動該村經濟滾雪球式蓬勃發展,村民的生活條件東方日出式蒸蒸日上……幾十年的奮斗歷程和成功經驗不僅讓該村掌舵人吳仁寶和村領導班子,而且讓全體村民充分認識到了集體的力量,認識到了一條經濟發展規律——“少分配、多積累”,不然,賺錢就分,哪還有力量去建更多的工、商企業?這就是“村里的巨額財產不分配或很少分配”的道理,有什么可質疑的?!
不僅如此,集體創建的財富,要集體享受。但是財富的創建,有貢獻大小,因而要按勞分配,有多有少。但是貢獻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個人能力的限制,并不是個人主觀上不想出力,能力小的與能力大的一樣熱愛集體,也想做大貢獻,也在竭盡全力。因此,分配時不能鄙視弱者,更不能拋棄弱者,那就只好兩下兼顧,既不能不拉差距,也不能將差距拉得太大。如何掌握其中的分寸?只有“少拿現金、多入股”!不然,獎金、分紅全部以現金的方式分給個人,隨著時間的拉長,村民之間的財富差距會滾雪球式的越滾越大,最終造成貧富對立,不僅衍生出鄰里矛盾,而且會由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演化成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同時,這種“少拿現金、多入股”的做法,還可以繼續擴大村集體的財力,去創建更大的事業。這就是“獎金、分紅不能拿到全部現金,大部分要以入股的形式與集體財產捆綁成一團”的道理,有什么可質疑的?!
究竟是私有制幸福,還是公有制幸福?對于這個話題,精英們會異口同聲地回答“私有制幸福”,因為他們的能力高于其他人,可以通過私有制侵占、掠奪他人的資源歸自己所有,去創造比別人多得多的財富。但其他人會不會幸福?不會!他們是被侵占、被掠奪者,你見過街頭被搶劫后還興高采烈的人?只有痛恨和咒罵!這樣簡單的問題,文化流氓和文化漢奸們是從不去思考的,但華西村思考了。思考的結果就是不搞私有制,而搞公有制——主要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創造出的財富由大家集體擁有,不歸哪一個人具體私有,免得你好我歹地相互眼紅,并因之爭斗,最終殃及村里的事業,讓幾十年的奮斗成果毀于內訌。于是,村里的別墅搞成集體產權,像國家療養院一樣,你可以免費或象征性地掏點錢,住進去享受舒適和溫暖。而這種享受,在療養院是一時的,但在華西村卻是終生的。同時,這種集體的別墅由集體籌建,錢多錢少都由村里負擔,你不用自己去操心,不用擔心施工者會不會偷工減料,不用擔心他人會不會趁暗夜盜竊施工材料,不用擔心會不會因影響采光、破壞鄰家的風水而遭致阻撓和惡斗,不用擔心自己的房子比別人差而臉面無光或者因房子太好而遭嫉妒……這就是“村里的別墅產權歸集體,不歸村民私有”的道理,有什么可質疑的?!
一枝動,百葉搖。中國人亙古以來就忌諱分家。每一次分家,損失的不僅僅是錢財,還有人心和感情。靠集體的力量發展起來的華西村人更知道分家單干的危害性,所以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團結一致向前進,堅決制止分家另立門戶。而制止分家另立門戶的最好辦法就是把所有村民的利益綁在一起,一方面,通過親情化管理,實施高福利,爭取每個村民對華西大家庭的認同感、歸宿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就是出臺村規民約強制約束——限定房子、獎金與分紅僅在華西村擁有。在這個家,你可以充分享各種幸福,過人間天堂的日子;離開這個家,就要凈身出戶,一無所有。如此,防止村民借著各種由頭離開華西,拿著分得的集體創下的財富自行發展,尤其防止憑借在華西村積累下的各種資源與華西村抗衡。這種做法說到底,其實是一種讓村民與集體生死與共的管理體制。而時下全國各地的國有、集體企業之所以弊端叢生,不斷有腐敗分子吃里扒外——通過各種手段故意把企業搞垮,而后以些微錢財收購變成個人私有資產,或者借助在職時盤下的各種資源辭職單干,與原企業競爭,讓原企業大受其害,就是缺乏華西村的這種管理體制。這即是“福利不能由個人隨意支配,一旦離開華西,或者不在村辦企業工作,包括房子、獎金與分紅之類都將收回”的道理,恰是全國各地國有、集體企業應該學習的寶貴經驗,有什么可質疑的?!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任何單位的發展都離不開紀律的約束,離開紀律,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形不成合力,當然就形不成戰斗力,最終會讓整個單位一盤散沙、一事無成,過去我們常說“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即是這個道理。但是紀律性不是每個人先天固有的,需要引導和強化,用潛意識的自律完成對紀律的執行遠勝于粗暴地強制執行,這就必然牽扯到思想政治工作。為此,華西村黨支部及其書記吳仁寶數十年如一日,一方面強化紀律,嚴懲村民和前來務工人員的違法亂紀行為;另一方面,堅持每天都做思想工作報告,用正確的理論——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清除各種烏七八糟思想的侵蝕和腐化,以保持村民的純潔性,尤其確保村干部隊伍建設的正確方向,實現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事實上,華西村幾十年人心不散、民風淳樸、政清人和、逐步地由稚嫩走向輝煌靠的就是這條寶貴經驗。而反觀其他地方,尤其廣、深、珠等地,之所以邪氣風行、爛象環生,乃至黃賭毒泛濫,甚至黑社會猖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嚴明的組織紀律,讓自由化思想泛濫的惡果。相比之下,強化村規民約,大搞思想政治工作,讓村民們遠離邪惡、永享幸福,這恰是全國各地應該學習的寶貴經驗,有什么可質疑的?然而,這些人不僅質疑了,甚而指責說“因為這些從基本道義出發的意識形態灌輸,華西村產生了一種集體主義下的群體無意識狀態”,竟然把“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條村民共同的、最高的群體意識輕輕松松地抹煞了,豈不混賬王八蛋?!
人才是事業發展的基礎。華西村的發展有多種因素,但根本的原因是人的因素——擁有一支好的領導班子,尤其擁有一個政治可靠、思想敏銳、意志堅定、群眾威信極高的領路人——吳仁寶。吳仁寶不僅制定了華西村的正確發展路線,而且身先士卒、身體力行,以榜樣的力量影響著他人,尤其言傳身教地影響著他的兒子們,結果又把他們培養成同樣政治可靠、思想敏銳、意志堅定、群眾威信極高的人,在各個領域團結和帶領全村人共同發展、共同致富,最終創下了今日的輝煌成就。實踐證明,吳仁寶及其兒子們不僅是華西村的人才,而且是華西村的功臣元勛。這樣的人才為什么不能重用?這樣的功臣為什么要“靠邊站”?難道僅僅因為他們是一家人就要讓他們交權?古語“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已經道出了用人不論出身,只論合適不合適的問題,實踐證明,吳仁寶及其兒子們是華西村合適的領路人,他們以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的好思想、改革創新促華西發展的大智慧、勤政廉政開創“中國第一村”的輝煌成績,贏得了廣大村民的一致信賴,乃至吳仁寶因年齡偏大不得已退居二線后,大家一致推舉其四兒子吳協恩繼續掌舵。既如此,憑什么對“吳仁寶及其兒子們都處于管理層,權力過大”說三道四?不讓他們處于管理層就取得不了華西村今日如此輝煌燦爛的成就!剝奪他們的權力,就可能讓華西村已經取得的輝煌成就土崩瓦解!天津大邱莊已經提供了因一人垮臺而導致體制變更最終使全村由輝煌而迅速沒落的教訓,難道就不反思一下嗎?
華西村的輝煌,不僅吸引了全國人驚羨的目光,更讓周圍的村莊和村民們騷動不已,許多人本著“跟隨華西村共同致富”的心理,要求與華西并村共同發展。這些人中,成分很復雜,既有老實巴交的忠厚之人,希望以自己的勤勉勞動在華西的集體事業中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也有投機取巧者,希望以較小的勞動在華西換取最大的利益;更有刁鉆滑頭之徒,懷著不勞而獲的目的加入華西。但是,吳仁寶不是傻子,華西村黨支部不是傻子,華西村廣大村民更不是傻子,對于這些要求并村的村民,他們認識得很清楚,分析得很透徹,并村共同發展,當然歡迎,這是華西一以貫之的集體主義精神,但華西財富不是天上掉下的免費餡餅,你在這里勤勞致富可以,但決不允許投機者以較小的勞動換取最大的利益,更不準刁鉆滑頭者不勞而獲。怎么辦?很簡單,第一你要接受和遵守本村的村規民約,成為受體制約束的勞動者,而不是勞動體制的破壞者。第二,我要冷處理,不急于接受,特別是對經過調查已經了解的有種種惡習的人,你想急著加進來都不可以,我要對你進行思想改造,讓你徹底戒掉黃賭毒等惡習以及不勞而獲的思想。而其中的辦法很簡單,一靠教育——向你講授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村規民約、道德文明等內容;二靠引導,給你的福利待遇低,給表現好的村民高,用先進與落后的落差讓你反思只有思想好、品行好、勞動好,才能取得個人的幸福生活。第三,不搞絕對平均主義,而是借鑒各全國各地招聘人員通行的做法——試用期和新老員工等級制,給新加進來的村民“試用期”,期內不能享受正式村民的福利待遇,即使成為了正式村民,還有一定程度的級差,就像各單位里老同志和新同志的工資報酬不完全一致,美國人有臨時移民、永久居民和公民的區別一樣,這就是“后加入的華西人和外地來的打工者不能與原村民享受同等待遇”的道理所在,有什么可質疑的?!
華西村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基礎上的地位平等,村民們只有工作崗位的不同,沒有身份的高低貴賤,老弱病殘享有與精英們同樣的待遇——住別墅、開轎車,以及各種相應的政治權利。而要達此目的,消除貧富兩極分化是根本的手段。而消除兩極分化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實行時下文化流氓、文化漢奸和無知者極力嘲弄、抹黑的公有制——集體所有制經濟,除少部分財富分給私人外,絕大部分由集體控制,防止公共資源和財富通過私有制逐步被少數精英攫取。盡管平時分配的是少部分的財富,但由于“按勞分配”造成村民的勞動報酬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而這個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擴大,到今天已經發展成二千萬與六百萬的不等,如果不采取措施繼續發展下去,則最終會導致二億元與二千萬的對決——貧富兩極分化。怎么辦?殺富濟貧是不可能的,“貧”本身就由村里集體供養,不需要“富”濟,而“富”則是村里的精英功勛,強行劫殺只會導致混亂,唯一的辦法就是“擠富”,在住房、入學等方面進行一定程度的收費,這個收費不需要花現錢,用已經分配的股權代替。這樣做,表面上看村民的財富減少了,但在實際生活中卻絲毫不受影響,只要按部就班地生活在華西村,別墅可以繼續住,轎車可以繼續開,而財富分配向兩極分化的速度和額度卻得到最大限度地控制。這就是華西村時下“部分項目開始收費,并用股權代替交費”的道理所在,其實是一種控制貧富分化的高明的、科學的手段,有什么好質疑的?不如此,華西村就會像廣、深、珠那樣貧富嚴重分化到富者包蜜養奶、貧者跳樓自殺了!
至于說華西人不幸福,則更是扯淡。不幸福,怎么會有那么多周邊的村民搶著要求并村?怎么會吸引那么多外地人前往務工,并同樣以入籍華西為最高目標?怎么會幾十年來村民一致推舉吳仁寶為掌舵人,并在吳仁寶退居二線后,又連續兩屆一致推舉吳仁寶的兒子吳協恩繼續掌舵?怎么沒有精英們熱情謳歌的“幸福”“自由”的廣、深、珠再三出現的自殺事件?怎么沒有創造出自殺者接連十三跳的“英雄壯舉”?難道廣、深、珠的自殺者都是“幸福死了”?
華西村幾十年的富裕、和諧,并榮獲“中國第一村”的美譽,甚至被國外政要稱贊為“世界第一村”,無疑證明這是值得全國學習的成功經驗,這些擅長“分析思考”號稱“精英”的記者、專家、教授們不去分析思考其中的奧妙,卻一再雞蛋里挑骨頭——故意找茬,原因何在?很簡單,這是一群徹頭徹尾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漢奸,他們要么私欲熏心、貪婪成性,不僅看著華西村巨大的財富不分而眼紅得要死,而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認為華西村的當家人也像他們一樣私欲熏心、貪婪成性,會利用手中的職權將華西村的巨額財富攫為己有;要么喪心病狂,王八蛋至極,像妖魔化毛澤東一樣,故意妖魔化執行毛澤東路線——公有制經濟的華西村,因而不斷地煽風點火、造謠抹黑,試圖蠱惑人心以掀起內亂,通過毀掉華西村來徹底搗毀社會主義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公有制經濟,最終達到顛覆人民政權、“和平演變”中國、讓中華民族淪為新時期的“東亞病夫”、實現中華大地任由西方列強蹂躪之目的。
孔慶東教授罵南方系的人馬為“孫子”,南方系的“孫子”們很不服氣,一致討伐孔教授,說他粗野,有辱斯文。但如今看這些“孫子”們故意抹黑成功的華西村公有制經驗,把罪惡到人們爭相自殺的廣、深、珠粉飾成“幸福、自由”的天堂,企圖誘導更多的人去“幸福死了”,他們又何止是“孫子”?早已變種了,是“龜兒子”!
“龜兒子”們豈止該罵?早就該殺!其身不殺,早晚要禍害國家和民族!巴爾干的戰火、伊拉克的血腥、利比亞人民的死亡以及西藏的騷亂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血的教訓!
相關鏈接:
《華西行》
《華西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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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