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

2011年4月22日

對藥家鑫案件至今未發(fā)一言，因為該案不同于鄧玉嬌案，結果只可能有一個，無二可言。

倒是對由于該案而生的爭論，尤其對有關犯罪心理學家李枚瑾對藥家鑫殺人動作的心理分析的爭論感到興趣，因為，這，涉及到邏輯問題。吉安向來對邏輯問題感興趣，越復雜的邏輯問題，越有興趣。

李枚瑾在“答肖鷹教授”中說：“我是如何讓大家產生如此大的憤怒？我的結論是：我犯了一個我不該犯的錯：即我常囑咐或教育我的學生們的話：可研究的東西不等于可宣傳。”

本文，就從這里切入，談談“犯罪心理學家李枚瑾犯錯誤的心理原因”。

一，如何理解李枚瑾所說“可研究的東西不等于可宣傳”之內涵？

如果把李枚瑾話的內涵理解為，心理學可研究的東西，不等于可宣傳的東西，那么，從邏輯上便可推導出一個內涵，即，心理學可以研究的東西，都是見不得人的東西。眾所周知，宣傳的意思，就是使大眾知道的意思。不等于可宣傳的東西，意思就是不可使大眾知道的東西。那么，心理學研究就成為一種必須秘密研究的學問，所以就可以說，都是見不得人的東西。

相信這不是李枚瑾所說之內涵。

從邏輯上可以推導出另一個可能的內涵，即，可以把李枚瑾話的內涵理解為，心理學可研究的東西，因為是處于研究狀態(tài)下的東西，是處于還未被證實為真理的東西，當然，也還有可能被證實為謬誤的東西，所以，不等于可宣傳的東西。因為，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宣傳出去的東西，若被證實為錯誤的東西，則將造成誤導大眾的結果，就成為宣傳的錯誤，當然，就成為宣傳者李枚瑾的錯誤。

相信這很可能是李枚瑾所說之內涵。

二，如何理解李枚瑾所說：“我犯了一個我不該犯的錯”？

這，很簡單，“我”是指李枚瑾自己，同時是指“一個犯罪心理學家”，當然是指“我李枚瑾作為一個犯罪心理學家” “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

犯了一個什么錯呢？就是不應該把我李枚瑾作為犯罪心理學家正在研究的東西，這個還沒有被證實為真理的東西，這個可能會被證實為謬誤的東西，通過電視這樣的渠道向大眾進行宣傳。

李枚瑾對自己所犯的錯誤，能這樣地認錯，吉安以為，應該是不錯的認識。

因為，從邏輯上可以推導出李枚瑾認錯的內涵，包括了如下層面，1，李枚瑾已經確認，她通過電視臺向大眾宣傳了她對藥家鑫殺人動作心理分析研究的東西；2，她已經確認她所宣傳的東西，還只是處于研究狀態(tài)的東西，是處于真理與謬誤之間兩可的東西；3，或許她已經意識到她對大眾宣傳的東西之謬誤大于真理；4，基于2、3，所以李枚瑾確認她自己犯了不該犯的錯誤，宣傳了原本不應該宣傳的東西。

三，研究、探討“犯罪心理學家李枚瑾犯錯誤的心理原因”？

李枚瑾已然認錯，如同李枚瑾研究藥家鑫殺人動作心理一樣，吉安頗有興趣研究、探討“犯罪心理學家李枚瑾犯錯誤的心理原因”。

藥家鑫殺人，可以說是“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李枚瑾通過電視公開宣傳了本不應該宣傳的她對藥家鑫殺人動作的心理研究，同樣是“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

藥家鑫為什么會犯一個如此不該犯的錯，不在本文探討之列，因為愿意探討的人，包括李枚瑾在內，實在太多。

李枚瑾為什么會犯一個如此不該犯的錯，實在本文探討之列，因為愿意探討的人，包括李枚瑾在內，實在太少。

李枚瑾研究藥家鑫殺人動作的心理，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客觀行為作出分析和判斷的過程。

吉安研究犯罪心理學家李枚瑾犯錯誤的心理原因，也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客觀行為作出分析和判斷的過程。

一個人對客觀的分析和判斷的正誤，取決與是否依據(jù)客觀。

首先，要認識李枚瑾于藥家鑫案的錯誤，有兩條。

李枚瑾研究藥家鑫殺人動作的心理，其分析和判斷，是非常主觀的，換言之，并非藥家鑫的真實心理狀態(tài)，而明顯是李枚瑾極其溫柔地主觀地加給藥家鑫的，此其一錯。對這一點，相信李枚瑾很難反駁，更相信李枚瑾很難堅持她研究的東西是既定真理，換言之，李枚瑾很難堅持她向大眾宣傳的，100％符合藥家鑫殺人動作的心理狀態(tài)。否則，就與她的認錯，“我犯了一個我不該犯的錯”，在邏輯上就說不通了，就產生矛盾了。因為，若是真理，若是100％符合客觀，李枚瑾就不該不宣傳，而應該大力宣傳了。

李枚瑾通過電視臺宣傳了本不應該宣傳的東西，把可能謬誤的東西，當作真理，通過電視，向大眾宣傳。此其二錯。對這一點，李枚瑾已經認錯。

李枚瑾犯此二錯的心理原因究竟為何？經吉安研究，說句最客觀的話，只有李枚瑾自己知道。

不論吉安有無興趣研究，不論吉安是否學過心理學，不論吉安是否心理學專家，不論吉安的邏輯思維有多么的嚴密，其實，吉安作出的分析和判斷，離李枚瑾真實的心理活動都會有一定的差距，換言之，都不可能是100％的正確。

大家都可以想啊，一個人心里想什么？一個人殺人的時候在想什么？一個人用刀殺人的時候在想什么？另一個對他完全陌生的人，怎么可能替代他，表達出他100％完全真實的心理狀態(tài)呢？即或是藥家鑫的親生父母，也都是難以做到這點的。

大家都可以想啊，一個人心里想什么？一個人在替一個殺人犯設想殺人動作的心理狀態(tài)時在想什么？另一個對他完全陌生的人，怎么可能替代她，表達出她100％完全真實的心理狀態(tài)呢？即或是李枚瑾的親生父母，也都是難以做到這點的。

可是，越是困難越向前，越是難做的事情，越是有人做，李枚瑾就是專做這種難做之事的專家。

其實，做這種事的，古今中外，大有人在。

算命先生，此其一也。舊時，有那算命算得準的，遭人嫉恨，受人刁難。你算什么都算得準，今天，請你算算，我進你的房子，是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進呢？大家都可以想啊，那算命的如果說，先邁左腳，那明擺著來刁難的人，當然就會邁右腳進去，砸那算命的照牌；那算命的如果說，先邁右腳，那明擺著來刁難的人，當然就會邁左腳進去，還砸那算命的照牌。這就使算命的左右為難，也可以說，把算命的逼到了死角。其實，算命算得準的，是要潛心研究許多東西的，比如天文地理，比如人際關系，比如古今中外，等等方面，都要有透徹的研究。即便如此，也有漏算、錯算的可能性存在。因為，不論怎么算，都是算命先生的主觀認識，都是與客觀有一定的差距的。

李枚瑾干的行當，所謂心理學，其實，比算命先生的行當還要簡單得多。

怎么講？

算命先生，一般來講，多是要預測客觀的變化，比如講吉安那年要發(fā)財，那年會遭災，準不準？會不會準？大家都可以想啊，這不難得很嗎？肯定難，這叫放馬前炮，當然難。

李枚瑾，一般來講，干的多是放馬后炮的事兒，當然容易得多。你看，犯罪心理學，她研究的東西，顧名思義，就是屬于犯罪后的學問，人不犯罪，就沒有這門學問，只有人犯罪后，才會有這門學問，只有人犯了罪，才會有她研究的內容。所以，可以說，李枚瑾的研究，就是專門研究怎樣放馬后炮的。所以，比起算命先生的工作，李枚瑾的工作實在是容易太多。

一般來講，放馬后炮的，出錯的可能性，比起放馬前炮的，要小得多。

比如，下雨前后，那放馬前炮的，有將會下雨，或將不會下雨，兩種可能性，正誤的概率各達50％，即出錯的可能性會占一半。而那放馬后炮的，看見下雨了，只需要說，下雨了。容易的很，100％的正確。你說，李枚瑾的工作，比算命先生的工作是不是容易太多？

除算命先生之外，還有一種人，就是奕者，圍棋、象棋等，奕棋者，必須要靠預測吃飯、立命。比如圍棋，一步棋，子點在何處，會引起對手怎樣的心理反應，有無可能誘使對手下出致命錯誤的棋子，遭受致命損失，從而使自己獲得決定性勝利？常言到一步棋錯，滿盤皆輸，其實，就是弈者在一步棋之前預測正誤之結果。

李枚瑾干的行當，所謂心理學，其實，比弈者的行當還要簡單得多。理由同前。

除算命先生、奕者之外，就是兵家、軍事家，必須要靠預測吃飯、立命。比如諸葛亮，所謂神機妙算，大冬天，可以借得東風，火燒赤壁，你說，這個對自然、對人，即對自己的對手的研究和預測是不是很了不起？毛澤東，四渡赤水，同樣是對自然、對人的很了不起的研究和預測。拿破侖就差一些，沒有預測到天氣的變化，栽倒在滑鐵爐。蔣介石就更差一些，既無對自然，也無對人的研究和預測，大多憑借他那狹隘的主觀意志、主觀思維，最后的結果只能是逃到臺灣。

李枚瑾干的行當，所謂心理學，其實，比兵家、軍事家的行當就更是要簡單得多得多。

講來講去，講李枚瑾干的行當容易，就是容易在放馬后炮。

然而，即便是放馬后炮，也還有放錯了的。比如，蔣介石，逃到臺灣之后，就放了不少馬后炮，但是，他幾乎沒有一炮放對了的，所以，他到死，都沒能反攻大陸。這是講兵家的教訓。

再講弈者，看那些棋藝終身不得長進者，比如圍棋，下幾十年、下一輩子，都入不了段位的，斷是些即缺乏研究、預測能力的，又是些不知怎樣正確地放馬后炮的人。換言之，是些不知吸取經驗教訓的人，是些固執(zhí)己見的人。

再看李枚瑾，看看她放過一些怎樣的馬后炮。

李枚瑾在馬加爵案件之后放的馬后炮：

“馬加爵的殺人行為，與貧窮無關、與歧視無關，應該對此血案負責的，不是社會而是馬加爵本人。而現(xiàn)行的法律，也沒有任何條文規(guī)定，在犯下此種罪行后，僅僅因為貧窮就可以減輕處罰。”

李枚瑾在楊佳案件之后放的馬后炮：

 “做出犯罪行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也不一定需要合理的理由，很多犯罪就是很愚蠢的。”　

李枚瑾在藥家鑫案件之后放的馬后炮：

“他拿刀扎向這個女孩的時候，我認為他的動作是在他心里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時候，卻被摁在鋼琴跟前彈琴的一個同樣的動作。”　

明眼人將李枚瑾這三通馬后炮看過一遍之后，就會發(fā)現(xiàn)，李枚瑾于三案之后，對待三個殺人犯的研究，即分析和判斷，可以說，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由于李枚瑾的心理狀態(tài)的變化，其心理狀態(tài)之不穩(wěn)定，不恒定，導致她放出了三通不同的馬后炮，導致這三通馬后炮相互矛盾。

李枚瑾在三案之后心理狀態(tài)變化的根本原因，其實簡單，因為她面對著三個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對象，使得李枚瑾產生了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在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之下，當然就會放出不同的、相互矛盾的馬后炮。

到此，據(jù)以上各種客觀事實，吉安可以指出本文關鍵的一點，即，李枚瑾的放馬后炮，缺乏一個恒定的標準，即缺乏客觀的標準，缺乏真理性的標準。李枚瑾放馬后炮，取決于她主觀的心理狀態(tài)，她主觀的心理狀態(tài)取決于她所面對的對象，當然，不僅僅是對象，還有與對象相關的背景、諸如家庭、社會階層等等因素，都會影響、甚至決定李枚瑾的分析和判斷。

還要指出，即，李枚瑾在“答肖鷹教授”一文中講，“我希望有學術素養(yǎng)的人，在批判一個不同行業(yè)的專家話語時，一定先讓自己成為此專業(yè)的行家。正如王小波先生的一個句話：要做思維的精英，不做道德的精英。”

此話大錯，李枚瑾把自己局限在行業(yè)之內，其錯之一，任何行業(yè)都是為社會大眾服務的，否則，行業(yè)便無存在的必要，而李枚瑾自限自己于行業(yè)之內，等于否定了服務于大眾和社會；其錯之二，既然任何行業(yè)都是為社會大眾服務的，那么，反過來，社會大眾便對任何行業(yè)都有知情權、質疑權、批判權，而李枚瑾宣稱，不是本專業(yè)的行家，便無批判本行業(yè)的資格，這等于進一步否定了她服務于社會大眾，而是明顯凌駕于社會大眾之上了，如此，即便她有錯，凡非本專業(yè)的行家，任何其他社會大眾對她皆無知情權、質疑權、批判權，這對社會大眾是極其無理，無禮的；其錯之三，在同一篇文章里，由于專業(yè)之外的肖鷹教授對她的質疑和批判，使得她已經認錯，她卻還要講“批判一個不同行業(yè)的專家話語時，一定先讓自己成為此專業(yè)的行家”，犯了明顯的自相矛盾的錯誤；其錯之四，李枚瑾引用王小波的一句話：要做思維的精英，不做道德的精英。在吉安看，這，極可能是李枚瑾在藥家鑫案件之后放馬后炮時犯錯誤的心理狀態(tài)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李枚瑾很可能并不完全理解精英這個概念，也不完全理解思維這個概念，也不完全理解道德這個概念，甚至并不完全理解王小波這個概念。但是，李枚瑾卻主觀地認定王小波為精英，認定王小波講的就是真理，按王小波講的去做，她當然也就是精英，凡她所講，所放馬后炮，也就都是真理。

吉安注意到王康最近也講過類似的話，大意就是公開宣稱他們那一類人，就是要搞唯心主義，搞主觀第一。其根本內涵，就是以我為中心，蔑視社會大眾。

藥家鑫殺人的心理狀態(tài)，不用研究，不用分析，任何人都可以作出清晰的判斷，就是以我為中心，蔑視社會大眾，并達極端。

從王小波到王康，從藥家鑫到李枚瑾，他們都屬于一類的精英，當然，李枚瑾為藥家鑫放出來的馬后炮，大不同于馬加爵、楊佳之后。

最后要講的是，李枚瑾即承認于藥家鑫之后放馬后炮放錯了，反觀與之相互矛盾的，于馬加爵、楊佳之后所放的馬后炮，當然，也就都是錯誤了。

一個弈者，由于主觀，由于唯心的原因，是一輩子都可能不斷重復所犯過的錯誤，于其錯誤之中不能自拔，成為弈者之中另類的精英；一個兵者，由于主觀，由于唯心的原因，同樣是一輩子都可能不斷重復所犯過的錯誤，于其錯誤之中不能自拔，成為兵者之中另類的精英；一個學者，由于主觀，由于唯心的原因，于其錯誤之中不能自拔，同樣是一輩子都可能不斷重復所犯過的錯誤，成為學者之中另類的精英。

犯罪心理學家李枚瑾犯錯誤的心理原因，客觀上很明顯的一點，在于她已經十分習慣于主觀第一、唯心第一。