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樁肇事殺人案本與教育問題扯不上任何關系。可偏偏不識趣的西安某大學為例證自己在培養學生方面沒有失責，不斷出示各種證明藥家鑫是好孩子的證據：十三張獎狀，同學褒獎陳述。總之，藥家鑫是一個比正常人還要優秀的好青年，他僅僅是意外撞了受害者，并一時激情殺了她。而庭審現場上占絕對比例的校友一邊倒的問卷回答和同門師妹李穎在網絡留言中對藥家鑫的一句聲援，讓病入膏肓的教育沉珂又一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在當下，隨著階層流動的停滯，社會分化已經完成。在面對前途無望的大多數人而言安之若素成了唯一的選擇。而當他們看到一個靠剽竊抄襲論文的湖北官場新星周森鋒和學歷造假唐駿在沒資源、沒關系的情況下如此這般的平步青云時，他們堅定的相信大學有一條神秘的隧道可通向上層階級的大門。 “當你四十歲時，沒有四千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這是北 師大 教授董藩對研究生發出的訓示，他宣稱：“對高學歷者來說，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更是赤裸裸的表達了當前大學教育的真相.
取得財富，本無可厚非。可殘酷的告訴我們，大學生是要從學校走向社會而不是讓社會走進大學，他唯有按照社會規則辦事。里頭的學生從來不是在與世隔絕的象牙塔內，五花八門的潛規則和準潛規則在大學里也暢通無阻，而早已道德淪喪的社會又怎么可以期待今天的大學會出現出淤泥而不染的“成功人士”呢。當社會上肇事二次傷害成為經濟常識時，藥家鑫連通8刀的殺人行為不過是意料之中的，莫要怪大學人性教育的缺失，實則是這個社會道德墮落的必然結果。只要成為了少部分人全可以不擇手段、為所欲為，更包括了隨意踐踏在他們眼里弱勢群體的生命和人格
教育的弊病，體現了整個社會的病灶。恰逢清華百年慶典，清華學生蔣方舟用針刺破了母校榮耀的氣泡。這個純真的孩子發現：學校已經蛻變為一個權力接班所，同學們大多世故油滑，缺少應有的正義是非之心，僅僅剩下急吼吼的政治“進取心”：他們知道自己將是這個世界的主人。貌似謙卑恭順，骨子里卻是無上的傲慢。而公眾還在為此而大感驚異時，不過是沒有想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而藥家鑫案件另一個牽動公眾神經的因素便是他身上“官二代”標簽。聯想起曾經也一度震驚全國云南大學殺人碎尸案，云南大學校方對身為寒門子弟馬加爵的決絕態度。對比起今天藥家鑫的母校在公眾面前截然不同的曖昧態度。不得不引起又一陣的噓唏。
張鳴教授曾說過，大學從來都在學衙門，而學久了，都有可能趕超過去。大學官僚體制的桎梏已從學術造假和論文抄襲的技術層面時上升到能將學生分成了三六九等來對待。這時我們可以驚異發現一個學校可以公認違背社會準則，為一個“優秀”學生出證明，而不少高校“磚家”更是說出“激情殺人”這樣的歪理。
在如此一個“官本位”的機制下，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總體教育水平日漸提高，博學廣識的大師級人物卻逐漸凋零，無以為繼；科研條件日益完善，資訊日益發達，偷工減料的學術剽竊、學術欺詐事件卻越來越多；學習條件不斷改善，大學生卻越來越無志于學術，走向物質化、功利化和娛樂化，道德水平下滑；大學教師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教授”、“專家”的社會形象卻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每每淪為公眾奚落、嘲諷的對象。在管理體制下的高校不過是權力的陪襯，富人的奴才。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而現在看來這個沉重的教育問題卻更多的是社會道德淪喪與官僚弊端所現成的毒瘤。而解決這些問題往往需要更多良知的拷問，正如學者黃秀輝說的，“沒有每個公民的良心自救運動，就不可能真正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而沒有真正良心的救贖，也不可能實現教育體制改革。
而透過重慶薄熙來書記在高校里推行的“唱紅歌，講經典”的活動和惠民經濟建設也許這是解決當前教育問題頑結的一個較好思路。
以紅色的歌曲感染人，以優秀的經典鼓舞人，在當下把教育當工作的學者而言，能夠改變他們的思路，將此作為事業來奮斗。
而惠民的經濟建設，使社會的分化減小，當大學生發現黨的政策也能為我們開辟一條康莊大道時，風氣的腐化，意識形態的松動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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